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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黔骏老师躺在鲜花丛中，理应在百年以后。而现在，他是睡去了，平静，安详，肃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一月前，我告诉他要往新居去探望，并送去我的新著《徐梵澄传》的精装本。
11月31日，万圣节，西人以纪念亡去的圣徒。明日，大雪，晨起，见窗外一树不胜雪坠而摧折，颇触感动，时有几分欣喜，几分忧虑，喜之瑞雪来早，丰年在望，忧之气温骤降，又有若干生命被老天收去了。上午，小结十月份工作，赋诗一首，有句：“英灵逝去雪花急，漫舞弥天诉泣唏。红叶几多忽耀眼，绿条但有已折枝。”未想，此语成谶。第二天近中午，得淑琴老师消息：黔骏去矣！这真如五雷轰顶，裂肺断肠，心痛之情，无以言表。我尽快处理好当日的工作，驱车前往医院。一路上，垂泪神伤，仿佛见一隙一尘，皆老师之身影，一草一木，皆老师之笑靥，他怎么会走了呢？他没有走。然而，他真的是走了，一张黄色的睡囊把我们隔开了。我忍住恸泣，把脸伏在他的胸膛上，心里默默地在呼喊：老师啊老师，我来生还做您的学生——。
二
1965年夏末，我从外地转学到北京，入母校高一二班就读。我是在报到那一天认识黔骏老师的，在我印象中，他是那么的年轻和英俊，隐隐地像某一电影明星。我清楚地记得他穿着一件带细格子的短衫，显得既时髦又潇洒。当时我心想，这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能教好我们吗？开学了，没有多少天，原初的想法被打消了，因为他很快地便融入到我们之中，反过来说，我们也紧紧地把他围绕起来。那时候，我曾发生过一种莫名的感觉，觉得他离我们既近又远，何时近？面对的时候近，像兄长；何时远？背对的时候远，像前行者。或者我们换一种空间说法可能更具体一点儿，那就是：课堂之外离我们近，他能和同学们玩在一起；课堂之上离我们远，他要引同学们追索前方。于前者，大有可说：他是运动员出身，在体操方面受到过正规的训练，什么单杠回环、双杠倒立之类，他做的飘逸舒展，干净利落。他体格匀称，肌肉健美，他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在篮球场上为我们留下过勇猛与矫健的身影，他曾与张富强老师、刘千章老师等组成过一支教工“梦之队”。可想，这样的老师，不赢得同学们的喝彩岂不是咄咄怪事？于后者，不能胜数：他站在讲台前，胸有成竹，从容淡定，那些闪光的文学知识，好像是他自家的宝什，与我们娓娓道来。他讲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郁达夫……他讲杨朔的系列散文，什么《茶花赋》啦，《荔枝蜜》啦，《雪浪花》啦……他讲法语音调柔婉，适于文学，德语音调刚直，适于哲学。等等。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神奇与深奥的，至于我个人，觉得黔骏老师描绘的那些意境，简直就是一簇一簇的光明。
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尤深。开学不久，我们到乡下去参加秋收，回来之后以“劳动的一天”为命题，写了一篇作文。我的作文受到了黔骏老师的表扬，说我写得既活泼又具体，我听了自然是愉快的。下课后有一个女同学对我说：“什么叫‘具体’呀？我从来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只好要她问老师。黔骏老师正在室外吸烟，听到了这一问询，笑了，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这正如一个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优缺点分明，你很容易了解他，这就叫“具体”，或说是“个性”。作文也是如此，有想法，有情感，有文采，就容易写的“具体”，而非是干巴巴的流水账。“那么，怎么才能提高这种写作能力呢？”她问。黔骏老师回答说：“要喜欢语文，热爱语文，同时，多看些课外的名著。多用心，总会有进步的。”这时上课铃响了，他掐掉了烟头，走进了另一班的教室。至于这位女同学，后来也未从事文字工作，因为一年之后“文革”来了，打断了她的梦想。
三
谈起“文革”，尤其是初期，在我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我参与了几起荒唐的活动，伤害过校领导和若干同学，这是我永远也抹不掉的愧耻，与回忆老师这篇短文无关。那时候几乎全校的老师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冲击，似乎只有两名老师安然无恙，有一名就是黔骏老师。是我们的保护？还是大家的不忍？谁都说不清楚。私下里，班里的同学和他往来如常。每逢星期六，他是要回长辛店父母家中的。在往时，同学们常看到他右手拎着一个大布书包，把儿子少鸿装在里头，我们簇拥着他走向校门。可是在那非常时期，他总是一个人来去匆匆，消失在苍茫黄昏的熙攘人流之中。
