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生、王水照、齐裕焜、胡友鸣笔下的吴小如先生
黄安年缉 黄安年的博客/
“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九十周岁，吴小如执教北大四十年，成就斐然，桃李满天下。为了庆祝吴先生的九十华诞，吴先生的学生们征集了这组文章，它们出自社会名流及弟子门生，有回忆吴先生教书育人者，有评价吴先生学术成就者，有回忆吴先生儒者风范者。对我们了解学者吴小如先生，以及后学如何尊师求道有非常大的启发。”笔者在《学者吴小如》提要，黄安年缉 黄安年的博客/
一,难窥夫子墙——敬贺小如师九秩华诞
彭庆生
二, “福寿绵长”——记吴小如先生
王水照
三, 山高水长师生情
齐裕焜
四，中文系里最年轻的“先生”
胡友鸣
衷心感谢陈熙中先生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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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窥夫子墙
——敬贺小如师九秩华诞
彭庆生
小如师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淹贯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文史并重，兼工行草楷书，笔意遒劲秀逸。先生治学，擅长由训诂而通辞章，重考据以明义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洵为乾嘉学派之鲁殿灵光，旷世难求之通才。
小如师是性情中人，耿直狷介，特立独行，从不俯仰取容，然极重情谊。对师长，感恩图报；对朋友，肝胆相照；对门生后进，眷顾奖掖，不遗馀力。凡此种种，有口皆碑。
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余忝为吴门弟子，受业五十馀年，虽始终不得其门而入，难窥夫子之墙；但先生的教诲和奖掖，恩深似海，没齿难忘。
（一）终身受益的基础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北大中文系的黄金时代，名师云萃，而且，几乎所有的名师都开基础课。1956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时，尚未满十八岁，实在不懂事，由着性子胡来，对系里给我们安排的课程，有兴趣的就认真听，使劲记；没兴趣的就逃，或坐在后排看自己想看的书。后来工作了，自己也教书了，才明白当初中文系安排的各种课程，没有一门是无用的。这才硬着头皮，自己补课，然而，毕竟已事倍功半了。
在大学本科的五年中，我学得最认真的只有三门课：一是游国恩、萧雷南、林庚、冯钟芸、二吴（组缃师与小如师）、季镇淮、王瑶、章廷谦等多位名师分段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含专题讲座），二是杨伯峻先生讲授的古代汉语，三是小如师新开的工具书使用法。这样算起来，小如师既给我们讲授了文学史中的元明清戏曲，又独自开了一门新课，还开过几次京剧讲座，应该是为我们授课最多的名师之一了。
在众多的名师中，小如师的职称最低，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时，他始终是个讲师。但那时北大的学生是有眼光的，不重头衔，只认学问。小如师从小就爱看戏，对京剧与昆曲极为娴熟，并与梨园名角过从甚密；最难能可贵的是：小如师还曾师从京剧名家，认真学戏，仅“真正从师问业一板一眼学到手的戏”，就多达六十多出，而其学戏的目的，“不为登台，不为出名，只是想通过实践来钻研戏理”（见《学戏与临帖》，后收入《心影萍踪》）。因此，先生讲起中国戏曲来，就绝不限于文字记载，而是富有自己看戏、唱戏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戏曲的历史与理论，均能穷源竟委，阐幽发微；又穿插一些先生耳闻目睹的梨园掌故，自然格外生动，深受学生欢迎。
1958年始，中文系五六级文学专业的同学也大搞集体科研。在小如师的影响下，我们四班的同学集中兵力，撰写《中国戏曲史》。毕竟学殖浅薄，未能完成这个我们原本就力不胜任的大项目，但这件事却写进了学生档案。因此，大学毕业后，一些同学都因档案中有此记载，而被分配到有关戏曲的单位去工作了。如韩蔼丽分在北方昆曲院，后来还写过昆曲现代戏的剧本。张仁健分在山西文化局戏曲工作室，后来写过《近代晋剧旷世硕果——丁果仙艺术生涯评传》；张继顺分在四川文化局戏曲工作室，为著名清音表演艺术家刘时燕改编创作过不少清音脚本，二人因此而喜结连理。
我虽未从事戏曲工作，但在小如师的熏陶下，也成了半个戏迷。记得昆曲泰斗俞振飞先生在北大礼堂演出《太白醉写》时，我们班的同学早早地就去抢占了座位。后来，因韩蔼丽在北昆工作，我可以去看蹭戏，因而有幸欣赏过侯少奎先生的《单刀会》、李淑君的《昭君出塞》等名家名剧。侯先生的唱腔慷慨苍凉，念白铿锵顿挫，“（白）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这两句，迄今犹不时在我耳边萦绕。李淑的扮相美极了，使观众大饱眼富。可惜，有一次我在北昆食堂蹭饭时，韩蔼丽突然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悄声说道：“李淑君来了。”我抬头一看，大失所望。她并不十分漂亮。我一面后悔来蹭这顿饭，以致毁了我心目中美的偶像；一面又惊叹我国戏曲的化妆术，竟能将中人之姿妆扮成令人眩目的绝代佳人，委实神妙。看京剧就不容易了，必须自己进城买票，却又没那么多时间，只好去等退票。我的运气好极了，竟接连五次都等到了退票：三次在长安戏院门外，买到退票，欣赏了马连良先生的《淮河营》，高盛麟的《挑滑车》，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赵燕侠联袂主演的《四进士》；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外等到退票，欣赏了谭富英的《大保国》；一次在护国寺人民剧院外等到退票，看了杨秋玲主演的《雏凤凌空》。至于杨秋玲主演、后拍成电影的《穆桂英挂帅》，我至少看了六遍。最难忘的是：1961年夏，袁良俊打听到梅兰芳先生即将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演出《穆桂英挂帅》，但很难买到票。他找我商量，一拍即合，决定两人接力，通宵排队。我是夜猫子，不怕熬夜，就由我值夜班，从头天夜里排到天亮；良俊排早班，从早六点排到购票。我下午六点半就赶到了剧场，排了个第六号，心里便踏实了。那年头，社会风气好，没人加塞儿，更没有票贩子。而且，按惯例，先到的三个人中，总会有一位积极分子，事先在家里裁好了若干张小纸片，写上号码，排队时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发号。领到了号，就吃了定心丸，但不能远离剧场。因为，每隔一小时，那几个积极分子就点一次名，凡叫到号而人缺席者，那个号就作废，后头的就都递升一名。这样，大家都在剧场附近找地方休息，每隔一小时去应一次卯。凌晨六点，袁良俊依约而至，我便回校吃饭睡觉了。其时，梅先生的表演艺术已登峰造极。我们虽然付出了一个通宵再加大半个上午的辛劳，但能看到梅先生精彩绝伦的表演，深感荣幸。那年八月八日，梅先生就驾鹤西归了。因此，五道口的那次表演，很可能就是梅先生的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了。人生一世，能看到一位空前绝后的京剧艺术大师的告别演出，幸如之何？
我絮絮叨叨地写了这么些琐事，无非是想说明：小如师授课半年，沾溉后生，其泽远矣！
1993年初，燕山出版社社长陈文良宴请一新师（姓陈，讳贻焮），由师兄陈铁民和我作陪。我们心里都清楚：宴无好宴，陈文良肯定“别有用心”。果然，开宴不久，他就请一新师出任《增订注释全唐诗》主编。一新师为人豪爽，两杯啤酒下肚，就站起身来，举杯说道：“如此，我就‘黄袍加身’了。”然后，又对铁民师兄和我说：“你们两位就当常务副主编吧！”铁民兄与我面面相觑，心中叫苦不迭。此前，陈文良已找过一新师，谈过这件事；一新师也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早已说定：决不接受这个大项目。谁知一新师一激动，就欣然应允了。铁民兄和我深知这个大工程之艰巨，极不情愿；但老师既已应允，学生岂能拆台？只好勉为其难了。九六年此书交稿后，我便着手撰写《初唐诗歌系年考》，整整十年，创获甚微。到2007年，我已年近古稀，自知来日无多，决心以此生馀力，完成《陈子昂集校注》。要之，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沉浸在校勘、注释、考证之中，终日矻矻，却也乐在其中。在这些科研工作中，我受益最大的，是静希师传授的唐诗、伯峻师讲授的古代汉语和小如师讲授的工具书使用法，正是我大学本科阶段学得最认真的三门课。
1986年始，《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陆续出版，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省却了许多獭祭之劳。然而，古籍浩如烟海，古人所用词语、典故及其涉及的名物、史实、职官、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等，实在是任何词典或字典都不可能囊括无遗的，这就必须查古书了。查书而不明门路，势必事倍功半，甚或徒劳无功。因此，我常常为自己能聆听过小如师讲授的工具书使用法而感到庆幸。随便举两个例证吧！
