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在工作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周刊特约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看见》在播出药家鑫这一期节目时，柴静的一个举动又引发争议：节目二分十六秒，柴静正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时，隔壁忽然传来一阵嚎啕大哭，是张妙的母亲。“为什么不进去劝劝？”柴静问。“不劝，劝也没用。”柴静起身，对着镜头说：“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说……”
她示意摄像师留在原地，不要拍摄。采访戛然而止。
进屋后，柴静把手搭在张妙母亲的手臂上。那时，她忽然问自己：如果这是二十多岁的自己呢？不会做这个动作。也许手足无措，也许很“粗暴”地给对方擦去眼泪，嘴里不断说着：“不要悲伤，明天会更好”之类的安慰话。就像八年前《新闻调查》第二期节目《双城的创伤》所做的一样：握住孩子的手对他说：“不要哭了，去洗个脸。”
还有一种可能，二十出头的柴静会端着摄影机闯进去，拍下母亲崩溃的画面，或等女人停止哭声后，继续追问采访。可到了35岁这个年龄，她想了想，放弃了。
刚进央视时，柴静一心想着建功立业。镜头前：她短发，双手紧紧握着话筒，对采访对象发出连环式追问。那时，她喜欢短刀相接的新闻江湖。
有观众写信：“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在镜头前，柴静极富表现力：拎着高跟鞋去追一个孩子，或屈身近前握住当事人的手。
这一次，走进张妙房间后的柴静没有出现在镜头中；最终呈现的画面是张家门帘背后模糊映衬出的柴静拉着张妙母亲的剪影。再没有任何具象镜头，只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不想‘消费’这件事。‘进去’只是私人举动。没必要在镜头前强调和夸张。”柴静说，“年轻时，总意识到镜头在盯着自己，必须夸张行为，取悦谁，来完成任务。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知道有些人承受的东西是他人无力改变也无法体会的。唯一能做的是在得到别人的允许后，陪伴于此。跟你一起，试图感受你的感受。‘陪伴’也在传达一种无能为力。对不起，没办法，只能感受。”
《看见》制片人李伦说：“央视十年，柴静的变化不是颠覆式的，是成长式的，以前她锋芒、灵动，强调现场的激烈感，在《看见》，她变得更宽厚了。”几年前，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说：“柴静离一个伟大记者的标准，还差一点‘宽容’。”“宽容是什么？”柴静问。“宽容的基础是理解。”
出走
刚进央视时，柴静有争议。2003年非典，她采访一个白衣天使，打开门，跟摄像招了一下手，微笑了一下，走进去。编导叶山看到这个画面，觉得“柴静的微笑很小资，‘闪进去’的动作像一片树叶，很飘”。
这种状态呈现在镜头前是一种倾诉者的姿态。《时空连线》编导包军昊回忆：“她总好像要去跟人谈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我观察她更像一个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
进央视前，柴静在湖南主持一档名叫《夜色温柔》的本地夜间广播节目。大学本科，柴静在长沙铁道学院学会计，1996年毕业后，父母安排她回山西老家省铁十七局做会计。她不肯，执意留在湖南。每月300块钱，一半用来租房，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当年做主持，她不为赚钱也没想成名，只是喜欢这个行业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
她还记得有听众给她写信，一个湖南大学(微博)的女孩：说有一天自己去打水，边走边听柴静的节目，发现平时特别讨厌的一个女孩也在听。那一瞬，她忽然理解：原来每个人都有相似的部分。
三年后，柴静当上了湖南文艺广播台综艺部副主任，有专栏，出过一本书，叫《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前些年，有出版社找柴静再版这本书，被拒绝。柴静说：“看不惯那时的自己，太‘矫情’。”
“我22岁，刚开始学写字，大部分是模仿，拾人牙慧。多是青春期的孤独感。总体来说，价值不大。”柴静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努力想摆脱在湖南的状态，觉得是一个障碍。这倒不是在否定过去，‘否定’过去多势力啊。‘过去’我用不着了，就把它否定了。人都是从‘过去’生根发芽来的。”
