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最近刊出安迪先生的文章《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这是一篇相当难得而又极可信赖的追忆文字。当中涉及近代人物的月旦臧否的段落，尤其令我感到兴味。

　　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显然，经过时间淘洗、如今享有大名的几位学者文人几乎都入不了钱先生的法眼，那么，我们就不免要想到，钱锺书先生究竟瞧得起谁呢？
　　其实，钱先生在闲谈中流露的对王、陈、张的看法，差不多印证了我一向的猜测。《谈艺录》讥王静安诗“笔弱词靡”，众所周知，不用讲了。关于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早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中讲过，在韩愈是否“服硫磺”的问题上，钱先生不取陈寅恪的考证；后来他又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太“Trivial”(琐屑)。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至于张爱玲，情况则稍微复杂一点，因为1979年钱先生访美时，明明对水晶讲过：“Sheisverygood，她非常非常好。”安迪先生也提出质疑，说他回答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钱先生竟回答说：“不过是应酬。那人是捧张爱玲的。”这是钱锺书先生“当面输心，覆手为雨”的典型例证，类似的事情实在多得很，建议不了解钱先生为人的读者仔细读读范旭仑先生的文章《钱锺书的性格》，此文虽多诛心之论，然而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诛”得准。
　　钱先生对周氏兄弟又是如何看的呢？早年那篇批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不妨视为钱先生对周作人的“晚年定论”———钱锺书的文学观点实际上从未有过本质上的改变。而关于鲁迅，情形自然微妙些，我记得钱先生曾在公私两种场合赞扬过鲁迅，一次是对水晶讲的，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可是又马上补充说他只适宜写短的，《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加以修剪才好。这种先褒后贬的手段是钱先生的“惯技”，何况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应酬”。公开的场合，则是在1986年的“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致开幕词，具体到鲁迅本人，钱先生只说了一句“鲁迅是个伟人”，在那种场合，这恐怕还是一种客套语罢，跟在《宋诗选注》的前言里引用毛泽东《讲话》有异曲同工之概。
　　安迪先生的文中提到林子清先生写完《钱锺书先生在暨大》，钱先生读了，删去讲他读《胡适文存》大笑的一段，说是林子清先生记错了。然而林得知后，大声抗议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那时看的肯定是《胡适文存》！”这似乎可以看作是钱锺书尊重胡适的一个例子，刘衍文先生也曾在文章里提过他认为钱先生对胡适是高看一眼的。不过，怎么说才好呢，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钱先生对胡适的“尊重”，想来与他对吴宓的“尊重”差不多———你不能说那不是尊重，可那是怎样一种尊重啊？
　　此外胜流，不烦多举。一句话，除了其问学请益过的老辈如陈石遗、李拔可等，钱锺书瞧得起谁啊？

关于《吴宓先生与钱锺书》
□范旭仑　□李洪岩

　　
　　杨绛先生的新作《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人民日报》、《文汇报》1998年5月14日)，就吴、钱关系作了若干记述。杨绛女士是钱锺书先生的夫人，其记述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不过据我们原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加之对新近出版的《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的考察，感到杨绛先生的记述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现依照杨文的顺序予以提出，请杨老和读者指教。
　　杨绛先生开篇便说，钱锺书曾经写过一篇叫做《论交友》的文章，其实，钱先生这篇文章叫《谈交友》，不叫《论交友》。
　　杨绛先生又说，假如钱锺书大学时期“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实际上，钱先生在著作中曾经几次批评陈寅恪先生的著作(详见李洪岩《钱锺书与陈寅恪》，载《钱锺书评论》卷一》)，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两种诗学范式的对立(见《华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胡晓明文)。钱锺书也完全“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只是没有选而已。后来，陈寅恪先生曾经把《元白诗笺证稿》赠送给钱锺书，钱只稍稍翻了翻，在一封信中评论说：“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
　　在致傅璇琮先生的一封信中则说：“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
　　杨绛先生接着提到她本人“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事情，可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并没有录取杨绛(学名杨季康)，注册名单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姓名。
　　杨绛先生说：“锺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但在另一处却又说，钱锺书上课“从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杨绛作品集》第2册，第148页)。钱先生本人则说：“及入大学，专习西方语文，尚多暇日，许敦宿好。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谈艺录》346页)所以，这里所说“请教”“问题”，容有可商。
　　杨绛先生接着说：“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实际上，《吴宓诗集》出版于1935年5月，钱先生于同年7月底收到出版者的赠书(有钱先生的致谢信为证，现收入《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手札》)，杨绛先生则在1935年5月回乡忙于婚事，根本不可能看到《吴宓诗集》，更不用说于此时听吴宓先生自释其诗了。如果能听到，也当在《吴宓诗集》出版之前。钱先生《吴宓日记序言》说，吴宓“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可见，“笺释”之事在《吴宓诗集》出版之前就“常”为之，因为许多吴诗结集前就发表过。杨绛先生的记述是从钱先生的序言来的，但不确切。
　　杨绛先生又说：“钱锺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温源宁先生来信要锺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锺书立即遵命写了一篇。”按这是杨文中最严重的失误，导致了文章后面的一连串不确切。
　　第一，《不够知己》出版于1935年初，钱锺书当时还在国内，与之交往密切的温源宁不可能等几个月后钱到了英国才函请作评。第二，著书者也不可能请人专为一本书中的某篇千字小文写“书评”。
　　按照钱先生在《吴宓日记序言》中的自述：“温源宁师适成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一书，中有专篇论先师者；林语堂先生邀作中文书评，甚赏拙译书名为《不够知己》之雅切；温师遂命余以英语为书评。”这段话写于1993年大病之后，也有记忆失真的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杨绛先生的记述又据此增添了失误。
　　事实是，钱先生的书评是用中文写的，就发表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第29期(1935年6月5日)上，评的是《不够知己》全书，而不是其中的某一篇。至于钱先生受温源宁约请在英国用英语写的书评，评的却是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与上述中文书评《不够知己》完全是两回事。现在看到的三联书店版《吴宓日记》所不满的，就是这篇书评(《吴宓日记》1937年3月30日、4月11日、6月28日)。凡此，都是现有文献可以证实的。
　　所以，书评有两篇：一中一英，中文一篇钱先生说是应林语堂所邀而发，评温源宁的《不够知己》，写于1935年，时在国内；英文一篇为温源宁所邀，评吴宓的《吴宓诗集》，写于1937年，时在英国。两篇文章全与温源宁、吴密有关，却是两件事。而且，从事理上推断，也可以看出，假如钱先生的英文书评是为1935年初出版的一本小书中的一篇小文章而写，又为什么会等到两年之后的1937年到了英国才动笔撰写呢?
