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教育大跃进”

1956年，鉴于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毛泽东横下一条心，提出教育要“革命”。于是， “多、快、好、省”成为了当时“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历史的指针随即走到了1958，那是六亿神州满天放“卫星”的年份，教育革命也乘着大跃进的东风，越走越远……

迟迟不上天的“卫星”

1958年的炎炎夏日，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员工统统没有放暑假，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拼搏昼夜苦干。豪气万丈的激情、超英赶美的干劲似乎可以让未名湖也沸腾起来。每天都有卫星喜报敲锣打鼓地发布，一股热火朝天、战天斗地的亢奋情绪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一天清晨，王选经过又一个通宵苦干之后，已经完全进入恍惚状态。回到住处，坐在床上，还没来得及脱衣服躺下，竟然就这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口水流了下来，他才又醒过来，继续刚才没有完成的动作——脱了衣服，一头栽倒在床上。

据王选院士回忆，当时他经常连续很多天工作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因为参与了北京大学自主研发中型计算机的任务。当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先后设计出了大型和中型电子计算机，于是北京大学也下决心要研制每秒1万次定点预算的电脑。还要争分夺秒争取十一前完成好“为国庆献礼”。他们已经给这台梦想中运算速度可以进入当时世界前20位的计算机，起了一个符合时代特点的名字——“红旗机”。

卫星放得越来越多、快、好、省。九月的一天，北京大学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从8月4日开始算起，40天之内，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3400多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

基本上，这些科教卫星，是与那些“水稻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诗歌卫星”、“剿灭麻雀卫星”……同步“发射升空”的。

那一年的大学校园里，上下课的铃声虽然像往常一样按时打响，但通往教室的大小路上却很少有人拿着书兜急匆匆行走。教师和学生们各有各的事要做。

某系在宿舍楼前开了一块试验田，夸下海口，亩产小麦数千斤。这个目标是这样实现的：先深挖地，约一米深，然后松土、施肥；下种时，给一张张报纸涂上胶水，再把麦种均匀地洒满报纸，粘着密密麻麻麦种的报纸，一张接一张地铺在地里，上面撒好肥土后浇水。后来有学生回忆起来说，这还算是最精耕细作的。麦苗长出后，齐茬茬一片翠绿，煞是好看！不料，没过几天，麦苗开始发黄，找原因：长得太密，不透风。于是大家搬来鼓风机，给麦地里吹。那真是苦干加巧干，干劲冲破天！最后还是无奈，只好忍痛间苗。

那样的氛围下，各个方面的比赛和竞争也不断升级。北京大学高度重视“红旗机”的研发，全国人民也瞩目着这项攀越科学巅峰的壮举。全国数家高校派出了几十位师生奔赴北京大学，与北大师生会师以后建立了七八十人的科研团队——“红旗营”，张世龙担任“营长”，负责指挥整个“红旗营会战”。

这些来自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老师和学生们，政治上都非常过硬，“苗红根正”，还有许多是党员。可惜，让王选觉得有些遗憾的是，这一大群人中都没几个人懂电路，更别说计算机。这样，他们不但无法参加研制工作，还要让王选等人经常给他们上课，进行相关的培训。

在这段“放卫星”的日子里，学校里有了不小的调整和震动。不仅仅是北京大学一所学校，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目标的感召下，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一所接一所地开展运动，批判浪费特别是实验室浪费。同时猛烈抨击的，还有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脱离劳动，关起门来搞教学，“用一条腿走路”。

为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让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大量教职工被下放农村劳动；学校里办起了工厂；实验器材全部投入生产；实验室也成立了生产劳动小组，学生一定是得劳动的，否则就是走了腐朽的资产阶级路线。这个系搞几块试验田，那个系搞几个小工厂，以实践来指导学习，将学习应用于实践，同时也会时不时放出几颗“卫星”。

先进的样板

张世龙等的严谨态度使得红旗机的研发进度令人失望，但是北京大学还是有很多令人骄傲的跃进成就。1958年8月8日，经过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师生一周的奋战，一本2万词条、100万字的《汉朝辞典》被作为“特大号卫星”放上了天，而这仅仅是3400多颗“卫星”中的稍微璀璨一点的一颗。

后来有人说，那么几个人，一周之内抄也抄不出100万字啊。但是这在当时，却根本没有人质疑。甚至连一贯认真踏实的季羡林，也为之欢欣鼓舞，深陷于那些令人眩晕的幸福与狂喜中。这种狂喜的精神其实已经是与人的知识与智商无关，与逻辑能力和社会阅历无关了。主导着人们思想的，与其说是经验和理性，不如说是由强大意志导向的一种超验的信仰。在这种超验的信仰面前，理性只能是被检讨的对象。这个时候，知识渊博的学者丝毫不比一个文盲更清醒。

季羡林坦承，一开始的时候，对于“亩产千斤”一类的设想，他还是保持怀疑，脑袋里充满了问号。但是不多久，报纸上竟然报道这已经成为了事实。之后，“就像给风吹着一样，纪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上报的最高纪录，第二天早晨就打破。”在季羡林看来，事实始终是判断理论正误的标准，这原本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但是，什么代表着事实本身？在这个环节上，他却依赖某些教条和信义不予论证了。他说，那些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来证明亩产最高三千斤的科学家，被“事实”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什么是“事实”呢？报纸报道的，就是“事实”，季羡林坚信：