1999年，在湖南小有名气的柴静选择去北京读书。若干年前，高中老师曾告诉柴静的母亲：“这个女孩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柴静，从小没见过蓝天，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闻某个相熟的大人在矿下又出事了。她沉默寡言，识字早，却没什么书看，手边读物是父亲的中医书和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作文惯以“平地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开头。高中时，成绩平平。高考结束后，柴静报了长沙铁道学院，她回忆“走得很急，恨不得把过去都抛掉”。
大学读的是会计，她不喜欢，笔记本上一边是经济笔记，一边抄着亦舒的言情小说。在一篇文章中，她拿朋友罗永浩和冯唐出来说事：“我十七岁，还在读汪国真的书，老罗已经写了个挺魔幻的尿床故事，投给《收获》，冯唐投的是《少年文艺》。”
1999年，湖南广电的前同事拜托柴静为新电视节目《新青年》招募“一个性格激进的主持人”。久寻未果，柴静第一次走上电视。
第一期节目，她戴着假发套，穿着红西装，双手紧紧握着话筒，陪诗人沈浩波站在舞台上，大声朗诵“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台下，一个同事悄悄提醒她：“要站成丁字步，(上镜)才好看。”
新闻的天灵盖
《看见》栏目的编导范铭是柴静十年的闺蜜。前些天，柴静跟她聊自己的采访状态：“我能感觉自己的天灵盖被打开了。比如今天两个摄像，还有编导，旁边很嘈杂，当机器一开，外界所有的信息，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能感受。你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男编导，喜欢玩打火机，开关噼啪噼啪的声音我能放大无数倍。周围人的走动，编导的皱眉都会影响我。这就像灵魂出窍的感觉。”
有一个现象佐证了柴静神乎其神的描述。《看见》栏目组的受访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广东梅县的老兵，四川自贡的小老板……编片子时，工作人员听同期声，常常没人能听懂采访对象说什么。看现场录播柴静却交流自如，于是让柴静帮忙听，她反而听不真切。范铭问：“当时你怎么能听懂？”
“反正就是能懂。”
“一开机，柴静就把所有的细胞打开，她理解力超强，能穿透语言的本身。”范铭说，“开句玩笑，哪怕是一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她都可以直接交流。”
还有一次，她在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做直播，主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事件。作为连线记者，节目结尾，柴静要即兴评论两分钟，且一个字不能错。
“演播室消失了，摄像不见了，导播也不见了，坐在旁边的搭档也不见了，只能感觉空调的风，很轻，在耳边嗡嗡嗡响。”柴静回忆，“那一刻很奇妙，我心里一边想一边说，感觉头被打开了，所有神经都裸露在外，很美妙。”
当时，坐在演播室里的制片人李伦转身走了。柴静以为出了什么岔子。李伦说：“我太想听听你怎么说了。所以不想坐在导播室看。我家离得近，拔腿回家开电视，就想当一个观众。”
十年前，柴静刚做《新闻调查》时，央视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看到电视上正播柴静的节目，立刻打电话：“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挂了。
2000年，在央视梅地亚酒店一层。陈虻第一次见柴静，翘着腿问：“你感兴趣新闻的什么啊？”
“新闻背后的人。”柴静也翘着腿。
进央视后，柴静对主流新闻话语非常陌生，评论不会写，瞪着眼坐在桌旁。白岩松递给她一张纸，是他写的串场词。这张纸，柴静一直留着。她用功，每一个选题把所有国内外采访都打印下来。每一个嘉宾，她提前打很久电话准备。
2003年，柴静被调去《新闻调查》做记者的第三天，北京公布非典疫情。制片人张洁电话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柴静答应。挂断电话，又不放心，发去短信“请战”，张洁未回。又追去电话：“我什么时候参加？”制片人说：“在开会。”柴静从家一路跑到会议室。