　　至于钱先生的英文论文，杨绛先生又提出一个“二稿”说，写道：“文章寄出后，他又嫌写得不够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细细删改修润，还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长了篇幅。……他写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温先生的赞赏。”
　　从上面的考释可知，这里所说“文章”，实际上已经不是杨绛先生所认定的《不够知己》的书评了，而是《吴宓诗集》的评论。1937年3月7日写于牛津恼人园(Norham Gardens)16号，发表于温源宁主编的《天下》月刊第4卷4期(1937年4月)，现在还看得到。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给温源宁先生的书信，这不但有《天下》上刊载的原件可以为证，而且从《吴宓日记》也可以证实。“钱君曾致温君一函，中论宓诗”。钱先生在信中说：“承命为《吴宓诗集》作评，本当为专文论其志行诗学，而人事丛脞，不能急就”(I have receivedMr.WuMi's Collected Poems which sent to me review.I should certainly write a fu　ll d-dress article articll you on this intersting book,if my hands were not part　icularly full for the moment……It requires a monograph to do justice to this extraordinary man.)。

　　信发出后，钱锺书意犹未尽，觉得应该正式写一篇论文，于是就写了“Mr.Wu Mi&His Poetry”一文。这就是杨绛先生所说的“第二稿”。钱先生把写好的论文寄给评论对象吴宓过目，但不许改动一字，再请他转交给温源宁在《天下》发表。吴宓读到此文大为恼怒，但他还是把文章转给了温源宁，是否发表，由温定夺。但没想到的是，温源宁一向看重钱锺书的文章，不知钱锺书还会再作正式论文，所以立刻就把钱锺书先前给自己的那封信发表了。这样一来，等他看到钱的正式文章，这篇与书信内容一致的所谓“第二稿”就不便再发表了(一本杂志不能连续刊登同一作者内容相同的文章)。这便是全部事实的真相，与杨绛先生所说：“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云云并不相干。钱先生当时说此评要“质诸世人”，也可见其并非“一心要博得温先生的赞赏。”
　　我们不妨印证一下《吴宓日记》的记载：
　　1937年3月30日：“下午，接钱锺书君自牛津来三函，又其所撰文一篇，题曰Mr. Wu Mi&His　Poetry，系为温源宁所编辑之英文《天下》月刊而作。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故来函要挟宓以速将全文寄温刊登，勿改一字。如不愿该文公布，则当寄还钱君，留藏百年后质诸世人云云。至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其前半略同温源宁昔年China Critic一文，谓宓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云云。按此信宓最恨……。温、钱诸人一再传播其谰言，宓未与之辩解，则世人或将认为宓赞同其所议论，如简又文所云“知我者源宁也”之诬指之态度，此宓所最痛心者也。至该文后部，则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而宓为中年无行之文士，以著其可鄙可笑之情形。……。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乃即以原件悉寄温君刊登，又复钱君短函(来函云候复)，告以稿已照寄。”
　　4月11日：“昨接温源宁寄回宓三月三十日所寄去之钱锺书撰《论吴宓之诗》一文。附函谓半月前钱君曾致温君一函，中论宓诗，命登《天下》，业已登入。今此文更详，碍难重登。应由钱君负其责也云云。宓即又以原稿并温函，寄回牛津钱君收，以了此公案云。”事情很清楚，温源宁并不曾“由吴先生转”给钱锺书“回信”，更未曾“不赞许”、不“欣赏”钱锺书的文章。他是既“赞许”又“欣赏”钱的文章，要不然为什么会急急忙忙地把钱的信稿立即编入杂志呢(从写作到邮寄到出版仅仅二十来天)”　　至于说钱的第二稿为什么没得发表，那只能说差阳错造成的遗憾，换言之，也就是吴宓转述温源宁函所说的“应由钱君负其责”，杨绛先生文中所说的“当由作者自己负责”。负什么责?负文章不能发表的遗憾的责，与文章的内容无关。
　　杨绛先生又提到钱锺书对吴宓情人毛彦文的评价，说钱锺书“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coquette”这段话就出自上面所引的1937年3月30日《吴宓日记》。实际上，“super-annuated Coquette”已经出现在“英文颇有进境”之前的那篇给温源宁的信里，而不是杨绛先生所说的“增长了篇幅”的第二稿“加入的”什么“新意”。

　　钱先生的原文是：“Whet her his objects be but scatter-brained flappers or superannuated coquette comme les mouchoirs anciens qui sentent encore l'amour,to him they are veritable femmes fatales.”，“Superannuated coquette”钱文不作“Super-annuatdr coquoite“couqeite”也不当大写)也不是毛彦文的“雅号”，而是指毛彦文一类人而说，恰如“scatter-brained flappers”是指比吴宓小二十来岁的高棣华(即《吴宓日记》频见的K)一类而言。正所谓《围城》“黄毛丫头，半老徐娘”。二者偶丽，才是“自出心裁”的俏皮妙语。这里的“they”，表示吴宓喜爱的女人不止一个。我们原先不懂钱先生何以要着“to him they are veritable femmes fatales”(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近得伊)，看差不多有一半篇幅是自己苦恋的《吴宓日记》，才有所领悟。
　　谈到第二稿，杨绛先生说：“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交温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让删改一字。”
　　从上引《吴宓日记》可知，并不存在温先生“让吴先生过目”的问题，所以也就不存在钱先生要向温源宁“追回他的第一稿”却“缩短邮程”到吴宓府上的问题。
　　接下去，杨绛先生说：“温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温先生对锺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锺书，还附上短信，说锺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与上述文献对照，判断的不确切也就不言自明了，而“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才是实情。