陈子昂《感遇》其十九云：“鬼神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又《大周受命颂》云：“臣闻大人升阶，神物绍至，必有非人力所能存者。”这里的两个“存”字都不大好解释。《汉语大字典》中“存”字有十三个义项，《汉语大词典》中“存”字有十四个义项，但都不适合。于是，我想起了小如师的教诲：训诂资料最丰富的，莫过于《经籍纂诂》。应该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该社1989年影印的《经籍纂诂》，既便宜（特价45元），又附有“四角号码索引”，一翻即得。果然，我从该书卷十三“十三元”查到：“存：至也。《荀子·议兵》‘所存者神’注。”再查原书，《荀子·议兵》云：“所存者神，所为者化。”杨倞注：“存，至也。言所至之处，畏之如神；凡所施为，民皆从化也。”释“存”为“至”，子昂诗文中的那几句便迎刃而解。《感遇》那两句的意思是：鬼神尚且干不了，人力又怎能办得到呢？《大周受命颂》那三句的意思是：臣闻圣人登基，祥瑞的神灵之物相继而来，绝非人力所能至也。
又如前几天我注到陈子昂的《赤雀章》，其中有一句：“在昔甲子，降祚于昌。”既是祥瑞，我便先查《宋书·符瑞志》，果然有“赤雀者，周文王时衔丹书来至”，周文王姓姬名昌，这算是对上了，然未言“甲子”。周代的甲子日，最著名的自是武王甲子日伐纣。一查《史记·周本纪》，果然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但这天没有“赤雀”，而在此前两年的盟津观兵时，“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我以为是陈子昂记混了，把三件不同的事捏在一起了。其时夜已深，人已倦，只好睡觉了。第二天上午起来一看，不对头呀！陈子昂再糊涂，也不会把父子二人混为一谈，何况，“赤乌”毕竟还不是“赤雀”。此时，我又想起了小如师传授的“秘方”：凡经书正史中查不到的典故，便查类书。我从《北堂书钞》查起，再查《艺文类聚》与《初学记》，终于在《太平御览》卷八四查到：“《尚书帝命验》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酆，止昌户。拜稽首。’”并从《御览》得知：此典最早见于《墨子》。再查哈佛燕京学社编印的《墨子引得》，知其出自《墨子·非攻下》。引了《墨子》与纬书，这条注就比较可信了。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每当我解决一个校释考证中的难题时，都会在心中默默地念叨：小如师，谢谢您！
（二）两次例外
1961年秋，我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当研究生，拜入静希师门下，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长达四年之久。后来工作了，但仍常回燕园62号，一则问候先生与师母，二则向先生请教。先生一如既往，继续给我上课。直到先生九十五岁高龄时，我才不敢再劳累先生，但请安是从不间断的。
拜入林门伊始，师生就形成了一个程式：我入门后先进内室，向师母请安；然后到客厅坐定，问候先生的饮食起居，接着便是我请教，先生授业。只是在
第一次例外在1979年春节，我照例去给先生和师母拜年。刚在客厅坐下，还不等我开口，先生就气呼呼地问道：“彭庆生（先生历来只呼名，惟独这次加上了姓）！为什么吴先生的职称至今还解决不了？早在文革前，我就和游先生（讳国恩）联名保荐他破格直升教授。去年游先生去世，我又和吴组缃先生联名保荐他直升教授。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解决？”我很犯难：一则我离开北大已久，不太了解情况；二则虽然也道听途说地知道一点内情，但又怕说出来使先生更加生气。但先生一直盯着我，不回答是不行的，便只好含含糊糊地嗫嚅道：“据说是由于人际关系。”先生似乎若有所悟，但仍然愤愤不平。幸亏我深知先生有个特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提起唐诗、新诗格律、楚辞、《西游记》和篮球这五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先生便会立即兴奋起来，侃侃而谈，神采飞扬。于是，我便请教：“您说过：唐诗最大的特点是新鲜，如旦晚间始脱笔砚；又说唐诗最高的成就是深入浅出的统一。到底是哪个重要呢？”先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深入浅出！正因为是深入之后的浅出，是深入浅出的统一，才能永远新鲜。”接着又详尽地讲解了“深入”和“浅出”的关系。我心中大喜，一来深受教益，再也不敢在先生面前提如此愚蠢的问题了；二来也得以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其实，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直为小如师的职称问题而耿耿于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小如师早就是教授了，而且，中文系的老先生亦作如是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两本书影响深远，一直是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的重要参考书，多次重印，发行量以十万计。小如师注释了其中的先秦神话、《国语》、两汉辞赋的全部和《尚书》、《诗经》、《左传》、《楚辞》中的部分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的全部定稿工作，都是由小如师承担的。书稿杀青时，小如师尚未满三十五岁，非家学渊源，功底深厚，焉能至此？游老素以渊博严谨享誉学林，而这两部重要著作的定稿工作，全部交给了小如师，可见其器重之深，倚重之切，则其与静希师联名保荐，亦良有以矣！
静希师对我说过：“遇到史料、训诂、考证方面的问题，你就去问吴先生。”组缃师说得更妙：“吴先生对古书熟极了。他查书，从不翻目录，一扒拉就找着了。”我是湖南人，家乡话中没有“扒拉”这个词儿，因而觉得很新鲜，也很生动，记得很牢。在我的印象中，组缃师素来是比较严肃的，不苟言笑，但他老人家竟然也如此推重小如师，则其继游老之后，与静希师再次联名保荐，自亦顺理成章了。
不仅中文系的师生都很尊重小如师，而且，在我看来，系领导虽不给小如师提职称，却一直把他当教授使用。上述《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定稿工作，便是确证。须知当年极左思潮泛滥，反对“个人名利”，两书的署名，都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而参与选注的先生，有的已是副教授了，却由一位“讲师”来定稿，岂不发人深省？
1961年秋，北大中文系五六级文学专业留了四个研究生：李文初的导师是游老，齐裕焜的导师是小如师，黄侯兴的导师是王瑶先生，我拜入静希门下。这四位导师中，游、林、王三位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家，惟独小如师还是讲师。但我们一点都不惊诧，都觉得小如师带研究生是理所当然的。我和裕焜同班且同寝室，长达九年，毕业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我深知：数十年来，裕焜始终执弟子礼甚恭，每当谈起小如师，他总是充满敬仰与感激之情。他也很争气，很用功，深得小如师之真传。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荣获教育部社科著作二等奖，为师门争了光。
小如师不仅带出了出色的研究生，而且还创造了讲师指导讲师的奇迹。大概是六二年前后，河南某大学的一位讲师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系里指定的指导教师就是小如师。当年北大的研究生与进修教师，都住在二十九斋，因此，我和裕焜能不时见到这位进修教师。每当谈起小如师，他总是说：“吴先生的学问真好！”
第二次例外在1980年春，小如师刚从中文系调到历史系不久。我去拜谒静希师，照例先去内室向师母请安，然后来到客厅，还没坐稳，静希师就问道：“吴先生去历史系，怎么样了？”正好我前几天去拜望过小如师，便毫不迟疑地答道：“挺好的！”先生又问：“他开什么课呢？”我答：“吴先生讲《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门《历史文献选读》，准备先讲《陆宣公奏议》。”先生说：“好！这《陆宣公奏议》，如今也只有吴先生能讲了。”
静希师的话，我听清了，但没有听懂，回家就查书，才理解此中的深意。陆宣公名贽，唐德宗时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官至宰相，谥曰宣。他是唐代最卓越的政论家，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翰苑集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资治通鉴》采录陆贽的奏议，竟多达三十九篇，在这部长达600万字的史学巨著中，实属罕见。因此，静希师听说吴先生开了这门课，便赞道：“好！”
然而，陆宣公侍奉的唐德宗，却是一位刚愎自用而又饰非文过的昏君。为了使皇帝能听从规诫，接受谏诤，陆宣公不得不在奏议中大量援引经典，多用故实，如《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云：“臣闻《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礼记》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书》仲虺述成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周诗》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礼》《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无过为美，而谓大善盛德在于改过日新。”这107个字中，接连用了《左传·宣公二年》、《礼记·大学》、《周易·系辞》、《尚书·仲虺之诰》和《诗经·大雅·烝民》的名句，其意无非都是规劝唐德宗不吝改过。更难解的是：奏议中的许多语句，往往化用经史，几乎不露痕迹，如果不熟悉古籍，不明其出处，很容易望文生义或不得要领。因此，陆贽的文章固然富有典雅弘赡之美，却也有文辞艰深之弊，要讲授《陆宣公奏议》，殊非易事。静希师说“如今也只有吴先生能讲了”，其深意大概就在于此。
