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2年6月28日（周四）19：30-21：30
地点：福田图书馆三楼国学堂
各位晚上好！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三本书，对于来说是偷懒，我们深圳特区报现在也搞了一个读书沙龙，第一期就让我去讲，给了我一个题目，让我讲讲中国文化。我说中国文化这么大的题目怎么讲？后来我就想干脆讲讲跟中国文化的书。昨天我在特区报的读书沙龙上讲了这个，所以今天就这一个选题讲两次，不用再做新的准备了。
昨天在报社讲完就有人提出来，说我讲的没有什么真东西，讲的都是表面的东西，都是泛泛而论。我说其实我们这些人是没有什么真东西的，我们做媒体的都是万精油，什么书都从手上过一过，大概知道这是什么书，谁写的怎么回事，就完了，谈不上把一本书真正地读得很通透、很懂。我们自己也不像在学校里的，对很多问题有很精深的研究，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书籍的二道贩子的角色。
有一年台湾经济学家殷海光来深圳，他在台湾是出版人，也是媒体人，我采访他的时候问他怎么定义经济学家？他说我们这种人谈不上是经济学家，我们也就是经济学的二道贩子。他说经济学的原创者可能有很多的发明和发现，他们写出来的书都是经典性的，比如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第二种人是把原创性的理论消化、理解后讲给比较多的人听，这种人已经不是原创了，属于第二道的学者，他也叫经济学家。还有一种是在媒体的，比在大学里的教授还要普及一些，他要把经过大学教授已经消化过的东西再消化一遍，写成文章推荐给更多的大众读者看，这样普及给更多的人。他说最多的是第三种人，是知识的二道贩子，在我们手上没有任何原创性的东西，不能说我们的任何观点就是我的看法、我的创见，不是，都是别人的，只不过我们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合讲出来之后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
我过去在报社很多时候也写专栏，比如我在文化广场写了七年跟读书有关的专栏，每个星期要写一本书，算下来也写很多书，把自己的感想和感受告诉大家，最主要的是告诉大家有一本书值得看一看。就像今天我在这里讲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那什么叫中国文化？你看了这三本书以后就大家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了，然后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中国人。我觉得这三本书是比较基础的书，当然有没有更好的呢？完全有。因为写中国文化的书实在太多了，你要是找其他的书来读也是一样的，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三本书最早的是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是1965年出版的，那时候殷海光45岁，5年之后他去世了，活了50岁。这本书首先在台湾出版，由李敖的文星书店出版，但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被查禁了。殷海光作为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在台湾是被监控、被边缘化的。李敖经常对他有帮助，李敖跟他关系不错，但李敖在文章中说殷海光这个人搞哲学显然是不成功的，他的学问做得不好。为什么做得不好呢？他说你想一个哲学家居然会因为胃癌死掉，50岁就死了，他说哲学家得什么病死都可以理解，唯独不应该得胃病，因为得胃病的人老生气，一个老生气显然哲学没学好，哲学学好的人是不会生气的。所以他认为殷海光的学问做得很不好，所以很早就死掉了。
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个人说，学哲学好啊，尤其学中国哲学的寿命都很长。我后来一想，这倒也真是，像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都活了八、九十岁。像韦政通就是学得好，他比殷海光小8岁，生于1927年，今年已经85岁了，前两年83岁的时候他来深大，我到酒店去看他，上午十点钟门我去敲门，门一打开我就看见他手里拎拿着一个酒瓶子，是白酒，早上他已经喝了不少了。
83岁高龄的他一个人从台湾飞过来到处讲学，身体之好是毋庸置疑的，我问他的养生之道是什么？他说天天喝酒，12岁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没有一天不喝白酒的，当然喝的不多，每天喝一二两、二三两。按理说经常喝白酒对身体不好，但他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可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哲学他搞得很通，真的学问做到家了，所以他寿命很长，身体很好。
《中国文化概论》出版于1968年，《中国文化的展望》出版于1965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出版于1983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生于1945年，他是香港人，在台湾读的大学、研究生，在美国读的博士，现在是台湾一所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读书的时候看不到这样的书，其实当时这些书在华文世界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那时候信息闭塞，看不到这些书，只能看一些其他的书，当然有些书也是不错的，但是对中国文化有这么系统、透彻介绍的书当年是没有的，所以后面的读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应该说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很快就能把人家的研究成果拿到手、吸收过来，这个很重要。
《余英时访谈录》的作者陈致在美国与余英时交流时，余英时说，我很佩服你们大陆的学者，你们在那样的环境里能做学问，而且还写出了这么多东西。另外我很同情你们，你们写的东西已经没有新意了，你们写的东西早在很多年前人家都已经谈到了、写过了、解决了，而且比你们谈到的、写到的、解决的要好得多。但你们因为没有看到，不知道已经有了这样一些成就了，所以都是在白手起家的状态下重新写。不过现在要做中国文化的研究，对中国文化有志向的人，已经可以站在比较高的起点，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可以把最好的论述拿到手，在它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首先，大致说一下我对文化的理解。有人会说文化是什么？文化这东西我们天天在讲，而且耳熟能详，比如“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现在又讲文化产业，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历史年代里的大事往往跟文化有关系。文化每个人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的词汇，但是你要真的问一个人文化是什么？真的会把人问蒙。
英国一位人类学家说文化就是一个巨系统，就是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什么都在里面，什么都是文化，一个什么都是的东西很容易把人问蒙的。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身上起码有两种系统，一种系统是先天的遗传系统，因为我们是人，一个人生下来之后为什么会吃喝拉撒，为什么会学习，有学习能力？美国一些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婴儿在3-6个月的时候已经有道德观念了，他们见到一些形状非常丑恶，或者对其他的族群、种类非常不好、非常粗暴的东西，婴儿会自动选择跟他保持距离，不亲近他。所以婴幼儿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善恶的、先天的观念，这样一些东西，包括动物本能、生物本能，包括这种早期的道德感知系统都叫先天系统，都叫遗传系统。