　　杨绛先生接着说：“可是温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有请他发挥高见，还丑诋吴先生爱重的人——讥诮比恶骂更伤人啊，还对吴先生出言不逊。那不是温先生的本意。”

　　实际上，写书评就是要“发挥高见”，要不然写书评干什么?而我们看《天下》上钱先生的所谓第一稿，并不存在什么“丑诋讥诮”，而是要为吴宓一洒横遭粉墨之耻(“I be liene aill go soing way tooare remedging the injustice it so far reciwed)，并极力夸奖吴的师德和学识(“He is aloyal friedn and a conscientious teacher. Young Chinese students of my generation owe him agreat debt./etc.)，《吴宓日记》甚至记贺麟先生的话说钱锺书“言之有理”。如果是“丑诋讥诮”，贺麟能当面对老师说“言之有理”吗?钱锺书能把这样的文章直接寄给老师过目吗?而钱锺书当时写作此文的主观目的，也绝不是什么“丑诋讥诮”，所以上引《吴宓日记》说：“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至于五十多年后钱先生在吴宓日记的代序中所谓“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真当焚笔砚矣!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不过是大度谦恭的表示而已。难道文学批评还有什么“罪过”吗?“中肯之讥弹固胜于隔膜之誉赞”，钱先生一向是这样说的。
　　讲到钱锺书收到退稿的感受，杨绛先生说，“锺书的失望和没趣是淋在他头上的一瓢清凉水。他随后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没趣，而是内疚。”
　　事实是，钱先生的论文是书信的增订，主要论点毫无变换，书信既然已经发表，论文确实不便再登，有何“内疚”“不安”可言呢?如果说“失望”，也应该“失望”在阴差阳错上才是。
　　杨绛先生说：“锺书兴头上竟全没想到自己对吴先生的狂妄……锺书何物小子，一个虚岁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师辈论知己吗?”这与钱锺书先生一贯的思想也不一致，钱先生说：“文章千古事，若以年辈名位迂回袒护，汉庭老吏当不尔也。司空表圣之诗曰：‘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唐子西之诗曰：‘诗律伤严敢市恩’。”
　　杨绛先生又说：“多年后，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他‘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然而我们看一下钱先生本人的《吴宓日记序言》：“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真当焚笔砚矣!”足见，到1993年春钱先生看到日记的抄稿才知晓吴宓的真实态度，也就是所谓“不意”。“罪”而不知，所“赔”者何?就算“赔罪”，也不是“多年后”的事，因为“他到昆明”只是在转年(1938)秋天。既然早已“赔罪”，何来“补过无从”?
　　“吴宓早已忘了”?据《吴宓日记》1937年6月28日记载：“冯友兰言，拟将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云云。宓窃思王文显退、陈福田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原来，在此时吴宓的心目中，钱锺书不过是胡适新月派的异己!如此巨创深痛，伤疤还没好呢，岂能“早已忘了”!
　　杨绛先生在文章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志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锺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锺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从未说过我曾听见钱先生这样说。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实际上，杨绛先生完全可以将此事向钱锺书本人作些核对，而不仅仅是“问”李赋宁先生。这使我们想起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述的为钱锺书辟谣正名的事。那是在人鬼真假是非都颠倒过来的年代，有几个人联名贴出大字报，揭发钱锺书说了轻蔑领导著作的话。钱锺书到底说没说呢?没说。理由是，第一，那话的“语气就不像”，因为“钱某人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第二，可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那好，就让我们依照杨绛先生所信奉的这两条原则，也做些“实地调查”。
　　周榆瑞《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公布于1979年8月4日台湾《联合报》，又收入天一出版社1985年《钱锺书传记资料》，有云：记得一次陈福田师对我若有所憾地说：“在清华，我们都希望钱锺书进入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我们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增加几分光采。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未免有点过分了。”吴雨僧师对于钱锺书之拒绝进入清华研究院却没有不高兴，他说：“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锺书的才质，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的一句名言却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氛围中留下了馀响。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说：“钱锺书在临走前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富田太俗。’这种话实在太伤感情了。”随后的两三年中，时常有人复述这句伤感情的话。
　　可见，“随后的两三年中”，就“时常有人复述这句伤感情的话”，并非如杨绛先生所说“现在”才“流传”且由“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而且，周榆瑞的文章发表于十九年前，杨绛先生何以至今才予批驳?也从未听说钱先生对此有过异词呀!莫非十九年来他们一直没有听说过周文?
