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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莫言并不算世界一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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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莫言并不算世界一流作家

原题:德国汉学家顾彬: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

http://book.sina.com.cn  2012年10月12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撰写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视为一部权威性著作。在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今年的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后,德国之声记者与在北京的顾彬进行了电话联线。

  德国之声: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莫言。您认为莫言是理应荣获这一最高文学奖项的世界一流作家吗?

  顾彬:我一直不停地公开批评莫言。他简直就是我批评得最多的中国作家。因此,首先我要说,我为他感到高兴,为中国感到高兴,为中国文学感到高兴。但我的批评依然是有道理的。

  人们在莫言那儿读到了什么?必须说,莫言有本事写出畅销小说。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

  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家乡山东高密举行记者会

  德国之声:您批评莫言的核心是什么呢?

  顾彬:他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作为中共党员,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而不是体制外的批评。他讲的是整个故事,而自普鲁斯特(Proust)和乔伊斯(Joyce)以来,写现代小说就不能这么写了。公平起见,我现在必须说,世界上没有受众,德国也没有受众还接受詹姆斯·乔伊斯。受众希望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是人们说的传奇,里面有祖父、之后是父亲,然后是孙子,一讲就是30、40年。现代小说是以比如说几年前荣获毕纳西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瓦尔特·卡帕赫(Walter Kappacher。)为代表。他讲了一个人的11天,集中讲一个人物。而中国小说家却不这样,因为这里的受众-德国受众现在也一样-希望眼前就像在放一部电影,而不是集中描写单独一个中国人的心理。

  德国之声:莫言被批评家-您刚才也谈到,他只是提出体制内的批评。有的批评家还指责他说,和共产党也靠得太近了。

  顾彬:看过"红高粱"的人就知道,里面出现了极力对中共加以赞美的人物,这非常令人难堪。不过,先不说这个。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他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并采用宏伟壮丽的画面。但我本人觉得这无聊之至。

  德国之声:您认为为什么诺奖委员会会把文学奖授予莫言?

  顾彬:公平而言,必须说,过去一再有根本不应该得这项奖的人得了奖。或者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会说,这些获奖者也许并没有特别到应该得这项特别的奖。我想,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而不是比如说优秀得多,具有更多更多代表性的北岛,他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

  顾彬和北岛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个奖会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吗?

  顾彬:只是从坏的方面。因为那些小说家-除了为数不多的好的小说家外-讲的都只是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在80年代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在我80年代的杂志和文字中,我也是这么介绍他的。但作为先锋派作家却无法盈利。自从市场在中国完全占主导地位以来,人们想的就是,什么可以在中国卖得好,在西方卖得好。然后人们认识到,如果回到经典的、传统的中国叙事手法,就像过去300、400年流行的那样,就有受众。也就是说,回到那种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叙述手法,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而是以数百人为中心,翻来覆去讲男人女人,离奇故事,性与犯罪这些话题,就能够成功。现在,不仅是中国市场,连美国和德国的市场也被这样的小说家左右。他们相应也就代表了中国文学。但其实也有完全不同的、好得多的中国文学。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

  采访记者: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  翻译:乐然

  责编:张筠青

 
 
德国汉学家顾彬:我是汉学界的逆流

2011年05月09日 来源:文汇报   
  很反讽:那个经常点名批评中国作家、“骂”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 (Wolfang Kubin),其在中国的名声恰恰要高过其他很多“温和”的欧美汉学家。

  2006年底,顾彬因发表“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言论,在国内“声名大噪”。虽然此后经澄清是媒体误传,但这位德国人的名字却被国内学者圈牢牢记住了。

 5月5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顾彬在这里开讲“学者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与往常不同,应主办方邀请,顾彬此次被要求用德语演讲,但语言丝毫没有影响大学里的“追星”热情还是全场爆满。很多德语才初级水平的学生嘴里叫着“Kubin”教授的名字,只想身临其境感受这位著名汉学家的魅力。

  “我在中国是很少讲德语的,这次是例外。中国的很多学者,英语都不行,更不要说德语。”眼前这个穿着极朴素淡灰色套装的顾彬,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确实是传闻中的汉学界“超男”,对中国学者“不太友好”。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才发现,这个满头白发、今年已经67岁的德国人,对中国文学有一种特殊的“良苦用心”。

  批评莫言最多,但欣赏莫言的宽容

  顾彬知道,他在“点名”批评国内一些作家之后,有人认为他不友好,在网上发文反驳。“我不认识他们,而且有的消息我也是听说的或者网上来的,正确与否不得而知。”或许是当年被歪曲报道的事件给他提了个醒,顾彬更看重“面对面”的交流和不带感情色彩的理性对话。

  国内作家里,莫言是受到顾彬点名批评最多的作家之一。比如顾彬认为,莫言的小说一写就是几十个人物,写的人都停留在表象,无法走进人的内心。对于顾彬的这些指责,莫言本人都曾在网上作出回应。

