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最好的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有人说《星花旧影》是最好的一篇。贴一篇“《徐梵澄集》读后”以为呼应，文见《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

《徐梵澄集》读后

  张文江 

《编者的话》：“这好比一袋子的精金美玉被掺和进了杂质。”

这是为大学者编集写序的自然感觉，所谓佛头着粪，能不有所惧？此序大体是，因编者既充满敬意，文风亦有所似。序中每每提及先生言行，弥感亲切珍贵，以后有心者可编回忆录，实可警懦立顽。唯序中多提单位负责人，与大学者的成就有所不称。

“先生未完成的手稿《佛教密宗——摄真言义释》遽然不翼而飞。”

此实大损失，幸尚在人间。如果可能，当调查并赎买之，因实为国宝，至心祈祷此稿重见天日。《跋旧作版画》记鲁迅逝世时事，“会葬之间，我特殊晋见了师母。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之后，便说从此先生的‘只字片纸’皆不可失去了”。此实为中国文化而言，亦是对鲁迅的衷心爱护。今先生已逝，此意亦当推及先生，有幸接触先生文字者，可心存保护之念，至所盼望。先生拟从事的工作尚有《圣经》校勘，此实无人可代，盖学术境界达极高处方可为此，今广陵绝响，至为可惜，若留下若干线索，亦极珍贵，故只字片纸未可弃也。

“有一句话，犹如电光击闪，刹那洞明新境，至今在我脑海里鲜活不磨，他说：‘中国文化真好。儒家真好。’——于此可窥先生精神指归了。”

此实崇高人格的感化力，乃治学一生积累而成，与先生接触者往往有此体验。我亦有过类似经历，如有机缘，当一一写出，以供养读者。此先举一例，我曾问先生：先生译书，做了这么多功德（先生译事，当为玄奘后一人），莫非是修报土否？先生淡然答道：我已经不为自己了。先生之答，犹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其音数日尚在耳旁。

“也未取先生的《老子臆解》，他曾抱怨此书出版后未遇批评文章。”

《老子臆解》实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解老最佳作，当然还有再进步余地。因先生以精神哲学解老子，而老子尚非精神哲学。故虽精见迭出，佳处时遭，似尚未合老子于先秦时代。未遇批评文章是正常情况，因批评者未能充分认识此书，也较难具备批评此书的功力。未遇批评原因有二，一、极差作，故无人搭理；二、 极佳作，一般读者固不能懂，少数高明者亦稽首无言。故未遇批评绝不足奇，也可能是佳作的标志之一，所谓漏网的鱼是最大的。

《蓬屋说诗》。

在《读书》作补白刊载时，已知为先生（笔名凡木？）。先生爱诗，亦爱作诗，于本人固属吟咏性情，且见性情之正，然窃谓于文化的贡献不如译、作诸篇为大。先生《蓬屋诗存》为子弟而存，线装一册，安迪先生于出书贡献良多。忆昔读胡仙女士文，引及先生句：“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读后如遭电击，沉吟流连久之，齿颊尚留余香。又访问先生时，见先生桌上放着一本《谈艺录》，自然为观摩诗学之助，告诸喜“钱学”者。先生藏书极少，仅一老式旧橱，然其屋书香深郁，有幸入室者当有同感。

《说诗》屡及马一浮，因忆昔日先生曾评马一浮，谓马引弘一法师入佛，何宗不可修，偏选律宗，此宗修行至苦，弘一法师未能长寿，或与营养不良有关。先生的判断不一定对，因弘一修律宗有其内在原因。从时代而论，乃纠正禅宗末流戒律荡然之失；从本人而论，亦为早年纵意声色的平衡。然而先生的判断仍有意义，盖不主张单纯苦行也。说至此，亦附记潘雨廷先生告我一事，此事乃马一浮生前亲口告他的，未见任何记载。谓弘一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等数友劝他，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了还俗的念头，终于成为一代高僧。

《跋旧作版画》：“师母毕竟是伟大的，一贯秉承先生的遗志奋斗，经历了多少风险，以至受难而遭电刑。”

“毕竟”用字甚重（先生下笔不苟，《蓬屋说诗》引范肯堂曰“诗要字字作”，先生有焉），略含哀而不怨意。许广平对先生有所误解（见《欣慰的纪念》），因不明先生对鲁迅情谊至深至厚。此误解自然不必辩，在先生也不愿辩、不宜辩，然终含委屈于心，故不觉流露于此。