这两次例外，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静希师对小如师的关顾和推许。
（三）从“三狗同桌”说起
我自幼顽劣，不怕鬼，还专拣闹鬼的地方去睡觉；不信神，故乡的土地公公，多次被我偷偷地埋在水田里，竟然也没遭报应。然而，年过古稀之后，我却开始信命了。我觉得：我能考上北大，拜入林门，受业于小如师，并受到众多名师的耳提面命，这都是我的福气；而我的两位太先生林宰老（讳志钧，字宰平）和玉如公、两位恩师静希师和小如师的深厚交谊，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
2006年春，小如师命我写一篇介绍静希师的学术成就的文章。虽然我力不胜任，但我知道：这是恩师对我的奖掖，不能推辞。文章写成后，即呈小如师审阅。在交谈中，我首次获悉：小如师是先结识宰老，后听静希师的课，从而成为两代林门的入室弟子。最有意思的是，小如师给我讲了一个掌故：1952年秋，小如师陪静希师到天津去参观工业生产展览会，由于林吴两家是世交，林宰老与玉如公有诗唱和，故静希师就住在吴家。小如师的妹妹见家里来了客人，十分高兴，便向兄长问起林先生的年龄。小如师告诉她：林先生属狗，生于1910年庚戌岁。这个妹妹很聪明，马上联想到：爸爸也属狗，比林先生大一轮（玉如公生于1898年戊戌岁）；哥哥也属狗，比林先生小一轮（小如师生于1922年壬戌岁）。按当年书香门第的家规，小孩子是不能上桌陪客的，因此，吃饭时，妹妹就在一旁说：“你们是三狗同桌啊！”虽说是童言无忌，却正好点明了这非常难得的缘分。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小如师尚在弱冠之年，便已深得宰老垂青，授以书道。后来，小如师在《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中写道：“我曾从宰老学习写章草，屡承老人当面点拨指导，不但使我对习字的道理有所领悟，且因写字而涉及作人，宰老往往也以为人处世之道见诲。”
1947年秋，小如师从清华大学转入北大，在宰老寓中初识静希师。翌年，静希师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同时在北大兼课。小如师选修了静希师讲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此便成为静希师名副其实的学生”（《坚贞执著的林庚先生》语）。1951年秋，小如师应陆志韦、高名凯二位先生之邀，自天津重回燕大任教，一度当过静希师的助手。次年院系调整，静希师和小如师都留在北大中文系，直至
静希师与游老、组缃师一样器重并倚重小如师，只是由于宰老和玉如公的关系，更增添了一份关爱；而个性的某些相近，便使之相知相亲。因此，我一直认为：这两位恩师的交谊，本在师友之间。
小如师在《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中回顾了他与林门两代的交谊后写道：“两代深恩，没齿难忘。”惓惓之忱，溢于言表。但在弟子看来，这话似乎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便是小如师的涌泉相报。
太先生玉如公是书法大家，素有“南沈（尹默）北吴”之誉。小如师自幼从尊翁习字，家学渊源深厚；加之宰老亲授章草和书道，故小如师在书学上的造诣，举世罕见。静希师也工书，但对书学的研究，似稍逊于小如师。因此，1997年，当上海教育出版社决定影印宰老的遗著《帖考》和遗作《书画集》时，静希师就请小如师来整理。小如师不负重托，认真拜读，精心整理，并加以编次。凡有所献替，静希师都欣然采纳。此书出版前夕，静希师又请小如师作跋。这跋写得情深意切，我反复诵读，浮想联翩。余生也晚，未及亲聆太先生教诲，只匆匆见过一面。那是1959年冬，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与我们五六级四班同学合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与《陶渊明诗文汇评》。其时，静希师任教研室主任，我是学生中的编委。我去向静希师汇报工作，正好太先生经过客厅，静希师悄声说道：“我父亲回来了。”客厅的光线本来就不太好，又碰上个阴天，我没看得很清楚，只依稀觉得：老人似乎有些落寞。没想到，第二年三月，太先生就仙逝了。但那有些落寞的身影，却深深刻在我脑海中。这几天，重新拜读小如师的《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眼前又不断浮现出太先生与静希师的身影。
十年浩劫中，静希师与小如师都遭到抄家之厄，并被打入牛棚。1966年夏，我去北大看大字报，从19楼与20楼之间穿过，曾目睹静希师、游老、组缃师等几位老先生，手里都拿着扫帚或拖把，显然是在打扫厕所与楼道之后，稍事休息，这真可谓“斯文扫地”了。但静希师很达观，竟然还跟我打招呼。我心中十分悲苦，想去接过先生手中的扫帚，便向先生走去，先生看出了我的用意，连忙说道：“扫完了，扫完了！”我无言以对，只说了四个字：“先生保重！”便匆匆走了，那大字报，自然也没兴趣看了。
然而，文革结束后，却有人诋毁静希师。林门弟子多矣，大抵人微言轻，只是在同学与朋友中澄清事实，惟独小如师挺身而出，写了《坚贞执著的林庚先生》一文，例举事实，称颂静希师“在‘四人帮’当权时期所表现的铮铮傲骨，充分体现出一位坚贞而执著的老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并说“静老这种坚贞而执著的表现真足以使某些人咋舌愧死”。作为林门弟子，我深深地感激小如师；作为吴门弟子，我为自己有人品如此高洁、敢于仗义执言的恩师而深感庆幸。
在中国士人的传统中,历来倡导“道德文章”，而“道德”是位在“文章”之上的。小如师的文章固可传世，而其道德更是门生后进学习的典范。
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由于小如师和林门两代的深交，因而对我这个静希师的研究生，总是有些偏爱，更多眷顾，着力提携。
遥远的往事姑且不提，就说近几年罢。2004年冬，我去拜望小如师。蒙先生垂询，我汇报了《初唐诗歌系年考》的进展情况。先生命我将已完稿的《贞观诗歌系年考》送审。没想到，文章送呈后不久，就接到先生的电话，命我去家中面谈。原来，他老人家已向静希师汇报了审读的意见，得静希师俯允，并和《燕京学报》另一编委程毅中先生商定，决定向该刊推荐拙文。我不胜惶恐，《燕京学报》品位甚高，在该刊发表论文的多是学界耆宿，我辈岂能高攀？我深恐自己有损三位先生的清誉，便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先生勉励道：“庆生，你也不要妄自菲薄！”接着又说：“你们五六级和五七级，虽然运动太多，下乡下矿的时间也太长，但给你们上课的，大多是老先生。你们的底子还是不错的。”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2005年5月，《燕京学报》新十八期果然刊登了拙作《贞观诗歌系年考》。2006年11月，该刊新二十一期，又刊登了拙作《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林庚先生学术业绩浅述》。2008年5月，该刊新二十四期又刊登了拙作《唐中宗朝诗歌系年考》。这三篇文章的发表，都体现了小如师和老学长毅中先生对门生后进的眷渥与激励。
2008年初，经袁行霈师推荐，北大出版社愿出版拙著《初唐诗歌系年考》。我获悉这一喜讯，便兴冲冲地跑到小如师家，求先生赐序。一进门，才察觉先生正在病中，但我还是厚着脸皮，说明来意。先生自然为弟子能出书而高兴，但也流露出为难之意。我很失望，便小声说道：“太遗憾了！”没想到先生竟听清了，慨然道：“我不愿意让你遗憾！这序，我来写。”几天后，我又奉命去先生家，先生当面赐序。这序，写在一张八开的竖行稿纸上，蝇头行书，遒劲俊爽，清雅秀逸。我视若拱璧，爱不释手。序文尾署“公元二○○八年三月病中写讫”，这使我联想起陈曦钟、吴书荫、张明高三位学友校注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小如师亦为之作序，题为《新注本“三言”题记》，尾署“1993年8月，小如病中作于北京”。为了奖掖门生，先生两度扶病操觚，确实是不遗馀力了。
在《〈初唐诗歌系年考〉序》中，先生对我奖勉有加，同时也流露出老一辈学者对当今学界的不良风气的不满与忧虑：“今人治学，或浅尝辄止，或游谈无根。”我以为，这是切中时弊的。同时，先生期望：“北大学风，用兹不坠。”我想：继承北大学风，这是恩师对弟子们的鞭策，也是已仙逝的恩师们的在天之灵的共同心愿。
玉如公属狗，鹤龄八秩晋五。
静希师属狗，后来居上，椿灵九秩晋七。
小如师也属狗，自当更上层楼，必能寿登期颐。
如是，吴门弟子幸甚！学林艺苑幸甚！
（载《学者吴小如》第290~3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福寿绵长”
——记吴小如先生
王水照
小如师生于1922年9月，按我国旧俗，今年是九十大寿了，或称之为九十初度。最近我听一位百岁老人说：中国的虚岁不“虚”，十月怀胎，生命已经开始，虚岁就是实岁，细思也有道理。
我认识吴先生还在半个世纪以前。1955年夏，我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负笈北上，来到这块梦寐以求的学术圣殿，满怀理想与憧憬。似乎在迎新联欢会上，听到吴先生的京剧清唱。他中等身材，当年还颇清癯，潇洒飘逸之中又有一股刚毅之气。最突出的印象是两点：双目炯炯有神，嗓音雄厚有力，几可震瓦。这两点也是当教师的好条件。我后来听过他一学年的授课，课堂秩序奇好，他目光扫处，学生们自然与之对接、交流，话音高亢，吐属清晰，要想偶尔走一下神，也不可能。