1969年初春，我们这个班从学校走向了社会。同学们有进工厂的，有赴兵团的，有去插队的，连同我在内的几个同学，一起到东海前线当兵。在那几年中，我与刘老师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我们谈人生，谈社会，谈诗歌，我把十分幼稚的诗词寄给他看，他总是鼓励我，要我坚持自己的爱好。后来，我回到了北京，常去他家，从西四的家，到魏公村的家，再到万寿路的家。这几十年，尤其到近15年，我起了偌大的变化，可以说，焕然一新，而我的每一步拾阶，黔骏老师最清楚，此不独是我常来汇报的缘故，还有他的时时的关心。在九十年代下半期，我对自己的人生轨迹做出了转折性的调整，进入人文学术的研究领域。既然起步甚晚，那么便从最难出入手，好比爬山，努力攀至顶峰，下来便容易多了。我开始攻读西哲康德，用力五年，然仍是一头雾水，我常来找老师喝酒，谈自己的心得与疑问，老师于此不谙，只是静静地听。后来我体会到了，我到他这里来，是温习功课的。
我有一篇文章，曾得到黔骏老师很好的评价，题目叫做《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是纪念剧作家曹禺先生的。《雷雨》中的周冲，年轻，单纯，热情，想携四凤从那个沉闷滞浊的家庭中逃将出去，他给彷徨的四凤吟诵他美丽的憧憬：“我想，我象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象海燕似的小帆船，被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象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我在文中似乎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周冲活脱脱地就是一个青年曹禺和他的理想。黔骏老师甚以为然。那天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二人在他家附近的涮肉馆里对酌，他对我说：“这种解读我完全同意，很健康，很明亮。但是，一部剧是一个有机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曹禺又是周萍，周朴园，因为他写到谁的时候，他就扮演着谁，于是乎变成了角色本身；反过来说，这个剧本就是曹禺本人，剧中的角色包括鲁大海，都是他的孩子，他心疼他们，热爱他们。”我对他说：“这就是您曾经说过的‘具体’。从哲学的高度上讲，越是‘具体’的，越有‘共同感’（康德语），越有‘普遍性’（黑格尔语）。黑格尔还有一个术语，叫做‘具体的普遍’和‘普遍的具体’，这是指‘典型’的事物而言，落实到文学作品上，是指名著，落实到个体的人上，是指先进者。”听罢，他开心地笑起来，举杯与我碰撞，遂将酒一饮而尽。窗外，已有雪花飘飞。
四
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明确下来，即精神哲学。什么叫精神哲学呢？就是关于心灵与性灵的学问，目的在于变化人的气质，用鲁迅的话说，就叫做“立人”“改造国民性”。这是精神和心理的进步，与政治或制度性的革命异撰。在西方也叫做“形而上学”，在古代，我们也称之为“玄学”。这宗学问属“唯心”论，却并不怎么反动，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关乎“立志”，所谓“大志一立，百事皆顺”是也。西天取经的玄奘就是这种人物，鲁迅把他称之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一领域太大太大，我所要做的，是沿着一个人的线索前行，这个人就是已故的徐梵澄先生（1909——2000）。徐先生早年游于鲁迅门下，留德期间，为鲁迅搜求欧西版画，回国以后，受鲁迅之嘱翻译尼采著作；抗战胜利后，又赴印度教学，在彼邦33年间，系统地翻译出韦檀多古（奥义书）今（“圣哲”室利·阿罗频多）一系经典。被海外称之为当代之“玄奘第二”。徐先生身前，极为低调，因此在人文学术圈以外，鲜为人知。于此，我有两个工作要做，一是把徐先生的文字结集出版，一是为他老人家写一部传记。为什么这后者也是必要的呢？因为我们若不了解一位思想家的经历，我们就不能贴切理解他的学说，况且，我们的现在，就是由以往的历史所形成的。