《新闻调查》六年，柴静从一个夜间谈话栏目主持人转变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调整。在湖南卫视(微博)，她的风格被定义为柔软、华丽。在央视做新闻后，她喜欢带有攻击色彩的采访。
有人评论《新闻调查》中的柴静：“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她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一次采访因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被访者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柴静问：“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
“绝对没有。”
“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没有啊，我闻不到。”
“你是说你闻不到吗？”
“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
柴静笑了一下，节目结束。后来，她回看节目：当年的自己身体向后靠在椅背，面带嘲讽的笑容。
陈虻教育柴静：“当你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时，你不会轻易的褒贬。”“你二十多岁，还早着呢。三十多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平实。”“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你认识问题的方法太单一，没逻辑。”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觉得从头到尾都被挑剔：每天高兴不行，说没思考；不高兴也不行，说不成熟。她和陈虻吵，急了摔电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陈虻也急了。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你要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
“我不要伟大！”
2008年汶川地震，柴静被派往前线，偶然碰到一家人，决定跟他们回家。没有通讯，放弃直播，主编在电话里问：“你想要做什么？”她第一次答：“不知道。”
山中几日，有什么拍什么，没有就不拍。拿回来的素材没有连续的情节，只是每天的日常琐事。《杨柳坪七日》播出后，观众写信：看一遍哭一遍，平实的叙述和人文的关怀打动人心。
央视的一个老人看过《杨柳坪七日》后说：“以前柴静是一个漂亮姑娘。她自己也忘不了这点。但这个节目，她忘了。她跨入成年了。”
柴静说：“从这期节目，我开始转变。以前会害怕发生什么，但现在却很踏实这种‘不知道’的状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敬畏。那年，我三十二岁，经历过亲人去世，了解死亡，知道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经验告诉我：生活就像水，自己会长出来。你能做的是没有任何预设地放下，看着水流迎岸拍上。我更这种喜欢春雨绵绵的感觉，像人生一样，说服和解释，很累。”
2008年下半年，柴静报道奥运会，很忙。有一天堵在路上，出租车司机急得按喇叭。柴静说：“别着急。”说完，心里纳闷：“平时最急躁的是我，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劝别人别着急。
教师节，柴静给陈虻发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此时，陈虻胃癌晚期，在住院。
在陈虻生命的最后时刻，柴静握住他的手，这是八年来，她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她一直记得陈虻在她刚进《新闻调查》时叮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她在博客里写：“写字不是义务，写本身就是写的报酬。”
柴静说：“陈虻就像一支网球拍，我是网球，不管弹多高，他永远比我高出一公分。”
2008年底做工作总结，一个同事问柴静：“今年你为什么这么感性？”
“难道我原来不感性吗？”
“你今年的状态和往年不同。”
“我的成人礼吧！”
成为柴静