《周天集》译者序：“接到南洋侨胞的来信，说怎样从印度某瑜珈师修为，身体上出了毛病，请示救疗之法。译者将来信详细译出，找真实深于此道的人商量，皆是一无办法。譬如美好的玻璃器或瓷器打破了，无从补缀。”

曾向先生问及瑜珈，先生亦谈及此事，且言问过朋友，竟无从措手。盖瑜珈实有副作用，可参考《瑜珈论》“附记”引“阿罗频多事略”。先生终倾心陆王心学，谓“中国文化真好，儒家真好”，当与此有关。谈话中，先生言：“我在中国一天，就不让瑜珈进中国一天”，辞色甚厉。听者一惊，不甚明白其意。先生尚有一答，当时亦颇觉意外，因谈及佛经及《法华》（287页《华法》当作《法华》），先生挥挥手说：“全部是假的。”听者愕然，以后读书渐多，方知为至理良言。亦见先生虽修治精神哲学，其立场与一般宗教徒实有所区别。以听者今日的认识，大乘佛经固后出，然假中仍有真在，不可抹杀，未知先生能许否？

《佛教密宗真言义释》序。

此一著作有三题，一、《佛教密宗真言义释》，见《世界宗教研究》；二、 《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见“作者主要著述目录”；三、《佛教密宗——摄真言义释》，见《编者的话》。今日推度，似以一为定稿之题，二为原稿之题，然而也可能相反。两题之别为前者显豁，后者典雅，前者已发表，后者或出于作者手订目录。三杂糅一、二，无此题，当为编者疏忽所致。毕竟此稿尚在人间，如重见天日，当见真相。

又忆昔谒见先生时，先生曾提及此事，云：真言在梵文皆有意义，且多数意甚普通，如“扫地啊，扫地啊”，不应迷信之。我以为，先生之意固是，然作为真言后，历代持诵者确有效验，此亦不能否定。故于真言，当两边观之。曾以此意敬呈先生。

《韦陀教神坛与大乘菩萨道概观》。

此文亦收入《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书在偶然情况下匆阅一过，随即遍觅未得，唯记先生文中一语，大意为“很多经典不是释迦说的，但不一定不是佛（亦即觉悟者）说的。”［按原文为：“谓其为佛说可，谓其为历史上的瞿昙即释迦牟尼（《集》脱‘释’）或释迦文佛（‘文’是音翻）所说则不可。”］这是我最早读到的先生文字之一，当时曾受极大启发。1995年12月，我因此语致信先生询问，先生于12月18日答示：“所论及‘佛说’之事，盖稍窥《大藏经》者所知。尝叹佛法浩漫，包罗群有，而于本教之外，不得不承认他教亦有悟道之人，名之为‘独觉’（Prafyekabuddha），遂联系于缘生、缘起，值无佛之世，仍有夙世之因。又归之于佛法之内，曰‘缘觉乘’，大、小乘之外，别出有其‘中乘’。此亦不昧于历史真实，可谓含弘广大者也。此问题究属常识，不必深论。”又《论文集》于“‘文’是音翻”下有注，《集》无，再版可补入。

《陆王学述》。

出版前曾有缘接触手稿，今日再读，感慨系之。此书为先生重要著作，亦为晚年思想的归宿。记得和先生谈话时，曾提及任何宗教皆有利有弊，先生许之。而先生认为陆王之学纯善无弊（先生对瑜珈尚有保留），中国之重光，有赖于此学之复兴，当以此学救中国。此见先生拳拳爱国之心，且尝试沟通中印精神哲学，然中华学术是否止此，亦可再商量。陆王之学固极善，建设中国新文化，宜参考此学。然而中国之事，似非单一思想所能救，无论这一思想如何好。此时此地之问题，当以此时此地之学治之，盖终以道法自然为上也。精神哲学至高至深，然是否有普世意义，尚待观察。言及此，再补记先生另一说。先生曾言，我的学问到现在还在分析，分析到一定时候再综合，什么时候综合，现在还不知道。此见先生治学的勃勃雄心，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然其说尚可推敲，因歧分析与综合为二，若综合即在分析之中，似途径较善。历代哲人如康德著三大批判，本为形而上学清理地基，然而建立未成，三大批判巍然独存。又如熊十力《新唯识论》实际只写成“境论”，而“量论”终其生未成。此提及熊十力，因记先生一批评，谓其字过于狂放，有时竟似乱涂。著文喜用“此处吃紧”等字眼，文章应由读者领会其义，不必自己出面强调。又“为何与如何”节，有“毛泽东教示”云云，记得原文为“已故毛泽东主席教示”云云，当查核之。

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