　　大家知道，好臧否人物是钱锺书的天性——狂，他自己就承认“当年狂态”(《槐聚诗存》55页)。杨绛先生说得对极了：“父亲因他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使淘气也可算不良，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杨绛作品集》第2册140页)我们也不妨感觉一下，“这语气”(wayor awys)是不是像“钱某”说的。所谓“销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变不屑刺讯”(《管锥编》1097页)，不是钱先生所信奉的方法吗?“当事人”固然可以否认六十年前的所作为所见闻，信誓旦旦，体性风格亦自不虚，章章可识。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半年多，颇遭叶公超等忌嫉，很不得意，自行离职，也不跟学校打招呼。一年后陈福田就反对聘任他。
　　再说，那些话并非“损害”或“太伤感情”，而是得自事实的结论。半部《吴宓日记》恰好证实了“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杨绛这篇文章不也说吴宓“傻和可爱”，““老实得可欺”?低钱锺书一级的季羡林先生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看不上清华外语系。当然也不妨解释成一时取快的谐戏之言。
　　杨绛先生是近九十岁的老人，记忆难免有误。钱先生就一向不相信回忆之类，多次“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实际上，回忆的价值很大，不应全盘否定，只是我们在阅读当事人的回忆时，一定要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相对证。这是学术研究的通则。

也谈吴宓先生与钱钟书
□王泉根

　　编者按：本刊6月17日发表《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指疑》后，引起了一定反响，不久就收到了王泉根的这篇文章，针对前者举出了新的材料，发表了不同意见。对同样的人物、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解释，也是自然的。我们认为，只有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历史，看待前辈学人。

　　凡是留意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都知道“五四”以来在人文学科中最具原创能力的那一批学者，几乎都曾受惠于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外文系，例如王力、刘盼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等，又例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王佐良等；而这一切，都与吴宓分不开。正是当年吴宓辛苦垦辟，精心规划，这才创办了国学研究院，筹建了清华外文系，不但成功地把梁王陈赵四大导师请到清华任教，而且制订了把学生培养成为既汇通东西方文化精神而又能互为介绍传播创新的“博雅之士”的办学方针。学生的成才固然有着多种因素，如个人的天赋与勤奋等，但学校的办学方针与老师的素质教化毕竟是一重要外部因素。倘若当年钱钟书就读的清华外文系是以培养“一技之长”的翻译人才为目标，而不是实行吴宓制订的那个“博雅之士”的方针，恐怕对青年钱钟书的迅速成才就不会那么有利。吴宓力倡“通才”教育思想，力主培养“博雅之士”，对清华外文系的影响包括对钱钟书那一批学子的直接间接的影响，无疑是具体而深刻的。正因如此，当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等清华学子在晚年一提起吴宓老师，依然是必恭必敬。近读钱钟书先生为三联版《吴宓日记》所作的序言，读杨绛女士发表在5月14日《人民日报》上的《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深深感到吴钱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情谊到了人之晚年，尤觉笃念情殷，诚挚温馨，以至于钱钟书一提到年轻气盛时曾对老师有过的某种不恭行为，就深感内疚，以至于自责、忏悔。钱、杨二先生的文章，体现了那一代学者的谦谦君子之风，彬彬弟子之礼，也体现了吴宓与钱钟书的仁者气象，贤者风范，而非今日某种浮躁功利庸俗浅薄的世风所能想像。
　　但使人不解的是，6月1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指疑》（以下简称《指疑》），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硬是要将吴钱之间的师生情谊割裂开来而后快。根据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此文“证据确凿”地论证了：①钱钟书根本没有向吴宓先生请教过问题，也没有读过《吴宓诗集》；②钱钟书根本用不着为温源宁的文章向吴宓先生表示内疚，因为吴对钱“巨创深痛”；③钱钟书的确说过“吴宓太笨”的话，而且半部《吴宓日记》恰好证明了“吴宓太笨”。
　　且不说《指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不值一驳（详下文），即使果真“证据确凿”那又怎样？这至多说明当年的钱钟书年轻气盛，或有点“狂”，致使对自己的老师认识不那么完整、清晰。人对人的理解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认识的时间有长有短，即使像钱钟书与吴宓那样的大家也不例外。钱、杨文章写于今天，也即写于完成了对吴宓老师的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之后。以今天的认识重新判断当年对老师的误解，以至于产生内疚、自责，这是十分自然的。此种心情在季羡林先生那里也发生过。季先生在为《第一届吴宓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将近6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听过雨僧先生两门课……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亲可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他非常不了解”。“我们对他最不了解的是他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态度”，“这种偏见在我脑海里保留了将近60年，一直到这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我读了大会的综合报导和几篇论文，才憬然顿悟：原来是自己错了。”“我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
