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

徐梵澄先生及其著作与手稿目录

Submitted by yijun on Thu, 2005-03-24.
李小文

　　徐梵澄先生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佛教协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特约顾问。他精通梵文、德文、英文、法文并兼通拉丁文、希腊文、印地文等多种语文，是学贯中、西、印三大文明学术的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诗人。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古代哲学、佛教、印度教、西方哲学和中国的儒、道、释。他一生钻研精神哲学，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学术道路。
最近，经陈力副馆长的介绍，国家图书馆名家文库收藏了徐梵澄先生的《薄伽梵歌论》一书的手稿。为使《薄伽梵歌论》手稿能入藏我馆，徐梵澄先生的秘书孙波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同时，他还讲述了徐先生的许多往事，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徐先生奇特的人生经历。
　　　　　　　　　　　　　　　　

一、生平简介
　　徐梵澄（1909—2000），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他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大户人家。父亲经营绸缎、湘绣，开办小学、医院。徐梵澄自幼习读古文，旧学根基深厚，诗书篆画皆通。稍大即入新式学校和教会学校。毛泽东曾当过他的地理老师。1926年考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192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由于追求进步，不满学校当局的腐败，写出《谈谈复旦大学》，并投稿于鲁迅主编的《语丝》，由此结识鲁迅先生，也因之得罪当局，在学校难以立足，遂于1929年8月赴德国留学，主修哲学，辅修艺术。1932年8月因父病危回国，之后在上海从事写作与翻译工作。抗战爆发后，徐梵澄先后在云南中央艺术专科学校、重庆中央大学任教。
　　1945年，徐梵澄被当时的教育部派往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和“欧阳竟无佛学思想”。1951年，他来到印度南部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开始了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漫长而艰苦的治学之路。在那里学习、执教、翻译、著述了近三十年。在清苦孤寂中潜心研究和翻译印度古代典籍《奥义书》，译释与诗圣泰戈尔、圣雄甘地共列为“西方三圣”的圣哲阿罗频多的超心思哲学著作以及印度教的经典等，还用英文著述，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具有最深奥的哲学知识的中印两国间搭建着文化交流的桥梁。
　　1978年，徐梵澄回到了日想夜思的祖国，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勤奋著述，开创了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高峰。直到90岁，徐梵澄孤独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徐梵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学识和修养在国内外学界同人中具有极高的声誉。北大教授金克木说：“用汉语古文体从印度古雅语梵文译出《奥义经》，又不用佛经旧体，每篇还加《引言》和注，真是不容易。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没有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那是办不到的。”现任新加坡阿罗频多协会副主席帕帖尔先生称赞他是“我们时代少见的一位圣人。”“他在学问、道行上都非常之高。”许多人将他比为“现代玄奘”。季羡林先生嘱咐学人说： “徐先生一生治学严谨，道路坎坷，应该好好向学术界介绍一下。”纵观徐梵澄的一生，探索真理的追求伴随着奇特的经历。现仅据所知，就徐先生与鲁迅关系及其学术成就，略作叙述。