2006年上半年，16卷650万字的《徐梵澄文集》出版。我送给黔骏老师一套，他当时对我说：“把它送给更需要的年轻人吧！”我说：“不然，这是我向你交上的一份作业”，正如我在《文集》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他（徐梵澄）向恩师（鲁迅）和国人递交了一份伟大的作业（《五十奥义书》）。”。黔骏老师很高兴，对我说：“下一步该写传记了吧？”我说：“是。但是材料太少，收集起来还要费点儿时间。”“我这里有《鲁迅日记》（上下）和《鲁迅书信集》（上下），拿去用吧。”他显然早已备好了。我翻开扉页看，有他帅气的签字：“黔骏1973.11.31”。克实论之，这《日记》和《书信集》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我走进了鲁迅和徐梵澄的精神世界，一起度过了那美好无比的辰光。
这几年，我一有新作就给他送来，他都单独地珍藏起来。我相继在《读书》上发了几篇关于徐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有《由人而圣而希天》（2004.6）、《玄理一脉赖遥契》（2006.6）、《阿罗频多真懂历史吗？》（2008.3）他读过以后，对我说：“这些文章有些地方我是看不懂了，但是我知道，你是在继续介绍印度这位圣人的思想，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说：“是的，老师，民族也如同个人，不是有友好的态度和一些个原则便够了，还要懂到他们的内心深处。这好比一个老外，他喜欢孔子，熟谙孔子学说的精髓，那么我们中国人一定会喜欢他。可是我们看现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误解是太深了。”他又说：“从你的文字中，我得到两点启发，第一，阿罗频多说国家或民族也是个体，她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心灵（国魂）；第二，这位圣人还说集体极容易涣散与腐败，只有良好的个人，才能组成良好的集体。真是深刻呵！”我回答：“这也是您强调的‘具体’性。”我们会意一笑，继续饮酒。
五
我撰写《徐梵澄传》的初稿，动笔于2007年下半年，结句于2008年的8月18日。这期间，我常来往访刘老师，谈心得，谈想法，有时还给他背诵其中的小段落。有一情节，展示出年轻梵澄心仪鲁迅的精神轨迹：……鲁迅那老练而泼辣的笔锋，深刻而犀利的洞见，对人对事对社会一针见血的剖析，激荡并震撼着季子（梵澄）。他感动于鲁迅那大无畏的精神和大悲悯的心肠，每每读到亲切处，他都会生起一种浃骨沦髓的颤栗。有句云：“吾行太远，孑然失侣……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这是借尼采之口发出的声音，一个孤寂的灵魂，在乌云之下旷野之上仰天长啸。季子默诵于此，胸中若决江河，沛然而不能御焉。原来那灵魂是那么的亲近。那声音是那么的温暖，而那一行足迹呢？斑斑在目……一个崭新的阔大的世界在他眼前展开了。我注意到，黔骏老师眼中噙满了泪花。
《徐梵澄传》出版于“十·一”之前。我拿到书，在9月28日，孔子2560周年之诞辰日，他老人家活到七十岁。另一个圣人，南宋的朱子（熹）也活到七十岁。在我这本书的扉页，赫然有三行字：谨以本书纪念徐梵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并献给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我与新中国同龄，和徐先生一样，生日也在10月。献给新中国，正是献给我自己。其实，也是献给黔骏老师，因为我是他的学生。黔骏老师拿到书，很欣慰，高兴地说：“功德圆满，功德圆满。这本书对你，对读者，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矣，之后本书的好评如潮，但最珍贵的评语，我最在乎黔骏老师所言。
黔骏老师示寂的当天，我从医院又赶到老师的家里，陪淑琴老师坐了些时候。她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她说：“我不相信黔骏走了，他还在。”是的，他还在，如阳光，如水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夭而不亡”，是之谓“不朽”。原话是这样的：“死而不亡者寿，彼，永生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配享这种评价，配享者，必须比寻常之人多出一点儿什么。这多一点儿，不是指量的增减，如身高，如体重；而是指质的润泽，是心灵，是气息。我们不禁要问：多一点儿什么呢？多一点儿理智，多一点儿聪慧，多一点儿幽默，多一点儿情趣……准确地说，是多一点精神力。诚如是，那么它是来自先天的呢？亦或是后天？我们只好囫囵地以为，它即来自先天的生成，又来自后天的修为。这本就是说不清楚的事儿，归之于无解也可。其实，黔骏老师本身就是一个迷，然而，这迷却是一个光明之谜，美丽之谜，古希腊人把这一“谜”称之为阿波罗式的精神道。这“迷”，属于朝霞，属未来，属于永恒。
孙波写于己丑立冬前一日。改于立冬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