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冯友兰、李泽厚、于光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昭示了新时期思想界中“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向。这种回归主要表现在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上。在这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反“异化”的人道主义主张、“实践的哲学”颇有相通之处。而冯友兰、李泽厚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融会贯通的成果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例如萨特）、结构主义（例如阿尔都塞）、精神分析学（例如弗洛姆）结合起来的成就一起，殊途同归地开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走向开放、走向多样化的广阔道路。毛泽东生前曾经十分强调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有趣的是，“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却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

  80年代末，“一分无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几成显学。除了上面所引的李泽厚有关议论以外，《书林》杂志在1988、1989年间推出的一系列旨在“重评毛泽东”的文章也很有影响。该刊1988年第九期发表的许纪霖的《毛泽东：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一文依据韦伯的理论，深入分析了毛泽东的个性“二重性”：“他是平易近人的，却又令人敬畏；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着革命的真理，却又没法儿测度他内心那种充满神秘感的理想憧憬；他比谁都要现实功利，能够实实在在地设计一条民族解放的大道，他又比谁都更浪漫超脱，以哲人的热忱关切着人类的、自然的和宇宙的形而上问题……这种种可望而不可及，似乎易懂又难以悟透的气质、意蕴，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人间神’效应。”“他曾经承认在自己的个性中有虎气，也有猴气。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一方面是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另一方面却是自我封闭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反抗传统的狂放气魄，另一方面又是被摆布于传统的思维心态，这，便构成了‘大跃进’和‘文革’的设计者以墨反儒，以传统反传统的矛盾姿态。”这是对毛泽东个性的文化学分析。将这篇文章中对毛泽东与儒、道、墨诸家传统的复杂关系与李泽厚关于毛泽东与儒家伦理道德主义的联系的评论对照着读，是可以进一步作出“毛泽东与传统文化”或者“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性”的文章来的。同期《书林》杂志上刊登的朱学勤的文章《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则从毛泽东心灵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撞”去探讨“毛泽东一生活动的双重面貌”乃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内“爆发的所谓‘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与理论危机”，将毛泽东从早年“学梁山泊好汉”的选择到晚年号召红卫兵“造反”看做一条始终如一的民粹主义道路，又另辟“毛泽东的梁山习气”的研究思路。而且，在常见的毛泽东前期、后期划分之外，发现始终如一的思想情结，也别具慧眼。每个人的性格发展史上，都有不断变化的阶段，也都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情结。这，便是人性的辩证法。

  自1988年第十期开始，《书林》杂志辟专栏“历史的沉思”、“毛泽东遗产漫议”，通过重新研究、评价毛泽东以及那些引发过政治运动的毛泽东著作（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形成了“重新发现毛泽东”的一个热潮。在那批很有思想深度的文章中，发现毛泽东的两难困境、思想悖论成了一个基本主题——何平在《诗人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中指出了“毛泽东的两难困境”：“身为中国最高的政治权威，他本应是秩序和规范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而作为无拘无束的思想者，他却选取了截然相反的价值立场。思想家是自由的，他面向无限与永恒；政治家是不自由的，他必须承担和他权力一样重大的责任。矛盾俘虏了这位矛盾大师。”而他的晚年悲剧在于“骇人听闻的轻率”：“他无视思想作业和政治作业的区别，强迫中国消化掉那些也许是思想家可以思考，但政治家却无法解决的问题。”（《书林》1989年第一期）高瑞泉在《在个人崇拜狂潮的背后》一文中注意到毛泽东“晚年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陷入了理论理性和实践心态严重分裂的状况”——他一方面相信群众，一方面又被强烈的孤独感所困扰。而“文革”也充分体现了“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两极对峙”和“高度集权、个人专断与广泛的无政府状态的两极对峙”。（《书林》1989年第二期）陈奎德的《在诗化历史的背后》一文指出了“青年毛泽东现象”与“老年毛泽东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两种现象其实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的。无疑，老年毛泽东的法则彻底摧毁了青年毛泽东得以破土而出的可能性条件，这也许可以被称之为‘毛泽东现象的悖论’”。（《书林》1989年第五期）萧延中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毛泽东”》一文中发现：“毛泽东是典籍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有机契合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典籍理解甚深，儒、道、佛、墨均有体察。……同时，他又一生未脱农民本色。……‘夫子’与‘农夫’两种角色，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叠。”“毛泽东超越时空的理想主义气质与中国典籍文化系统的‘内在超越’精神有关；而他务实求实，神机妙算的本领又与中国民俗文化系统的‘避劫求稳’心态有关。他晚年用‘阶级斗争’的冲突理论实现其‘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和谐目的，与上述双重文化人格的矛盾有关”。（《书林》1989年第四期）黎澍的《毛泽东与“百家争鸣”》一文指出了1957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名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曾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于是，“阶级斗争到底结束没有呢？始终是一个问题，谁也作不出明确的回答。”（《书林》1989年第二期）——在毛泽东的晚年言论中，有多少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之处？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悖论”中有多少思想的辩证法？又有多少政治的平衡术？还有多少高深莫测的历史玄机？还有顾晓鸣的《晚年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也由毛泽东一面极其重视文化，常常由文化开刀，开展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造成了文化的极度被贬抑的现象指出了“中国社会历来是‘文化不足’和‘文化过度’并存的社会”特质，特别强调了这一特质以及“晚年毛泽东的遗产”对于新时期人们思维误区的深远影响：“以为只要把几个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符号推翻掉，人的现代意识就会产生，中国社会就有希望了；人们也会在遇到困难时，试图用反对某种思潮或制订某种规定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仍不由自主地试图借‘文化’和‘象征符号革命’来解决现实问题”，其实是“毛泽东遗产”的影响延续。（《书林》1989年第一期）——由此使人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深远，感受到时代巨变深处的某些不变。上述文章，从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早期与晚期、双重身份与矛盾心态直至言论的自相矛盾各个方面研究毛泽东的困境与误区，有许多发人深思之处。

  也是在1989年，《文学评论》杂志在第四期上发表了夏中义的文章《历史无可避讳》，提出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认识”的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在于“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亦即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他相信：“当毛泽东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时，他肯定没把自己的艺术情趣或需要也考虑进去。”“作为一位情趣甚高的诗人，毛泽东也未必会怡然陶醉于扭秧歌和‘信天游’。”这样，夏中义就揭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注重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的战略考虑与保留个人的文艺情趣之间的矛盾。同时，“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坚持政治实用功能为内核，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势必从朴素认识论走向庸俗社会学”。需要指出的是，夏中义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估其实是新时期一开始就不断高涨的“真正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批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思潮的继续。从《上海文学》1979年第四期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到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申“创作自由”的口号，从刘再复1985年在《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提倡“作家不承认外界的偶像……不屈服于心灵之外的任何诱惑，包括不屈服于一己利益的诱惑”，同时，弘扬“与人世间的苦恼相通的博爱之心，是以人民之忧为忧的人道精神”，到刘心武1985年在《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一文中确认“人的良知的核心，便是爱”，“优秀的文学……也是充分的‘爱学’”[13]，都在不断解构“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极左思想，重建文艺的人道主义精神。夏中义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的意义在于：该文将问题的讨论更加直接、更加尖锐地引向了“延座讲话”。这篇文章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但它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是抹杀不了的。

  从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研究毛泽东到直言不讳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破除“现代迷信”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性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虽然还显得不够系统，没有达到应有的思想与学术深度，却依然显示了当代思想者、学者在当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可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