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棣：闲读近乎勇
旅美作家朱小棣成长于一个革命家庭，因而对中国革命史、文化史有特别的眼光与心得。八十年代去美后，朱小棣在哈佛研究住宅问题之余，笔耕不缀，著有小说《新狄公案》、散文集《地老天荒读书闲》等。最近他又出版了随笔集 《闲读近乎勇》（金城出版社出版）。谈杨绛、龙应台、白先勇到谭若思、张爱玲等文化名人，点评独到。
杨绛的如丝往事
杨绛，已是一位百岁老人。身为作家，业已不只一次地向我们叙述她那极不平凡的一生。而在其人生向晚、缓步走向生命边缘的时刻，她又特地允准自己的世交好友为其手录一部传记，作为令自己放心的“真实”记录。于是便有了这部 《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第一版）。百岁老人的回忆，其实无疑会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连我这个只过半百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记忆力正在以惊人或者至少说是“骇己”的速度退化。可是，如果一个百岁老人希望我们记住这份也许并不完全“真实”的故事，它的价值也许比真正的“真实”来得更高，因为这是经过百年锤炼的智慧头脑刻意筛选以后认为是我们应当记住的往事。
本着这个思路，我很快发现了一批令我感兴趣的故事。大约由于已经有过《干校六记》和《我们仨》，这本书里当然不必越俎代庖再来复述广大读者们早已熟悉的故事。所以“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故事，才是书中的重点。
首先，在所谈诸多往事中，我体会到杨绛老人希望我们记住的一项“事实”是：她也许是费孝通的初恋，但费绝不是她自己的初恋。更加有趣的是下面这段文字：钱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就这样婉言谢绝了他的访问。
后来费还经常让人送一点东西来。于是杨绛有一天让本书作者（吴宓的女儿）陪同一起登门道谢。“费老万没想到杨先生亲自登门，兴奋得说个不停，时近正午，定要留饭，杨先生推说我家已做准备便匆匆告辞。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心意到了，礼貌周全”，聪明表达了她“对费老始终做一个‘普通朋友’的一贯坚持”。多么有趣的私人关系写照。
其实，我真正关心的还不是这两人的个人私交，而是他们那一代著名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著述和个人回忆中，人们往往只能见到，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或是相互攻讦的惨烈事实。而关于相对和平年间，这些大儒们究竟如何相处交往，则鲜有记录。这本书，仿佛一阵轻风，掀开学子园中的一角，让人见到一丝端倪。
请看，杨先生很干脆，笑嘻嘻地说：“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都是大会代表，只是钱锺书和杨绛不是。”“外文组集体编写 《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一人。”“冯至同志是新北大的西语系主任，他表示我翻译 Gil Blas 的工作，不合适。”“我觉得一身都是错了。身属英文组，职务是‘研究’，但我却在翻译法文。”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丛书，“所内研究员都是编辑委员，除了杨绛一人不是。”“编委每次开会，总要到同和居吃一顿酒席似的晚饭。锺书吃饭回家，总夸香酥鸡、乌鱼蛋汤等名菜。杨绛听了很馋，但仅她这个研究员是无缘美食的。”后来还是戈宝权到了文研所以后，“他跟何其芳说，杨绛不是编委，却负责审稿。何说太不公平了，该请杨绛做编委。不料没做几天，只到同和居吃过一顿美餐。‘文革’开始了，杨绛同背黑锅。”
其实，从文研所成立的那一天起，杨绛就已经成为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人物。周扬到会祝贺，闲聊中说起中国小说，周扬说唯独《三国演义》不谈恋爱。杨绛当即反驳说，“吕布和貂蝉呢？”杨的反应之快给周留下深刻印象。随即在宴会桌上，趁所长郑振铎起身发言的当口，周扬示意要杨绛坐在他身旁郑的位子上。“第二天，周扬来文研所与研究员谈话，何其芳独不招杨绛参加。”“杨绛明白这是何其芳因昨天入席的事怒她。”杨自嘲说：“我入所就犯了一个说不明白的错误，成了个媚首长的资产阶级女性！”
外面，或者说上头，欣赏杨绛的还大有人在。除去周扬以外，还有胡乔木和夏衍。早在抗战时期夏衍就喜欢杨绛的喜剧，抗战刚一胜利，从重庆飞回上海，就“托李健吾代赠他的剧作《清明前后》给杨，并索杨绛喜剧二册”。杨绛八十岁生日，没有做寿，夏衍特让女儿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而胡乔木的作用可能更大：“《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的十六字评语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相反，“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 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堂吉诃德》译完后，《世界文学》要求连载，外文所领导说：‘此非新书，译的很多，不用登了。’”出版社要求译者写序，“据杨绛说，外文所领导体谅她‘下笔即错’没让她写”，以至于没有序文的《堂吉诃德》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唯一的例外”。
就是这样一些细细如丝的往事，让我逐一看清了当代儒林的不少内幕。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从书中还可以看出钱锺书为何在20世纪40年代始终处于“翰林院”的墙外不得其门而入，虽然他是那样想回母校清华执教。此事主要是由于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作梗，但书中竟也提到钱的“恩师”叶公超，想不到其间也有过节。当然中间还有历史缘故，叶公超的父亲叶恭绰曾经想要把女儿嫁给钱锺书，结果两个年轻人均不乐意。