一九五五、五六两年是我们难得的苦读岁月，回忆起来，也是个人学术道路的真正起点。大环境是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宣布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陆定一又做了双百方针的报告，让许多知识分子心潮澎湃、豪情万丈；小环境是我们北大中文系55级近百人的优秀群体，形成了刻苦攻读的风气。在所有课程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学史”，每周四学时，要学习四年半（我们是第一届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第一段先秦两汉文学，由游国恩先生主讲。游先生所讲的一般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分析，可能受制于当时学习苏联规范化乃至程式化的影响，大都在一般书籍中都能读到，连他擅长的《楚辞》研究也不多讲个人见解，至今印象不深。然而，随堂随发的辅助教材，即后来成书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却给我打开了学术的天地，一生难忘。这部书虽用了“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名义，实际上是由游先生选目、吴小如先生注释定稿的。吴先生的注释与流行注本不同，凡注必引原始出处，有歧说必出两造原文，再适当断以己意，引证博而简要，繁而不芜，指示出无数进一步深读的门径。比如《诗经》部分，我在高中语文课本中只读过《硕鼠》等几篇，这部教材中选入72篇，不仅数量扩大了，而且从简单的文本训读与赏析，进入到学术之门，从对《诗经》的单篇阅读，进入到对“诗经学”的了解，如《诗经附录》所辑关于“采诗”、“删诗”、“诗入乐”诸专题的原始文献资料，涉及赋比兴、诗言志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诗美等问题。我还按此书引书所提供的线索，到图书馆借阅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一批诗经学原著，我阅读学术型线装书就是从此开始的。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原以为是普及读物，却多为此书所引证，我专从北大岛亭书店觅购余先生此书，才知道著作形式不能决定学术水平，普及读物中也蕴藏有精辟见解，更要依靠发现者的眼力。
这部教材是我学术道路上遇到的第一本契合自己的书。我小心装订成册（由北大印刷厂单页印发），至今虽纸质脆黄，仍什袭珍藏，视作自己学术启蒙的证物。虽然比起前辈学者来，这个启蒙有些寒碜。
那时我还未上过吴先生的课，偶而在文史楼走廊相遇，我会不由自主地侧身驻足，让他先行，他自然还不认识我。
一九五七年后运动不断，反右、双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等，时不时会出现有关他的大字报，也无非是个人主义、狂狷一类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总纳闷，这位饱学的老讲师招谁惹谁了？
与吴先生发生“零距离”个人接触要到一九五九年，则另有一番机缘。1959年9月，我们55级同学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文教战线“拔白旗、树红旗”的标志性成果，一时声名大噪；但到次年6月，风向转变，决定把两卷本的“红皮”文学史，改写为四卷本的“黄皮”文学史，我们的老师也从被批判对象，转而成为了编写的指导者。我当时是宋元文学段的负责人，被“结合”的老师就是吴小如先生，由此奔走于中关园吴门不辍。使我最难忘的是他的直言不讳，倾心指导。其时，学校的师生关系并不正常。记得有次全年级大会，一位语言学老教授发言说：同学们的批判精神和冲天干劲教育了我，以后要在同学们的帮助和“领导”下，努力工作。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透露出师道尊严已被颠覆，老师们在挨批之后，犹有馀悸。但有的同学还在私下议论说：老先生说得不对，是党的领导而不是年轻学生“领导”。正像另一位老师所说：现在教书，好比陈宝琛太傅教宣统皇帝，真难伺候。于是，老师们大都谨言慎行，唯独吴小如先生仍然保持他不吐不快的刚直性格。
本来，在编写这两部文学史时，我们在课堂上刚刚学到唐代，宋元还未开始；一穷二白就动手编写，错误之多，自属当然。吴先生对我们的原稿做了细致的批改，而且及时地把修改件骑自行车送到我们学生宿舍，流水作业，效率很高。可惜这些稿件现已荡然无存。但在我自己保存的两部文学史上，还记有吴先生的一些意见，对当年吴先生的倾心指教、师生间无拘无束的自由交谈，犹能仿佛一二。吴先生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水照于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当时知名度颇高的‘五五级’的高材生。在校时，因我们共同语言很多，他经常来寒斋闲话，彼此感情十分融洽。”指的就是这段时期。“闲话”不“闲”，我们没有什么小道消息，闲言碎语，所谈不越出治学一步，于我一生影响很深。我也刚刚被批判过“白专道路”，并非“左家庄”人物，因而“共同语言很多”，感情自然是“融洽”的。
北大毕业离校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虽同在京华，却疏于问候。有次因阅读浦江清、吴天五先生注释，冯至先生编选的《杜甫诗选》，产生一些疑问，就写信给他（我误以为吴天五是他的笔名之一），他立即复信我，详示天五先生的工作地址，并且说他一直关注我离校后的情况，凡报刊上有我的文章，必找来阅读，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高兴。我收读后，倍感温馨，觉得与母校的精神联系未断。及至“文革”，北大腥风血雨，我也一直惦念他的安危。一次读到他手书的一幅《枯树赋》原件，端正楷书，一股儒雅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无一字错舛，无一笔松懈，不禁为之神旺。书法如其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必定心态淡定，气度高昂，私心不免窃喜，并祝愿先生一切顺遂。
噩梦终于过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和吴先生才又有了一些往来。主要是我求助于他，而他总是有求必应。我们宋代文学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会后例出论文集，论文集的题签就是他的墨宝。十年来已出六集，统一用他的题签以显示这套书的连续性。记得第一集出版印刷时，不慎把他的私章侧倒印了，实感惶悚，白头门生做错了“作业”，写信致歉。他回信说：此事前人常见，谓之“卧印”，不必介怀。我编的《历代文话》出版时，又去打扰他，因在自己的师友中，很难找出比他更合适的书家。他照例愉快地题写寄我，还写了一篇推介《历代文话》的文章，先生已是高年，真是难为他了。
说“难为他”，一点也不夸张。师母长期患帕金森综合症，他自己也脑供血不足，几个子女多在外地，不能侍奉。他以老病之身亲自照顾师母，其苦非外人所能尽知。2002年，他决定来沪住儿子家，可得晚辈照料，略纾困境。我获讯后十分高兴，翘首以盼，还计划请他来复旦大学为研究生们作系列讲座，在我校住上一个时期，他也愉快地俯允了。不料其时冒出一个“非典”，此事终成泡影。在此以前，他应约要去南京东南大学讲演，为安全计，我请门人王祥君作陪“保驾”，先在吴先生老友、《文汇报》资深记者谢蔚明先生寓所一起会面，这也是他在上海期间与我唯一的一次面叙。王祥君办事审慎，从南京回来后，带给我吴先生手书《再赠水照》一绝：
人如秋水涵空照，学拟春风育晚花。头白重逢真一快，知音原不在天涯。
“秋水涵空照”原是俞平伯先生诗句，恰好镶入贱名，吴先生信手拈来，足见对平老诗作的熟稔；“春风育晚花”是喻指王祥君从学勤奋，堪为作育之英才。“重逢一快”也是我想说的话，但以“知音”相许，我又哪里担当得起呢？
吴先生晚年文章，其中一个主题是对目前文史素质明显滑坡的担忧，对不良文风、学风的抨击，表现出一位文化守望者对我传统文化的挚爱与关切。人们戏称他为“学术警察”，语兼褒贬，也引起不同的反响。在那次谢蔚明先生家的午宴上，他俩追忆往昔，谈兴正浓，不意话题又转到这方面来。吴先生立马收敛笑容，愤切地说：他儿子的一位好友欲得其书法作品，竟说请向您“家父”求字，那还是个有文史学养的人呢！将来怎么了得！不久，我在《文汇报》上读到一首吴先生的讽刺诗：
丙戌上元戏成五律一首
人我同家父，存亡共品题。洛滨思白傅，芳草正凄凄。
诗中各句“今典”均是历历可记之事实：一位堂堂教授解释“享以太牢”，说成坐牢是一种享受；另一个大学中文系老师以“破釜凿舟使之沉没”来训释“破釜沉舟”成语；一位干部训话，自谦云：“本人鹤立鸡群，深感惭愧”；某作家健在，誉之者谓其身后留有作品若干，又云近日将有新作问世；洛阳白居易墓园有题字云“芳草凄凄”，把“萋萋”错成“凄凄”，居然宣示于大庭广众之中。至于第五句的“人我同家父”，他在注解中特意说明：以“他人之父”称为“家父”，是近十多年来的相当普遍的现象了。透过“戏”笑表面，不难感受到一种忧世愤世的激切情怀，例举病句随笔而出，不假搜索，不是表现出时刻关怀现状的切肤之痛吗？