还有一个是文化系统，就是所有的不属于先天的那一部分都是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属于后天加进来的。比如小时候大人会教你学语言、讲话，再大一点会教你礼仪，比如怎么跟人打交道、问好等等，就是人迹关系中的一些基本知识会教给你。再大一点会有生活的知识、技能会教给你，所有的东西都叫文化系统。
孙隆基讲得比较有意思，他说文化叫良知系统。其实就是一个跟遗传系统相对的另外一个系统，这样一个系统都叫文化。所以文化是一个巨系统，无所不包。我们现在都用电脑，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用电脑的情况来理解它，比如电脑买回来，没有装软件、没有装操作系统，它里面有遗传性，电脑为什么能把一些软件、操作系统装进去呢？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系统，这跟我们人的情况很像，有一个硬件，人生下来身体就是一个硬件，然后有一个先天的遗传系统。后面再加上一些操作系统就是文化系统，然后我们还下载了很多游戏、学习、知识的软件在里面，所有这些东西都叫文化系统。所以文化系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操作系统。我们每个人除了是一台电脑之外，我们一定要装进了操作系统我们这台电脑才可以用。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如果不学习，不接受后天的文化系统叫良知系统的话，我们这个人有什么用呢？这个良知系统或者说文化系统就是决定了一个人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
前些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意大利人不知道怎么流落到了温州的一个农村，他的长相是意大利人，但是所有的风度是温州农民的表现。比如说电视台来拍他，他讲了一口温州话，讲话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会吐痰，他这个吐痰的动作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他为什么会吐痰？他面对镜头，面对记者访问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紧张，有一点拘束的。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要抗拒这种紧张和拘束，所以他会吐痰，农民往往是用这种方式放松自己。所以他一连串的动作一看就是中国农民的动作，这就是中国农民的文化把他给规定了，尽管他先天的遗传性是属于意大利的，但是他后天的文化系统是就是中国的，而且是中国温州农民的系统。
如果他是在意大利长大的可能就不会了，他可能走出来穿的衣服是另外一套，他讲话、风度以及笑都不一样。笑这种表情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讲现代化、讲文明，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笑都不是自然产物，只有很多农民的笑才是自然的，他发自内心的就像动物一样的笑，他没有文化的添加剂在里面，没有文化的约束。但是其实在城市生活时间长的人笑容都受到文化的约束。比如说你怎么笑？是应该大笑还是微笑？露几颗牙齿？中国古代说笑不露牙，我这就是文化对笑容的规范。
英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书中说，在都市里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一直在城市中长大的城市人，你陌生环境中看到一群陌生人，你是不会跟人家的眼神对视的，你在街上看到人，你是不会盯着看的，这是不礼貌的，因为现代文明就是这样规范的，就是陌生人跟陌生人的眼神是不发生交集的。他说这就是城市文明对一个人的眼神的一种规定，是文化对人的眼神的塑造。但农村人是在一个熟人社会生活，碰到一个陌生人之后会从头看到尾，他要把这个人研究透，到了城市里面看到一个人也会反复地看，但时间长了以后就没什么好看了，因为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这说明每一个自己不经意间，哪怕是无意识的行为其实都有文化对我们的操控里面，就是文化对整个人的影响非常大。但我所说的这些还是非常浅层的。
在一个很深的层面上，像孙隆基这本书，他对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这样一个形态讲得特别多。任何一种文化比较核心的部分，就是对人的规定是从哪里来的。中国文化怎么规定人？人者仁也，什么意思？就是人其实就是要通过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在人和人的相互关心中、交往中来规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规定性，这样一来中国人就是一种非常注重关系的人。我们见到一个人会问你是干什么的？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你结婚了没有？就是会问很多跟你的社会关系有关的问题。但西方人不会这样，西方人会直接地面对上帝，从上帝那边来就直接到了个体，直接就问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把思考的目光、焦点落实到了个人身上，而不是关系上。
中国文化有没有对个体的关注？肯定也有。西方文化有没有对关系的关注？也有。马克思还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谁也没有马克思从一个关系的角度定义得这么透彻。但相对来讲，中国文化更偏重从人际关系来定义一个人，因此中国文化可以说，它经常是个体、个人或者是消减了，或者是放在第二位。那在西方有没有关系呢？当然也有关系，他们有大量的人伦的、伦理的一些规范性的东西，但它第一位的还是个人。他举了很多例子，他说中国人很多时候要出去玩都要成群结队地，比如你去上洗手间了，其他人等你出来再一起走，我们去什么地方最好大家一起去。但西方人不是这样，他们三五个人出去可能是去三五个地方，马上就分开了，不会合在一起。
中国文化很重家庭，像殷海光和韦政通都讲到了，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家庭，我们刚才讲人者仁也，人最好是放在家庭里，因为最开始的人际关系就是在家里发生的，就是这样一种家庭结构。然后再稍微大一点就是家族，然后到了村落，村落可能还是不同的家族，好多都是跟家族有关系的。然后到了国家也还是家庭结构的放大。他们会从一些中国文化很基础、很原形的东西来讨论我们国家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国家民主、科学意识不发达，为什么法制意识不发达？因为我们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中我们要鉴别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熟人，谁是我的亲人，谁是陌生人。如果这个人是亲人、朋友、熟人，那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如果是陌生人，对不起，游戏规则马上修改了，是另外一套。我们可以对熟人非常好，甚至吃亏都没关系，因为我们朋友之间打交道都是主动要吃亏的。但如果是陌生人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占陌生人的便宜，这个规则就变得很奇怪了。