  “莫言应该对我很生气吧?可是两年前,我遇到了莫言本人。”那次,莫言不仅没有表现出不友好,而且直接说了一句“你就多批评我吧”。在顾彬看来,如此宽容才是学术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开始。

  其实,顾彬也有被国内学者“痛骂”的时候。2008年,顾彬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大陆出版。不久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就批评称,这本书写得没有逻辑。德国教授被指写作缺乏逻辑,“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较真的顾彬后来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国内出版时,出版社未和顾彬取得及时沟通,书中20%的内容都被删除了,特别是一些阐释理论的部分。“陈晓明看不懂这本书的德文本,如果他能看,就会发现这本书其实写得很有逻辑。”

  作家不懂外语,为何是能力缺失

  顾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一直持有一个批评意见外语太差,既不能和外国同行沟通,也难以读懂原汁原味的世界文学精品。在他看来,这种能力缺失,有碍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

  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顾彬在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又补充了一个他经历的故事:几年前,印度一所大学邀请他去讲学。顾彬开始暗自高兴,认为印度人要请他去讲自己的作品,顾彬本人也是一个作家。结果发现,印度人想要向他请教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你们为啥不去中国,问中国的作家和学者呢?”结果印度作家诉苦曰:我们刚从中国回来,那里的作家不会讲英文。

  对此,国内作家群颇不以为然:中国作家当然用中文写作,学外语干嘛?和外国人交流,不是还有翻译吗?但顾彬语重心长:“中国的作家最好有自己的声音,不要老是通过翻译家。”

  “中国作家都告诉我,要学一门外语太累了、太困难了。”这样的理由,很难让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高看一眼。毕竟,中国现代作家里,无论是鲁迅、巴金还是郭沫若,他们首先是作家,但同时也精通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自己搞翻译。

  时至今日,多数作家仍然不能接受这一批评,这种观念隔阂,最终可能无解,只能归因于学术传统的差异。毕竟,顾彬是德国人,而在德国的学统上,一种观点是那样牢固:语言和思想是同一的,在很大程度上,语言是不可翻译的。

  国内如此有名,却是汉学界的“逆流”

  和很多沉浸于中国古典文学、盛赞中国文化的海外汉学家相比,顾彬是个典型的“唱黑脸”的角色。有人说,这属于典型的“外来和尚好念经”,骂声越大在中国越受欢迎。

  但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批评,到底是他的一孔之见,还是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声音?回答记者的这一提问时,顾彬直言不讳:“我的声音不仅不是汉学界的主流,相反,我是逆流。”

  这个德国学者一脸严肃的表情,让记者捕捉不到任何玩笑的成分。顾彬这样剖析他在汉学界的处境。“你相信吗,如果美国汉学界要开一个学术会议,他们是不会邀请我去的;如果我被邀请了,那一定是有中国学者在美国的大学,是中国学者想见我。一个白脸的地道美国人,是不会给我发邀请函的。”

  顾彬认为,这背后的原因仍是学术道统的区别和学术分歧。“美国的汉学家做学问,通常是研究中国的一个作家或几个作家,读他们的一些作品,研究就开始了。但德国大学的治学传统,向来是强调系统性的。”也正因此,热爱读中国古诗的顾彬,主要研究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而美国汉学界则被他批评为:做学问的视界太狭窄了。

  但德国的治学传统能坚持多久,顾彬也深感忧虑。他告诉记者,如今的德国大学里,研究汉学的学生通常被要求选修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要知道,过去我们可是两门必修的,现在学生们选修,他们偷懒,就选择了难度较低的现代汉语。”由此,今后海外汉学界的新人还有多少能看懂中国古书,就存疑了。

  汉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帮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而顾彬则希望,更多的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如果你们超越不了汉学的范围,你们就无法真正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德国人,对很多中国作家的告诫。

  本报记者 樊丽萍

 
 

陈晓明驳顾彬:没认真读过作品没有资格批莫言

2012年10月12日12:35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采访:木寻

 

   顾彬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作品

    搜狐文化:汉学家顾彬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出了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莫言作品的思想性与写作手法方面,顾彬认为莫言的小说没有思想性,并且写作手法停留在18世纪末的风格,您如何看待顾彬的观点?

  陈晓明:顾彬过去一直在批评中国文学,并且经常批评莫言,现在让他改口也不容易。但是我怀疑他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的作品。我知道前些年顾彬批评莫言,是在没有细致读过莫言作品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不知道他这几年补课了没有。

  莫言的写作风格当然不是停留于18世纪末,他的文学手法广阔而多样,非常丰富,一方面受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如托尔斯泰等;另一方面莫言的创作还深受现代派,如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的影响。与此同时,他将中国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艺术融入其中,创作出自己的风格。

  莫言艺术手法上的夸张与荒诞性都带着后现代的印记,并且他极具语言天分,用语言的反讽来推动叙事的手法,都已经超越了顾彬所言的18世纪末甚至19世纪的写作手法。

    “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思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想”

  搜狐文化:顾彬谈到莫言作品没有思想性,您如何看?

