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少堂按：这里转载的文章，是高我一个年级的师兄、张国光教授的研究生曾大兴纪念先师张国光先生的访谈。张国光先生也是我大学时候的中国古代文学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水浒》和金圣叹研究专家，中国水浒学会名誉会长。《水浒》和金圣叹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今天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和张国光先生的研究有关。张国光先生极爱《水浒》，给我们上古典文学课时，他总是一反潮流大批大贬《红楼梦》，说《红楼梦》没有《水浒》好，根据是《红楼梦》的人物一出场性格就定型了，以后没有变化，而《水浒》的人物性格前后有变化，比如林冲。他讲的这一点我记忆深刻。张国光先生写文章很快，据说一晚上能写一万字的论文。当时我们79级中文系有108位同学，号称“一百单八将”，张国光先生的两厚册论文集出版，他慷慨地给全年级同学每人送一套。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迄今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得到他赠书时的高兴心情。四年大学期间，我们在校园里或校门口的路上，常碰见张国光先生和师母出门，但是从未见到他和师母并排着一起走，他总是自顾自往前走，走得很匆匆，把师母拉下很远一截。张国光先生书法不好，讲课时板书写得又急又草，写完可能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写了又擦，擦了又写，且经常找不到黑板擦，于是就用手掌或干脆用衣袖擦黑板，搞得满身满脸都是粉笔灰。张国光先生性格极真率，极透明，待人极热情，为学则极喜争鸣，且不计利害。他嗜学如命，完全沉浸在自己喜欢的学问中。另一师兄、曾大兴的同学、也是张国光先生当年的研究生的喻学才，在一篇怀念文章中说，张国光先生“学术观点之新，之多，之重要，震动面之大，新观点之多，得罪人之多，在20世纪的我国学术界不敢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学问上张国光先生是大师级人物，但一点架子也没有，讲课很受同学欢迎。今天在网上看到这个访谈，特转载过来，以此表达对先师张国光先生的怀念之情。）

追念湖北著名学者张国光教授
——与张国光先生开门弟子曾大兴教授的对话

来源：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22654840_d.html

对话背景
　　清明节，一个怀念先人的日子。
　　3月19日，我省著名学者张国光教授逝世，享年86 岁。张先生学问贯通博雅，生前已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和古籍整理成果千余万字，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著作尚有6种。由于身体不好，又没有科研经费，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卧病前5年，捐出自己的全部藏书给湖北大学图书馆，无奈中毁掉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给他的家人、朋友和弟子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也给学术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清明节前夕，本报电话采访了张先生的开门弟子曾大兴，追念先生，走近这座远去的学术重镇。

人物介绍
　　张国光，湖北大冶人，著名文史专家，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水浒》学会执行会长、金圣叹研究会会长、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会长、武汉《红楼梦》学会会长；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荣获“人民教师”奖章，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大兴，1958年生，湖北赤壁人，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知名词学家和文学地理学家。1978年考入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考取该校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为张国光先生开门弟子。代表作有《柳永和他的词》、《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等。

“论从史出”，扬名天下

　　问：张国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著名”太过抽象。作为张先生的开门弟子，能不能给我们说说他的“著名”之处？
　　曾：张先生在古代文学、史学、历史地理学、哲学史、文化史、教育史等多个领域，均有独到的建树。他是第一个主张为所谓“封建反动文人”金圣叹平反的人；第一个提出“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观点的人；他一手创立了中国“水浒”学会和金圣叹学会，还创办了《水浒争鸣》这个“水浒”学研究方面的唯一刊物…… 因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创造了许多个“第一”，人们更多称他为国内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而真正熟悉他、了解他的人，则称他为著名的“文史专家”。
　　问：张先生在史学方面有怎样的影响？
　　曾：影响很大。举一个例子：“文革”后期，“四人帮”搞了一场所谓的“评法批儒”的闹剧，借批所谓的“大儒”来影射周恩来总理。西汉著名宰相霍光也在其中。当年，史学界的学者们自保都困难，敢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的就更少。而一再地遭到批斗的张先生，写了一篇长文《论霍光》，寄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有关同志认为这是一篇“论从史出”、有理有据的好文章，但不敢发表，送给姚文元定夺，结果当然是不能发表。《光明日报》又舍不得退稿，于是就压在报社里，这一压就压了两年。1976年10月，“四人帮”一倒台，《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考虑到张先生是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人，便署了“古平”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问：您怎么知道“古平”就是张国光的？
　　曾：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全文广播该文。我当时还是一个农村青年，刚过18岁，正在现在的赤壁市一个叫八角坳的大型水利工地上劳动。我一边挑土，一边听工地上的高音喇叭播放这篇文章。那个播音员的声音，真是慷慨激昂啊，就好像是在播一篇社论。1978年，我考进了张先生所在的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才知道“古平”就是张国光先生的化名。
　　在张先生已经完成但尚未出版的6本书中，有3本是属于史学的，即《<三国演义>人物之历史原型》、《永贞革新史论》和《李自成起义斗争史》，如果把他曾经出版的收录了不少史学论文的《文史研究论文选》、《文史哲学新探》加起来，先生在史学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是很可观的。