西方的规则就不一样了，它是普遍性的规则，管你是谁？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的亲人是这个规则，你是我完全不相干的人，也是这个规则，其实这是法律的集成，法律就是这样，因为法律要讲普遍性，如果法律还要因人而异，熟人一套法律、陌生人一套法律，那就不是法律了。西方最早为什么会走到注重民主、科学、法律的道路上？我看了一本书叫《理性的发明》，书中讲在古希腊的时候非常流行辩论，那时候有很多贵族身份是平等的，成天在一起吵架、辩论，比如什么叫美，什么叫真，什么叫善。怎么通过争论最后得出结论谁比较高明，谁真的是最正确的。在权利社会不会有这样一种诉求和考虑的，因为在权利社会看谁权利大，或者是暴力，比如你的拳头比较硬，那你说了算。我的一个同学说，在中国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有点道理，四把手岂有此理。
古希腊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在一起讨论，那讨论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就要一步一步地，你思考问题，你怎么思考的，你怎么得出美是什么东西的？美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得到这个定义的？这个定义能不能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他们完全通过智力的活动一步步地发明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普遍性的概念，只有古希腊人发明了普遍性这个概念，全世界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里都没有普遍性，这个很厉害。我们现在讲西方文化为什么这么强有力，为什么它是一种强势文化，因为它的根子是一种普通性文化，不是特殊文化，而这个根子在古希腊那个地方，因为很早的时候就不是通过诉求权利里接近真理，他们是通过智力活动，通过对普遍性的诉求、追求来崇敬真理。然后他们要接近普遍性、接近真理用什么方式？就要用理性的方式。
人的思考有感性的部分、知性的部分、理性的部分，感性就是对一些感官的东西做一些发展；知性能够对感官的东西进行简单的加工；理性就能够通过思考上升到普遍性的程度。西方人通过这个前提，它其实前提是民主，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要在一个民主协商的机制中进行探讨，所以在这个机制里发明了科学，因为普遍性和理性是科学最根本的东西，所以说民主是科学的前提，如果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科学的，只有在民主的环境里，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又要形成一种共识，就要寻找普遍性的东西、寻找真理，然后他们就发明了理性，发现了普遍性，然后他们就有一套科学的体系。古希腊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民主跟科学其实是两个非常有关联的对象，而且其中民主是科学的前提。
西方人在最早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在那样一种环境中慢慢孕育出来，然后逐渐演变到今天变得这么厉害，跟当初是有关系的。而中国文化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们搞民主、搞科学、搞法制对我们来讲还是个难题呢？因为我们的文化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虽然已经离开乡村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排斥陌生人，但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还是非常快地建立熟人社会。比如在一个单位，很快就有一帮人、一群人互相搞关系，一起吃饭，然后问问是不是校友，是不是老乡，通过曲里拐弯的关系建立一个小圈子。领导下面可能有一个小圈子，领导就把权力分配给这个小圈子里的人。比如说刘伟（音）虽然能力很强，但他跟我不熟，是陌生人，那权力就不会给你了。尽管你很强，这个事情你可以做得很好，但你跟我不熟，没办法，对不起。我们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基因无时无刻地还是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让我们在这样一种规则里玩的时候觉得很舒服，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
当然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我刚讲了一些非常粗浅的东西。
现在回到这三本书上来，《中国文化的展望》是最基础的一本书，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这本书就好了。这本书首先讲文化是什么，文化有很多定义，很多种定义里面大概有5、6类，有的从内容上、有的从传承上、有的从结构上、有的从效用上、有的从价值观上来定义文化。然后讲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征，讲到独创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当然有人会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独创的，但是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独创性显得更加鲜明，有一种观点也认为中国文化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有很多东西还是从外面过来的。
比如说小麦是上古时代由西域传过来的，在甲骨文中小麦的“麦”字跟“来”字是一个字，这也意味着麦子其实是外来的东西。很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物种过来，既然有物种过来，一定会有文化的进来，一定会有文化的交流。所以说中国文化一定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东西，还是由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自己来发明奠基的。中国文化最核心、最基础的东西比如说《周易》是由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所以中国文化是独创性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悠久性。我们过去一直很骄傲说全世界的文明，只有中国文明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有人说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有3300年，当然悠久性这么长原因很多，跟我们相对封闭这样一个地方有关系，跟我们文化很注重传承有关系，跟我们很早就把汉字统一了有关系。但是文化这么长的悠久性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另当别论，很难说。
第三个特点是涵摄性。就是中国文化特别能把外来文化、异域文化消化掉，中国文化特别像一锅汤，什么东西在里面都能煲化了，煲成一个味道。比如说像犹太人流落到了全世界很多地方，犹太族群都能够很完整地保留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但是到了中国的犹太人没有了，看不见了，连长相都变了，已经跟中国人差不多了，跟别说他的文化宗教了。中国文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涵摄性呢？我的理解就是中国文化是一种感官性比较低的文化，是很舒服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让你一进来的时候觉得这种文化挺好的，我为什么还要抵触它，我要它融合在一起很不错啊。
意大利一位记者的文章说中国太舒服了，生活在中国太幸福了，在中国的这种享受哪里得许多，所以这种文化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当然中国人也比较多，一万个犹太人可能周边有100万个中国人，早就把你淹没了，你没办法维持自己的系统。
