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一）

曾在朋友面前自嘲，我的人生最高峰的体验是在十八岁的时候。正当余华们出门远行，茫然惶惑时，我却开启了我的语文人生。作为下乡知青，编了几张“双抢战报”，被大队书记发现是个文化人，插队半年后，被安排到大队学校做民办教师。大队学校，就是现在的村小，当时可以“戴帽子”——办初中班。学制为5+2，每个年级一个班。学校共九位老师，其中两位公办教师，还有两人是党员。我开始去教初中班，一人任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个科目。一个学期后，就被任命为校长。那时不讲教学质量，没有升学率的概念。我和老师们开垦了十五亩花生地，种了半亩稻田，养了两头猪。勤工俭学的收入免去了学生几块钱的学费。学校也因此被评为先进学校，我也被评为先进知青，先后出席了县里的教育工作“先代会”和知青“先代会”。

很庆幸做了两年多的民办教师。这不只是当时给我带来了上述荣誉，也不只是后来因此平添了两年的教龄，最主要的是，我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有了机会读书，有了机会巩固比较贫乏但在同龄人中还算不错的文化知识，也有了时间做许多青年做的文学梦。当时知识荒芜，没有多少可读的书，家里祖传的一楼房的书籍，在文革早期被红卫兵抄家付之一炬。父亲偷偷藏下来几本医书我不感兴趣，只有一本1957年的《世界年鉴》很早就成为我的案头之书，我从中了解许多政治、地理、历史等知识，也似乎培养了我在文史方面的兴趣。后来，我读“毛选”，也特别喜看其中的注释，从中了解了众多政治人物、历史事件。也在“批林批孔”和“斗走资派”的政治书刊中，吸纳不少文史知识。而文学书籍，接触最早的，严格意义上讲，应是念初中时，我的小舅舅不知从哪弄来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尽管当时不能读莫泊桑，我也读不懂莫泊桑。后来下乡，也从朋友那里间或借来《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文革前的出版小说，也只能偷偷地看。那个时代，主要读浩然，读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读他的《西沙儿女》。还有《激战无名川》《海岛女民兵》之类的小说。而可读的文学刊物也只有《人民文学》《诗刊》《朝霞》等很少的几种。每次从乡下回城，我总要去跑去县图书馆，管理员李老师的女儿是我小学同学，每次去，她都很热情地给我提供借书的方便。坦率地说，我还是从浩然的小说及当时的“主流”文学刊物中，吸收到不少文学营养——尽管这类塑造“高大全”的小说未必很纯粹。却也诱惑、催生了我的文学梦想。在这期间，我尝试了文学创作，写过几首自认为押韵就是好诗的诗，也写过几篇没见过“走资派”却要“斗走资派”的小说，也因此成为“文学青年”（那时是个令人称羡的头衔），并多次参加全县文艺创作骨干培训班和写作笔会，有多篇（首）小说、诗歌在县里的油印或铅印刊物上发表。

正因有了这些练历与储备，1977年恢复高考，我能在整整积压十年的一代人中脱颖而出。当年我们县里有5000多文科考生，初取只有16人上榜（那时不通知考试成绩，只张榜公布初取名单），后因政审、体检异常严格，正式录取只有8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后来只被邵阳师专录取，但仍是凤毛麟角，在整个县城引起轰动。全家人都为之骄傲，上学临行前，父母特摆了八桌酒席，宴请前来道贺和送行的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

当时似乎没有几人知道本科专科的区别，只知上了大学，改变命运，就是梦想成真。直到我师专毕业，工作几年后才意识到专科与本科的差异。所以在1986年，当北师大首次面向湖南招收本科函授生时，我与众多专科生们一道前去报考。只是录取名额有限，考试竞争很激烈。当时我已毕业六年，是考生中的大师兄，所学专业课程大都淡忘，许多内容也已更新，又恰逢教高中毕业班，家里又拆迁建房，没有多少时间复习。未曾料想，最终还是凭借昔日的功底，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巧合的是：三年后的高考，也就是在那个考场，那个考室，那张考桌上，我的小弟考上了全县文科状元。）