　　细细想来，钱钟书、季羡林对吴宓老师的理解认识，不仅仅是师生个人之间的认识，而是包含着对世纪初那一段纷繁复杂的文化史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精神与传统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反省与突破的过程，是与“旧认识”告别的过程，也是与自己的老师修复因历史的误解而造成“裂痕”的过程。难道只能允许师生“裂痕”的存在而不允许“裂痕”的理解与修复？只允许弟子对师长“不恭”，而不允许弟子对师长表示内疚与恭敬？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通观《指疑》全文，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为了证明作者掌握的“文献资料”之多，知识之渊博，既不愿也不准师生修好，还要刻意夸大“裂痕”，再往伤口撒上一把盐（如所谓“宿敌”之论），其用心何其良苦也。
　　现在我们再来回答开头的问题：《指疑》此文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实在有限，根本不值一驳。
　　世人识吴宓者，当为钱钟书。钱钟书评吴宓的文辞不多，但一语中的，深得吴宓之心，其要者有二，均见于《吴宓诗集》。1935年，《吴宓诗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诗集卷首录有陈寅恪、吴芳吉、刘朴、缪钺、萧公权、王越等同辈友朋的序跋题词，而其中还特意收录了时年只有25岁的吴宓学生钱钟书《论师友诗绝句》：“亚椠欧铅意欲兼，闲情偶赋不妨禅。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下注：“……吴师以学人而为诗人，又通天人之故，与宁人相似。”《吴宓诗集》卷十三录有吴宓《赋赠钱君钟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竞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探顾赵传家业，气胜苏黄振国风。悲情中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下注：“七句答来函之意。来函谓宓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云云。”吴宓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两世深交，当吴宓在为“殉道殉情”苦苦挣扎而不能自拔时，正是钟书弟子的来函给了他莫大安慰。钱钟书最了解吴宓老师的痛苦之所系——为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继往开来而“殉道”，为心中苦恋之海伦（毛彦文）而“殉情”，但都落得悲剧角色之命运：“独行开径古争强，我法凭人说短长。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身同孤注伤徒掷，情入中年忏莫忘。捣麝成尘莲作寸，饶能解脱也凄凉。”（钱钟书《奉答雨僧师》，见《吴宓诗集》）如此细致入微推心置腹的心灵交流，不正是吴钱师生情愫的生动写照吗？《指疑》一文竟然说钱钟书1935年“根本不可能看到《吴宓诗集》，更不用说听吴宓先生自释其诗了”。这个判断下得也够大胆的了。看来，作者根本不了解《吴宓诗集》为何物，恐怕连原版也没见过。
　　《吴宓诗集》中既有钱钟书为吴师诗集所作的题诗（录入卷首“题词”栏），又有师生唱和的诗作。钱钟书怎么会没有读过吴宓老师的诗呢？至于听吴宓“自释其诗”，那在当年的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实在是太平常的事了。随手就可举出二例。如季羡林回忆说：吴宓老师当年正在“搞恋爱，大写其诗，并把他写的《空轩十二首》在课堂上发给同学们。”（见《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季羡林序）又如郑朝宗回忆：“我在清华园时，他有一首《海伦曲》，当时众口传诵，颇极一时之盛。”（见《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吴宓诗集》所收录的是1935年前吴宓所作全部诗词，其中不少篇什在成书付梓之前，已在清华外文系的弟子们中广为流传了。钱钟书1935年5月“回乡忙结婚”有没有收到《吴宓诗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吴钱师生之间早已有诗词唱和，心灵交流了。　　关于吴钱之间的师生情谊诗心交流，我在这里还可向掌握不少“文献资料”的《指疑》作者再提供一点资料，以广见闻。1939年4月初，西安遭日机轰炸，吴宓因忧虑家父仲旗公（时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身份长驻西安。附提一笔：去年出版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的作者，自称1939年夏初他经住在重庆上清寺的仲旗公与于右任介绍，而与吴宓订下生死之交。其实仲旗公一辈子没有到过重庆，足见此书从一开始就在编织神话）的安危以至生病。其时吴宓与钱钟书都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吴宓经常将购书传信之类的杂事托钱办理，而钱对吴恭敬有加，以弟子相侍。一次，吴宓写了一首诗由周珏良交给钱钟书，并嘱钱去其住所找他有事。钱到吴舍，恰吴因事外出，钱久等不来，于是提笔写下《上雨僧师以诗代简》，以作留言：“生钟书再拜上白雨僧师：勿药当有喜，体中盼何如？珏良出片纸，召我以小诗。想见有逸兴，文字自娱戏。尚望勤摄卫，病去如抽丝。书单开列事，请得陈其词。五日日未午，高斋一叩扉。舍迩人偏远，怅怅独来归。请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公（宓注：指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由渠生性急，致我食言肥。此中多曲折，特以报师知，匆匆勿尽意。十五日下午第五时。”一个留言条，竟写成了如此一首
机趣幽默的诗，此既见出钱钟书的个性与诗才，也体现了吴钱师生之间融洽随和的关系。此诗吴宓一直保存着，并在晚年特地将它编入《吴宓诗续集》（未刊），足见其对弟子情谊的珍视。
