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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王 庆：专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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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庆：专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分量

王 庆：专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分量
时间:2012年9月9日 作者：王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学术批评网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这么一课，题目是《你长大了干什么？》，下文是一句比较笼统的回答：“我长大了为人民服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有关人生理想的问题。

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经常会被老师或大人们问起上述问题，当然，有时候人们也会这样问自己。当被问到的时候，人们的回答各种各样，例如“科学家”“老师”“医生”“工人”“解放军”“歌唱家”之类。说实话，对小时候的我来说，“科学家”是一个极难达到的目标，甚遥远。后来，进了大学的校门，当第一次看到介绍我们的校长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家时，我的精神感到为之一震，“科学家”就在我们身边呀！再后来，接触的“家”们多起来，如地理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等，逐渐地，我对“科学家”的想像平淡了许多。在我看来，一些科学家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科学研究）专家”；而且成为一个专家似乎也并不是很难，只要在某一方面持之以恒，磨以时日，以中等的资质，便可以获得某一方面专家的称号。

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了一所学校教书。虽然自己是师范院校出身，可是当时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教育问题，只是感觉作为一名教师，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就可以了，根本没有时间去琢磨为什么要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之类的口号。教学几年之后，觉得教书的职业不再那么吸引人，教师仅仅是我的职业，而我的兴趣转移到了中国文化上，研究学术成了我追求的目标。我个人觉得，学术是文化的精华，学术也是一种高雅的情趣；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国家，学术应该为整个社会所尊敬。因此，研究学术、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成为了我的理想。这时，我也找到了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例如1912年，我国现代大学体制的缔造者之一、时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颁布《大学令》，强调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为宗旨[1]。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从事文化及学术的建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最优选择。

从事教育工作久了，就有机会更多地思考有关教育的问题。我越来越以为，教育问题，不应该只是教育学专业人士考虑的事，而应该成为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考虑的事。有些老师可能认为，自己把课教好就可以了，其他问题可以不去思考。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专心教学”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学校是教育机构，不重视教育的思考就是一种失职。经过几年不成熟的思考，我慢慢改变了以前认为的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的看法。我反复问自己，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师的职责是什么？有人会说，上学、受教育就是为了学知识，老师的职责，韩愈夫子已经道了个明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如何理解韩愈夫子的话呢？以我粗浅的理解，教给学生知识，或曰所谓的授业，仅仅是教育的最低层次，高层次的是解惑。当然这里的“惑”，不仅是指学业上的“惑”，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和世界的“惑”，或可等同于“四十而不惑”的“惑”；而更高层次的是传道，这个“道”，可能言人人殊，可以是道统之“道”，也可以是天地大道之“道”，反正，“道”是一个不容易获知的东西。如此看来，作为老师，不是有许许多多可以做的吗？每个教师的能力有大小，传授知识是本行，但更重要的是传布或者通过自己的行为或特有方式能让学生体味一些超乎知识层面的东西。常言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教人如何做人，教育的目标首先是培育社会的公民，而非专门培养研究专家。人师可以通过高尚的旨趣来影响学生，使他们在日后的生活中能独立思考、人格健全、释惑向道。如此看来，人民教师的工作是可以垂之久远的。

我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说，现在我们在这里上课，讲的某些具体的课程内容，等你们毕业后三、五年，或许等不到毕业，又有谁能清楚地记得我们今天课堂上的具体所讲呢？如果老师在课堂上的某些话，或思想，或方法，甚或某些举止谈吐，能对大家有所启发，这是老师的荣幸。即使大家对老师个人忘记得一无所有，但如果能从老师的课堂上有所收获，对养成健全的人格有所帮助，作为老师也应该感到高兴。其实，真正深刻的教育是在精神上让学生有所触动，进而能使他们自我提高，日臻善境。2011年4月9日，国家图书馆的一个值班员跟他的一位朋友的对话，让我对教育的目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值班员问：“今天来听什么讲座？”他的朋友说：“不知道。来看看，人多就听会儿，人少就不听。人多（就意味着）讲得就好，人少就不好。”值班员说：“什么叫‘人多就听会儿，人少就不听’啊。你得说‘你想听什么’呀！”不知道诸位听了这番对话，作何感想？我觉得，值班员的话是深刻的。他的这位朋友可能听了不少的讲座，获得了不少的知识，但他没有养成独立的精神和思想，而仅仅是凭听众的多少来作为自己是否继续听讲的标准。其实，很多国人跟这位朋友相似，可能有一定的知识，但他们缺失的是精神的砥柱，培养他们的独立人格要比教给他们多少知识要困难得多。3月11日，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并引发海啸，没成想却引发了中国的食用盐抢购。国民信谣传谣，表现出极大的不理性。他们也不想想，如果核辐射真的那么厉害，日本本土岂不要清空才行。这些事情说明，要培育造就高尚、独立、理性的国民，教育有很长的路要走，教育工作者有很重的任务。提高国民素质，素质包括哪些内容？我想，道德高尚，思想独立，行为理性应该包括其中。

