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底，吴小如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开了一门“经史举要”的课，这课本是给本科生开的，听课的却多是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我当时读博士二年级，也跟着听课。张鸣老师还特意安排我给吴先生做“助教”，主要任务是负责接送先生。课程结束，我提交了一篇作业，题目是《汉宋诗经学的异同》。先生看过我的作业，写了一段评语，有这样几句话：
朱熹论《诗》，不避淫奔之作；是否与晋宋以来文论之发展有关，可加考虑。如《文赋》提出“缘情”，实本于《大序》之“情动于中。”宋儒讲心性，正缘有“情”在诗人心中，故拟以“心性”矫之。此则与汉儒之尚“礼”有无关系，请再考虑。
看到这几句话，我顿时汗出如浆，知为学须通古今之变。
九九年初，业师费振刚先生赴香港讲学，正式将我托付给吴先生代管。跟费先生商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朱熹诗经学研究》，基本思路正是要在汉学与宋学的大背景框架下，给朱子《诗集传》一个事实求是的评价。费先生说，做这个题目，由吴先生把关，是再好不过的。
在我向吴先生就论文写作请益之初，先生即肯定了我前期所做的资料长编工作和总结义例的方法。并提醒我做这个题目，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传承，乃至于经学历史，都要心中有数；对近百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和经学研究的重要流派和代表性著作，亦须涉猎。至于论文的具体做法，先生则指出工作应落实到三方面：一是通过对比《诗集传》与《诗序》、《毛传》、《郑笺》、《孔疏》的具体内容，看看朱子对《诗经》文本的阐释与汉儒究竟有何异同；二是综览宋代《诗经》学的概貌，尤其是欧阳修、苏辙、郑樵、吴棫、吕祖谦等人的相关著作，看看朱子《诗集传》究竟吸收了多少同时代人的学术成果；三是在全面而深入地对《诗集传》做出事实求是的判断的基础之上，看看朱子有多少看法超越了前人并影响了后世。
先生的话，我牢记在心，论文撰写过程中也尽可能地逐条落到实处。随着阅历的增长，近年来更加省得先生治学的旨趣原是既要“专”，又要“通”。“专”在发明义例，“通”在知其流变。其“专”，乃乾嘉考据功夫；其“通”，乃章实斋《文史通义》之所倡。
论文初稿，是逐章呈交先生评改的。先生素以严谨闻名，火眼金睛，连一个错别字都会专门圈出来，更不用说闪烁其词、强不知以为知之处了。论文定稿，先生又逐字逐句看了一遍。2000年夏，论文提交答辩，先生专门给我题了一首诗：“雒诵诗三百，潜心到考亭。世风争蔑古，经义独垂青。昼晦非关雨，山巍岂必灵。平生疾虚妄，愿子德长馨。” 2003年，论文正式出版，付梓之前，先生又帮着看了一遍。20万字的书稿，先生前前后后看了整三遍。先生颇为感慨地说指导论文着实不易，为了指导我写好“朱熹诗经学研究”这个题目，他自己将《诗集传》及朱子相关著作又重读了一遍。现如今大学扩招，一位导师动辄同时指导数篇论文，恐不能如先生这般尽心。
先生指导我写博士论文，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因限于学力，我的论文并未达到先生“既专又通”的要求，亦无多少精彩见解；但诸种判断，大抵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庶几能实事求是，不作妄语。
忝列门墙十年，我虽有幸得先生亲炙，指导撰写《诗经》学方向的博士论文；但却不曾听先生逐篇讲过《诗经》。2003年，先生给我讲过一学期《杜诗》，每周一次，或四五篇，或两三篇。2009年，先生又为谷曙光兄讲过一学期《杜诗》。讲课录音稿，由谷曙光兄整理，即将出版。先生讲《杜诗》，意兴湍飞，妙不可言。有讲义稿及谷曙光兄《吴先生教我读杜诗》一文为证。除2003年听先生讲了一学期《杜诗》之外，平日陪侍先生，很少听到专题式讲论；先生多是随兴而谈，然咳唾皆成珠玉，知识掌故，层出不穷。听先生言，如对宝山，奇光异彩，应接不暇，往往忘了还要提问。