李阳家暴事件后，《看见》采访了李阳和他的妻子。重播时，柴静窝在家里的沙发，以观众的角度重看，突然觉得不舒服。节目中，李阳问她：“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你也不可能兼顾家庭吧？”柴静答：“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
回答当然没问题，观众也不觉得唐突。但柴静嗅到了“攻守”的气息。她觉得自己在那一瞬间“水花四溅”。
柴静说：“李阳的节目我唯一不满的是自己不够宁静。我完全可以呈现我的生命，而不用带着一两分的激动。我不满自己有道德优越感，天然觉得‘爱’是好的，‘同情’是好的。可是，‘善’不能强加于人的。强加的结果是普遍虚伪。”
范铭说：“以前柴静‘锐’，节目目的性很强。这些年，柴静不评价任何人，不做简单的逻辑判断，她学会感受，试图呈现事物本真的状态。”
前天，柴静碰到话剧人牟森。他说：“《看见》不是新闻节目，是文学节目。”
“《看见》是柴静的节目，它的总和是柴静的精神世界，是柴静的专栏。”制片人李伦说，“柴静是我们的发动机，她百分百有热情的选题一定要让她做，她未必可以阐述，甚至采访前，也没办法认识清楚，但这种冲动和欲望可以给节目带来好的东西。这话说得很任性，但我相信她。”
问柴静为什么不离开央视，她答：“只有中央电视台能把根扎在中国最深层的土壤，能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11月的某周，柴静周一半夜下飞机，周二清晨5点起床，乘坐早9点的飞机去四川自贡采访，周三中午回北京。周四去上海拍新一期节目。周六，张立宪《读库》的年终读者会，柴静早早答应参加。周日下午，金融街雕刻时光，她约许久未见的科学松鼠会姬十三喝下午茶。
中途，柴静给范铭发短信：累得要虚脱了。范铭回：“看你传回来的带子，完全感受不到疲惫啊。”
她是真心喜欢这行。一年365天有200天在出差。去乡下，她闻见雨点子溅在土里的味道，冬天采访车陷在泥里，人冻得哆哆嗦嗦的，一抬头，她高兴：“满天星斗，亮得吓人啊。”
柴静说：“现在是我最轻松舒服的状态。年轻时，觉得节目是作业，要做得漂亮。现在，《看见》是作品，工作对我也不重要，我不是以央视记者的身份与人交往，是以一个人的状态去跟人交往。有时想，自己真幸运。我怎么能这么幸福呢。然后又带着点傻乎乎的天真，觉得其他部分少给我点吧，这样我可以抱有这种幸福。不能奢求一个人可以匹配太多幸福。”
有天夜深，范铭和柴静在MSN上讨论完工作后问：“谁知道我们在深夜里都干些什么啊？”柴静回：“眼睛热了一下，为渺茫而认真的理想吧！”
柴静
柴静的新书大概在2011年年底出版。柴静写书，是因为陈虻。他弥留之际曾说：“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陈虻走后，柴静回望，觉得自己做过很多重要的事情，报道过奥运、非典。地震。但最大挑战竟然是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是一本讲述“柴静是如何由错误构成”的书，第一章写柴静泡在错误中，以至于无法呼吸。
《读库》主编张立宪5月拿到了柴静的新书，认真帮着看了一遍：“你说白岩松，他的书卖好卖坏无所谓，版税只是帮衬和点缀。但对柴静来说，版税很重要。她不阔，朋友们都希望这本书让她赚够版税，这样，就不用租房住了。”
她的朋友们简单三个字概括：行动者。每年，她帮张立宪做《读库》读者年终活动，崔永元《我的抗战》现场，她主持；休息时，和周云蓬对谈诗歌和音乐……
张立宪说：“男人们坐在一起，出现一个女孩，女孩肯定希望被哄着夸她，但柴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老男人吹牛，喝多了，吐得一片狼藉，她在一旁拿着扫把墩布默默收场。
上出租车，司机师傅想抽烟。柴静讨厌烟味。但看师傅实在难受，于是伸手：给我一根吧。她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人，春风化雨。柴静的母亲前几天说：“小心以后有了孩子，溺爱孩子。”
一次饭局，张立宪念诗：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柴姑娘马上对出下句。她极爱读书，饭局上谈书，老男人只得装作记忆衰退的样子，支支吾吾应和。张立宪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心智属于半死亡状态，完全吃老本。柴静一直在升级刷新。这也是我们成为朋友的基础。”
有时，男人们谈起“烟视媚行”，逗柴静，你怎么就跟这个词绝缘呢？她抗议。“其实她是‘风霜之美’。”张立宪说，“她冲在一线，耳闻目睹的人间故事。体力情感精神的多重付出，都在外在有所表现。‘风霜’这个词很多女孩不喜欢，但这是另一种美，带着对生活的思考。”
柴静的朋友都曾接到邀请柴静出面的饭局、晚会、活动。大家知趣，从不跟柴静提，在电话里推了。作为公众人物，柴静有机会成为有钱人，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朋友没看到她接过任何这类活动。