第四个特点是统一性。我们的文字很早就统一了，我们的文化一直要规定到某一家、某一种学说，很喜欢把文化的差异性消除掉。现在虽然讲武士道，我们还有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学派，你要仔细想这些文化都差不多的。比如佛教，在中国就说中国佛教；道教，中国的道教；儒教，中国的儒教，都是中国的。它们只是在某些规定性上有差异，但总体性上它们真的就还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有非常鲜明的一种属于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不太喜欢差异性，把差异性很快就消除掉了，所以有很强的统一性。
第五个特点是保守性。总觉得我们祖宗的最好，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社会我们觉得老头子是很厉害的，我们要尊老，为什么要尊老，因为古老的文化他们比年轻人知道的多，我们要跟他学，学完之后自己老了，然后你再来尊我。这叫前域文化，就是每一代人都是尊重上一代人的。传统社会，保守环境里面都是这样的。所有用“老”来形容的都是褒义的，比如老道、老练，我们是一个很崇尚“老”的文化。
但是在现代文化当中是后域文化，就是老人要向年轻人学习，比如小孩玩手机里的软件，三、两下就会了。前两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说广东省市一级领导学用电脑，学用QQ、怎么发邮件、怎么上微博等等。换一种场合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通，非常厉害，但是放在电脑前全是一帮弱智，虽然家里任何一个小孩都比他们强。现代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后域文化，越是年老的人向年轻人学习，因为年轻人距离新的文化的距离是最近的。
比如过去有一些关于天气的谚语，人们觉得很重要，但现在它一点都不重要了，手机拿出来一看“天气通”，明天是有雨，行了，不用看外面的天气了。所以说传统的那套经验在现代社会是没有用的。
我们过去一直都有保守主义的，就是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跟全盘西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一派在那里打来打去，但最终保守主义占上风。因为很多人情不自禁地倾向保守主义，因为我们的文化根基，我们的文化基因是这样，尤其我们老了之后一方面掌握了权力，另一方面在知识上、智力上成为弱势群体了，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大家用传统文化对我们表示尊重，年纪大一点人就尊敬你了，其实年纪大的人不是很值得尊重的，因为他各方面已经不行了。
第六个特点崇尚和平。我们过去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美德，从来不跟人家发生战争，不打仗，你给我进贡一点东西，孝敬我一下，其实我要回报给你的东西，远远比你孝敬来的东西多得多，只要你臣服了，大家就觉得很好了。就像现在菲律宾黄岩岛也是在那里跃跃欲试，但我们说崇尚和为贵，是一个和平的民族，轻易不开启战端，不去征服别人。这是一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昨天在报社讲到和平性的时候大家有很多感慨，比如当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其实日本并没有多少人打进来，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可是中国有一部分人是抗战的，还有一部分人是观望的，等打得差不多了想趁机打一下把好处全部捞到手，还有一些人是曲线救国的，像汪精卫这样的。后来都说汪精卫是汉奸，胡兰成曾经为汪精卫辩护，说汪精卫是不是汉奸很难讲，他说当时的中国起码有五个政权，南京有汪精卫政权，重庆有蒋介石政权，延安有毛泽东政权，广西还有李宗仁政权，河北还有一个政权，这五个政权只不过是先是蒋介石赢了，后来又是毛泽东赢了，所以汪精卫就是汉奸了。可如果汪精卫赢了呢？还会说他是汉奸吗？
文怀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日本人是被我们打跑了，但如果日本万一把我们征服了，其实也未必是坏事。他说日本要是把我们征服了，那我们现在就是57个民族57朵花了，可能我们的疆域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可能把朝鲜半岛、台湾、日本全都囊括进来了。
西方人是贵族文化，没有和为贵，比如普希金，你不买我的帐，我们约好在什么地方跟一架，把枪掏出来就打，普希金枪掏得慢一点就被人打死了。我们现在网上也有模仿普希金的，我们约一下吧，然后拿着大棒子就去了，但是半天都等不到对方，为什么呢？或者是害怕，或者是和为贵，算了，算了不打了。和为贵有个好处就是最后没打没死人，坏的地方是特别狠的人特别容易征服统治那些和为贵的人。中国是两人，一种是主子，一种是奴才，黑格尔说东方为什么没有主人的意识，没有平等的意识，因为东方没有真正的人，奴才不是人，主子也不是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因为我们强调和为贵，生存是我们最高的原则，能活着就行了，能忍让就忍让，不是那种拼的民族。
过去日本人做了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事情，中国人在网上抗日是全世界最非常厉害的，但没有一个人实际抗日。韩国人就不一样，韩国人比较刚烈，他们会到日本的领事馆、大使馆门口放个凳子，一人手拿一把刀，手伸出来喊一个口令，一刀下去把自己的手指就剁了。韩国人的抗议是来真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
第七个特点是乡土情意。中国人很重老乡、熟人，疏远陌生人。
第八个特点是有情的宇宙观。我们看到的天地山川日月，看过去都完全不是自然的景观，在它们当着寄托了我们的情感，天地山川都是有情的，我们看起来觉得很舒服。像胡兰成的书里特别喜欢用“亲”，看到一些都很亲，看到村庄在天地山川日月的背景轮廓下炊烟缭绕，人在中间生活感觉很亲，这个亲就是一种情感的活动。中国过去的山水田园诗歌也非常发达，发达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自然对象里面寄托了很多很多人的亲干，这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这个特点也要从两方面来讲，我们跟自然和谐相处，轻易地不提倡征服自然，现在看来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长处，但其实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美国一位学者对现代化做了一个最精辟、最简略的定义是“擅理智、役自然”，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理智来控制自然。就是在西方的关照下，自然不是寄托感情的地方，不是很亲的地方。其实西方文化里面自然是很不友好的地方，我们现在把任何一个人投到自然里面去，让你自然里去睡一晚上，你马上落荒而逃。所以西方很早就要在自然环境中营造一个人工的环境，就是现代化的本质，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要通过人的理智来征服自然，自然不是一个亲近的审美的对象，它是一个被我们利用、被我们驾驭、被我们使用的对象。
美国人文学家段义孚的《逃避主义》一书对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不可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只是可以把与自然的关系梳理得更巧妙一些，我们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要更加巧妙，而不是把自然放在那儿，我们尊重它让自然自己呈现，不是这样的，自然一定是我们的一个工具。