先生不专门为我们讲《诗经》，大抵是因为有著作在：一是《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一是《<诗三百篇>臆札》。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由游国恩先生编选，部分作品的注释初稿以及全部定稿工作，则由吴先生担任。《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驰名海内外，今日之大学中文系主干课程“中国古代文学”虽不采用该书做教材，但教师备课，亦多参考此书。盖因此书注释精当可信，同类著作几无出其右者。《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共选《诗经》作品72篇，规模几乎相当于小部头的《诗经选》。读《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诗经》作品注译文字，可知先生读书之多，博采前贤时人之说而绝不见芜杂，可谓折中能断，下笔精悍。稍具文史功底的读者欲读《诗经》，可自《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始。然欲知先生学问之美，则不可不读《<诗三百篇>臆札》。《<诗三百篇>臆札》之前言颇耐读：
1938年秋，予在津门从朱经畲师受业，始知《诗三百篇》之学，于毛、郑、孔、朱外，有姚际恒、崔述与方玉润诸家。翌年秋，入京避津门水灾，日诣北京图书馆，手录明、清人说《诗》专著，如郝敬《原解》、姚舜牧《疑问》、姚际恒《通论》、方玉润《原始》诸书，皆于此时寓目。1950年秋，予为津沽大学诸生讲授《诗三百篇》，时仅一年，然涉猎多方，颇有所积。时贤如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诸人之说，亦择善而从；而俞平伯、冯文炳两师所论著，采撷尤多。至于诂训章句之义，则深叹清人治诗如陈启源、王引之、陈奂、胡承珙、马瑞辰、俞曲园诸家，所发明者实远胜前哲。及1956年，注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乃于《毛诗》之外，复比勘三家；于《清经解》之外，复追踪《通志堂经解》；于古今专籍之外，复泛求而杂览。斯则游泽承师启迪之效。然博涉旁搜，如堕烟海，终难返约。今日追思，所得几何！而屈指垂四十年矣。爰取旧日所积，稍事董理，以其有一得之愚、一孔之见者，汇成《臆札》。非敢以述为作也。聊以野老之曝，博通人之粲云尔。甲寅八月校讫识于都门中关村寓庐。
读此前言，知先生治《诗》，如蜜蜂采百花而酿一蜜，乃真积力久之功。余每懈怠，则读先生此文以自励。
《<诗三百篇>臆札》，不过短短九篇札记而已，所涉《诗经》作品亦不过十余篇。然先生治《诗》家法，于此毕见。20世纪以来，治《诗》者，惯作定性之判断，侈谈文学性与阶级性，而少扎实之见解，于字词训释、文义疏通，则颇粗略。先生治《诗》，则反其道而行之，于20世纪之热门话题如“民歌说”等，多不置一词，而独用心于文义疏通及字词训释。先生虽自云于“时贤如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诸人之说，亦择善而从；而俞平伯、冯文炳两师所论著，采撷尤多。”然先生之所取，乃诸贤之字词训释，而不预其文学性、阶级性之潮流。
《<诗三百篇>臆札》之体例，似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并不诸篇逐章解《诗》，唯列个别单句为目，于句中关键字词做专门疏证。
先生训释字词，所重者三：一曰文例，二曰六书，三曰旁证。而首重者为文例。所谓重文例，即根据上下文之关系，在具体语境下确定字义。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伐檀”的“檀”字的训释。《魏风·伐檀》篇，朱子《诗集传》云：“檀，木可为车者。”以“檀”为造车之木，古今几无异辞。先生则以为檀非木名，而为檀车之简称。理由是：“此诗首章举所伐之木，次章及三章乃言伐辐、伐轮，辐与轮皆车之部件，文义与首章不相比类。因疑檀车乃周时之通称，而檀又为檀车之省称，举‘檀’即指伐木为车或伐木为车之部件之意，犹下言伐辐伐轮，亦谓伐木为车之轮辐耳，檀非木名也。”先生之所以认为檀非木名，实依文例比类而得。先生又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小雅·祈父》篇首章言“爪牙”，“牙”与“爪”乃并列关系，是两样东西；次章亦当如此，故次章之“爪士”当训作“爪齿”。