“汗湿青衫”，辛苦育人

　　问：张先生当年是如何带你们这班学生的？
　　曾：我在张先生的门下读了7年书，他对我的教诲，几天几夜都说不完。1978年秋天，我考进湖北大学中文系。张先生为我们讲了整整两年的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一直讲到宋代诗文。先生说我们这一代是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上课时，特别尽心尽力。例如讲到《诗经》、《楚辞》、《庄子》等经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从文字、音韵、训诂，讲到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成就，非常细致，不厌其烦，生怕我们没有搞懂。每到星期六的下午，如果学校和系里没有别的安排，张先生就给我们补课。不少同学是武汉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还是成了家的，要回家，着急。张先生也急，但是再急也不肯提前下课。武汉的秋天是比较凉爽的，但是我们常常发现，两堂课下来，老师的衣服总是汗湿了一大片。
　　问：可以想象，先生恨不得把他拥有的知识全倒给学生。
　　曾：就是那样。张先生喜欢布置作业，每两个星期就有一次，都是要求写成小论文。我们那个年级有三个班，120多人，每个人的论文他都认真地改，写上评语。评语大都是热情洋溢的，有许多鼓励的话。等到下一次上课时，总要用半节课左右的时间，来评点我们的作业。他的这份热情，这种兢兢业业的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在我们这个年级出了多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古代文学教授，这与先生当年的悉心教诲是分不开的。
　　问：您跟随先生学习7年，他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曾：张先生说的最多的是两句话：一是“要详尽地占有史料”，一是“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给我的毕业赠言是：“耻一言不出于己，发一语必惊于人。”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我的人生。
　　张先生做学问很严谨，生活上很有人情味。他不主张给研究生上那么多课，多是把我们约去谈话，时间也不固定。谈话的地方，有时是在书房，有时在饭厅。张先生时常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他家的好酒好菜，有不少是让我们给吃了。记得有一次吃饭，我就坐在张先生的旁边，我的饭碗里有一粒谷子，张先生发现了，就用自己的筷子帮我夹出来……

晚年的焦虑

　　问：在张先生追思会那天，我们采访了他的好几位学生，都说张先生的去世，给学术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
　　曾：我们悲伤和痛惜，并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一位好老师，还因为老师的晚年并不快乐，他有焦虑。
　　问：像张先生这样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学者，何来焦虑？
　　曾：张先生1946年大学毕业之后，教过一段时间的中学，著名相声艺术家夏雨田先生，就是他在中学教过的学生。1958年，武汉师范学院创建之后，他来到这间大学，一直工作到1996年离休。他在教书育人这个岗位上辛勤工作了50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但是，对于一位人文学者来讲，离休并不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止。他还有许多计划中的论文和著作没有完成，已完成的部分，也还有许多没有加以整理和出版；他曾经写过一个《自编年谱》，但也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他的《著作目录》也编的不全，需要补充。张先生退休之初，仍然是雄心勃勃的。一天最多睡5个小时，从来没有节假日，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参加体育活动，可以说，学术研究成了他晚年的唯一的生活内容。
　　问题是学术研究需要学术经费，开会要钱，出书要钱，复印和购买参考资料要钱，像他这样不会用电脑的老人，连论文的输入、打印也是要花钱的，已完成的著作没钱更是不能出版……他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的退休金，即使不吃不喝，不买衣服，全都用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上，也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窘况，能不让他焦虑？
　　其间，他生了一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出院不久，他就把自己两屋子的藏书，全部捐给了湖北大学。在捐书之前，他把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书信，包括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写给他的书信几乎都烧毁了。
　　问：其实书信更是史料，烧毁多可惜。
　　曾：他的这个举动，让家人非常不解，非常痛苦。学术研究是张先生的命，是他的精神支柱。他认为自己已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了，成了一个无用之人。一个无用之人，还要书干什么？还保留那些信件干什么？便引发了上述不够理性的行为。
　　张先生大量的书信被烧毁了，这就给后人研究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交流，带来了许多困难。所以，我们说张先生的去世，给学术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