“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

不止季羡林一个，也不止那些被“事实”扇了耳光的科学家，陷入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知识分子很多很多，包括梁漱溟此时也在欢呼梦想多年的崭新的建设局面终于要打开了。他甚至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来解释意志如何转化为物质能力，干劲如何变成了卫星……他虔诚地检讨，说自己以往主见太多、自信太满，常常自以为是，但是现在，自己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不得不服气，坦言自己“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了。

扩招，扩招，再扩招

光靠少数知识分子搞科研、放卫星还是不够的，国家要实现教育大跃进，要争取在十五年之内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就必须扩招。

1957年，高等教育部统计结果显示：对比1947年，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已经多出了近两倍，共44万多人。从1949年开始，高等学校在校生平均每年增加41000多人，等于1949年以前50年中平均每年增加人数的13.2倍。

1958年3月，陆定一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在每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6月，刘少奇在给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指示中指出，“县办大学，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

与此同时，“戴帽子”的办学方法流行起来。所谓的“戴帽”，就是给低一级别的学校换块牌子，摇身一变成为高一级的学校。为了办大学，一些中学硬性提升为大学资格。

当时的《北京周报》报道，8月，高等院校已从1957年原有的227所增加到了1065所。另外，到了当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

11月5日，财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卫生部在全国文教系统财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报告指出，就在1958年一年之中，大学生人数增加了78%，中学生增加了一倍，小学生人数增加了70%，而同期财政支出仅仅增加5%。

这样的神话是如何实现的呢？光靠戴帽子都还不够。在这场教育大跃进中，还有一个关键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

7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报道：《办大学并不神秘——介绍鹤岗市七天办成一所大学的经过》。

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创办者反驳了那种“没有教授，没有大楼，没有教学设备，怎能办大学”的观点，书记亲自挂帅，各方积极支援，迅速办起了大学。号称除了用一元七角钱制作校牌外，一分钱也没花。解决师资的办法是“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兼职教员相结合”。

而中学方面，以南京为代表，7天里不花国家一分钱，就办了263所职业中学（内含高中24所）……

报道出来之后，各地相继跟进，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并且力图赶超。这样不要成本的大学顿时也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

具备升学条件的学生真有那么多吗？这个问题在当时是这样被考虑的：在政治优先的入学准入制度下，工人、农民、速成中学的工农毕业生和干部，只要具备推荐的条件，不需要经过任何书面的考试就可以上大学。大批学生显然是以这种方式被扩招进高校。高校中每年出身于工农学生的比例，从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1958年，由于实行了新的优先入学的办法，这部分人增加到了48%，而1959年到1960年则增加到了一半以上。

6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和全国性的大饥荒。随后教育系统开始整顿和调整，大规模精简教育规模，高校学生陡然减少了22%。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风平浪静之后

“跃进高潮”坚持了不久便退去，现实很快给了不按规律胡来的人们不得不承受的惩罚。教育跃进的结果亦是如此。

苏联、捷克等国家纷纷向中国提出质疑，要求北京大学等提交那些已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校方清查过后，无数泡沫湮灭；无数工农学生坚持不下去而逃走，无数学校办不下去而解散……

1960年冬天过去，王选虽然饿得全身浮肿，累得人不人鬼不鬼，但是他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红旗机而奋战。只是“红旗营”却早就已经坚持不下去而悄悄解散了……

各高校开始了冒进之后的调整。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一些学校的校史上依然记录着对当时状况的反省。

“众所周知，那都不是一个教育学上的学术问题，那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一番胡闹而已。”教育学专家杨东平如是说。

在当时，很多学校不切实际地扩大招生名额，特别因为要表现“红先于专”，而大幅扩招工农学生。但是，硬件设施却完全不过关。武汉大学只能实行“轮班倒”，各个系的学生错开上课、吃饭的时间，这在当时还被推崇为节约资源的典范。而另外一些学校，学生都只能借用临时宿舍居住，在走廊或者露天环境上课。大学生的助学金被削减，造成了很多学生生活的困难。不仅仅如此，大量的劳动、夜以继日地为放“卫星”奋战，那些身体上难熬的疲惫，精神上的亢奋和空茫，让一些学生迄今回忆起来仍觉不堪回首。特别是那些对知识孜孜以求的青年，得不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的机会，耽误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迄今引以为憾。

文学评论家畅广元在当时还是大三的学生，就在那一年，他参加了陕西紫阳山区扫盲；轮班在班上的“塑料加工厂”劳动；参与了各种“卫星”的发射；接受了无数次政治辩论的熏陶；主办了他们班上的“共产主义大学”简易刊物……事情做了很多很多，就是没能好好念书。日复一日，经常通宵达旦地“奋战”，困苦不堪。唯独“学术批判”让他感到一丝欣慰。这原本是一项政治活动，在当时全国高校掀起过一阵波澜，对这些学生而言，却成了能够“光明正大”地读书学习的秘密通道。各校各班组建了无数个“学术批判小组”。他回忆说，那时大家那么积极参与学术批判，固然有年轻人的政治激情支持，有出个小名的利益诱惑，但更根本的，是当时惟有投入“学术批判”，自己才能堂而皇之地看书学习，才能跟着青年教师学一点东西，特别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慢慢摸索一些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不过，他说：“我们这一代学人知识结构严重的片面性、封闭型和排他性，也正是在那时候奠定下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