文例之外，先生亦复重六书及旁证。《召南·甘棠》卒章“勿剪勿拜”一句，前贤或以为拜即“如人之拜，小低屈也。”马瑞辰已言其非，云拜与扒双声通假。先生则云：“拜，即擘。《说文》：‘擘，撝也。’《广雅·释言》：‘擘，剖也。’《玉篇》：‘擘，裂也。’《汉书·申屠嘉传》注云：‘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说文》段注：‘今俗语谓裂之曰擘开。’后世以‘擘’为‘巨擘’字，遂别造‘掰’字，亦即‘扒’字也。北京方言，擘、掰皆读bāi，正当作‘拜’字也。”将“擘”与“拜”二字形音义分合流变之关系，说得一清二楚。此即重六书之证。先生每说二字之分合关系，必广引历代字书为证。《说文》《广雅》《玉篇》《广韵》《集韵》《康熙字典》等书中证据，总是信手拈来。
先生于字书韵书之证据外，亦重其他文献旁证。《小雅·小旻》篇“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二句，先生云：“王引之据旧说释‘无’为发声词，于义实未安。《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张文虎《舒艺室随笔》释‘无’为‘无乃’，其说甚是。此诗及《抑》之‘无’，疑亦当作‘无乃’解乃通耳。”以《庄子·养生主》之“无”，例《小雅·小旻》及《大雅·抑》之“无”，即重旁证耳。
先生训释词义之方法，实与乾嘉汉学一脉相承，固不出重文例、重六书及旁证诸端。清儒解经，重通假。先生亦复如是。先生每说一字，必广引字书、多引古注，此亦乾嘉之风。而先生对新材料及学术界新成果，亦极关注，如说《召南·甘棠》“勿剪勿拜”之“拜”字，便引及长沙马王堆帛书之材料；说《诗经》之 “畔援”、“伴奂”、“判涣”三词，便引及近人葛毅卿《释判涣》一文。
先生秉承乾嘉训诂学之科学方法与谨严态度，故于《诗经》字义多有发明。先生释《邶风·静女》之“静”即“靓”字，尤令人拍案叫绝。《毛传》云“静，贞静也。”朱子《诗集传》云“静者，闲雅之意。”凡此训释，皆与诗本文所写幽会之事及女子俏皮机灵之性格扞格。先生则以为“此诗‘静女’，犹言‘好女’，亦即‘靓女’或‘美女’，谓其人为妍丽之女。”如此训释，则与《静女》篇诗意相合。如此训释之理由，乃在于《说文》《广雅》皆云“安，静也”，故先生云：“安与静为转注，安训善、训好，则静亦当训安、训好。”先生引《诗经》内证，云“《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静与好正同义复合，联列为词也。”先生另外还引《文选·上林赋》注、《文选·蜀都赋》、《后汉书·南匈奴传》为例，专门指出：“然自汉魏以来，训‘好’之‘静’，多用‘靓’字。”还指出《集韵》中“静”“靓”二字同音，通假以字音为主，音既同，则义亦通。先生训《邶风·静女》之“静”为“靓”，是既明于音同义通之通假义例，又知古今字形之流变，故能发千古覆，为不刊之论。
先生于《诗经》词义训释，所反对者亦有三：一曰望文生训，二曰以今例古，三曰穿凿附会。
先生于“伐檀”之训释，云“是《集传》本于毛、孔，而不免望文生义。”释“畔援”、“伴奂”、“判涣”，于毛《传》、郑《笺》、朱子《集传》，复有“望文生义”之讥。
先生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则力辩《古史辨》派以来之非，指出：以“君子”为讽刺对象之说而非议旧解，“是径以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水平取代两千余年前诗人之思想矣。”《<诗三百篇>臆札》篇末所附《关于<诗经>训释的几个问题》一文，则指出“处处用今人的想法去解释《诗经》，自然会把一些根据名物训诂立说的解释看成不足为训的东西”，是行不通的。
《<诗三百篇>臆札》篇首《驳<葛覃>为怨诗说》一文，指出李平心氏以“葛”隐指贵妇、以“中谷”隐指其夫、以“萋”谐妻、以“莫” 谐母，皆为臆想，不免穿凿附会。
读《<诗三百篇>臆札》，知先生于词义训释，有三重，有三忌。知先生谨守乾嘉义法，于传统文献解读有订讹传信之功。不独治《诗》，先生《读书丛札》所涉经史子集文献之字义训释，一以贯之者，皆乾嘉朴学之精神。余虽不敏，然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附記：
昨日陪侍先生，拿到《學者吳小如》一書，隨手翻閱，見張鳴老師大作，云99年請吳先生為中文系開“經史舉要”課，詢之先生，先生云記得是年初。則拙作開篇98年底實誤，當為99年初，費老師赴香港講學無乃99年夏秋之際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