最后一点，中国文化是重德的文化。这也是我刚才说的，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比较，西方文化很重课题、很重认识、很重科学知识，所以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的科学体系，他们会追求真理、追求真相。而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很注重主体、很注重道德、很注重伦理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也讲真相，但是往往不知道靠什么捕捉真相，其实需要靠理性、靠科学精神，而不是靠道德，但我们很多时候是用道德的东西去要求，但通过道德的手段很难把真相挖掘出来，让它呈现出来。但我们重道德的这样一种精神也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哲学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个体修炼。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一定是一个练过功的人，你是一个打坐的人，你是一个站桩的人，你是一个大周天、小周天都打通的人，你一定要有这种个体的生命体验，一整套的体验之后，你才可以讲中国文化里面的那些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学哲学的，听那些老师讲课，绝大多数老师可能是没有生命体验的，他们是从书本到书本，他们知道文章是这样写的、话是这样说的，但是没有他的生命体验的。比如王阳明在贵州的山上吩咐童子去山下迎接客人，童子很奇怪他怎么知道山下有客人来了，他说“山下气息甚大”。童子下去一接果然有两个人来了，这就厉害了。王阳明是天天打坐的，通过生命体验把中国文化融会贯通了，这样讲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讲出来的东西是有生命根基的，每一句话里有非常深厚的内涵。
现在学中医也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中医都是骗子？因为他没有修炼，而好的中医有两种，一种本身是要修炼的，他要练功。另外一种，给很多很多人治过病。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基础。我4月份到北京去，原来凤凰卫视的梁冬开了一个医馆，网罗了一批医生，有一个医生给我扎针，他说扎针很累，我问他为什么累？他说我给你达到扎针的时候要把我的能量输送到你的身体上去，才能感知你的身体有什么问题，才能对你的疾病有治疗作用。他说我每天不能看很多病人，只能看几个，他说有一次给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人扎针，一扎浑身冷汗都出来了，因为他要发功，那这是好的中医生。如果是不好的医生就是拿个针随便一扎，也不是说没有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所以中医一定要有自己的功夫。
中国文化要靠人修行、要练，它不像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量化的，中国文化也许练通了之后，今天晚上比赛很精彩，他眼睛一闭看到了，因为那边气息很大，他感觉到了。但一般没有练过的人会说你是骗子。但西方文化就搞台电视机，大家都看到了，西方文化就是把东西通过技术的手法一步步地解析并且呈现在我们面前，你不练功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也能感知到很多东西。但是中国文化练了功就能感知到，不练功就感知不到。所以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主观能动性，因此在现在这个社会就变得比较困难了。
当然我只是最简单、最粗略地讲么多，真正比较具体、详细、有用的东西在这三本书里面，这三本书要慢慢看。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老师很精辟、独到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见解，把文化从个人的体会当中说出来。在座的读者听完王老师的见解对中国文化有没有一些个人的体会和看法？
（读者）：老师说中医治病扎针是要把功夫输出去是吗？
（王绍培）：这是指好的医生，但也是据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又没练过，我也不是扎针的人。
（读者）：那他治病的时候不是损失功力？
（王绍培）：对，所以医生要练功，给我扎针的医生他说每天早晚要练功，要把通过针传导到他身上的病气排出去，他是不是排出去了，我也不知道。
（读者）：我很好奇是什么功。
（王绍培）：过去有位学者叫徐梵澄，他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文化里面最宝贵的东西，心学有一个基础理论，它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能量场，民觉体（音）它又是能量、又是意识，又是意识和物质不分，就是一个本源的东西，最基础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们身上也有，在这个宇宙当中都存在。人生下来之后与本源的东西就越来越远了，通过练功把后来的东西屏蔽掉，跟原来本源的东西又能够融会贯通到一起，一旦意识跟本源的东西融汇到一起，你能够驾驭、使用它你就很厉害了。中国文化认为世界最本源的东西是这个东西。
前几个月我看了美国一位物理学家的书说世界上顶尖的物理学家发现这个世界本质的东西，跟和尚打坐发现的是一样的，物理学家能够通过整套的数学公式、模型呈现出本源的东西是什么？但在本质上、原理上是一样的。你说练功练什么，就练这个，就是把后天的东西屏蔽掉，然后跟先天的东西无限地融合，这个时候眼睛一闭什么东西都历历在目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一定对。
（读者）：您在研读这三本书的时候是感觉会心一笑，还是无奈，还是绝望？我甚至怀疑对文化越研究得透，会不会中毒越深？
我觉得对一个图书馆的读者来说，今天这个读书沙龙的定位我个人觉得会显得高深一些，我把这三本书百度了一下，韦政通的这本书即便在豆瓣网上评论还是比较少的，后面两本会好一些。我老觉得我们在中国文化上得天独厚，但整体的台湾比我们具有整体优势。
（王绍培）：了解文化在很大程度就是一个自知之明，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这样一种人，我们为什么私事情是这样一种反应，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跟文化有关系。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现在讲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乱象，有那么多道德沦丧的行为，其实它跟我们这样的文化有关系。我们国家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形态，为什么前面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这种对文化的一种反叛，有很多革命性的行为，这都跟文化里面基本的特征、性质、构成有关系。
从这样一个角度你就能够理解很多东西，就像过去斯宾诺莎说“不要哭，不要笑，先要理解”，理解是最重要的，你先不要哭也不要笑，你不要绝望也不要希望，先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理解完了可能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可以找到我们怎么样来调整它，是用革命的办法来调整，还是用改良的办法来调整，还是做一些很微小的调整，或者说我们个人在什么地方做一些努力，那是另外一码事，但首先第一位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自知之明非常重要。