应该说，在专、本就读的3+3的六年时间里，中文系的课程算是学得比较扎实的。那时，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全社会的风气。大学校园里弥漫着浓烈的学习氛围，许多“老三届”的同学，更是提出要把耽误的十年夺回来。邵阳师专虽然地处偏僻的湘西南，但中文系师资力量在湖南高校里都很有名。教授现代汉语的胡正微老师，提出了“语言磁场”概念，在《中国语文》上连续发表几篇论文，后来成为学校首位正教授。傅治同、程凯华、钟葵生等老师，在湖南的学界也很有名望。青年教师傅正明老师，教授文艺理论，后去北大深造，80年代末移居瑞典，现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艺批评家。

86年至89年续读北师大本科三年，虽说函授，但非常正规严格。北师大在湖南设了两个函授点，其中一个在湘西的怀化。每年寒暑假都要开课，面授时间共约一个月。学员们从全省各地赶去，北师大的老师们则乘坐火车南下，那时火车没提速，抵达怀化要花30几个小时。老师们不顾旅途劳顿，总是在安排的时间内出现在讲台上。给我们开课的老师都是北师大中文系的中坚，当时或后来都成为学科权威、知名教授。其中有教授史记研究的韩兆琦老师，马列文论的刘庆福老师，民间文学的陈子艾老师，语文教材教法的张鸿苓老师，东方文学的何乃英老师，训诂学的陈绂老师。张鸿苓老师90年代兼任全国中语会会长。北师大函授本科开设的课程大都专题化，注重知识领域的开掘和探究，对学员的学科知识的提升和专业基础的夯实有很大帮助。虽然作为社会学科，某些课程，比如文艺理论、鲁迅研究等囿于时代，有些思想、观点还比较陈旧、落后，但西风东渐，许多新思潮，新观念扑面而来，给我带来更多的是新信息，新思维，新理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后来不断学会反思语文课堂，注重吸纳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尊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突出思想内容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坦白地说，在就学期间，尽管兴趣广泛，文史哲经，乃至宗教都有所涉猎，但都缺乏深度。比较后来发奋考上研究生的同学，始终缺乏恒心和毅力。读的书也不是很多，尤其没能读几本“硬书”，致使自己理论修养和知识储备欠缺，需要后来不断充电弥补。

（二）

我正式从教的第一所学校是新宁三中。在县城近郊，旧称楚南中学，是所七十多年的老校。刚到任，学校就将一个高二毕业班（那时高中是两年制）交给我——原语文老师病假，由我代替。这对我来说，是信任，更是挑战。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教材、考纲、学生均不熟悉，却马上要走上高二讲台，带学生一个学期后参加高考！校长看到我有些为难，说：“向刘老学学吧。” 校长所说的刘老，就是刘友早老师。刘老早期在邵阳师专任教，后被打了右派开除回原籍。70年代后期平反复职，主管部门安排其返回师专，却以年老体弱为由而婉拒。刘老功底深厚，经历坎坷，为人严谨扎实，做事一丝不苟，在地方教育界德高望重。我拜刘老为师，听他讲课，看他备课，与他交流讨论。我虚心好学，他热心指导，很快，我就上手了。不仅熟悉了教材，了解学情，还从刘老那里学到了课堂教学及备考复习的一些“高招”，其中的“夹注法”和“梳理法”，成为我后来的文言文教学的主要方法。我的课也因此很快受到学生的欢迎。最终使其顺利毕业，并完成了学校下达的高考任务。

在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我所教的高一两个学生，参加全县语文基础知识比赛，分获第一名和第三名；自己参加全县高中语文教师教材教法知识比赛，获得第三名。我也因此迅速成为小有名气的“教坛新秀”，受到县教研室主任兼语文教研员申生龙先生的赏识和器重。他最初推荐我去县教研室做教研员，后由于新宁一中的急需和争取，我最终去了这所后来晋升为省重点中学，也是我曾经就读高中的母校。

我读高中，正是1972至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但出现了“右倾”回潮，教育界迎来了“文革”开始后的一个“小阳春”，我也因此有机会上了几堂正儿八经的课，幸运的是，我还碰上了两位非常优秀的的老师。一位叫陈自力的语文老师，他给了我语文学习的最初的自信，我每篇作文他几乎都给了全班最高分，并让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获得第三名。一个学期后他调回了原籍新化锡矿山。另一位就是唐秉仁老师。唐老师本是俄语系毕业的，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俄语不教了，他就改教语文，兼教政治。唐老师对我的影响主要在于：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无用论”猖獗的年代，他仍能告诫我们要多读书，未来的社会是需要文化知识的。他还身体力行，边教书边读书。在我们毕业之后，他就成为县“五七”干校（党校的前身）的理论教员。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他以39岁的“高龄”，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湖南省委党校、长沙理工大学任职任教，成为颇有名望的哲学教授。