　　1960年，吴宓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外国文学与文言文导读，他在递交给院、系的科研规划《外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写道：“宓拟于1960年7月及8月，至北京住一月有余，一方面为求得北京大学及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旧日我的朋友和学生给宓指助，一方面就北京各大图书馆所藏之书刊，详加检对，逐条校补。”这旧日的朋友和学生中就有钱钟书。吴宓的这一愿望要到第二年暑假——1961年8、9月间才得以实现。这一年，他东出三峡至武汉见刘永济，南下广州会陈寅恪，又北上北京，晤贺麟、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等旧日朋友和学生。关于此次会面，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中也有“娓娓语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的记载。杨绛说吴宓先生是钱钟书“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同样，在吴宓心目中，钱钟书也是他最得意、喜爱而更做朋友的一位学生。这里不妨再举一例：1934年初，《中书君诗》出版，钱钟书即送给吴宓。无论战乱奔波、南北迁徙，吴宓一直将此书带在身边，直到“文革”抄家流落于外。笔者最近发现，此书由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副教授保存着。据所见原件，当年钱钟书送给雨僧师指教的亲笔文字与署名，依然清晰可见。此一实体载物，再次证明了吴钱之间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情谊，而决非《指疑》所描写的吴钱之间既无“请教”甚至有“巨创深痛”，还有什么“吴宓太笨”之类的“狂言”。
　　说到“吴宓太笨”，本文不得不再作申述，即如何看待港台资料问题。据《指疑》作者称，此语最初来源是刊布于1979年8月4日台湾《联合报》上的周榆瑞文章。众所周知，海峡两岸分隔数十年，其间各种信息交流多有不畅，在海峡对岸回忆数十年前海峡此岸的事情，难免有误；即使无误，对文献资料也有一个判别的问题。现在有一种风气，大可商榷，有的人只要一见到海外或港台文献资料，即如获至宝，不加判别，全文照抄不误。其实，不少资料的准确性是大可存疑的。须知，毕竟两岸分隔已有数十年，其间难免有道听途说、凭空猜想的因素。有关吴宓、钱钟书那一代学者的资料，笔者最近去台湾讲学时也有所“发现”，如谢冰莹《红学专家吴宓》一文。此文叙吴宓在西南联大时爱上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说吴宓去拜访她，女生说：“谁呀？”门外吴宓学着小生的声音回答：“吴宓来也！”女生故意大声说：“不在家。”而吴宓仍然是小生唱戏的语调：“吴宓去也，明日再来。”女生不客气他说：“讨厌。”吴宓忙说：“岂敢！岂敢！”哼着唱戏的调子走了。像这样的“据说”文章，完全将吴宓写成了一个寻花觅柳的小丑角色，我们难道能以此为据，来验证西南联大时期的吴宓吗？
　　尚记去年有一本《心香泪酒祭吴宓》的书，引起读书界真伪之争。吴宓弟子、北大教授金克木先生感慨系之，作诗云：“信口开河刘老老，假语村言莫当真。身后是非谁管得，雨僧原是梦中人。”钱钟书对“身后是非”也同样不管，而这一次，却由夫人杨绛女士亲自出来辟谣，声明钟书根本没有讲过“吴宓太笨”的话，同时声明吴宓师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北大李赋宁教授也根本没有传过“吴宓太笨”的话，并将此郑重其事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足见此事在钱杨李心目中之重大，对他们心灵砟伤之深巨。世人到底该相信这几位贤者的话，还是该相信源出海峡对岸的“据说”，抑或相信《指疑》作者手上“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也就用不着我在这里置喙了。

许渊冲眼中的钱钟书

□沉冰 ■许渊冲

■许渊冲----诗译英法唯一人，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沉冰：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杨绛先生、李赋宁先生等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您怎么看待这句活？
　　许渊冲：钱锺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吴宓属于古板脑筋，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对现代文学（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根本不了解；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学的是美国英文，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
　　
　　沉冰：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都讲些什么？
　　许渊冲：钱先生讲课只讲英语，不说汉语；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不过，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沉冰：难道钱先生就没有讲错的时候吗？
　　许渊冲：偶尔也有。比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么一句：“Mymindtodosth”。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mindwastodosth”。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原句是“Imademymindtodosth”。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
　　
　　沉冰：听说钱锺书先生在联大外文系过得并不是很愉快？
　　许渊冲：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锺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陈福田和叶公超都有排斥钱先生的思想，所以，钱先生在联大只教了一年（1939年），后来就去湖南了。
　　
　　沉冰：钱先生离开联大之后，您与他还有联系吗？
　　许渊冲：有一些间接联系，因为他去湖南不久之后又去了上海，在震旦、光华、暨南等大学教书，我在那些地方都有些熟人，偶尔听他们谈到钱先生，道听途说吧。钱先生在暨大教书时，许国璋也在。
　　当时吴宓先生想编一部字典，请钱先生编辑“新增字”部分，钱先生没有答应。吴先生又邀许国璋参与其事，钱先生对吴说许国璋不行；后来许国璋请吴先生吃饭，吴先生还是让许国璋参与字典编纂工作了。