书中还有两段故事记述得颇为有趣，完全符合杨绛那春秋笔法的一贯文风，难怪作者得到传主的认可，选中她来为自己立传。第一段内容是说：“那时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红楼梦》，也叫杨绛审稿。翻译难免失误，有错不指出，是不负责或瞎了眼。一一指出，会得罪专家。幸好他们后来换了版本，不用俞平伯改的 《红楼梦》，也不要杨审了。”第二段说及钱锺书1974年以后受命参与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由于锺书‘足不出户’，翻译小组的知名人士叶君健、袁水拍，不得不屈尊天天来陋室工作。叶君健与锺书脚对脚对坐，袁水拍挤坐一侧。周珏良代表乔冠华也来过几次。江青对袁水拍、叶君健说：‘钱锺书不懂诗，你们让赵朴初去点拨点拨。’于是赵朴初奉命而来陋室，对 ‘不懂诗’的钱锺书‘点拨’，无椅可坐，只能挤坐锺书椅旁的凳上。钱锺书不声不响，听任他‘点拨’。”
历史的精彩，往往就在于这些点滴如丝的逸闻旧事。它不仅让我们遥闻历史风云的巨雷阵阵，更让我们品出人性的千姿百态，了解儒林内部的高低虚实，感悟人生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微妙。真是要再次感谢百岁老人杨绛所讲的人生故事，它让我透过如丝往事看到了这样精彩的一笔。
再访流沙河
杨绛老人在年轻时就曾经说过，读书就好像是串门，可以随意走访。也就是说，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不爱看的书不看，喜欢看的可以爱不释手，等于长时间地攀谈聊天。我是近年来才刚刚悟出此道，可惜得道时比现如今已经百岁的杨先生当年悟道那会儿，竟还要痴长一倍岁数，真是觉悟晚矣。
按照杨先生的说法，我如今已算是第二次到流沙河先生家里串门。数年前，我曾读过他的《书鱼知小》，当时的一星半点儿感受，都已记录在我的《闲书闲话》一书里。这回拿起的是他的新著，《晚窗偷读》（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猛一看，厚度增加了一倍，我当时还担心是否是老先生自己抄自己，把前一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拿来充数。后来仔细阅读才发现，几乎全都是新内容，应该算是货有所值。这样一来，再次串门的收获也就更大了，余心窃喜。
23岁的他，就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农场和故乡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思想，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下农村吃的苦，又比在农场不同，所以老先生下乡以后的体会是：“想起昔年农场，好像梦回天堂。”多年后冤案平反，恢复工作，曾经一度焕发过第二次青春。可是如今回首，却又有了新的感受，于是这样下笔描述自己当年：“得了奖，出了国，张了脸，翘了尾，说些捧场话，写些帮腔诗。拼命积极，改革就像是我家务事；抱病工作，胃病似乎是他人溃疡。”十年以后的他，是这样给自己总结画像的：“身衰杞柳，诗散云烟。壮志已全消，往事眼前过电影；痴心将半冷，旧交头上起霜花。”对于人生，他有这样的总结：“每一个前十年都想不到后十年我会演变成何等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
老人家还特别风趣，曾以《这家伙》为题，用第三人称来打趣自己：“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别可怜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黄，废话特多。他那乌鸦嘴一九五七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噤闭。自我表现嘛，不到黄河心不死！”“最讨厌的是这家伙写诗写文念念不忘一九五七年，死死揪住 ‘文化大革命’不放。我认为他是在‘配合政治’。诗嘛，能给读者以美感享受就行了，何必去说政治。”“这家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
对于生死，也就是所谓到底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的问题，老先生回答得也挺妙。他说，“正派人士中的专业人士有一技之长者”，“他们念兹在兹的无非其专业，往往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临终遗言多落于专业范围”，并举喻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布鲁诺的“地球还在转！”，鲁迅对儿子说“勿做空头文学家”，赵丹临终遗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还有吴宓临终呼喊：“我是吴宓教授！”“以上诸君子皆死得很‘大’，使人仰慕，哀思不已。”当被问及“你是说不正派的小人都死得很‘小’吗？”老先生的回答更是让我瞧出他作为诗人、文学家所具有的敏锐和洞察力。他说，“一般如此，也有例外”。所举第一个例外就是，“太平天国晚期的忠王李秀成，愚忠洪魔，荼毒生灵，蹂躏江南，也算是小人中的巨头。被俘乞降，写供词数万言，用输诚悃。曾国藩面喻他‘国法难逭’，他便低头承罪，并续写供词说，愿意‘欢乐归阴’。这四个字使我尊敬他。人杀了，但不能说他死得‘小’。李秀成被俘时，押入曾国荃的大营。曾国荃恨，执刃刺戳其腿。李秀成冷静说：‘各为其主嘛。你何必这样。’这样的场面，小人尚存君子之风，君子却暴露出小人之相，富有戏剧性。”真是看得透彻，写得淋漓。可惜至今没人将这样精彩的一幕搬上舞台荧屏。
我说了这么老半天，也还没有说及老先生真正的看家本领。其杀手锏，在于说文解字，研究古代汉字的词源与读音。例如说到，古代并没有卷舌的“儿”字读音，而是读作“倪”。我原本知道这是江南的普遍读法，但不知晓它竟是源于古代。何以为证？老先生突然举出下面这个故事。“野史有载。赵匡胤问：‘蜀何以降？’花蕊夫人口占一首答之。诗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由此可知五代十国时‘儿’读‘倪’”，“否则这首诗就失韵了”。如此推论，证据确凿，真是妙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