1982年9月，当我高中毕业8年重返母校时，这里已经“拨乱反正”，成为名师荟萃，生源优秀，校风严谨的重点中学。这为我们年轻教师成长和施展才华提供了较好的平台。正如许多年轻老师一样，到任不久，就被推上公开课讲台。我成功了，好评如潮，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这为我后来的工作和事业带来了极大的信心与动力。在李茂、王瑞启、严宏道等名老教师的热情指导和鼓励下，我迅速成长为学校的教学骨干。三年后，带第一届毕业班，高考成绩突出，被推举到全县高考总结大会上作经验介绍。我还创建了全县第一个中学生文学社——山蕨文学社。组织开展各项文学活动，亲自刻印刊物，指导推荐学生习作在《语文报》《中学生之友》等公开报刊发表。自己也在教学之余，兴致所至，涂鸦几笔，偶有小说、散文见诸《新花》《资江文学》《邵阳日报》等报刊，虽影响有限，却也为我在当地教育界和文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尝试一些语文教学思考与探究。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受到钱梦龙、魏书生等语文名家教育改革思想的影响，以及近邻新邵县杨初春老师“快速作文”的启发，我在作文教学中，打破传统的命题形式，注重“情境命题”。即在语文课堂内，捕捉学生自身或周遭偶发的某一现象或问题所诱发出的兴奋点，及时恰当地引导学生或仔细观察，或热烈讨论，或深沉思考，以创造出独特的写作情境与氛围，随即布置有关文题。这种情境命题作文同时融合思想教育和行为教育，使其思想上富有启发性，行为上具有示范性，写作上具有可写性，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我将自己的实践探索，加以梳理总结，形成一篇5000余字的教学论文《“一石三鸟”的情境命题》。此文受到邵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刘国成老师的充分肯定，并被评定为市年度教研论文一等奖。后经修订发表于《语文月刊》1995年第5期。

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语文改革大潮中，我显然只是一个浅尝辄止的试水者。愈演愈烈的高考竞争，使应试教育走向了极端，语文教育深受其害，出现了种种弊端，语文教学步入现实困境。对此，由于自身视野、观念、思想、水平所限，我的认识还相当肤浅。面对名师们的各种教改和教法，感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所做的“情境命题”之类的探索，也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未能系统而深入思考，更遑论在宏观上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语文教育进行反思。所以，在教学中未能突破长期所接受和传授的僵化狭隘的思想体系，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尽管我先后担任九届高三毕业班和复读班语文教学，高考成绩始终名列全县乃至全市前茅，但我的语文教学也只能在应试教育的恶性循环中丧失自我，并在盲目的满足中，堕落为平庸。

 最主要的，我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做到心无旁骛，专注淡定。自身的浮躁和外界的诱惑，曾使我多次面临中学教育之外的选择。当许多机会屡屡失之交臂之后，我很有些心灰意懒的感觉，特别是后来意识到这个环境，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包容，甚至惹来料想不到的非议的时候，我只得选择逃离。

但我还是不舍的。毕竟，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这是我学习、工作了整整17个春秋的母校。我在这里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曾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铸出艳丽与辉煌。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也有难以捡拾的时光碎片，但毕竟是自己的人生所踏过的一段历程。回眸之间，得失已淡然，更多的是怀念与感激。

（三）

1998年，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来到了深圳。

小弟结婚，我陪同父母前来深圳参加他的婚礼。婚宴间，听到一位深圳工作的老乡说，福田区最近面向全国招调教师考试。他和我的弟弟极力怂恿我去报名应考。我有些踌躇，毕竟是面向全国招考，我又毫无心理准备，考试范围和内容都不知晓，三天后就要开考，而竞争激烈又相当激烈，大概只有50:1的录取比例。但他们却不由我分说，坚决要我去报考 ，我也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考场。笔试考完，弟弟问我考得怎样，我说，你赶紧给我买火车票，明天回湖南，那时我已借调至邵阳市一中，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已经到期。他说，不要急，再续两天假。第二天下午六点公布笔试成绩，我让弟弟去看，我不敢去。大概是六点一刻左右，弟弟突然打来电话，非常激动的告诉我：老兄，你考上了，第一名，87分！我不敢相信，怀疑弟弟看错了，他说没错，他反复看了，比第二名高13分！