二、鲁迅的学生
　　徐梵澄在人生的重要关头认识了鲁迅先生，得到了先生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其影响是他一辈子的精神支撑。
　　青年徐梵澄受鲁迅影响最深。1928年，鲁迅应邀到上海江湾的实验中学演讲，为演讲所激动的徐梵澄不禁提笔给鲁迅写信。鲁迅在家中接待了这个青年，自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友好交往，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了人生历程的转折，可以说鲁迅影响了他的一生。
　　徐梵澄经常与鲁迅先生通信并登门求教。他的文章由鲁迅介绍在《申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约有200多篇。由于他对鲁迅的文章尽力“试作较内里的探求”，以至杂文风格颇似鲁迅。又因经常变换不同笔名，所以很多文章被误认是鲁迅写的。“我写一篇文章，鲁迅要写几篇才能澄清不是他写的。”很给老师添了些麻烦。那时徐梵澄常请鲁迅推荐文稿，却不许以原稿寄出，因为他觉得到处有人监视他，有被捕杀头的危险。鲁迅只好请许广平代劳，有时还亲自替他抄好，寄出发表。这一切，徐梵澄当时并不知道。直到晚年，他才明白自己的过错，悔恨地说：“我还以为这样的大作家有抄写的人，哪知是先生和师母代抄的，我真该死！”1935 年，在鲁迅的影响和支持下，徐梵澄翻译了尼采的著作。鲁迅先生亲自将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郑振铎和良友公司的赵家璧，使这几部译著得以顺利出版，从此奠定了徐梵澄在尼采翻译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徐梵澄对佛教的探索也源于鲁迅，“可说我于佛学的一知半解，最初是由先生启蒙的。”他常向鲁迅请教有关佛教的问题，由此知道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后来，他以超人的毅力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学习工作了33年，翻译了不少佛教典籍，被称为“现代玄奘”。但他晚年谈到鲁迅时，仍说“揣想其佛学造诣，我至今仍不敢望尘。”他赞鲁迅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他听从鲁迅的教诲，翻译佛经，研究佛学，却不信奉佛教。他所探求的是佛教思想中那些属于“精神哲学”的内核。
　　徐梵澄在艺术欣赏上也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比如对汉魏六朝历史文化的钟情，对汉魏风格诗歌、书法的喜爱和理解，以及对德国版画、木刻的学习研究。徐梵澄在德国留学期间受鲁迅之托，代为购寄德国版画和其他外国小说、文艺书籍，为此他特意选修了艺术史，在高等专门学校学习版画创作，因为他知道“木刻艺术，是先生一手提倡的”。徐梵澄是我国新兴版画最早的创作者之一，他创作的版画很为鲁迅所喜爱，鲁迅的译文集《一天的工作》的封面即采用了徐梵澄的木刻作品。我们有幸见到了徐先生早年创作的几幅木刻版画，更出人意外的是，还看到了印度人印制的以他画的中国山水画为封面的精美本册。他图画中那宁静、空灵的意境，真让你弄不清这位学者的精神世界到底有多远，多深，多美。
徐梵澄对鲁迅感情很深，在84岁高龄时，仍欣然接受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纂《鲁迅藏外国版画》的校定工作。他对这些版画最熟悉，因为其中很多就是他为鲁迅先生从德国买回来的。他不顾年迈病弱，不怕麻烦，多次到图书馆查阅英、法、德文资料，还特意自费购买了大百科全书。他以耄耋高龄连续工作了几个月，写出了完整的鉴定材料，还为这部书写了“前记”。鲁迅博物馆的同志深为感动，提出付酬，徐梵澄先生却说：“为鲁迅先生做事怎么会要钱呢？” 鲁迅博物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按期赠送给他，他也拒绝接受，一定要自费订阅。周海婴说“徐先生对父亲的敬仰之心不但终生未改，还惠及我这个后代。直到晚年还经常惦记我，……长辈的这种殷殷关切之情一直使我深为感动。”
　　徐梵澄与鲁迅的交往中也有发生误会的时候。据周海婴回忆：有一次，我正在客厅玩耍，听得有人敲门，进来个青年人，说是要见先生。佣人告诉他先生身体不适，不能见客。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过一会儿又响起敲门声，开门后见来者仍是他，手中捧了束鲜花，招呼也不打，直往楼上冲去。这时母亲立即迎了下来，企图挡住他不让他去影响父亲的休息。但他仍径自到父亲床边，什么话也没说，只向父亲身边放上鲜花，转身下楼而去。当时父亲只看看他，一言未发。这位执拗的青年就是徐梵澄先生。徐先生与父亲本来就熟，他出国时，父亲曾交给他一些国画（据周海婴回忆是宣纸），希望他趁便赠给德国画界朋友，以作中国文化的宣传。不想年轻的徐先生并未领会父亲的意图，回国时将画原封带了回来，使父亲颇为不悦。也许当他闯进来献花时，父亲还余气未消，才未予理睬的吧。但此一行动也颇见徐先生赤诚的性格。 （到了晚年徐先生才道出实情：那时外国艺术家对中国文化不重视，送，也不易啊！可又不能对鲁迅直言。）
　　由此可见青年徐梵澄的奇特个性。他十分热爱和尊敬鲁迅，但也率真任性，“青年时代，我于人情世故懂得很少，好问，纠缠不清”。鲁迅夫妇对此有所指正，但也予充分肯定。鲁迅在向《自由谈》等刊物推荐徐梵澄时，称其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做短评，颇似尼采”，“颇有佛气”，“孑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他们一直对这位“脾气颇不平常”的青年寄予厚望，即使在“意见相左”之时，鲁迅仍旧为他校稿，抄稿，并推荐发表。徐梵澄终于没有辜负恩师与师母的期望。他牢记鲁迅先生的教诲“稍自足于春华”，克服了好走极端的脾气，坚韧不拔地走上一条潜心向学、寂寞艰辛的学术之路，性格也变得平和淡泊、从容不迫。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鲁迅在学术上的许多想法、追求未能实现，在与先生的交流和求教中，徐梵澄将老师的教诲铭记在心，可以说在学术这一脉，只有徐梵澄真正沿着导师的思想一路走去，尽管道路曲折、坎坷、寂寞、孤独，但他毫不动摇，一往无前，在实现鲁迅的学术传承上做出了可以告慰恩师的成绩。
　　徐梵澄对鲁迅始终怀有深厚的情感，他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文章中这样写到：“每一怀念那一伟大人格，往往生起愤懑。我觉得纵使现在树立若干铜像或石像，建筑若干纪念馆之类，皆不足以补偿那惨淡奋斗的平生。” 他对故人强烈而独特的情感跃然纸上，他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尊敬与爱戴就这样与众不同地表达出来。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以他和鲁迅的关系，他可以得到各种荣誉和头衔，可是他却不见任何媒体。因为他牢记鲁迅先生远离记者的教导，再就是惟恐耽误工作。读徐梵澄的文章，看他的为人，使人觉得他也和老师鲁迅一样，是一位在“深山中苦行”的精神探索者。他的沉静，他的渊默，的确是得了鲁迅先生的精神真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