“她对金钱没有概念？”范铭说，“这个解释也很肤浅。我理解她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她每天事情那么多，要读书、看电影、旅游。但生命时间又那么短，她要合理分配。我理解，她只做自己内心深处认可的事，这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11月的那个周末，柴静和姬十三在喝下午茶时争论起美国电影《永无止境》：片中有一种神奇的药丸可以让人无所不能。姬十三认为一旦研制出这种药，人类将受益匪浅。柴静坚决反对：“这违背了人类的生存规律，人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问柴静：这些年，你一直住在租的房子，也不买车，是甘于清贫吗？她不知道怎么答，想很久，把手里的餐巾纸撕成一片片：“我很怕这沦为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其实我并不高尚，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财富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有时想想，这里面是空的，是不可依靠的。大部分时候，我更看重生命本身，它才是真的，它饱满像果实。而有些东西是空的，我从里面体会不到任何幸福。”
“你没有功利心吗？”“我没有‘攻’的心，只有‘守’的心。”
生活中，柴静柔软，没有方向感，极爱丢东西：手机。钱包。本。纸。和姬十三喝咖啡时，她抢着买单，一掏兜，发现忘带钱包了。范铭说：“她生活和工作是两个状态，上节目她头脑清楚，算账特别快，每次讨论选题，能以环环相扣的强大理性说服他人。可一到生活，她自理能力差。所以大家喜欢保护她，宠着她。”
柴静说：“我工作很忘我，到了生活，反而有点漫不经心。”
《看见》栏目组年轻的编导葛西厢第一次和柴静出差，打电话问范铭：“要不要给柴老师单独订房间？她一般是什么规格？”范铭说；“不用，她跟你们一样。”
早年，她喜欢带藏饰，这些年，没了。录节目，制片人看她脖子太空，勒令带一条项链。她选“小小”的那条。有节目需要，她才化妆，生活中，素面朝天。
和范铭逛街，柴静经常指着一件衣服问“要不，我去试试？”“这件衣服你不是有过三百件吗？”她的衣柜里，棉麻、灰黑、藏蓝、浅灰白的衣服层层叠叠。
前些天，范铭拿到柴静对新一期节目解说词的修改意见：讨厌拔腿——(批注)这样的词，拿去，太恶劣了；怒不可遏——删掉，不要滥用形容词；我们纷纷……——我受够了这些小学生惯用语句。“好的文字，是要用来听的。说到底，是不装。写文章用副词、连词是想吓唬人。告诉别人，我成年人了，你们要重视我，其实是虚弱。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柴静说。
记不清哪年哪月哪天，柴静给范铭发去一条短信：幸好，我们没老，没腐朽，没对生命就范。
航行在海上
曾经写过一篇和柴静有关的文章叫做《叙事的力量》。感动于柴静——一个貌似普通的女子，却是才华横溢，她长的并不亮丽，一幅淡淡的清秀的样子，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淡淡的，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却是对梦想极其坚守。所以，她总是能以一种难得的平静、淡定与从容一次次的对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唤起人们对善的追求与向往，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子的诉说总是给人一种力量。
曾经看过描述柴静的这样一段文字，写的极其贴切——“当热烈包围世界，她以冷静的姿态飞渡。内心有海量，她亦是一片海。心怀有梦，俯身为蓝，总想着最蓝的那片海域飞翔。”
航行在海上——《读者》（原创版）专访柴静
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而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2009年的情人节，北京满街玫瑰，满街爱情。
我坐在咖啡馆，看着柴静走进来。没有因为这个日子而妖娆一点，黑外套黑围巾，直短发牛仔裤，她挎着书包抱着书，清新如初。
第一次采访柴静，距今已逾10年。
那时，柴静是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人，主持一档节目《夜色温柔》，大受欢迎，电话和信件从北京、香港、天津、西藏等地涌来。她却主动辞职，要去北京读书。