也许，这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瞬间，丝毫不亚于当年高考中榜。作为77级中文系的毕业生，我有时感觉自己的人生是比较失败的。在我的同班同届的同学中，很多早已改行从政，现正活跃官场，厅级处级大把，最高已升至副省级。也有不少进入高校，成为享有盛名的学者教授。像我这样，至今仍在中学纯粹教书的为数不多。在校庆或者同学聚会时，常常叨陪末座，面对昔日同窗，只能投去钦羡的目光。而在这次改变人生轨迹的重要考试中，我能脱颖而出，获得的不只是第一名，收获更多的是一种自信。

正因有了这份自信，第二天我走进了面试的考场，面对严肃而陌生的考官，我从容镇定，挥洒自如，15分钟的讲课还没有结束，主考官（后来才知是福田教研中心的陈祥俊主任）就让我停下，笑容满面地询问几个问题后，就让我出去了。刚走出考场，一位负责联络的考官徐老师（即现福田教研中心负责教科研的徐素倪主任）马上跟上来，问我是否找到了上岗的学校，我告诉他，我刚来深圳，什么都不知道。他告诉我，你去梅林中学吧，明天去找李建国校长。

 就这样，转瞬间，我的语文教学课堂从湖南转移到了深圳，自己也就正式成为特区教师队伍的一员，开启了我的新的语文人生。

一眨眼，已是14个春秋。我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福田这个经济发达文化教育昌明的首善之区，在梅林这所充满人性和包容的现代化教育示范学校，我明确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不彷徨，不迟疑，不懈怠，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与执着，追寻自己的教育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无论是带班做班主任，还是教学送高三毕业班，每项工作我都倾注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方案实施以来，作为语文教研组长，在市、区语文教育专家热情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引领语文组同仁，弘扬现代教育理念，大胆改革，勇于实践，在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和课程开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为学校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为语文组的学科建设和品牌创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也因此先后被评为“广东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深圳市优秀教师”、“深圳市学科带头人”、“福田区优秀园丁”、“深圳市名师”。

最重要的是，在这十几年里，随着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的不断丰富，思想认识的日臻成熟深刻，以及教育视野的扩大，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的提升，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均发生较大的变化，我的独立精神、公民意识、批判意识也不断提高。在语文教学中，善于吸纳学习，也善于甄别借鉴，同时积极改革创新。努力创建知识与思想并重、课本与生活一体，激情与个性飞扬的语文课堂，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

在我的成长和专业化发展中，我要感谢历任校长对我的支持、鼓励和鞭策。作为教育管理者，无论是老校长李建国、韩高焰、钟国诚先生，还是现任校长王德久先生，他们都具有较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开明、务实、包容，为教师的发展创设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李建国、钟国诚、王德久校长，本身又是资深语文教育专家，对语文教育现状和未来发展都有较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也因此有了比较一致的体认，形成相对的共识，才得以保证我和我的同仁们迈开探索和创新的脚步。

福田区教研中心，承担深圳市中心城区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方略的制定与实施的重任，在现代教育化强区的创建和新课程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陈祥俊主任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教科研工作管理者、主导者和参与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并非只是感念于当年招调考试时他对我的赏识，最主要的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初，他创建了“新语文”网站，率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筑语文教学与研究的崭新平台，促进了广大语文教师之间的切磋交流。那时，我还算年轻，思维比较敏捷，写了不少教育随笔和教学心得之类的文章，“新语文”则不嫌浅陋，总是在第一时间刊发。近几年，他主导开展“转变教与学方式，构建高效课堂”的课改活动，在福田区中小学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高潮。我也抓住这一契机，开展“以时评拓展阅读带动写作教学策略”的研究，在编写出《时评语文读本》的同时，推出“时评读写专题课”和“时事讲坛活动课”，在全市范围内观摩交流。我的经验总结文章在核心期刊发表，《时评语文读本》也得以在现代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而这些成果的取得，首先应感谢陈祥俊主任自始至终的赞赏与鼓励。