殷海光有个说法，他说我们研究一种文化就像研究梅毒一样的，客观地来看待它就是梅毒，你研究它，它为什么是梅毒？它怎么回事？它有什么问题？研究文化也是这样的。中国人比较多的会先带有情感色彩来说什么文化好，什么文化不好，然后来捏着鼻子开始研究文化。需要用一种客观的态度观察我们身上，自己所从属的文化系统，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在暗中操控我们、影响我们的。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就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了，这是我们读书比较重要的一个目的。
（读者）：我感觉今天的题目起得非常到位，因为文化实际上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到的文化，我自认为是被扭曲了，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活方式，按现在的概念，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现在的现象所呈现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早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那套文化系统，我们现在在讨论文化的时候，往往是局限于现有的表象，所以我们很难明白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到底在哪里。我们往往纠结于现实与理念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文化的本源我的感觉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本源在先秦时期之前是非常繁荣的，我们的思想在那个时代产生过非常多的让现代人都感觉无法超越的，我们后面的人只能在那个基础上解释、解读。虽然要回头去找根在那里，但是我们中间断掉了很多年，我们从秦朝开始就断掉了，因为秦始皇的那套家天下的专制体制、帝制是要扼杀到真正的那套理性的文化系统，那套文化系统是我们的先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凭着他们的理性，凭着他们对宇宙的感知已经找到了人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已经根据他们的生活体验找到了，已经用他们的思想能够表达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比如老子的《道德经》是人的最高境界的全面的表达。
但是我们的后人从秦始皇开始拦腰斩断了，完了以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到清朝，核心的根是不可能在生活当中落实的，因为帝制本身就违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同一的理想，包括儒家、道家的理想都是违背的。一个家族凭什么就可以统治整个天下？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它一定会扼杀那些真正的思想的传播，专制体制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断了两千多年，但是那些思想产生以后在民间有传承，我们从理念上有一个意识，但我们根本体现不到那个思想的社会生活，就是因为它产生了这么大的扭曲，帝制要扼制，民间有思想传承但往往实现不了，往往落实不到生活中。所以我们现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往往现实与思想理念有脱节，就是由于帝制的转制扼杀所产生的。如果对这个问题分别不清楚，我们往往搞不清楚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么纠结、这么扭曲。还有我们现在的现象就是扭曲的现象之下论文化，都没有找到本质上去论文化，所以论来论去自己就很迷糊了。
（王绍培）：我建议你看看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它讲任何文化有一种结构，尽管你肯好多东西是变来变去的，但它结构性的东西是相对稳定不怎么变的，就像河流可能会改道，但是河流永远有个河床，河床往往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东西，上面的浪花可能翻滚得很厉害……
（读者）：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两句吧。
我认为整个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民族和人类，到今天为止一直是完整地接受着中华文明的所有东西，在文化上也是一直如此的。您刚才说得非常对，我们要讲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应该就讲到三根五点，我们现在有没有离开我们的三根五点？我认为中华文明要看三本书，这三本书可能早点，是《易经》、《山海经》、《诗经》，这三本书所描述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到现在都很好。《诗经》很浪漫，《山海经》所描述的对自然的探索，作为中华民族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来说，都是在按照先人的状态展现着我们每一代人自己的想法。当然，到了先秦，到了后来只不过是一种思想，或者是一个学派，就是中国每一代的人在表现着自己每一代的想法。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如果讲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一开口就是三根五点，我认为很正常。
（读者）：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王老师一开始说美国学者曾经对华人学者说过，你们研究过的东西我们研究过了，你们能够把这个问题想透了、开出药方了，其实我们以前都做过了，你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个第二次发明而已。我想问一下这个学者是不是对孙隆基说的？
（王绍培）：不是，这个是余英时。
但他也不是说所有方面，只是说对历史学、对文化研究的某一些方面。就像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东西，比如我们讨论的全盘西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观点，在“五四”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讨论了，而且讨论的深入程度比后面还要深入，比我们讨论的还要系统、完备，但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讨论，所以又重新来一遍。
（读者）：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华人世界曾经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已经做过这方面的探索？
（王绍培）：余英时讲的意思是这样的，因为在海外，包括美国、香港、台湾对人文的研究一直是延续下来了，比如像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学生，殷海光的弟子有林毓生、张浩、陈鼓应等，包括李敖有时候也说是他的学生，就是他们是没有断的，尽管在台湾国民党也是专制，但文化上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宽松、比较自由的。但我们这边就是抗日、打仗了，没人研究，然后又解放战争，后面新中国成立了又反右了、又文化大革命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时候又重新开始研究，所以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人是断掉的、是空白，而且信息是闭塞的，甚至对整个学界的状况是不了解、是隔绝的，所以别人有没有做得更好的成果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你把自己的成果拿到美国去，余英时一看就说我既佩服你们，又同情你们。