我在2001年《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宋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一文，过了几天，同刊发表吴小如先生《读王水照兄近作有感》。我一看标题，以为又对拙文有所商榷。因为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进行学术研究必须注意已有的学术成果，举的例子是我写的《论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没有充分吸取王永兴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一书的见解。这就是我们的吴老师了：批评学生不护短，也更使我敬佩。但他这篇《近作有感》确实另有所指。开头两大段追忆我们师生俩的交往与情谊，对我奖饰有加，然后笔锋一转，讲到北大早年的宋元明清文学史教学小组，当时浦江清先生早已过世，吴组缃先生年事已高，他从发展学科的角度出发，提出“必须加紧培养接班的梯队”，并物色了具体人选赵齐平先生，主张积极上马《宋元文学史参考资料》的编注工作，以与已出版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配套，并在工作中培养、锻炼年轻教师。据闻，浦先生辞世后，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曾对吴先生说过：浦先生的课今后就偏劳你了。吴先生对发展学科是有使命感的，但他的这套想法与措施未能实现，“像我这样垂死的老人，也只能以说不尽的感慨与无可奈何的失落感，来怀念远在沪渎的王水照兄和逝世已逾八年的赵齐平兄了”。文章是在“中伏大病初愈”后奋笔写成的，读来更觉沉重。吴先生有过一段自白：“惟我平生情性褊急易怒，且每以直言嫉恶贾祸，不能认真做到动心忍性、以仁厚之心对待横逆之来侵”，在他这一面已说得够通达清明了。
我和先生渭北江东，关山阻隔，好在上海电视台有个“绝版赏析”栏目，时时得见他评赏京剧名家名段时的风采。记得在该栏目周年庆京剧演唱会上，还听到先生引吭高歌的《蟠桃会》唱段，最后以“福寿绵长”四字作结，今断章取义，谨以为祷。
（载《学者吴小如》第265~2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山高水长师生情
齐裕焜
从入大学起就听吴小如先生的课，而作为吴先生研究生算起来也整整五十年了。吴先生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治学经验，深深影响着我；他对我无私的帮助，热心的扶植，永远铭记我心。
我1956年入学，在57年就修过吴先生的《工具书使用法》课。59年他给我们上宋元明清诗文、戏曲。我还听过他开的讲座。当时虽然非常爱听他的课，但没有经常请教。1961年我们大学毕业时，正值困难时期，分配困难。小平同志指示多留研究生储备干部，我们年级120人，留了22人。不久又传来周扬同志指示，“研究生宁缺毋滥”，又进行精简，22人中有的人留校当教师，有的分配到其他单位，最终语言班（30人）留5人，文学班（90人）留4人。因此正式入学推迟到了1961年底。系研究生秘书徐通鏘先生【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不幸已去世】征求我的意见去学哪一段文学史，他建议去游国恩先生那里，学习先秦文学。我自觉古文基础差，不敢去，而要求跟吴组缃先生从事小说研究。他说吴先生已有5个研究生，不能再多带。后来系领导研究，还是尊重我的兴趣和要求，作了一个特殊的决定，由吴组缃、季镇淮和吴小如三位先生组成一个指导小组共同指导，而由吴小如先生当我的导师。系领导说，吴小如先生虽然还是讲师，但他的学术水平是完全够格的。从此吴先生就成为我研究生导师了，五十年来一直爱护我，帮助我，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誼。
一
我正式到吴先生那里做研究生已是1962年2月了。头两年国家经济困难，党中央调整政策，比较平静，没有政治运动，我们老老实实的读了两年书。可惜好景不长，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又开始折腾了。63年11月我们下乡宣传所谓社教“前十条”，64年10月北大800人的工作团到湖北江陵搞社教，我和吴先生都去了（我们在一个公社，但不是一个大队，没有见面的机会）。到65年5月我们回校，毕业论文也不要求做了，集体写了批判《三家巷》和《早春二月》的文章就算毕业，我的研究生生活也就随之结束了。虽然我在吴先生直接指导下读研究生只有两年，但对我一生却有重大影响，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吴先生对我的教育、影响首先是他治学的指导思想。他说：
“在我的思想中，却认为一个本科生既然进了中文系，就必须兼通‘文’‘语’这两大部分。………一定要全面掌握，不能偏废。从治学方法来说，清儒所说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必兼而有之，我以为还是正确的。我自己一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也愿意我教的学生能较全面地掌握。这是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指导思想。
其次，我以为要教好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必须‘通古今之变’，即从上古的神话传说直到近、现代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都应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并逐渐形成一个有系统的观点，即所谓‘成一家之言’……。
第三个指导思想是，必须做到博然后约，先厚积而后薄发。盖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若按作品的体裁划分，大体可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块’。一个人毕生精力有限，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自不能面面俱到，样样兼顾。但既要教文学史，就必须对每一‘块’的内容都有发言权。……尽量做到点、面、线的结合。”[1][1]
我虽然准备主要研究小说，但遵照吴先生的教导，头两年花了大量时间读宋代诗词文和元明戏曲；到北京图书馆看《水浒传》郑振铎藏本、水浒的繁本和简本，作简繁本的比较。毕业后，我还是遵照先生的教导努力打好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如注意古代小说的作家生平、故事源流、版本等问题；对中国小说研究不局限在古代，也研究现当代小说，我写的《中国讽刺小说史》、《中国历史小说通史》都延伸到现当代小说；我还指导博士生做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离吴先生提出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吴先生的治学身体力行，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广泛涉猎，在小说、诗歌、戏曲、散文等各方面都有建树，他能在这些领域中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精辟的见解。《古典小说漫稿》、《读书丛札》、《吴小如戏曲文录》等著作蜚声海内外。他又是著名的书法家，还翻译了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说别的，就我专门研究的小说来说，他涉及的古代、特别是现当代的小说我有一半没看过。我佩服他，也想多读一点书，但实在是望尘莫及，只能望洋兴叹了。
他在平时交谈中和大量学术随笔类的文章中，对学界不正之风、不良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尤其是对文化圈中一些人普遍存在的语文基本知识错误甚感忧虑，对缺乏最基本的古代文化修养而又大胆妄为地标点、注释古书的人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为民族文化的健康提升大声疾呼。这对我来说也有警示意义。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读书笔记把“光芒”写成“光茫”了。他指出后，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这么普通的字都写错了！从此，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注释古书；不写没有把握，没有自己见解的文章；上课时不要写错板书，念错字。
吴先生为我做出榜样，指明路径，敲起警钟，使我在学术的道路上少走许多弯路。
二
研究生毕业后再见到吴先生是十四年后的事了。我妻子郑汀1960年人民大学财政系毕业，分配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工作，1961年中央机关下放干部，把她下放到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于是我研究生毕业就要求到宁夏大学工作，教育部说研究生要去重点大学，我就到了兰州大学。1979年9月我邀请吴先生到兰州大学讲学。我和宁希元（他57年到北大进修，吴先生是他的指导老师），到机场接他。那时机场人不多，但飞机到了，客人都出来了，我们竟然没见到他，他也没看到我们，我想让机场广播了，这才看到他。在我印象中那么年轻（我离开北大时他43岁）的吴先生，竟然满头白发了；他大概也因看到的秃顶的我而不敢相认。经过“文革”十年的磨难，我们朝夕相处的师生几乎相见不相识了。