教研中心副主任嵇成中先生，是全国知名的课改专家，他推崇现代教育理念，力主包括教育体制在内的深层次改革。他思维缜密，见解独到，每一个报告，每一次交流，都给予我深刻的教益与启发。徐素倪副主任主抓教科研，本身又是语文教育专家，我的两个公益性科研课题研究，正得益于他的指导，规范而有效地开展和实施。语文教研员陶印宝先生，十几年如一日，对我的各项工作，都不遗余力地支持，在全区开展的教学和教研活动中，给予我充分信任，使我有了更多展示与学习的机会。

（四）

在我的语文教育生涯，乃至我的整个人生中，还有一位影响至深的人。他就是“语文味”教学流派创立者，语文界“新生代”名师代表，深圳市教科院研究员、中学语文教研员程少堂先生。

少堂先生比我小两岁，却是我的良师、诤友。他于1999年比我稍晚一点调入深圳。第一次认识他，是2000年1月14日，在深圳市中语会第七届年会上。一位穿着红色体恤、外面套着黑马甲，手捧相机，像一位采访记者模样的中年人活跃在会场。有人告诉我，他叫程少堂，刚从珠海教育学院调过来，教研员罗老师即将退休，他将接替其位置。也许人生就是一种缘分，过不久，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同乡好友王兴老师的一次偶然的相遇结识了他，而少堂先生也正好住在梅林中学附近的下梅林市场楼上，许多刚调进深圳来的人，都曾租住在那里（住宅局的过渡房）。在王兴老师引荐下，我们很快结识了这位深圳市中学语文新科掌门人。十几年过去了，我和我的同事以及深圳语文界的朋友们，十分有幸见证了“语文味”作为一种理念或说一种流派，在深圳特区土壤诞生、发展、扩大，以至产生全国性影响；也有幸见证了“语文味”的首倡者，是怎样由一位普通的中学语文教研员，从深圳特区走向全国，成为被公认的“新生代”语文名师代表和极富个性特色的语文教育专家。与此同时，我追随少堂先生，学习少堂先生，并有幸被吸纳为“语文味”研究课题组核心成员，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也加深了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少堂先生给予我令许多同行羡慕的学习和展示的机会。我也在不断学习、实践和思考中得以发展和提升。

2001年12月4日至8日，在他的推荐下，我与他一同应邀赴香港参加第四届中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国际研讨会。当时，“语文味”作为一个概念和理念，被少堂先生首次提出来还不到半年，作为课题研究还刚起步。而在研讨会上我俩分别宣读的正是有关“语文味”的研究论文。他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万字长文里，首次为“语文味”定义：

所谓语文味，就是指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体现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人文性的基础学科的性质来，体现出语文学科的个性所决定了的语文课的个性和执教者、学习者的个性来，从而使语文课洋溢着一种语文课独有的迷人氛围和人性魅力，使学习者对语文学习产生强烈的兴趣，进而使师生双方都得到共同的发展。语文味是语文教学应该具有的一种特色、一种整体美，也是语文教学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语文味是语文教师“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的产物。

对这个定义，少堂先生后来认为还不是很成熟，只是一个外延的定义，未能揭示“语文味”的实质内涵（随着研究的推进，少堂先生于2003年下半年对“语文味”重新进行了定义）。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首次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提出来并加以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与会的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我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是《“语文味”——呼唤语文教育本色的回归》，从三个方面阐发了对“语文味”的认识和理解：提倡“语文味”，就是要净化语文课堂；提倡“语文味”，就是要有情感的激荡；提倡语文味，就是要有美的震撼。显然，我也只是从课堂的表现形式和课堂效果加以理解和认识，对“语文味”的内核和实质也未能深入探讨。但当我从香港城市大学的学术报告大厅讲坛走下后，也赢来了一片掌声，有香港学者赞赏道：马老师，你的演讲就是“语文味”！