柴静不是循规蹈矩之人。在长沙铁道学院读书时，她少言寡语，只贪恋广播里的人声热闹，毕业后应聘去了电台，完全丢掉了自己的会计专业。
小女生挣不到多少钱，租来的房子在6楼，时常断电停水，难免沮丧。19岁生日，房东收完租金，她身无分文，冒着倾盆大雨，湿淋淋地走到电台。1995年，她主动要求加做一档午夜节目，不计工资。
若干年后，散去的听众仍记得那个清冷的开场白：“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因为孤独而始的《夜色温柔》，打开的，也有她自己的心扉。
那时，她常说“宇宙洪荒，电光石火”，常放郑智化的歌：“玩火的孩子烫伤了手，让我紧握你的小拳头……”那时，常有军人、学生、小职员在电台大门外等候，只为送她一盆花、一盒润喉糖。4年后，她在电台里依依告别：“感激你们的诚恳，愿意和我共同负荷人生。”
辞职后，柴静对记者说：“来到北京，人就像一把刚出鞘的刀，充满对未来的狂想和激情。”
第二次采访是在2002年。
柴静刚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子栏目《时空连线》的主持人。这档节目在一尘不染的演播室录播，柴静连线各路嘉宾，对时政事件进行深度评论。我在玻璃窗外等，看她录制结束语，不知为何，同一处她说错了几回，屡屡重来。
彼时的柴静每天读大量专业书籍，整个人扎进工作里，“却找不到状态，甚至不知如何提问”。
2003年，柴静调到《新闻调查》栏目任记者，从主题性调查、事件性调查到内幕调查，开始深入接触“新闻当中的人”。她关注他们的生活，认知他们的困境，犹如关注认知另一个自己。面对死亡、黑幕、阴谋和不公，她穿越恐惧，直抵事件核心。
人民网访谈主持人曾问她勇气来自哪里，她答：“我去采访讨薪8年未果的农民，在他坐过的法院台阶上坐着，体会他的无助；我去采访拆迁中丧子的母亲，看着她泪流满面；我去采访注射了‘奥美定’的女人，用手触摸她胸部里的硬块，知道这个将永远无法根除……这一切让你知道你跟这个时代的联系。如果你仅仅为追求个人幸福而活着，你将永远得不到幸福。”
对人的深度关切以及出众表达，让柴静为人所记。
汶川地震时期，柴静制作了《杨柳坪七日》，被天涯社区评为“2008年度最受网友喜欢的记者”。和当时若干赤裸裸的血泪报道相比，这个“七日”淡而有味。
2008年5月26日，柴静跟随一对在绵阳体育馆避难的叶姓夫妇，回到了他们在杨柳坪的家。
家成废墟。他们正上四年级的儿子，尸骸无存。叶哥指着一个旮旯儿说：“这是儿子上次跟我下跳棋的地方。”到了六一儿童节，叶哥跟邻居的孩子下象棋，心神不定，走了几个子就问：“我是输了吧？是输了？”
这是柴静记录的忧伤。
村民们从废墟里找出铁锅、腊肉、米、酒，从田里扯来小菜，聚在一起吃，吃饱了一起修路，搭帐篷。晚上的柴火烧得旺，失去至亲的一对叔侄相互安慰。柴静一手举着白蜡烛，一手抹了把眼泪。
一个丧母的孩子，收留了一只小野猫，说一定会努力让它活下去。柴静问：“为什么？”他抚摩着猫，低头说：“它也是一条命。”
这是柴静记录的人性。
整个节目流畅自然，仿佛直接从杨柳坪切下一块，放在了屏幕上。
柴静说：“我会把解说词念给同事听，他们听不明白马上改，要用大白话，讲清楚哪怕最抽象的东西。”
彼岸归来，继续点燃烛火。柴静洗净铅华，更加朴素。
我们在小咖啡馆聊天。
我们谈了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从善恶对立说到科学精神，从无奈丧失说到幸福宽容，也谈了她的俗世生活。她读顾准、胡适，读到半夜，激动得不能睡，会发短信给朋友。她也频频谈到几个人：《读库》主编张立宪，经济学者周其仁，“三农”问题研究员陈锡文。她谈到陈虻时，似斯人犹在。想起她写的《陈虻不死》，寥寥千字，让人动容：
“只要我们仍能在一个片子中投入我们的泪水、情感和生命，陈虻不死；只要我们在人们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说‘这不是真的’，陈虻不死。”
柴静在走一条探寻真知的路，人声鼎沸却不无孤独。也许，你会随她同行。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
《读者·原创版》：《新闻调查》调查的是损害公共利益并被隐瞒的事件，揭露黑幕，你因此受到过威胁吗？
柴静：在深圳，我们曾遭遇黑社会口头威胁。这也是个信息—他们更害怕，才会言辞粗鲁。人都会有恐惧，但也会有比恐惧更强烈的感情。现在，我不是单纯揭露黑幕，还希望把瓶底掀过来看看背后是什么。譬如你违法了或者有法可依，那现在我还要探究，那条法规依据的又是什么？阿城曾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别的作家遇到事物，往往都绕过去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穿”过去了，这需要一种笨重又锋利的力量—实际上，这种力量就是逻辑，就是“真”，是“穷尽事理”。“真”，很吸引我。
