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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常州陆炎:关于苏轼与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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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陆炎:关于苏轼与山水

关于苏轼与山水

(2010-11-01)

来源:常州陆炎教育教学随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62c83d0100lytj.html

 

 

    今天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让学生介绍介绍苏轼,所知甚少,于是我自顾自的介绍了关于许多关于苏轼的内容。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很是喜欢苏轼,上“古代文学”的课,完成关于苏轼的作业,我还去图书馆忙了两天,认认真真完成了一篇,当时记得老师评价说虽然没什么心意,不过也算花了点功夫。记得期末时古代文学的分数还给了我个90多分,那一学期我记得包括古代文学作品欣赏、现代文学、文学理论那几门科目考的都不错,我还因此得了个特等奖学金。现在想想,大学里就那学期考个第一名,其他的学期没那么风光过。

    很喜欢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看了好几遍,研究苏轼的书家里也有好几本。更难得的是,10年前写苏轼的作业还找到了,我就打了下来,存进电脑,也算怀恋当年的青葱大学岁月。

 

附:

山水苏轼,山水生命

    苏轼(1031——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属县)人。父洵,弟辙,均古文大家。

    苏轼秉山川之灵,关天地之运,处北宋百年承平之际,四十余年间宦游南北,“身行万里半天下”,所到之处,餐山色,饮湖光,神与物游,思与境偕。长江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的涵养,使其挥毫留下成百上千的山水诗词文赋,词章卓玮,炳蔚文囿。正因如此,其一生与山水辉映,惟其山水寄托显映过其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于后世顶礼膜拜的景仰中,遥望苏轼,亦不得不以山水为背景,置于山水自然中,方能感悟苏轼生命精神的片屑,那个伟大的苏轼,文化的苏轼。

幸对清风皓月

    山水是封建文人的生命绿色,其个体生命因青山绿水而洋溢着活力与乐趣。无论这个个体生命是坚强抑或脆弱,无穷勃发无尽伟大的山水自然,带给文人们的,都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宏通意识与对自我生存的豁达态度,使他们臣服于执著于今生今世的生命欢乐,正如苏轼朗然高吟:“我与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综观苏轼的一生,正是山水给了他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惟其有如此的生命力,才可以应付相同坎坷的际遇。年少的苏轼是成长于自然,山野自然给了他如同大自然的勃勃生命力。其父苏洵喜欢让兄弟俩踏青、登山、游水、放牧牛羊,爬到石头高山上,去摘橘柚、松子,去找山梨和栗子。他让他们在山水田园的陪伴下自由的成长。苏轼后来多有诗句记述幼时的这种生活:“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可见,在苏轼成长的空间里,山水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在山野中的健康成长,使得成年后的苏轼能够对人生有一种较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遇到什么环境,再恶劣如岭表海南瘴疠之地,他也能活下去。

    苏轼身受儒家思想教育,和中国古代文人一样,特别看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自认“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我们知道,愈演愈剧的几千年封建君王专制,所需的不过是驯吏顺民,于是才愈高反可能愈遭忌,志愈大反可能愈多灾。苏轼年少得志,文名动天下,本难免遭人忌,偏又生性耿直,直率若孩,自然难逃遭人诽谤诋毁的命运,一生之中,被谪居黄州、谪居惠州,直至滴居海南儋州,可谓命运多桀。因此,在每次被贬谪之时,难免陷于一种困顿、悲苦、沉重的境地之中。但我们发现,他一旦步入山水清境,便渐渐摆脱了这种阴暗、凄伤、无奈的心理,并能渐与天地自然之气相通,而神泰气畅,寻味到人生的欢乐价值。如其谪居黄州,却于东坡得地“五十亩,买牛一具”,带其子们日出而作,目入而息,“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但心地安然,“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逢欣欣”,自比陶靖节有过之而无不及;常于田畔释耒而歌,身心于自然中回归,一扫始贬谪黄州时“数十人缘我得罪,每念至此,觉心肺便有汤火芒刺。”的伤感、悲观、内疚的心境。谪居惠州半年,苏轼给朋友写信: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已乐天知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与岭南之地已相融,“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甚至谪居海南蛮荒之地,更能以不归为归,无地不安,“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且酒尽情,并和完陶诗120首,与他七百年前的这位先辈取得了精神上的相同共鸣,那就是,从山水田园里获得了一份“悠然”与安适。

