作者:轻舟一叶醉江风 回复日期:2006-9-6 22:43:30 毛泽东是否愿意后人把他的尸体作为瞻仰物?这是对他老人家的不尊重。 萧延中: 据我所知,毛泽东去世以前没有说过要保留他的遗体的问题,我看到的材料是1976年9月8号,韶山管理局滴水洞,收到中央的通知:做好一切准备,有重要任务。那是什么重要任务?没有下文。通常这样一种指示下来的时候,就意味着毛主席要回韶山住了。第二天主席就去世了,9月9号就去世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毛主席曾经想过,在他去世之前,回他的老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落叶归根,我死在我的老家去?可能人们根本就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在9月9号去世,可能会估计毛主席身体不好了,在这个世界时间有限了,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回滴水洞,最后就在滴水洞去世,可能会是这样。 作者:贫农出身 回复日期:2006-9-6 23:31:03 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利用马克思主义? 萧延中: 马克思的原著,无论从思想,从表达,从逻辑,从语言,全是整体的西方化的思维。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如果运用到中国来,它必然的要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要经过一个转换,。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毛泽东用他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利用马克思主义?其实毛主席在著作中间明确说,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工具,如果说是工具的话,那就是利用的。你说对马克思主义不利用,那用别的什么词呢? 从信仰来说,根据我看到的材料,我的感觉毛泽东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是真信,不是假信。 作者:享受孤独的黑夜人 回复日期:2006-9-7 02:34:06 毛泽东和水泼不进的官僚集团之间的对抗,是不是造成文革悲剧的原因? 毛试图改造人性,毁灭传统伦理文化的行为;晚年毛是不是已经感到这只是乌托邦的幻想? 毛的理想世界是什么,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吗? 萧延中: 我前面的回答其实刚才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集团,可能对于这个社会造成的危害,是非常警觉的。他用一种不适当的方式,试图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造成了文革的悲剧。 第二个问题很重要。卢梭说过一句话,任何要改变社会的人,首先要有能力改变人性,要把那些仅仅属于自然的那种属性的人,变成一种群体的公民的那样一种人,这句话毛泽东在反复引用。毛泽东这辈子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是他认为人性的改变,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我看来,也可能我很悲观,人性是不可以改变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无论你有多少的伪装,你以多么漂亮的名意去做,都掩盖不了你行为的利益最大化。人性究竟是恶还是善这样的一种评价,这是人性评价的一个尺度,另外一种尺度是,人的理性是不是有限的?我认为是有限的。我认为改变人性是不可能的,只能去用一种制度去约束可能走向恶的人性,也就是说以恶治恶。你也想恶,我也想恶,我用我的恶揭发你的恶,你用你的恶揭发我的恶,所以谁的恶都实现不了,最后这个人死的时候,这个人还没有多坏,人们给你的评价就是你还是个好同志。精神伦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设计一种更合理的制度。毛泽东在制度建设上,考虑得并不多,他更多的考虑的是一种伦理建设。当然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到的东西,人的行为在某种方面已经突破了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这个已经不是提倡伦理能纠正的了,这个就要靠法律去做。 作者:张迈 回复日期:2006-9-7 06:15:54 请问萧教授: 毛认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你认为这种指寻思想的危害性在哪里? 你对毛"选接班人"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看法?世界上除了封建王朝的万岁爷个人说了算,在当前先进国家中还有这种现象吗? 萧延中: 这个问题可能要扯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历史,我主张把毛泽东的一些问题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历史的框架中间去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几个国家突破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模式,毛泽东只是这个模式的一个继承者。 作者:答案随着枫叶飘 回复日期:2006-9-7 16:09:43 请问萧先生: 1,您对台谈学者陈永发的《太阳下的红罂粟》《延安的阴影》两本书怎么看?如果不方便详谈,请说说您认为这两本书的学术价值有多少?在史学上是否站得住脚? 2,您怎样看待毛主义里的“民粹主义”?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呈现为什么形态?后果是什么? 3,您认为毛泽东与官僚制度的关系如何?他是何时对官僚主义反感的?又是试图以何种方式纠正的?其经验和教训何在? 萧延中: 陈永发先生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是美国斯坦佛大学的博士,是台湾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我们都读过他的大作。我个人认为历史研究是要讲究史实的,只要史实充分,他的结论应该是多元化的,至于论文的表达形式,应该也是多元化的。我去年年底到台湾中研院,专门请教陈永发先生,与他讨论有关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问题。陈院士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并且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学者。他跟我说,他欢迎同仁们对他的著作进行批评,也希望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能使历史的原貌展现得更加清晰。我对于陈院士是非常敬佩的,至于陈教授著作的具体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讨论的前提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而是学术性的一种对话、一种商榷、一种补充和更正。这就是我对于陈教授这本书的看法。 关于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我们中国的民间产生过很大的误解,其实它的英文词意就是面向下层、被一般的民众所认可、所承认。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迈斯纳,写过一本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其中民粹主义是他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迈斯纳在给我写信的时候说,美国的右派反对他,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左派也骂他。我给他回信说,就是由于你用的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因此一看到你说毛泽东是一个民翠主义者的时候,有些人就认为你是在诬蔑毛泽东,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民粹主义是和精英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政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依靠的是精英,还是更多的依靠是民众,只不过谈的是这样的一种问题。迈斯纳强调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就是说他更强调民众的作用罢了。我们中国人,对于民粹主义的理解的偏差,造成的一种误读。 作者:月皓星驰 回复日期:2006-9-7 16:37:40 请问萧先生如何看《甲申三百年祭》对毛泽东的影响? 萧延中: 由于时间的限制,今天这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人们现在说,《甲申三百年祭》一个政治符号。毛泽东当年看了《甲申三百年祭》以后非常地重视。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是靠马上得天下,换言之这样的革命是革命者以生命做代价、做成本,所进行的一场政治和军事的博弈。当这样的一种高成本的投入的时候,取得了胜利以后,就有可能在逻辑上形成一种无所约束,就会使这个政权迅速地走向失败。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农民战争,都是由于取得了胜利以后的骄奢淫逸,消费他们所得到的政治成果而迅速地走向腐败以至迅速地灭亡。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这样的一种经验教训,极其敏感。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前夕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可以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这个问题息息相关。毛泽东之所以是一个伟人,就是他没有像一般的政治领袖那样,打天下者享天下,他取得全国政权的同时,想到的是深刻的政治危机。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深刻的危机意识,都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持续性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还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党,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你最火的时候,最红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不是危机?这是衡量一个人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个对于《甲申三百年祭》的这种文章的重视,体现了毛泽东的睿智和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