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梵澄
　　
甘竞存
　　
　　
　　凡读过鲁迅日记与书信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先生30年代在上海有个年轻的友人徐诗荃，他就是我国著名学者徐梵澄先生。从1928年5月开始，他们的交往就非常密切，此后八年的《鲁迅日记》里三百多处提到“徐诗荃来”或“得诗荃信”，著名出版家赵家壁先生曾说：“梵澄是受鲁迅先生宠爱的学生”，而许广平却对“此公”颇为不满，甚至说他‘磨掉”了鲁迅的精神，个中缘故说起来还是颇有些戏剧性的。
　　徐梵澄，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1909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家境富裕。其祖、父都是读书人，他从小受严格的家塾教育，古文根底深厚，1926年在长沙雅礼中学毕业考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第二年秋，转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结识了鲁迅，对他一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28年5月15日，鲁迅应陈望道的邀请到复旦大学及附属实验中学演讲，题为《老而不死论》，据陈望道回忆：“鲁迅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声直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给复旦和实验中学的广大师生以有力的声援和激励。”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梵澄听了鲁迅的演讲并认真作了记录，当天作记录的不止他一个人，复旦中文系的学生葛世雄也记了，而且投给报纸发表，鲁迅看后很不高兴，过了好几年还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将这胡乱地记出，加上一段嘲笑的冒头，投给日报登载出来的时候，却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
　　鲁迅在演讲后的第二天收到徐梵澄的信和记录稿，四天后就写了回信，可能对徐的记录还比较满意，从此以后书信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5月16日起到 1936年7月 2日为止，鲁迅收到梵澄来信约110封，有时一天两封；鲁迅复信50多封，梵澄非常珍惜，抗日战争开始后把这些信带回长沙，存放老屋的夹壁里，本以为那里最安全，不料1938年国民党军队在长沙放一把大火，连老房子一同化为灰烬。此后他每想起这件事就感到无比痛心，认为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他又说：“这些信在我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掉的，在德国留学时，即时时摩挲鲁迅先生的来信，字字句句犹如刻在心上一般。”
　　梵澄不仅与鲁迅频繁地通信，而且经常往鲁迅家里跑，他在上海前后大约住了不到五年，《鲁迅日记》里记录“诗荃来”就有69次，其中有18次因故“不见”或“不遇”，鲁迅在上海住过的三个寓所（景云里、川北公寓与大陆新村）都留下了梵澄的足迹。
　　1933年12月 10日到24日半个月内他到大陆新村7次，1934年全年来了39次，当时由于处境险恶，鲁迅不在住所接待客人，通信也多由内山书店转，只有极少数可靠的朋友才能登门入室，而梵澄却似乎享有“特殊待遇”，其来访之频繁在鲁迅接待过的朋友中是少见的，有时竟一天之内来两次，鲁迅身体多病，工作又忙，不可能每次都接见，这使出面挡驾的许广平感到“很为难”。
　　不过，这个受到鲁迅宠爱的学生也确实给先生和师母带来各式各样的“麻烦’，这从1928年就开始了。5月 15日梵澄在复旦听鲁迅演讲受到启发，不久就写了一篇《谈谈复旦大学》，7月17日寄给鲁迅，六天后鲁迅把它登在《语丝》第四卷第32期上，其内容主要是揭露当时复旦大学内部的一些落后腐败现象，不料却因此在复巨和社会上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来信表示赞同，也有人指责作者以阴谋手段攻讦复旦师生，意在排斥异己，更有人把矛头指向鲁迅，认为他发表这种文章是企图煽动学潮。复旦大学出身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许绍棣很快便以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名义禁止《语丝》等15种刊物在浙江发行，罪名是“言论乖谬，存心反动”，后来他又以鲁迅参加自由大同盟为由，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堕落文人”周树人。面对反动派的威胁打压，鲁迅无所畏惧地进行反击，也让徐梵澄受到深刻的教育，更加接近鲁迅，努力学习鲁迅的著作。据他说“凡其著作，自初出版至汇为全集，我皆曾看过若干遍”。
　　1929年8月，梵澄赴德国留学，入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鲁迅托他代购版画及其他书刊，他利用课余时间极其认真地到处搜寻，为了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他还特地在大学听艺术史课，又到一所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版画创作。所以他陆续寄给鲁迅的几百幅画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艺术精品，如著名的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和梅斐尔德作《士敏土》原版木刻插图等都是鲁迅非常珍视与喜爱的，后来化了很大的力气将它们编印出版。如今这些珍品保存在鲁迅博物馆，其中，梅裴尔德的《你的姊妹》被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梵澄在德国留学三年，《鲁迅日记》里记载他们之间的信件交往就有154次，绝大多数是记录梵澄从德国寄来版画书报刊物和明信片，仅1930这一年就寄来版画409幅（其中多为画集画册）。鲁迅也给他寄去不少中国的书刊和国画集，还汇去代购书画的款子，前后约一千一百马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不小的数目。