　　由此可见吴先生与钱先生两师弟之间的不同：吴先生是古典派，讲人情；钱先生注重“真”，不行就不行，即使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毫不客气。其实，钱先生还是很喜欢许国璋这个学生的，因为许国璋写文章有些学他，钱先生曾说：许国璋的英文写得比王佐良好。
　　
　　沉冰：您再次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
　　许渊冲：不是1950年，就是1951年。我去吴达元先生家拜年，遇见钱先生夫妇，他那时胖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吴达元先生和钱先生夫妇在讲林徽音家的猫发情，和钱先生家的猫打架的事情。
　　
　　沉冰：这件趣事在杨绛先生的《写〈围城〉的钱锺书》一文中也有记载。
　　许渊冲：在清华教书时，钱先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爱（雨石）。
　　
　　沉冰：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许渊冲：黄雨石先生如今还健在，住在清华大学，也有80多岁了吧？他是湖北人，1943年至1946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
　　
　　沉冰：解放以后，您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有哪些？
　　许渊冲：那主要是围绕着翻译的一些事情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由钱先生定稿，金岳霖负责《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目的翻译，钱先生负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目的翻译。当时王佐良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说钱先生和金岳霖他们比起来，也不怎么显得出众。恰好我有个表弟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从小在英国生长，名叫熊德威，他说钱先生很谦虚。这表明钱先生有时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比钱先生低3班的索天章，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他告诉我：他曾有个问题请教钱先生，钱先生并不是当场回答，而是回去查了一下书籍以后再回答他的。
　　
　　沉冰：钱锺书先生似乎也参与过《毛主席诗词》英译的工作。
　　许渊冲：“文革”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号称是毛泽东诗词的作品，我就写信问钱先生：那些诗词是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钱先生说：不是。“文革”末期，大概是1976年，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被译成了英文，译文没有押韵，有人说这是钱先生翻的，我又写信给钱先生，请教他：是否押韵更好？钱先生回信说：他只是“奉命定稿”，“并非草创之人”。
　　
　　沉冰：“文革”结束后，您和钱先生的交往应该多一些了吧？
　　许渊冲：“文革”之后，李赋宁先生邀我去北京大学英语系任客座教授。1983年我去钱先生家，问他能否把我调到社科院。钱先生说：
　　我在社科院不管事；况且，你到这儿来，肯定有人不愿意；你一来，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会“退避三舍”；你的“价值”比他们高，但“价格”没有他们高。
　　
　　沉冰：钱锺书先生说您“价值”高，一定很欣赏您在翻译方面的才华。
　　许渊冲：钱先生评价我的英译《李白诗选》，说：太白“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他又说我的《翻译的艺术》专著和《唐诗三百首》英译：“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徵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不过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和钱先生有分歧，这种分歧是真与美的分歧。诗代表美，翻译代表真，所以译诗不是“得罪”美，就是“得罪”真，钱先生是两害相权择其轻，他选择了真；而我则选择了美。我和他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许多信件都发表过，钱先生不赞成我的做法，他怪我“你把我的信示众了！”

我所熟悉的锺书先生
□张佩芬
□上海人。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历任《译文》、《世界文学》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德语文学副研究员。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赫尔曼·黑塞小说散文选》、《黑塞散文选》、《迪仑马特小说集》、《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均为德国作家作品集)，编辑专著《德国文学概况》，论文集《卢卡契文学论文选》，另外发表研究黑塞、托马斯曼、迪恩马特、诺瓦利斯等德国作家的论文、评论数十篇。

    三年多前，钱先生还缠绵病榻之际，有一天杨先生突然来电话要我做《谈艺录》所援引德语原文的校阅工作，她只说了一个理由：“我只同你比较熟”。这“熟”字立即把我带回了早已沉入记忆深处的干校生活场景。倘若没有三十多年前那些几近天方夜谭的共同经历：譬如，在一间无窗无门（只有一个门洞）的农家小屋里，我和杨先生有过半年“联床之谊”（杨先生给我信中的原话）；再如，我们曾各穿一件脏极的值夜班棉大衣坐在小马扎上“看守工具”，愉快地闲聊了一夜，我就不可能“熟悉”钱、杨两位先生的品性和性情，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篇小小的纪念文字。尽管我和钱先生接触很少，读他的书也真正只可算“管中窥豹”，我仍然乐意献丑，写下他给予我的美好印象，供诸同好。