（读者）：我想请你评论一下，从鲁迅到后来的柏杨、孙隆基，你觉得这三位学者之间讨论的角度，以及段位是怎样的？
（王绍培）：应该说鲁迅跟柏杨不是学者，是文学家，文学家是要拍桌子的，他们是带有情绪化的，他们是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或者是情绪发泄的对象来对待的。就像韦政通讲的对待传统文化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第二种态度是一种西化的态度；第三种态度是折中的态度，中国文化是折中文化，就是和稀泥，我们传统也传统的好，西方有西方的好，我们把两种放一起这就是折中主义。他认为最好的态度是客观主义的态度，客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我忘掉我是谁，我也忘掉我研究的东西是谁的东西，我就把这个东西呈现在我的面前，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是好的就是好的，不是好的就不是好，这就是一种学者的态度，就是科学研究的态度，鲁迅跟柏杨在那种特别情况下，他们是文学家，文学家都是充满了强烈的情感。
文学家表达他那个时代有一种很独特、很深刻的见解，在那个时代他的那种表达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很到位的，也是很应该的，但你现在因为他有那样一个表达的时候中国文化都是“酱缸”文化，你就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酱缸”文化，你要理解他说的是什么东西，他指的是什么东西，这就跟我们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可以这么讲，你不可以这么理解。
（读者）：鲁迅和柏杨的文章都误导过一代人，让当时的人不知其所以然，很多时候都被蒙蔽了。
（王绍培）：这是两码事，我认为这叫时也事也，就像一个人写文章一样，写文章的时候说老子天下第一，没有任何人写得比我好。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气度你的文章写出来才是最好的，但写完了之后你就说我的文章就那样，太差了。“五四”时期就是要反叛中国文化的时候，你要有天下第一的气度才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约束打掉，但既然已经把它打倒在地了，这个时候再继续打，就不应该了。我们要珍惜、爱惜传统文化。对于所有的东西，就是过去列宁讲的，一切以时间、地方、条件为转移。不同的山上唱不同的歌都可能是对的，但也有可能都是错的。难道说客观的态度就一定对吗？有的时候客观的态度是做不到的。
（读者）：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最近我觉得自己找走到了一个误区，原来说读史以明志，现在我只要看史，看的都是问题，就是我自己麻木了，我们原来把台湾的、这的、那的一些大师的都看了，觉得都是那么回事了。谈到文化最重要的，我们那帮朋友现在最关心的是现在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台湾还是有点不一样，是一个帝王的文化，还是奴才和主子的文化？我原来觉得最好的范例是田忌赛马，而国外的文化是把对手打败了还跟对手拥抱，而且对手把自己打败了，自己还佩服别人。我们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党同伐异的文化叫不叫文化？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该看什么书？书一定要有推荐，比如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到今天这一步，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文化，比如你刚说王阳明，原来中国人还是很崇尚学问文化的，原来所有到学社去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文化到今天给我印象最坏的一次，是前两个月我看到中国邮政局一个官员说中国现在不是你们说的一半的邮件不见了，是三分之一，我一听，老天爷啊，杜甫那个年代说“风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至少家书还能送到。我现在觉得原来很清醒的东西现在变得不清醒了。中国这么多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有哪些区别，大家建议我们多看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更清醒一点，这是我今天的初衷和目的。
（读者）：我觉得文化跟人有关，没有人就谈不上文化，说白了打上人类烙印的东西就叫文化。第二个文化跟地域有关，北方适合种小麦，南方适合种水稻，把水稻拿到北方种，肯定长不了果，把小麦那南方可能也没有北方好。北方人吃面食、南方人吃稻米，这就是跟地域有关系，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文化，它是那个土地上长出来的，中国的文化是黄河文明，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所以不可能移植，也不可能嫁接，可以互相吸收，但不可能自己文化的根基全部丢掉，把人家的全部搬来，就像不可能把中国人完全改成大鼻子蓝眼睛一样。
再一个文化跟遗传有关系，就是一代一代遗传的，传承的。但这个传承中好的东西继承下来，但也把不好的东西继承下来了，也有把好的东西丢掉了，也有把别人不好的东西拿来了，我们现在讨论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就在这里。我觉得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不足，也都有自己的不足。文化跟时代也有关系，农耕时代的人都是谦谦君子，都是熟人社会，它有它的的一套礼乐制度，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那个时候舟楫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但现在你还坐舟楫吗？不需要了。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现在时代进步了，就要有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涉及到这些东西。
我没有研究过文化，这三本书都没有读过，听了今天的课之后我就在想文化跟什么有关？然后我们朝着这个思路再去思考，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夜郎自大，客观冷静地来分析问题。
我现在对中医比较感兴趣，前段时间有个关于甘肃培训几天打通小周天的报道，后来方舟子说这是幻觉，这个方舟子不懂中医，小周天打通不是幻觉，中医的十二经络，七经八脉这些是真实存在的。
刚才绍培讲到扎针，这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不会扎针的乱扎，扎不到穴位上，懂经络的能扎到穴位上。还有一种是带功去扎这都是不同的层次。有的人对经络的接受是看书看到的，看书的时候拿着人体模型在身上找穴位找出来的，有人是打坐，打得自己感觉到这个点作哪儿，他就内视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透明体，然后可以找到穴位。其实每个人的穴位都不一样，就像每个人的长相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其实每个人穴位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国的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得很。西医算什么？当然它有它科学的地方，但中医总体来说比西医高一个层次，西医是用化学的方法制一些药给你治病，把你这里治好，把那里又搞坏了。而中医是整体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中给你治病，每一位真正好的中医师，是我为你这一个人制造一个药专门给你吃，西医做得到吗？西医做不到。