《读者·原创版》：在探求真相的过程中，往往要对抗权势，陷身于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你会有堂·吉诃德的感觉吗？
柴静：我的职业理想不是英雄主义的，不是为了当勇士。就像有人喜欢唱歌，但他的生活就是为了唱歌吗？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也不是为了当作家。
善与恶的对立，无知与偏见的存在，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微妙复杂。我不那么愤怒了，除了斗志，更需要科学精神—调查通往认知的障碍，首先不会指向权力，而是指向头脑。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呈现真相，和当事人探讨解决方法，而不是口诛笔伐。不管你走什么路线，结果是最重要的，就是去推进、完善一个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制度。
《读者·原创版》：能否讲讲你和被采访者的一次冲突。
柴静：几乎没有。有一次，我问了一个问题，对方大怒，我很平静。他说从来没有记者这么提问，我说也从没遇到过这么没水平的领导。当时这一幕都被摄像机录了下来，如实播出节目会挺好看。但是我考虑了一下，对方也是因暴怒失态，我们需要的不是“失态”，而是事实。这段最终被剪辑掉了。当晚，他找到我，我们就事件本身又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我说，请您尊重我的职业，就像我对您的尊重一样。
《读者·原创版》：面对采访对象，无论是研制推广“奥美定”的院长，还是陕西“华南虎”的造假者，你都温文尔雅，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
柴静：最初当记者，我会炫技—你看，我的问题多漂亮，我把对方问倒了，我赢了。但仅此而已，对于解决问题有何帮助？在节目中，不轻易做出褒贬，要做的是细节探究和幕后挖掘，能让对方自由表达，帮助公众得到尽可能多的真相。
在《虎照疑云》的调查中，我和当地林业局的负责人沟通时，他并不知道国外在确证物种存在时需要5个证据。我没有诘问，而是老实地告诉他是哪5个证据，然后问他：“现在知道了，你愿意调整你原来的看法吗？”从前我不会这样。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你了解了人和世界的复杂性，就会有宽谅，不会有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聪明人下笨工夫
《读者·原创版》：《新闻调查》的收视率会给你压力吗？你父母会在乎你的出镜率吗？
柴静：我希望我可以不关心收视率。我的父母以前会在意我的出镜率，会在意我的妆化得好不好。我说，我希望你们关注节目本身，完全忘了女儿的存在。
我20岁时想成为奥里亚娜·法拉奇，30岁时不再有这个参照。名利好吗？我在飞机场的候机室看书，突然有陌生人问候，书就看不下去了。名利会妨碍私人生活，有时我把它看成是这份工作不得不承受的东西。人究竟为了什么工作？想清楚了才能继续走下去。
《读者·原创版》：从早期的《双城的创伤》到近期的《征地破局》，你一直非常关切他人的命运。对人的关切是你工作的原动力吗？
柴静：我承认采访需要冷静，但采访有时也是人情往来，是最朴素的真诚。不能不关注眼前这个人，因为他也就是你自己。
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在MPC（主新闻中心）盯发布会，自己又做了期节目，将镜头对准没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和特殊的胜利者。我希望从个人角度解读“不朽的奥运精神”。当时我也在问自己，非要这么做吗？没有谁逼我，没有地方播出，时间也很紧张。但我还是做了，把苏丽文、施泰纳、黄金宝的故事都放了进去，记录生命、情感、永恒。
《读者·原创版》：很多人对那期《奥运瞬间》念念不忘，你制作时是否煞费苦心？
柴静：当时我只有一个摄像，请了年轻志愿者做翻译。采访伊拉克运动员时，我等了8个小时。大家都走了，我问自己，非要这样做吗？还是等下去。
采访施泰纳，就是那个举起亡妻照片去领金牌的德国人，我问：“幸福是什么？”他说他和妻子一起在森林里面跑步，当妻子回眸一笑时，他拍下了她，“那一瞬间就是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妻子因车祸去世，他那么悲伤，依靠什么力量夺冠？他刚回答完，小翻译就哭了，他也哭了。
他说：“是愤怒给了我力量，我恨她的死亡!”