　　值得一提的是，徐梵澄在鲁迅的影响下学习版画创作也取得可观的成绩。鲁迅珍藏的版画中有六幅梵澄30年代初的习作，包括两幅鲁迅半身像，其中有一幅鲁迅于1933年春交给了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赵家壁，缩小制版后用在《一天的工作》的包封上。据赵家壁回忆：这幅像刻的是中年时代的鲁迅，两眼炯炯有神，突出中式长袍衣领上的两颗盘纽，刀法粗矿有力，颇有特色，鲁迅生前很喜欢，现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现代版画史专家李允经对徐梵澄的这些版画作品进行过鉴定研究，认为是鲁迅所藏版画中最早的几幅，徐梵澄可称为中国新兴版画创作的第一人。他的作品风格朴拙，且独具妙趣；构图虽不复杂，但却大都非常得体。
　　不过当年他做的一件事也曾引起鲁迅与夫人的不满。他在德国时，鲁迅曾化了不少精力物力选购中国画集寄去，要他转赠给德国艺术家，以扩大中国艺术在国外的影响，促进文化交流，没想到梵澄不仅没有把这些国画送给德国艺术界的朋友，反而放在箱子里带回上海，并对鲁迅说：“这些画太好了，不忍送出去，不怕携带困难，终于给带回来了。”如此奇特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难怪许广平说：“先生于叹息之余，终不明白那青年的用意所在。”到了晚年，梵澄才说出了自己的苦衷：“那时外国艺术家对中国画不重视，送，也不易啊！”这又不能对热心的鲁迅明言。
　　1932年8月，梵澄因父病回国，经过上海时到鲁迅家里拜访并送了一些书物与儿童玩具，随即去长沙探亲，不久又返沪定居从事写作与翻译工作。从此更频繁地与鲁迅交往，经常不断地写了文章寄来，请鲁迅介绍纵给《申报·自由谈》或其它报刊发表，有时一次就寄来十篇。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他通过鲁迅转寄的稿子大约在一百篇以上（不包括书稿和译稿），鲁迅为推荐、转寄他的稿子给有关编辑写了许多信，保存在书信集》里的就有十多封，如 1934年 1月 4日给黎烈文的信上说：“有一友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今为介绍三则……”4月1日的信上又说：“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由于梵澄的文章多揭露黑暗现象，常带冷嘲热讽，而且喜用种种不同的笔名，所以有人怀疑这些文章是鲁迅写的，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上解释说：“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然文稿则确皆由我转寄。” 经常转寄稿子，本来就够麻烦的了，而梵澄还有特别的要求：不许将他的原稿径寄，要鲁迅设法为他抄录副稿寄出，理由是处处有人监视他，稍一不慎就有危险。鲁迅没有办法，只好请许诗广平代劳，有时广平也忙，鲁迅就自己动手替他抄好后寄出。为此，鲁迅写信给《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说：“‘此公’脾气颇不干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内有人抄写否？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此后即不必我抄，但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梵澄当时对鲁迅夫妇的苦处竟一无所知，若干年后他了解情况后才自我批评说：“我还以为如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有抄写的人，哪知是先生和师母代抄的。（我）真该死！”
　　其实，鲁迅的脾气也是颇不平常的，尽管“殊以为苦”，还是照旧不厌其烦地为梵澄推荐介绍稿子。在他的关照下，梵澄的杂文集《泥沙杂拾》出版了，他还鼓励与帮助梵澄翻译了尼采的著作《朝霞》、《快乐的知识》和《尼采自传》。为了出版这本《自传》，鲁迅给赵家壁先后写过五封信，1934年12月12日的信，对印刷的字体大小、书的式样等等都作了具体说明，最后特别谈到：“译者说是愿意自己校对，不过我觉得不大妥，因为他不明白印刷情形，有些意见是未必能照办的，所以不如由我校对，比较的便当，但如先生愿意结识天下各种古怪之英雄，那我也可以由他自己出马。”后来排印稿送到鲁迅处，梵澄却好久不来，鲁迅又不知道他的住址，就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之代校，校毕后将原稿及排印稿寄给赵家壁，还附上一张“可用于《自传》上”的尼采像，寄出后不到两个月，《尼采自传》就出版问世了。1935年秋天，梵澄翻译尼采的《苏鲁支语录》（今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由鲁迅介绍给郑振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是在鲁迅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帮助下，年仅25的徐梵澄便成为我国最早卓有成就的尼采著作的翻译者与研究者。他写的短评杂感“颇似尼采”，又从鲁迅杂文中学到不少东西，所以许广平说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言人所未言”，这也可能就是鲁迅的看法。