参加此次研讨会最大的收获，并不只是我享受了一次“内地学者”的待遇，会务费、食宿费全免，宣读的论文还获得900港币（那时港币比人民币汇率要高）的奖金。最主要的是，此次研讨会，邀请了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著名学者教授，他们大都是中文课程和教材教法研究的专家。在研讨会上，他们就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社会的变迁与语文课程改革、教材编选内容以及网络教学模式建设等课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不少前沿研究成果，新颖独到，令人启发深思；港台的网络教学模式，先行于大陆，让人大开眼界。会议期间，有幸拜会了仰慕已久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课程论博导倪文锦教授、中语会秘书长、人教社编审顾之川博士、著名特级教师洪宗礼、程翔等名师。听名家讲学，与名家交流，领略名家风采，应是这次香港之行的最大收获。

2003年，“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正式列为深圳市教科研规划课题，2005年，又成功申报为教育部“十五”重点课题。在这期间，少堂先生先后主持召开了深圳市中学语文教学论坛和中语会年会，展开了“语文味”的专题讨论。我均在大会上宣读论文，其中《“语文味”：离我们有多远》引起较大反响。梅林中学语文组“语文味”研究成果专辑《语文课堂·语文味》在论坛上交流，受到广泛好评。同时，少堂先生又举行教学实验公开课活动，在他的推举和指导下，包括我在内的梅林中学四位语文老师，先后走上全市公开课教学讲台，并取得成功。梅林中学语文组作为一所区属普通中学的学科组声誉鹊起，令众多同仁刮目相看。

“语文味”作为一种理念或一种流派，从产生到发展走过十年历程；作为一个课题，没有正式开题，也似乎永远不会结题。正可能由于其非规范化和学术化而引发广泛争议。少堂先生也因直率和尖锐而有时让人尴尬不爽;因倔强和不妥协而似乎难以通融相处，但“语文味”以及他的渗透语文味理念的经典课例（如《荷花淀》、《世说新语·咏雪》、《诗经·子衿》等）被众多的语文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肯定与赞赏，并产生广泛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少堂先生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语文教育的深刻理解，以及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思考融入到课堂，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的创新精神，却不能不令人折服。他博览群书，功底深厚；他睿智幽默，率性天真。他的许多可敬可爱，值得学习却无法复制。但他着实是一面旗帜，是一位领军人物，他影响了一批人，也带动了一批人。坦率地说，我就是被他影响，被他带动，并直接受惠的其中一员。

随着“语文味”的影响日益扩大，少堂先生声名远播，包括香港在内，全国许多地方纷纷邀请他去讲学授课。与此同时，他为深圳市中学语文教师搭建了更多交流学习的平台，他一方面邀请了许多一流的语文教育专家和名师前来深圳讲学讲课。每一次我都珍惜学习交流的机会，并在少堂先生的引荐下，先后与孙绍振、陈金明、苏立康、王荣生、李海林、陈建伟、王土荣、王君等教授、名师近距离接触。另一方面，少堂先生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开展名师为主体的教研活动，使我与深圳本土名师有了比较多的学习、交流、碰撞的机会，并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里面包括胡立根、陈继英、茹清平、王满英、吴泓、陈晓华、杨秀珍、黄磊、汪进、叶德卫、朱碧波、王木生、曹清富、钱冰山等众多语文名师。

我始终认为，一个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除了需要不断加强理论修养，还应有宽阔的视野，丰富的见识。而走近名家名师，并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研究其独特的课堂教学风格艺术，并了解其成长过程和发展轨迹，正是拓宽视野，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

也正因有了与众多名家名师接触的经历，有了向名家名师学习的体验，我选做的一个课题就是“新生代语文名师研究”，此课题现已列为福田区公益性科研项目正式开题。不仅如此，我的讲话发言，我的公开课教学，不以名师自居，却也力求体现名师风采。这大概是“新生代”语文名师程少堂先生，对我的影响所产生的“名师效应”吧。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的生命历程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我的语文人生，也已经历了三十多个春秋。回首而望，那翠峰千叠的壮丽风景，永远只是一种奢望、一种梦想。但雪泥鸿爪，总算留下一些值得回味，值得记忆的东西。将这些东西留在心灵深处，可能会带来些许慰藉，也可能在不断感念中，获取不断进取的动力。如今，似乎很难抒发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却也应有“老马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自勉。我将一如既往，以饱满的热情和年轻的心态，勤奋、扎实做好每项工作，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去做些自己想做的事。面对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多元，我将秉承现代教育理念，坚守责任和良知，坚持独立人格，继续站着讲语文，为国家，为未来，培养更多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

如此，我的语文人生，兴许能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201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