吴先生在兰州讲学近两个月，给兰州大学和甘肃师大（即现在的西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讲课。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经过十年的禁錮，学术园地也像一片荒漠，吴先生精彩的学术报告，对渴求知识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来说，无疑是及时的甘露。他讲课时不但座无虚席，连大教室过道、窗外都站满了听众。至今王人恩教授（当时是甘肃师大的学生，现为集美大学教授）还完整保留着吴先生讲课的笔记。
那时候条件很差，兰州大学没有宾馆，只好在教工宿舍腾出一间房子作临时住处，在食堂吃饭，他讲了近两个月的课，也没有分文的报酬。说来荒唐好笑，吴先生这样一个著名学者，这时还是讲师（当了28年讲师，80年才直接评为教授），我们出海报，只能含糊其词称为“北大中文系吴先生”。虽然接待很简朴，但先生的心情是舒畅的，从“反右”，到58年的“学术批判”，再到“文化革命”的折磨，紧绷的神经才得以松弛。吴先生不但游览了张掖、嘉峪关、敦煌莫高窟，更重要的是巧遇了阔别了30年的老朋友常风先生，“促膝谈心，动辄深夜忘倦”[2][2]。也同宁希元和我这些老学生在一起，开怀畅谈。我记得他在我家吃饭时，还唱了几段京戏，录了音（在海外的亲友刚给我一台小录音机，那时还是个稀奇的东西）。这是我头一回听他唱京剧，虽然我早知道先生会唱，当过票友，登台表演过。
1983年我调回家乡，到福建师大任教后，经常写信向他请教，1984年还请他推荐我到洛阳参加了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从此，我开始走进《三国演义》的学术圈子。我也多次请他到福州讲学，但因为师母身体不好，他走不开。2003年，我到上海师大开古代小说研讨会，而吴先生和师母住上海吴煜处。师母有儿子儿媳照顾，于是我就请他到福建讲学。当时刘敬圻师姐也陪吴先生来，但她坚决不让我们出路费，她说五十年前的老学生能多陪陪老师，是人生幸事。
吴先生在福建期间，我陪他参观福州的名胜古迹，到厦门、集美、武夷山等地游览，我们一路游览、欣赏，他对摩崖石刻和寺庙楹联的书法特别关注，或赞赏或批评，我也增加了一点欣赏书法的知识。当然，最主要的活动还是讲学。他讲课非常精彩，和在兰州一样，受到热烈欢迎和很高的评价。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吴先生讲课能那么精彩？除了学问渊博和讲课艺术高超这些基本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作品，特别是诗词作品的研究能将考据和欣赏结合，具有独特的体会，这当然非大学问家是做不到的。他说：“近来我于听平伯师讲课时乃悟到考据究竟是重要的。盖如考据得不到家，欣赏的路也就容易阻梗，考据得愈精，欣赏时始愈知古人遣词设意之工巧之难。《读词偶得》便是代表此一趋向的最大证明。于是我戏名之曰‘考据的欣赏’，而以刘西渭先生的《咀华集》为‘欣赏的考据’。盖必‘欣赏的考据’才不至使人头痛，亦唯有‘考据的欣赏’才能是真正刻画入微的欣赏，如《读词偶得》所收的效果然”。[3][3]
他讲的诗词都是最常见、大学生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木兰词》“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余冠英《乐府诗选》注“唧唧，叹息声”。吴先生认为不对。他指出：
第一，在汉语表叹息声之词汇，如呜呼、噫嘻……之类，皆长言而非促语，皆阴平而非入声，以入声字与叹息言本不相类。其二，促织之得名，以其鸣声似织机之鸣也。机鸣或言“札扎、“轧轧”，或言“唧唧”，皆入声重叠字所构成之象声词，以织机之声短促迫切，连续不断也。《木兰诗》首句一本作“促织何唧唧”，足证虫鸣与机鸣之声相似，初闻以为促织之鸣，继乃知为女子名木兰者当户而织也。三、自文义言之，始闻机鸣，继乃知为木兰当户而织；再继而则不闻机杼之声，唯闻木兰叹声矣。于境地之描述与诗意之次第，皆相合而相导。如解“唧唧”为叹声，则首句已言叹息复叹息，而三四两句复言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是叠床架屋，怎么成为千古不朽之作呢？所以，我认为“唧唧”不是叹声。
对于“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吴先生如此解读：此数语多为人所忽略。木兰自昨夜已见军帖，则心事重重，不言而喻，其所以停梭止织，正缘有所虑、有所忧也。何言无所思忆乎？证以《折杨柳枝歌》，知此处之“思”与“忆”，乃狭义而非泛言也。《折杨柳枝歌》云：“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是其所思所忆，乃男女情爱之事，所思所忆之人，乃意中之情侣恋人，非泛指一切其他人与事也。予尝考十五国风，用“思“字者凡二十二篇，其不涉男女情爱相思义者仅七八篇耳（其中尚有是否指相思之意而不能肯定者，姑亦除外，皆在此七八篇之内）。而汉乐府及《古诗十九首》之言“所思”（如“有所思”、“所思在远道”）、“长相思”、“思君令人老”云云，皆指男女或夫妇之思；而《饮马长城窟行》之“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西洲曲》之“忆梅下西洲”，则“所忆”亦有广狭二义也。此诗盖言木兰之所叹息，乃忧其父之年老与弟之年幼，无以充兵役，非缘己情有所钟，以婚嫁之事为念也。夫然后乃知此诗造意遣词之妙，虽本于《折杨柳枝歌》青胜于蓝矣。[4][4]
又如《诗经·伐檀》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五四”以来胡适、刘大白、魏建功等权威的解释都是讽刺君子“不劳而食”。吴先生对《诗经》中“君子”一词究竟有无讽刺涵义，就有意识地进行过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的结果，不仅《诗经》中所有用“君子”的地方，这个词不含贬义；甚至在先秦古籍，其中所有用“君子”的地方也无含贬义。这样他就自然而然得出一条结论：《诗·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两句，一定不是诗人在讽刺统治者（或剥削者），而是在他理想中希望有个不素餐的统治者，“君子”在诗中还属“正面人物”。[5][5]
再如，因为洪迈《容斋续笔》里的一条记载，说王安石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经过多次斟酌修改，才定为“又绿”，这成为古代作家在炼字上辛苦推敲、反复斟酌的著名故事，于是这首诗也就不胫而走，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了。钱钟书、周振甫等名家亦持此说。但吴先生从版本入手，他说现在传世最早的宋版《王文公文集》卷七十，流行最普遍的根据明嘉靖刻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以及距王安石时代较近的南宋人李壁辑撰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三，所载此诗第三句，都作“自绿”，没有一个本子是作“又绿”的。在版本的基础上，他结合诗歌的欣赏，认为用“自绿”似更好一些。这个“自”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也就是说，春风明月，原属良辰美景，在作者心目中，认为它们应该是有情的，而它们偏偏无情。一到春天，和风自管吹绿了江南的岸草，明月自管照射出皎洁的光辉，可是却不管诗人思归不得的惆怅情怀。作者正是受到无情的美景的感触而引起自己欲归不得的愁思。这同李白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温庭筠的“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等诗词中名句都是用的同一手法，惟意境各有不同。如果只说“又绿”，不过形容时光易逝，“又是一年春草绿”，显得意境稍浅而用笔亦不免平直，远不如“自绿”的耐人寻味。[6][6]
吴先生这些对诗词的解读，一反过去的权威解说，又很有说服力，对读者听众来说真是振聋发聩。
三
吴先生对学生总是无私帮助、热情扶植。1963年春，北大中文系58级学生姜志雄发现何大伦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里有《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全文，这是汤显祖《牡丹亭》创作的蓝本。对于这个重要发现，吴先生很高兴，也和我们几个研究生说过，但他又是非常慎重的。为了搞清这篇话本是否就是嘉靖进士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或者是否晚于汤显祖，他遍览了《燕居笔记》全书，稽考其他篇章中每一件史料的发生时间和每一篇文字的大致写作时间，这样得出《燕居笔记》里没有一篇涉及嘉靖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从而使《杜丽娘慕色还魂》是《牡丹亭》的蓝本之一的结论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基础上。吴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了。姜志雄的论文发表在北大学报1963第6期上，这个结论已成学界的共识[7][7]。