　　但是，鲁迅与梵澄在思想上是有分歧的。许广平在1938年写的一篇短文《意见相左》里曾说，梵澄从德国回来后研究佛理，每见先生，也多道及，甚至“对先生颇有所讽劝，以为先生如能参禅悟道，即可少闲气，于是意见渐渐相左了”。而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谈到他的文章“颇有佛气”。
　　其实，梵澄研究佛学起初还曾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指导过他读一些佛经，后来在书里看到鲁迅为母亲生日出资刻印的《百喻经》，对佛学更感兴趣。他在复旦上学时，有位印度高僧在上海静安寺讲经传法，梵澄帮他翻译讲稿，得到高僧的赞赏。后来这位大和尚离沪时要梵澄一道走，他回答说：“我不能跟你走，我不能出家，因为我喜欢吃肉。” 40年代以后，徐梵澄进一步研究佛学，生活极其简朴，近于苦行僧，有人问他是不是因为信佛的关系，他说：“我不信佛……，佛教教义中有许多好的东西，但是佛教的清规戒律大多，有些还是摧残人性的。”他也谈到当年在上海只有二十来岁，思想性格都很偏激，由于憎恨黑暗的旧社会，认为“入世就当革命，捐躯；否则不如出家当和尚”，出于这种极端的思想，他曾劝鲁迅在山水胜地找一安全处所过隐居生活。鲁迅当时已经是坚定的***主义战士，当然与他的意见相左了。
　　据许广平回忆：先生此时“颇觉其一无当处，是未可亲近了，来时也常婉辞不见”；“最后一次，‘此公’来了，我告以先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一束鲜花直冲到楼上，令我来不及拦阻”。鲁迅先生逝世后，梵澄一清早赶到殡仪馆的小房间里，见到师母，他痛哭不止，悲怆万分，还告诉师母，先生给他的许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将来能印出来。
　　鲁迅夫妇对徐梵澄思想性格中的毛病看得很清楚，但仍充分肯定他“了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能言人所未言，因此仍以最大的耐心尽力给以帮助，寄以厚望，正如许广平所说，先生这样做完全是为中国培养可用之才。许广平在1938年写的短文中虽然对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但仍“希望他善体先生通信中的拳拳至意’，克服弱点，积极为人，成为社会的栋梁。
　　梵澄没有辜负恩师与师母的期望。几十年后，他在回忆鲁迅的文章《星花旧影》中满怀深情地谈到，当年他正处在人生旅程的歧路上，由于接受了鲁迅的指点，明白了鲁迅劝导青年‘稍自足于春华”的意义，终于克服了好走极端与激烈的脾气。此后数十年他实实在在地走了一条平和冲淡，潜心治学的人生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梵澄离开上海到湖南云南重庆等地工作，曾任教于中央艺术专科学校与中央大学，1941年以后任中央图书馆编纂，编辑《图书周刊》等。1945年初，他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参与中印文化交流，赴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1951年转入南印度棒地舍里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任该院国际教育中心华文部主任，执教之余，著书立说，三十多年时间里有大量译著问世，但仍时时怀念祖国亲人，50年代后多次打算回国，终于在1978年末取道香港实现了多年的愿望。1979年以后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同时被聘为中国佛教协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顾问。最后二十年达到了他学术生命的第三次高峰。北京学术界有朋友亲切地称他为“现代唐僧”，“世外高人”。
　　所谓“现代唐僧”，是说他博识古今中外多种文化思想，精通德、英、法、日、拉丁语与梵文，曾将古代与近代印度的许多宗教经典与哲学名著带回国内译
　　成中文出版，同时又出了多种英文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和宗教，因此成为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尤其是印度）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
　　人们戏称徐先生为“世外高人”，是因为他一生从不参加党派团体，“不属于任何翼”。他一回国就说”我不要名也不要利”，单独生活，一直拒绝媒体采访，不参加外界活动与应酬，不参加政治学习与各种会议，不看戏也不看电视，只是在家里按照自己的方式与时间表专心一致地从事译作与读书，每天还抽出一小时背梵文，在病床上也不间断。他在印度三十多年像苦行僧—样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回国后政府给他的工资待遇比较高，但生活方式基本不变，非常简朴。
　　他有件长长的中式绸衫穿了二十多年，冬天是一件旧的丝棉袄，外面罩上蓝布褂，有时就穿别人送的棉布军大衣；饮食也毫不讲究，早餐经常是一碗稀饭加咸菜，唯一的爱好是吃肥肉，喝点咖啡，抽抽烟斗。到90年代家里还没有空调电视机，旧藤椅或书桌坏了就让亲戚修修，旧信封也舍不得扔，翻过来再写字。他省吃俭用存了一笔钱，多次对身边的人说，他过世后要捐给宋庆龄儿童基金会，平时就给朋友的孩子买点衣物和玩具，因为他最喜爱儿童。有位同事的小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放学后家里没人就放在徐老家里，老人教她写字做功课，陪她下棋，影响了自己的工作休息从来不说，还感到其乐无穷。
　　朱光潜先生曾说，人生在世最好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精神做事，在我看来，徐梵澄先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传记文学》200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