    第一次看见钱先生比较早，是在1954年夏天。钱、杨两位先生是建国后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的重要代表，我则是小记录员。大会开幕那天骄阳似火，我奉命在会场入口处接待宾客，远远望见一柄花伞下缓缓走过来两位纤秀恬静的女士（杨绛、杨必姐妹），一位高个儿男士（钱锺书）竟也随着她们的节奏迈着小步，不远不近跟在她们身后，走近时发现他已满头热汗，还一派儒雅气度地照料着两位女士，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多年后，我听说杨先生年逾半百时还自学西班牙语译出《堂·吉诃德》，恍然有所醒悟，也许正是钱先生这种真正敬重女性的堂·吉诃德式的西方骑士气质，使杨先生终身挚爱自己的丈夫。
    第二次“邂逅”钱先生是在1964年早春，十年间当然在各种场合看见过钱先生，但仅仅是看见而已，这回却大不相同。1964年初，《世界文学》编辑部从作协合并入学部（社科院前身），并立即与文学所全体人员一起赴安徽农村“四清”，我则因1963年冬刚大病过一场而留在了北京。当时留所人员约摸仅10人左右，而且做研究工作的不坐班，我这个编辑却得天天上班，其实《世界文学》那时已停刊，我并无工作可做，无奈之下只得和图书馆结缘，几乎天天去书库里东翻西翻，这一下却让我切切实实见识了钱先生一流学者的本色。当年文学所外文藏书在国内堪称丰富，德文书籍数量也颇可观，然而，不论我拿起哪一时代、哪一类别的任何一本德语书籍，都会发现钱先生借阅过此书的痕迹——书后卡片上他的亲笔签名。一段时期后，我又骇又惊地揣测钱先生可能一本不漏地读遍了整库德文书，这却是我一辈子也做不到的，心里难免怀疑他是否仅仅翻翻而已。然而，我的怀疑并不符合实情，《管锥编》便是证明。七十年代初，钱先生从干校返京恢复工作时，文学所的外文书籍已划归外国文学所，钱先生曾托我代借过几次德文书籍，他往往不仅记得书名、篇名，甚至连需用段落的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于是又让我吃了一惊。我想，如钱先生这般优异天赋固然百年难遇，然而读书之刻苦、用心，却是我们人人应该去学的。
　　此外，我还愿在这里稍稍说几句钱先生对我国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七十年代大家恢复业务后，我是国内第一个介绍迪仑马特侦探小说的译者，也缘于1964年这段图书馆经历，我现在还记得十来本薄薄小书的借书卡上都有钱先生的名字，说不定这些书还都是钱先生亲自订来的呢。如今迪仑马特已属中国读者比较熟悉和欢迎的西方作家，难道这里面没有钱先生的功劳么？
　　“钱先生有一颗童心，因而为人率真”——这是我从杨先生对钱先生种种生活和读书趣事的描述中得出的结论。我也从一些事例中亲身体验了她的话。六十年代末，学部大院里派战正酣，我有一天忽见钱先生正靠着文学所门口一张贴大字报用的小桌与几个人在大声说话，看样子像在议论某张大字报，又发现周围已有人对他怒目而视，不免暗暗替他担心。小老百姓似我都应当远离运动，何况头上还戴着“反动权威”帽子的他呢，幸亏人群很快就散了。钱先生的率真之言往往得罪人，不仅在运动中，也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听说过一些这方面的传闻，自己也经历过一回。事情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丈夫从外边回来，他刚见到过钱先生，立即向我转述了钱先生对我研究多年德国作家黑塞的一句颇为不敬的评语，与我十多年研究结果大相径庭，我原本想过几天待自己想清楚些之后，再请他进一步指教，未料钱先生不久即病重住院，如今这个问题就只能留待我自己来解决了。事实上，我的黑塞研究课题也确实远未结束。我后来常想，也许黑塞所期望的人生（也即人类）精神领域的“第三个阶段”果真纯属幻影般的虚拟而已。对我而言，钱先生的话虽然刺耳，于我还要继续做下去的工作，无疑将会大有启发，也许会让我跳出框子，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钱先生早年文章《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说：“兹不为文学立定义者，以文学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向来定义，既苦繁多，不必更参之鄙见，徒益争端。且他学定义均主内容，文学定义独言功用——外则人事，内则心事，均可著为文章，只须移情动魄——斯已歧矣！他学定义，仅树是非之分；文学定义，更严美丑之别，雅郑之殊——往往有控名责实，宜属文学之书，徒以美不掩丑，瑜不掩瑕，或则以落响凡庸，或乃以操调险激，遂皆被屏不得于斯文之列——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合而为一，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凡此之类，恒情所息，此非专著，故勿论也。然如樊川所谓‘杜诗韩笔’，有识共赏，不待寻虚逐微，立为定义，始得欣会其文章之美，是则文学虽无定义，固有定指焉。”这段论述文学特性的分析恰恰可以用来形容钱先生自己的著作，不论是小说《围城》，还是文论《谈艺录》和《管锥编》，无一不是令读者“移情动魄”之作，尽管有人指责后两者援引经典太多，有“喧宾夺主”之嫌，然而，作为完整的有机总体，这一特点正是钱先生的成就所在，伟大的“喧宾”们赋予了这两部著作一种超越人间的和永恒性的光彩。凡是人，即或只是普通人，就会有精神追求，就会有种种梦想，然而，惟有伟大文学家、思想家的梦才能永恒长青，永恒活生生留存世间，因为美和智慧能够拨动每个人的心，提升人类的精神世界，绝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逝，这些都需要有学问者给“凡类”提醒点明。钱先生曾感叹道：“亚里士多德之《物理学》已无人问津，而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仍可开卷有益，此事枉耐寻思。”这一点值得我们细心领会。
　　最后，再谈几句钱先生的翻译。钱先生译作不多，但是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有许多极精彩译文。钱先生曾与人谈及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他对“信”的分析远远超出我们一贯所理解的“忠实”，而说“信必得意忘言”，也就是说翻译必须以“意”为重，凡是必要时就得摆脱语言文字的束缚。钱先生自己的译文正是这一论点的范例，下面举一个极小的例子。《谈艺录》、《管锥编》两书中都不止一次援引了诺伐利斯一本文集中的文字，此书名《Fragmente》，意谓断片、片段、残稿，是作者死后，这本文集的编辑者起的名字，前几年我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谈及此书，却怎么也译不好书名，曾想译成《箴言录》或《格言集萃》，总觉得不完全合乎原意，只得直译为《片断集》，读到钱先生的译名《碎金集》时，不由得拍手称好。
　　十三卷的《钱锺书集》终于问世了，钱先生的学问、智慧将得以更完整地永惠后人，谨以此文略表我对钱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