宁希元教授也常和我谈起吴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他花了几年功夫，完成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这是一本难度很大、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他的初稿完成后，吴先生审读了书稿，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后来书出版遇到一些麻烦。出版社先出版了后交稿的徐沁君先生校本，希元希望尽快看到徐校本，吴先生很快给他寄去了。希元对书稿又一次进行修改，吸收徐校本的优点和扬弃其缺陷，使书稿更完善。在这次修改的过程中，吴先生又审读了部分书稿，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并为该书写了《题记》，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就和价值[8][8]。
吴先生对我的关心、扶植，更是令我难以忘怀。1987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就此请教吴先生。我考虑改变过去小说史、文学史按朝代分期叙述的办法，以小说的类型分类叙述，使读者能够看出时间上的发展顺序，落实“演变”的前因后果；过去小说史多只是评论名著，我们这个写法把过去小说史和小说论著中很少提到的作品都放在演变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如《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等，就在论述杨家将题材小说中介绍。但这样写遇到两个难题。一是有些小说是各种题材的综合体，不容易给它找到恰当的归属；二是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是不同的两大系统，文言小说不好混在白话长篇小说中去分类论述，怎么处理?吴先生赞同我的总体设想，同时帮助我确定了几部小说的归属问题，如《镜花缘》、《绿野仙踪》等；他建议专设一章《志怪传奇小说》，这样就解决了文言小说问题，也和全书以小说类型分类的原则一致。他还提醒我，在把较多篇幅给次要小说的同时，在名著上还要下功夫，写出新意，做到点、面、线的结合。初稿完成后，他通审了全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使我们避免了不少观点、材料和文字上的错误，对书稿的质量作了重要的把关。1990年书稿出版时，他又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充分肯定“这确是一次大胆而有新意的尝试。”
吴先生曾经批评现在做学问的人分工太细，路越走越窄，“治古典文学的不搞现、当代文学”，所以，我和陈惠琴合写《中国讽刺小说史》时，就想古今贯通，从古代写到现代。吴先生又一次指导我们，提出的几点意见，对我们启发很大。首先，他帮助我们理清中国讽刺文学的传统、讽刺小说的范围和发展线索。根据他的意见，我们确定了讽刺小说的界说和范围；提出讽刺的语气有两种：温和婉曲和严厉直斥；讽刺的形态有机智、滑稽、荒诞、幽默四种；讽刺小说有写实性和寓言式的两种类型。这样，全书论述的范围明确，架构比较合理。其次，他提出中国讽刺小说有三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即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阿Q正传》；钱钟书的《围城》。他认为“作为一位讽刺小说作家，要想写出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和艺术水平高的作品来，不仅要有无美不备的创作天才，还必须有识透世相的人生阅历，而更重要的乃是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素养。三者集于一身，再加上要求创作讽刺小说的时代紧迫感，才能使其伟大作品从十月怀胎而一朝分娩。抓住这三部巨著，再向深细处爬梳剔抉，则撰写一部有特色的《中国讽刺小说史》，庶几乎可以不妄作矣。”这对讽刺小说的创作和研究都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第三，鲁迅对讽刺小说的要求特别严苛，认为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不够格，别称为“谴责小说”。吴先生认为晚清这些小说之所以嬉笑怒骂，无情揭露和大胆谴责是时代大风气使然，“我治中国小说史，对于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两者的关系，既看到其异同与相通之处，也保持着‘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态度。”我们很赞成吴先生的看法，把“谴责小说”称为“近代讽刺小说”，给予恰当的评价。
吴先生审读了《中国讽刺小说史》大部分书稿，正式出版时他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他那风流儒雅的字为书的封面增添了光彩。
吴先生是一位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是一位为人师表、用自己的学术关注着民族文化健康提升的大学者，他那高尚秉直的道德品质、诚实严谨的学术人格和广博精深的文化造诣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蓦然回首，我有幸师从先生已然半个世纪。五十年来，吴先生引导我探寻学问的真谛，老师的教诲之恩我终身难忘，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山高水长。
（载《学者吴小如》第304~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中文系里最年轻的“先生”
胡友鸣
上大学时，对老师的称谓是有讲究的：有“先生”和“老师”的区别。那时的“先生”之称不像后来比比皆是，只有资格老、有学问，才称得起。吴小如先生是当时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先生”。
大概是三年级时，吴小如先生给我们开讲“唐宋词专题研究”选修课，阶梯教室，近二百人的座位满满当当。虽然先生台上，我在台下，这应当算是初识先生了。我曾当过中学教师，深知讲课很耗费体力，因而课间休息从不去打扰老师问这问那，要知道那时的大教室还没有麦克风之类的设备，与一般的教室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知识储备不够，个人兴趣似也不在纯文学，那时，我难以对课的内容做出评价，但这门课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先生声音洪亮、抑扬顿挫，纯正的口音含着京腔，态度极其认真。衣装也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如今人们常说的“敬业”精神——包括对讲述内容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尊重。
记得先生在开场白以及讲课过程中提到，这门课是以老师的身份在讲台上的告别“演出”了，先生将要去中华书局《文史》集刊任职。中华书局和《文史》，在当时的同学们来说，是既神圣又有点儿神秘的专业机构和学术集刊，颇有点高深莫测的感觉。对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来讲，却又是很有些自豪的。先生尚且如此选择（当然先生后来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这种自豪不觉又增加了几分，因为这个专业乃是1958年为中华书局专门开设的，这恐怕是现如今教育体制改革常提到的以“销”定“产”的最早典范了。
真正与先生相识，是到了《文史知识》以后。
从1982年到1985年，《文史知识》与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北京团市委合作，连续三年春节，都组织了全国性的迎春征联大赛。《文史知识》主要负责聘请评委以及评审的组织工作。记得评委有：朱家溍（时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俞明岳（时为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吴小如、刘叶秋（时为商务印书馆编审）、程毅中（时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白化文、张富华（时为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杨牧之（时为编辑部主任、《文史知识》的创始人之一）等，我虽非评委，但参与初审的组织联络工作，又全程参加复审——由评委参加的评审讨论，算是没有任命的“秘书”吧。复审是极认真的，又是极热烈的。反复斟酌，来回论辩，体现了评委们对每一个通过初审的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个讨论过程对刚出校门的我又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是增长知识如对格律的认识；一是畅所欲言的讨论氛围。
“谈笑有鸿儒”，讨论弥漫着清雅的书卷气。朱家溍、俞明岳先生的不苟言笑，小如先生的严格认真，刘叶秋、程毅中先生的儒雅，白化文先生的风趣，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有的联语内容很好，构思也巧妙，只是在平仄对仗上略有不谐，小如先生坚持严格要求，而白化文师这时总是一句“老师，学生向您汇报”，然后谈自己的理由。于是大家一起笑起来，而小如先生也往往随众一笑而已。