这句话刺穿了我。当时，我觉得空气里都有一种震颤。虽然语言不通，但我看到他的眼神，彼此理解。得到金牌的那个夜晚，他说自己很孤独，因为爱的人不在身边。
采访结束他要离开时，我给了他一个拥抱。我想告诉他，他并不孤独。
《读者·原创版》：万一这期节目无法播出，你会不会失落？包括之前《新闻调查》已经制作但不能播出的节目，你也付出了心血。
柴静：不以功利为先导，耕耘本身就是收获。做事，有时仅仅出自天性。
六哥（张立宪）当初做《读库》时，也没设想什么商业前景，想做而已。当很多人在学四两拨千斤的技巧时，他主张聪明人下笨工夫。他说现在这个社会，聪明容易达到，笨很难实现。
上期的《读库》采访了盲人歌手周云蓬，作者跟了周云蓬半年多，包括他的排练、演出和生活，写了三万多字。值得费这么大劲吗？六哥觉得值，只要是读者想知道的，他就要下工夫。六哥还谈到台湾的舒诗伟。这个人在美国留学生活了11年。1993年，舒诗伟去台湾农村考察，一住就是15年，和农民一起解决一些台湾的“三农”问题，至今还在农村，不肯回城。
这都是人性中最质朴的东西。
《读者·原创版》：在《征地破局》中也涉及了内地的“三农”问题，你有什么特别体会？
柴静：那期节目我采访了“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采访他前，他就穿着一条老北京常穿的秋裤，很朴实。我和陈锡文聊了四个多小时，都是技术问题。他的解答专业冷静，不焦躁，不偏激，耐心又宽容。当我谢谢他的细致时，他说，我多说一点，你就多知道一点。
之前我查阅了很多资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政策基本过了一遍，还是有个问题很困惑。当我问出的第一秒，他就给出了答案，好像一直在等着我问。那一线脉络，他得拂开历史的浮尘，通过各种复杂的关联，才能剔出来。
一个人了解中国的农业问题如此之深，也深味各种矛盾积怨之深，苦口婆心地传达了很多年，不管如何，始终勤勉如一。中国有这样的学者官员，我还能抱怨什么？
《读者·原创版》：你跟陈锡文很熟悉吗？
柴静：在《时空连线》时就认识了。就是那个人，说起有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被拆了，小孩们哭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眼泪……他1950年出生，当过农民，现在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说这几十年来只想为农民做一些实事，让他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读者·原创版》：工作至今，你会有职业困惑吗？
柴静：没有。我只对自己有困惑。思考都来自于困惑，就看是真困惑还是假困惑。
年轻人是不承认无奈的
《读者·原创版》：2007年7月到2008年6月，你的博客是空的，那段时间文字都写在了哪里？
柴静：表达是种诱惑，也是种陷阱。每天更新博客，证明自己一直在思考，而且很快得出了结论—这太浮躁了。尤其拥有部分话语权时，更要谨慎。
《大公报》的创办人胡政之说过，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有公心和诚意。
媒体平台不是用来表达个人思想的，是提供事实与信息，让观众、读者思考。正如康德所说，启蒙只能是自我的觉醒，不是传教士式的自上而下的教导。传媒所为何来？就是为大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异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
去年，我有比较多的时间读书，还记笔记，就像小时候抄写名人名言一样热情。
《读者·原创版》：最近常读的有什么书呢？
柴静：正在读《顾准日记》。那时动荡不安，他身染重病，还是坚持自己的治学、思考，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如果给他一张宁静的书桌，再给他10年，他能走得更远……
我现在就拥有这张书桌，只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能看到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读者·原创版》：今年年初，土豆网上有位“柴米”特意给你写道：“阿城说，无奈是人生最深刻的感觉。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柴静：这两年，我对“无奈”这个词体会很多，这对我的采访、对世界的认识都有影响。年轻人是不承认无奈的。懂得很多事情不是一己之力就能解决，很多失去不是努力就可挽回，就懂了无奈。
最大的无奈是什么？死亡。去年的汶川地震让人们在一瞬间经历了丧失，懂得了死亡。
在录制《杨柳坪七日》时，我很少追问。那些人正经历丧失和无奈，不需要喋喋不休的同情，最好的就是陪伴。他们烧火做饭，我在一旁待着，他们说话喝酒，我也喝一点。
我拍摄过废墟，山里很静，鸟儿飞过去的声音都能听见。叶哥叶嫂就站在他们坍塌的房屋前，久久凝望。那一刻，沉默胜过了千言万语。
《读者·原创版》：那一刻，你忘了自己的职业，只是陪着他们面对无奈。
柴静：如果他们说着，而你麻木地记着，就只是“记者”，而不是“人”了。
顾准在日记中，记载人们得了浮肿病相继死去。前一篇他客观看待世界，笔端冷静到残酷，后一篇，他仍无法避免心脏涌起的阵阵绞痛。
无奈是无法规避的，必须和身边的人们一起承担。我们都是如此。
《读者·原创版》：少女时代你不是很合群，但现在你完全融入了人群中，这种情感能持续下去吗？
柴静：凡·高画的《向日葵》，大家都说是疯狂的、有激情的，阿城却说，你仔细观察那些向日葵，凡·高的每一笔都是冷静克制的。
激情唯有凭借冷静才能长久。
《读者·原创版》：与10年前相比，生活本身有没有变化？
柴静：我还住着10年前的房子，其他女孩子有的喜怒哀乐、俗世生活，我也没有两样。我喜欢莱蒙托夫的一首诗，大致是：“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而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评论这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