  陈晓明:顾彬是德国人,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思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想,而且顾彬的言论带着很强的个人性,他有自己对中国作家的理解。

  莫言当然有思想性,他对历史、对20世纪中国的悲剧性、对人类记忆和人性都有深刻理解,并且在作品中将历史暴力带给人民的创伤呈现了出来。比如他在《丰乳肥臀》的开篇,写到农户家里,驴在生产,同时女人也在生产,而女人因为已经连续生了好几个女孩,所以人们宁愿在外面看驴生产,就在这时候日本鬼子进村,男人们又都跑到外面并且血流成河。仅仅一个开篇,莫言将人与动物的生产,帝国主义对传统中国的侵入等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我相信,如果不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以及人民伤痛记忆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形而上的概念,顾彬可能更多受到德国和西方先验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没有看到莫言作品中对民族命运的理解。莫言另一部作品《生死疲劳》中通过动物的变形写土改、文革、80年代、改革开放等,你能说这样的作品没有思想性吗?

   魔幻现实主义是“日常生活的神奇化”,莫言寻求“孩子”视角

  搜狐文化:诺奖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从昨晚到现在,网友们热议的主题之一就是“魔幻现实主义”,您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下吗?

  陈晓明:魔幻现实主义起源于拉美,马尔克斯、略萨等都是显著代表。之所以在拉美产生,主要是因为受到玛雅文化的影响。在玛雅文化中,常常有神秘的、不可知的东西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马尔克斯等的作品在现实传奇性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夸张和魔幻,简言之就是“日常生活的神奇化”。

  莫言一直对马尔克斯、福克纳的作品非常关注,并且努力在现代主义小说的尝试中寻求一种改变传统现实主义的视角。福克纳的一个小说,用傻子的视点越过理性的界限,去发现世界的另一面。格拉斯的《铁皮鼓》则是用小孩的视点看到世界的另一个面向。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则是用死人的视点。

  莫言其实一直在寻求一种“孩子”的视角。《红高粱》中用我爷爷、我奶奶的视点类似于孩子,《透明的红萝卜》中干脆直接用孩子,包括《酒国》中的荒诞感、《生死疲劳》中的动物化——这样的视角越过了理性和科学逻辑的界限与制约,叙事上获得了极大自由。

  但相比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的魔幻回到了中国经验,写法上不像拉美那么夸张,而是融入了“可理解性”,他写动物,猪会带着猪自身的特点,让读者有理解的余地。另外,章回体、猫腔等都带有浓郁中国特色。

  话说回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确实影响广泛,但从根源上看,拉美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他们都是受的西方文学教育,博尔赫斯是在日内瓦受的教育,而且他们都是西班牙语写作,所以魔幻现实主义根本上还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发展。

    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成熟时期

  搜狐文化:莫言获得诺奖,您认为会对他本人的创作和国内文学界带来某种影响吗?

  陈晓明:我以前就说过,文学的变化是最难的,传统的制约和语言的限制,一个作家要想获得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语言是很困难的。另外,文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个人性,与作家本人长期的磨砺与感悟密切相关。作家创作的变化不像电影、绘画转换风格那么容易,它更多是个人对某种协调性的寻求。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到经验的制约。

  谈到当代中国的文学环境,我个人认为,在汉语文学发展了一百年以及一批作家几十年的个人探索努力之后,今天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而且随着莫言、马原、余华、格非等都进入了中老年创作期,我们的当代文学已经很明显呈现出了“晚期风格”,这样的风格特点是创作上更加独特、自由、大胆,破除了规则,更有内涵。

  搜狐文化:您说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期,这好像与现实上文学这些年不断边缘化的现状有些出入。

  陈晓明:对,我之前就提出了一个观点,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这几年来,莫言、张炜、贾平凹、刘震云、苏童都有非常重要的作品陆续问世,但确受到了中国文化当中很多恶劣心态的影响,很多媒体为了单纯的点击率和发行量,跟着顾彬这样的人一起骂当代文学,认为当代没有好文学,全是垃圾等等。但是这些炒作者并没有认真读过当代作家们的作品,只是单纯为了吸引眼球制造噱头,是文化的可悲。

  搜狐文化:您认为莫言获奖后还会有更重要的作品吗?

  陈晓明:这个很难说,文学创作不是公式,并不是说获得了诺奖就一定能写得更好,但我觉得莫言是一个创造力非常旺盛的作家,相信他会有更好作品。

(责任编辑:坑娟娟)

最后更新[201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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