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向小如先生请教，结束时小如先生提起流行的文言文的白话翻译，往往一经翻译，味道全无，并不能准确细腻地传达原文的本义和韵味。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不去读原始资料而竟以译文为据，凡此种种，值得忧虑。因而想写一篇东西，阐明不赞成白话翻译的意见。我跟先生讲，此文不宜写，并谈了自己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古代经典如果翻译成白话，确实无法避免先生所忧虑的情况，因而也赞同韵文不译的主张，但文章的白话翻译，只要有人读有人看，还是有益的。通过这种工作，能够在当今为古代经典多培养一些读者，多发展一些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们从事的工作不也可多一些“知音”吗？小如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后来撰写了《古书今译也要“信达雅”》（《文史知识》1999年第6期），对古文今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常常见诸于报刊的短札随笔中，能够体现出来小如先生为人为学的态度。偶而有人指出先生著述中的不当之处，先生总是虚心回应，不仅诚恳地接受，还常常撰文公之于众，或在结集出版时以附记的形式说明并感谢，表现了认真、求真的学术精神和品德。就在三年前，复旦汪少华君《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出版，小如先生听说该书扎实，便找来一本浏览，发现其中有对自己关于古书解读的商榷，便立即撰文，对我说：“最近读了一本好书，我写了篇感想。”我说，您能否给我？收到后一看，文中对该书颇多褒奖并结合该书谈了学术风气等问题。然而，文章主要部分竟是对该书商榷的肯定。我深受感动，无论文章提出的观点还是小如先生对待商榷的认真和虚心，都极有现实意义，因而把这篇《学术规范应坚持“守正”》安排在2009年第1期《文史知识》的“特别关注”里。
先生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中文系出身的人，也可以说是他的学生在出头露面时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硬伤。对于社会上频频出现的对古代典章或成语典故的“误读”、“滥用”，先生总要奋而提笔，以正视听。不管这种“误读”、“滥用”出自“文化名人”还是“著名学者”，先生总是一针见血，丝毫不留情面和馀地。还是一位哲人说得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大概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小如先生待人待物尤其在学问上的认真，往往给人以近乎苛刻的印象，这恐怕是先生有时不见容于人的原因。其实，学问上自不必提，就是在为人尤其是“尊师”上，其中许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忝列小如先生的学生逾三十年，小如先生对老师的尊重，我的印象很深。即使是八十高龄了，每到大年初一，小如先生还总是会从中关园步行到燕南园去给林庚先生拜年。无论讲课，还是聊天，小如先生每每提起俞平伯、沈从文、废名、浦江清等老一辈学者来，所表现出的尊敬溢于言表，十分令人感动。最近拜望小如先生，谈话间提起俞平伯先生，已年届九秩的老人含泪十分动情地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跟俞平老那就是情同父子啊。”听者无不动容。我想起小如先生亲率我们拜访俞平伯先生的情景。那是1985年，我们想组一篇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之道，吴先生热心地帮着联系，又亲自带我们到俞府。谁知独自在家中的俞平伯先生，竟打不开家门。在俞先生的隔窗指点下，我们绕到楼房的另一边，费了很大气力，翻越过厨房外的凉台才得以进屋。小如先生对俞平伯先生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十多年后，小如先生以《越墙采访俞平老》为题记录了这段“传奇性的采访过程”，刊登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小如先生在治学方面的另一特点就是勤奋。先生的署名频频出现在各类书刊报章上，就是很好的说明，有兴趣的人不妨可以拿2002年（先生八十大寿）或这前后的某一年为基准，做一个时下流行的“量化”统计。这就是所谓笔耕不辍。后来由于师母身体不好，小如先生需要照料师母，还承担了许多家务琐事，才很少写东西了。但是如果到吴斋，你就会看到，年过八秩的先生，仍然不是在写作，就是在读书或临帖，此情此景，实令我等后生晚辈汗颜。
小如先生的书法，功力深厚，独具一格。早年先生还翻译过《巴尔扎克传》等世界名著，真是博学多才。记得在评对联时，常常看到小如先生在空闲时间与朱家溍、刘叶秋先生一起，窃窃私语，我好奇而凑过去，才知先生们在切磋唱法等“京剧专业”的问题，交换欣赏从老唱片中翻录的京剧录音磁带。我曾有幸听过小如先生的老生唱段，先生音量虽不大，但神情专注，认真把握唱腔的每一个细节，富有沧桑之感，绕梁之韵。遗憾的是那时节的我，只知样板戏，并不能领略其中之妙，跟着大伙捧捧场而已。何戏何段自然早已忘记，结合后来对京剧的一知半解，回想起来，小如先生所唱当属余派。先生对京昆十分热爱，也素有研究，他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一书，已成经典，成为学习、研究京剧发展史的必备参考。同时这部书可读性很强，娓娓道来，评述客观，完全外行的我当年就是一口气读完的。
记得2003年10月，先生从上海返京，陈熙中、张鸣教授和我为先生接风，席间谈起北昆到北大百年讲堂演出。我说，北昆这次的戏我不久前在政协礼堂看了。先生颇有兴致地问怎么样，我说，怪不得昆曲已成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奏实在太慢了，真令人坐不住。大概是 “不可雕也”的无奈，先生默然。我接着说，昆曲实在太讲究了，节奏音乐舒缓优美，无论剧情怎么发展、无论何时，舞台上都是十分精美的图画。任何演员，一举手、一投足，那个分寸，都准确得无与伦比，不差分毫。如果摄影，任何一个瞬间，画面都十分优美，根本用不着“抢拍”。先生说，啊？原来你并不外行呀。小如先生兴致来了，说，我给你安排一个戏码，包你坐得住。俞振飞的生，韩世昌的旦，侯玉山的净……我说，先生呀，吾生也实在太晚，确确实实无缘“躬逢其盛”呀。众皆大乐。
约二十年前的一天，我跟小如先生讲，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段《铡美案》当年的演出实况，并非主角的马连良，光彩照人，浑身都是“戏”，充满魅力。由此真正体会到 “角儿”何以为“角儿”。吴先生说，马连良的表演那当然好啦。并问是哪个频道、哪天所播，说这太难得了，应该录下来。我说，看了这段戏，我才理解了戏迷（现在亦称为“粉丝”）对“角儿”的追捧和痴迷，理解了他们对不复再来的艺术大师演出盛况的“九斤老太”式的遐想追忆。吴先生笑了，说确实是盛况不再了，当今的戏剧演员中能够称得上“角儿”的实在太少了。
先生的学问功力，自有公论，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评，只是知道先生努力追求新见，往往能够以常见的资料，发人之所未发，“语不惊人死不休”。即令是给“本科生”讲的大课也是如此，如当年在“唐宋词专题研究”课上对温庭筠的“小山词”的讲述，就曾给听者以深刻印象。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史知识》急需一篇关于《诗经·关雎》的赏析文章，我请先生撰写，可只给了三天时间。先生从“百忙”之中不辞辛劳，可谓一挥而就。古人有“倚马可待”之说，显然并非夸张。可贵之处不止于此，先生鞭辟入里的解说分析，确实独树一帜。
说到这里，就不由得想起先生对《文史知识》的鼎力支持。不完全统计，小如先生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竟达66篇之多。当年，先生是“消防队”之一，请先生写文章，通常就像这篇《诗经·关雎》一样，时间紧，题目又是涉及许多朝代或文或史多个学科方向的“命题作文”，除非特别抽不出时间，先生总是慨然允诺。这也说明先生在“国学”范围的功力修养。
衷心祝愿小如先生健康长寿。
胡友鸣 中华书局编审，《文史知识》副主编
（（载《学者吴小如》第337~3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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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小如《我和中国文学史》，《常谈一束》8-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2] 吴小如《我与常风先生的过从》，《心影萍踪》3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3] 参看吴小如《读书拊掌录》25-2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4] 参看吴小如《莎斋笔记》4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5] 参看吴小如《读书丛札》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6]参看吴小如《读书丛札》240---242页。
[7][7] 参看《吴小如戏曲文录》429—4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8] 《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题记），载《常谈一束》，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