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之后，美国人向中方谈判代表耆英赠送了一些军事书籍和几座火炮模型，但在“相信和平已经获得保证”的前提下，我们拒绝了这些“奇技淫巧”。十年后，美国的“黑船”叩关日本，幕府将军同样收到了火车、电话模型，没有因为自卑而显示出的强硬，这些工业革命的成果被日本人视若珍宝，拿回去研究仿制。于是，四十年后的甲午海战我们一败涂地。日本像鲸鱼一样将所有自己需要的文化、制度和知识吞入腹中，虽然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相信这个邻居的崛起源于美国的帮助。

一百年后，中国人也放下身段，从手机开始，拆解、模仿、组装、制造各种受到市场欢迎的电子商品，创建各种鱼目混珠的三无品牌，这些行为被戏谑地称之为“山寨”。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灰色生产方式以无以伦比的速度传导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次至今还未停止的全民狂欢，并似乎在日本的崛起过程中找到了确凿的依据。

中国的“山寨”和日本的“模仿”看似有着十分相近的外表，但细细想来，却好像又有那么一点似是而非。

18世纪，中国瓷器走俏欧洲市场，但几年后日本瓷器成了主要竞争对手。精明的日本人发现传统中国茶杯由于四周等高，并不适合高鼻梁的欧洲人。于是，他们从中国订货，并将这些中国茶杯改造成斜口的并销往欧洲。不久，便在欧洲逐渐畅销了起来。

虽然，有点旁门左道，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人这种历史悠久的“于细微处见效益”的模仿秀总是屡试不爽。

当然，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模仿并不能完全解释日本的成功。日本人的模仿还在于能够通过人弃我取的商业精神进行“技术偷袭”。1950 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技术，但就像中国人最早只是将火药用于制作爆竹，美国人仅将其用于研发助听器。虽然摄政电子公司（Regency Electronics）在1954 年以49.95美元（相当于普通美国人一个月工资）的价格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商用晶体管收音机——TR-1，但很快由于市场反应平平而被打入冷宫。“好奇”的日本人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这项并不受人待见的专利，三年后，索尼公司推出经典的TR-63，除了调频转盘的位置左右相反和颜色不同，其他结构都和TR-1极其相似。但精致的细节、纤小的身材和低廉的价格让美国经销商不得不包下日航飞机以增加运量来满足本国市场的供不应求。

索尼公司利用相同技术，但凭借更加人性化的设计让看来侥幸的投机胜利变得理所当然。在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的前提下，利用现有技术将未成形但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进行更加合理的“工业设计”成为“模仿”的依托。1951 年，松下电器公司率先在日本企业成立了工业设计部门。同年，日本最重要的工业设计院校——千叶大学成立工业设计系。1952 年，战后日本首次工业设计展览会——新日本工业设计展在东京举行。1953 年，一年之中，日本各地就出现了大批的工业设计事务所和工业设计师，工业设计正式进入经济运行轨道。同年，日本工业设计协会（Japan Industrial Designer Association，简称JIDA）成立，这是日本设计史上的一件大事。JIDA 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紧跟国内外市场，将日本设计界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书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1957年尼康公司生产的SP3型照相机和1954年德国产的莱卡M3型照相机外形基本一致，但SP3却拥有更为宽大的水平观察窗，能够满足摄影师们的种种专业需求。这种模仿外形、引进技术并加以改造、提升某方面性能的设计手法获得了持续性的成功，因而赢得了更广泛的消费群。1961年，佳能公司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子化照相机Canonet，创下了空前畅销记录。尽管从外形上看，该机型仍然是对莱卡M系列相机的模仿，但其在功能上却已经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方便的操作和小巧的体积使得照相机第一次从专业领域走进了平常百姓家，在随后的30 多年里，日本照相机风行天下，在设计和技术上赢得了世界市场的青睐，类似Canonet的相机后来也被国人亲切地成为 “傻瓜”相机。

不仅擅长在外观和性能上对舶来技术进行“精细化”处理，日本人还擅长对已有技术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中国人唐代开始食用面条，随着大化改新进入日本，元代开始出现“挂面”的雏形，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将中国的挂面和油炸面食两者结合，今天已经占据了中国速食面食的绝大部分份额，虽然它的日语名字仍叫“中华即席面”。70年代，日本人利用美国人发明的录音机和德国人发明的麦克风，加上简单的五分钟计时器、投币机，放在卡车上沿街招徕生意，于是就有了卡拉OK。《时代周刊》曾不无感慨地评论道：“毛泽东、甘地改变了亚洲的白天，日本人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面对“小偷”、“拷贝猫（Copycat）”等国际恶名，日本人处变不惊，因为，再小的改动，在日本都有法可依，1885年诞生的第一部《产权法》让电子厂商们有恃无恐。195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出口商品检查法》，明确了“保证国内产品不是西方同类产品的‘完全’复制”的政策。同年，日本通产省成立了“良好设计选择系统”并颁发优秀产品的证书“G”（Good Design Products），即使再细微的改良设计都将受到保护。一年后，日本政府在通产省设置设计课（“设计政策室”前身）；同年，又设置了“设计奖励审议会”。这些政策和举措的出台，放在当时日本产品设计大规模模仿西方国家的背景下来看显得非常有深意。它表明了日本设计界的态度——“模仿”有底线，“改造”要鼓励，恶意抄袭和无序伪造必须受到法律严惩。

无论鼓励还是限制，日本工业产品并没有传统可以借鉴，那么，在“模仿”过程中，如何寻找到一个“日本风格”成为困扰工业设计人员的终极问题。1979年6月22日，索尼随身听（Walkman）的问世宣告了一个“日本设计”时代的到来。尽管随身听只是把原来的磁带录音机微小化，并不拥有核心技术，但是它却以“可以随处行走的音乐”的概念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聆听方式，改变了几乎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并给世人带来了“个人电子产品”这一全新的观念。日本工业设计的自身特色和优势在这件经典之作上得到了全面的体现，未来学家埃尔文•托夫勒甚至断言“ 随身听（Walkman）进入我们的文化，代表着高科技、现代化，我们可能进入一个典型的‘日本化’时代”。从此，日本的产品设计迎来了“创造”的新时代，逐渐不再迎合任何外国市场和国际潮流，而是开始了自己的设计体系，引领属于自己的设计时尚。

二次发明、逆向工程、模仿创新，看来，无论我们怎么称呼日本模式的“模仿”，都和国内的“山寨”模式有着很大区别。日本制造业虽然也是由引进外部技术起步，但注重将技术转化为市场化的商品，通过细节的修改迅速融入市场，强调工业设计，擅长对各种技术进行加工重组，并对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最终形成自己的“日本风格”，即便不是“日本创造”，也是“日本创意”。反观中国的“山寨制造”，虽然能够充分发挥草根们的想象力，但充其量也只是将各种元素不加选择地进行重组和加工，透着一股江湖气息，很难达到一个较高层次，实际上反而缺少真正意义的创新精神，只是对引进技术和成熟品牌产品的简单复制，没有稳定的风格，哗众取宠，难以持续吸引消费者，导致强大的“山寨”一旦受到“招安”反而失去了竞争力。而这也正是是日本“模仿”与中国“山寨”的区别所在。

（作者为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