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锡予）先生于1938年6月在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是汤先生在北京大学等校多次授课基础上写成，其间数次重印，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对中国佛教史作了开创性的梳理工作，并做了极深入细微研究的创新之作，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已成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的经典。当年此书出版后，贺麟教授即指出此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汤一介：《昌明国故，融会新知》，载《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名至实归，正是这样一部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在1942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最高学术奖。“最高奖”仅两部，另一部是冯友兰先生的著作。由此也可见此奖规格之高，获得之不易。但是，出人意料，汤用彤先生得知此事后，反而不高兴了。对朋友说：“多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用彤先生之公子、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在《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一文中曾说及此事。
汤用彤先生的“不高兴”使我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些把生命献给学术的前辈知识分子身上，那种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更值得珍视和学习的精神。汤先生不看重别人对自己著作的评价，哪怕是“最高奖”，这无疑是基于自信和自持，他明白一部著作之价值并不一定由是否获奖来表明。自己的呕心之作，其价值和意义，心中必自明，对其评价不为外界左右，心自不受束缚。这也是中国优秀学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使然吧。
坚守一种高尚的人格精神是不容易的，我们在汤先生身上看到了这种坚守，一种对君子人格的坚守，也是如林语堂说的，在这熙熙攘攘、世事纠纷的世界上，唯有一个“直”字可做标准。用彤先生对评奖的淡漠也正表现出他坚守的标准也正是这个“直”字。对“最高奖”不高兴，并不是说他对自己的力作不看重，相反，这正表达出他的自信、自爱，因为这样的学术著作首先是自己的。
汤用彤先生对待评奖的态度使我又想到伟大的女性、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玛丽·居里。她一生献身于科学，特别是对放射性元素的发现、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发现放射性元素钋。为了科学，当美国总统决定送给她珍贵的一克镭时，她欣然接受了，但是，此后法国公共教育部要授予她“荣誉军团勋章”时，她却坚决辞谢了。那一克镭可为科学研究服务，珍贵、难得，为了科学，可收；而那勋章，尽管也甚高贵，也是巨大的难得的荣誉，大概因为也不过是一种虚荣吧，玛丽·居里毫不犹豫地谢绝了。
评奖并非不需要，更并非一律伪劣。对真正的贡献、学术创新应予肯定，更可表彰颁奖，以尽量使之有社会积极影响，成为楷模、榜样，这可发扬学术的科学精神，并促进社会进步。翻译家林少华先生的话也使我们深思：“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难得再有经得起学生再三阅读、品味、传诵的尚未老态龙钟的教授及其故事。”（《大学、大学教授：等等灵魂！》，《社会科学报》）说得极是！今日之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们，太需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学人精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