（读者）：你讲到这里我插一句，这也是中国文化。绍培老师刚讲的一点对我启示很深，就是亲近的跟陌生的两种人在中国有不同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一直想为什么国外的法制推行起来比较容易。
（主持人）：我上次看《阿凡达》，我感觉那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你看阿凡达都有一个长辫子可以互相连在一起，连一起我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知道我需要什么，这是一种信息的交流。佛教书讲，释伽牟尼在河边打坐，他的弟子在河里打了一钵水让他喝，释伽牟尼说一钵水十万虫，也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微生物，那么你再想一下一千多年前释伽牟尼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可以知道里面有很多生命。
另外，一千多年前佛教已经提出大千世界了，我们说的大千世界这个成语就是从佛教来的，什么叫大千世界呢？就是说太阳、月亮、地球形成一个小千世界，甚至整个太阳系也是小千世界，若干千个小千世界变成一个中千世界，也就是我们的太阳系也好、银行系也好，多少个中千世界又变成大千世界，他说这就是宇宙。那个时候通过自身的修炼、打坐已经能发现很多科学上超前的东西了，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科学，叫做生命科学。就像陈教授说的通过研究、通过人体的修炼来理解中医，这是生命科学，西方的科学是通过试验感知科学。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于，西方是通过试验证明什么、发现什么，而中国文化是通过人体与自然界的联系得到一些感悟，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修炼的文化。
（读者）：西方的工业文明发达，农业文明并不比中国超前，因为它有普遍性概念，讲究逻辑，它有算术算学的这一套体系，这是中国没有的，这一套东西适合于它的工业文明，所以它的工业文明发达。当工业文明走进尾声，向信息文明发展的时候，中国面对西方现代文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工业文明的冲击，我们将接受一些工业文明的东西，但我们又不能跟着工业文明后面一步一驱，而我们有些传统的东西跟现代后工业社会的东西又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书叫《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现代物理学跟东方神秘主义的很多东西是吻合的，就是把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拿出来经过现代科学的洗礼再发展和研究，我觉得中国文化也有点像这个样子。
（读者）：你推荐这三本先看哪一本？
（王绍培）：孙隆基的这本解释性比较强。
（读者）：我们讨论中国文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今天来的人年轻人很少，我总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中国文化已经没多大兴趣了，这三本书拿出来可能年轻人都不读的。
（读者）：不见得。
（主持人）：我看了这个书以后我发现中国人太缺一种统一的信仰了。
（读者）：我觉得你这个观念就是错的，信仰不可能统一。刚才绍培讲了是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统一性，中国文化最要命的就是老去统一。所以中国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中国人潜意识里就要统一，跟别人争论老想统一跟我的看法一样，这是最要命的。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深入骨髓，这是非常可怕的，已经进到你的潜意识里了，你自己都不觉得。信仰怎么可能统一？中国现在信基督教的、佛教的、道教的，多少信仰，能统一吗？不可能。刚才绍培讲了，统一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它有两面性，统一有它的好处，但也有缺点，统一以后没有文化竞争，没有文化特色了。欧洲为什么那么发达，老是领先全世界，它就是不统一，各种小国林立，经常竞争，形成各种文化特色，有交流不封闭，所以就先进。
我们讨论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在什么基础上重建文化？其实这个更重要，我们现在讨论文化干什么？就是从中国的文化中能不能提取点好东西来重建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跟年轻人打交道会发现年轻人很迷茫，包括我们的老先生都开始迷茫了，年轻人更迷茫，他都不知道我这一生到底该朝哪个目标奋斗，成为什么样的人，非常地糊涂。
《余英时访谈录》里面讲，现在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是个人建立不起自己的自我。五花八门都不知道拿什么里建立了。我们现在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就要搞清楚中国文化有哪些资源，可以为我们建立自我成为一个因素。而且一定要开放，全球化时代不开放绝对不可能了，西方文化有什么好东西，而且全世界有拉美文化、印度文化等等里面都有好东西，我们要博彩众家之长，建立独特的自我，但是绝对不可能统一。
（读者）：刚才您说不可能统一，您又说现在中国年轻人不大读中国文化方面的东西，那在您看来，我们以后的90后、00后年轻人应该怎么延续中国文化？未来的文化走向是什么样的？
（读者）：殷海光的《中国文化展望》中主要观点就是充分世界化，就是世界有什么好东西拿来就是了。跟鲁迅的拿来主义有点像。李敖也讲过，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充分世界化，世界上不管哪国有好东西，拿来就是了。
（读者）：那可不可以做这样一种设想，文化总归很多，但大家相互借鉴，最终时间长了，又被统一成一种文化，那也就是说文化有统一性，就像中国现在一样，或者说追根究底变成一种类型的东西，到最后可能就没有文化差异的东西了。
（王绍培）：她这个观点也是对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讲的就是这个观点，所有文化，新的文化从什么地方产生？从不同文化接壤的地方特别最容易产生新的文化，新的文化起来之后很强大、很强势，把所有文化都征服了、统一了。比如从古代文明到近代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统一，文化是有这样的统一性，但这个统一性一直没有做到完全统一，虽然统一了，但很多地方还是有破碎的地方。
（读者）：这种我以为是不可能的。第一在世界上来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这是中国人讨论的话题。
（王绍培）：你说什么不可能？
（读者）：就是统一的文化，不可能的。
（王绍培）：所谓的统一就是大致上产生一个共同的东西。
（读者）：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审美观方面是一种最的强东西作为主导，现在美国比较强，我们的审美观包括时尚的产业，就会以美国马首是瞻，现在年轻人中也有很多崇洋媚外的心态，这种文化影响很深，比如美国再进一步强大，最后会不会形成以像美国一样为首的文化，然后我们就变成次文化了，另外还有次次文化，这样有没有可能？
（王绍培）：完全有可能。
（读者）：历史上历代都有一个主导全球的文化存在。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参加今天的读书沙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