就这样，在从事教育的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了教育事业的重要，因为我在师范院校工作，所以就写了这么几句话来自勉：强国化民，教育为本，崇本之术，务重师范。德国思想家费希特1807年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了“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自立[2]。2011年4月9日，笔者去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听讲座，在55路车上听到一位乘客聊天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你得有文化；没文化，人家就看不起你。”看来，不仅是思想家，就是普通的百姓也分明晓得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教育不但是传授知识，还担负着传承文化、改造社会的功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认为：“大学通过研究和培养出的学生，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行业，改变政府，改变非营利机构，我们的大学会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也会提升大学的质量和大学的声誉。”[3]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教育者的主体是学校的老师，更有那些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老师，特别应该强调的是，那些在非专业教育机构的学术研究专家和学者也应该积极投入到国民教育中来。笔者深信，学术可以变化人的气质，学术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作一个专家，而更应该更多地从事教育工作，通过学术来改造国民，转移社会风气。从研究学术到改造国民，再到转移社会风气，学者应该大有可为。熊十力先生曾讲到学者的作用：“我常想，应当以讲学结合有志之士多人，代替政党的作用，为国家培植根本，为社会转移风气。你不要小看了讲学的力量。朱九江先生，一传为康南海之万木草堂，卒以此震撼一个时代。”[4] 我们觉得，“转移风气”应该成为每一个专家学者的最高目标。每一个专家学者都应该努力引导公众向善，引导社会逐步走向公平正义。

谈了诸多对教育的理解，再对比从事学术研究的目标，我们可以作一下衡量。如果说从事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中达到一种人格的升华，进而悟道，这固然不错。但如果能在自己人格升华的同时，能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他人，给他人以助力，使他人也止于至善。那更是一种大功德。这就是老师的工作。如果用佛家的故事来譬喻，那么成为一名专家学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可以比作小乘的得罗汉果，如果又能作为教师，给他人以助力，则是一种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菩萨行为。因此，相对于专家学者，我更看重的是教育家。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叶圣陶、陶行知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可能也很高，但最令我崇敬的是作为教育家的他们。这些伟大的教育家令人敬仰，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并不甚知名的教育家，他们对教育工作以及受教育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下面就跟大家介绍两位。桂诗春先生曾谈到他在香港读华仁书院的校长林海澜，桂先生对林校长的话有很深的印象。林校长认为：“办学的宗旨在于育人，把学生教好，只要有空缺，他都会接纳（申请者）；有些学校专门去挑一些好学生来教。好学生何必要你去教？把不好的学生教好，才是教育呢！对照这位老校长的崇高理念，我真不知道现在那些千方百计地争抢好学生的学校有何感想呢？”[5] 看了桂诗春先生的回忆，我不由得对这位林校长肃然起敬了。《老照片》第75辑载有李月恒先生的文章《回忆“绥远女师”》，其中讲到始建于1925年的绥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李桃元先生。“‘女师’之所以能一直保持‘学风严谨，纪律严明’的传统，我认为和当时校长以及全体教职员的教育理念分不开。他们禀承中华民族悠久、良好的教育传统，以身作则，处处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特别是李桃元校长品德高尚，不循私情，从来不做假公济私、有损教授形象和学校利益的事情。他自己的亲侄女考试未达到‘女师’的分数线，他坚决不开后门，最后让侄女上了私立的正风中学。当时学校规定，两门功课不及格补考，补考不及格留级。有一位同学补考不及格，她的父亲是李校长的老同学、好朋友，但是校长并没有因此给她特殊照顾，还是让她留了一级。……李校长经常教导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还说：‘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能可心者百无一二。’这些至理名言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教益，使我心胸更加豁达坦荡，在逆境中看到光明的前景。……这些教导我勤奋努力，不以荣华富贵为人生目标的话，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鼓舞。”[6] 看到这里，我觉得李桃元校长很了不起，他品德高尚，不循私情，值得后世尊敬，他有可能没有直接给一些同学上课，但同学们能在耄耋之年还能清楚地记得校长的话语，并坦言这些话语对自己的一生都有很大的教益，仅凭这一点，李校长已经够一个出色的教育家了。如果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能像李桃元先生那样，不仅给学生以知识，而且要给学生以人生的启迪，那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的精髓。

随着教育工作的展开，我的认识又有了变化，觉得做一名教育工作者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追求，那就是努力做一名思想家。我个人觉得，思想家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最高人生追求。李慎之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7] 我赞同李慎之先生的看法，相比于陈先生的史学成就，我们更看重的当然应该是陈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先生的思想影响其学生及后人的，正是这光辉的十字箴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 这是陈寅恪先生评鉴王国维的话，我想，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陈寅恪先生自己。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其思想能启迪后学，对社会有重要的进步意义，那么他自可无愧于思想家的称号。

现在，如果在专家、教育家、思想家之间衡量，恕我直言，我最看重思想家，其次是教育家，专家则又在教育家之后了。如果某一领域的专家，在自己做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能切实地做一些讲学和社会教育的工作，能实践作为一个社会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将自己的学术惠及他人，则无愧于教育家；如果还能更进一步，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相对系统的思想，推动社会进步，那么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思想家。如果一个人兼有专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称号，那么，至少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功德大圆满的人了。虽然兼此三者并非易事，但我们不可以不黾勉以求。

注释：
[1][2]见桂苓、刘琅：《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大学的精神》前言第7、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
[3]约翰•汉尼斯：《如何衡量和培育大学的卓越》，《光明日报》2010年5月3日第6版。
[4]见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第47-4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桂诗春：《治学就是自学——回顾和思考》，《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2期第2页。
[6]李月恒：《回忆“绥远女师”》，《老照片》第75辑第142-14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
[7]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学术界》2000年第5期第54页。
[8]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刘桂生、张步洲编）第8-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载《中国教师》2011年5月上半月版。感谢王庆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2年9月9日
最后更新[201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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