     观苏轼一生,与山水相依,依成一种心灵超脱模式:苦生——山水——乐生,即山水成为他人生化苦为乐的净化场。对于苏轼这样一个耿直率真的人来说,封建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于他,是不相宜的。他只会被弄得身心疲惫、伤痕累累。而惟有山水大自然的纯洁宁静的氛围,才能替他洗垢疗伤,恢复他的心理平衡,也有助于他重新振奋精神,投入到拯世济民的斗争中去,或反对“青苗法”、或于常州赈饥,或于徐州抗洪,乃于儋州教“生不闻诗书”的黎山子弟读书。山水让苏轼意识到了,除了“事君尧舜”的朝廷,还有一片神奇美丽的人间乐土,还有一种洒脱轻松的生活方式,如他在《满庭芳》中所云:“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而山水,终于让苏轼快乐。山水消释了对于生命短促的悲哀,让他产生了自主命运的旷达意识,他放舟赤壁,反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认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试着将生命融入山水,寻获山水之乐,而山水,也使他获得了一种回归生命本原的精神性的纯粹的平和、安然与愉悦。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山水让苏轼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平和和愉悦。当他面对静峙万载的群山、日夜东流的长河、东升西落的明月、香溢四季的百花,他渐渐甩去了心灵沉重的负担,深感自然的可贵与荣禄的卑微、山林的清净与官场的污浊、宇宙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造化的伟大与人力的渺小。他变得更加的豁达。山水,使他具有了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风姿、笑对厄运的洒脱、物我皆忘的超然。屡遭挫折的苏轼,终于“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顿悟“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凉秋”,决心摒绝尘争,“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惋恨宦海沉浮,不如遁世逸乐:“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本此信念为精神支柱,像他谪居黄州,却全不以贬黜为念,反倒神意旷放,“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并自得其乐的吟道:“我今忘我兼忘世”。直面大自然的凝思中,他渐入超脱的精神境界,体会到生命的伟大和无限,“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

    苏轼的旷达已无可避免的烙上山水的痕迹,得江山之助,布句可证。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所居临大江,望武昌诸山如咫尺,时复叶舟纵游其间,风雨云月,阴晴蚤暮,态状千万,恨无一语略写其仿佛耳”。再贬惠州,“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在山水面前,苏轼展露了较之山水毫不逊色的豪放与旷达,“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是山水赠他满心的快慰。他真的可以旷达起来,对于告老的韩琦,他云:“终身处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岂其所欲哉!”(24)他终于想出世了,“丈夫贵出世,功名岂人杰。家书三万卷,独取服食诀”,他品味到了居于庙堂所不可得的一种放任和轻松,“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面对高山流水,他情不自禁,言由心发:“欢游胜如名利”。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知杭州便是如此的向往归隐,林泉隐逸风流,飘逸闲适,有着苏轼所向往的优雅的生活情趣,而伴随着山山水水的旷放,他建立起遗世独立的精神人格。他开始禅悟人生,道悟人生,借江山之助,得自然风物的启迪,领悟生命、宇宙的奥理秘义,“此身常拟同外物,浮云变化无踪迹”、“幽人隐几寂无语,心在飞鸿灭没间”、“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他的生命终于完全融入了青山绿水,醒与山水共乐,醉与山水同冥,“我梦扁舟浮震泽。云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

    试观苏轼之旷达,是一种感性的旷达,亦建立于理性的基础之上,惟其感性与理性相溶,才会锻炼出一种真正的旷达,苏轼,是此也。异乎常人的旷达置于山光水色之中,终于迸发出了最精彩最耀眼的光芒。

壮观应须好句夸

    创造是文化人“天性”般的执著追求,因为文化本身即以不断创新为生命。山水给了苏轼创造的一切理由:契机、素材、前景……。其实也惟有创造,才能让苏轼突破个体生命固有的短暂与渺小,而融入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进化历程中,造就自身生命的璀璨与永恒。古代的文人受山水之赐愈多,欲为山水留照扬名之念也就愈热,于是,为山水名胜写照传神便成了文人们的一种自觉性的天职性的意识,苏轼亦不例外。诚如他自己所云:“不将新句记兹游,恐负山中清净债”、“遣子穷愁天有意,吴中山水要清诗”,山水胜境是如此之美,又岂能任它默默无闻,藏身一方,岂不负上天之赐,“壮观应须好句夸”,应当为天下共知,为天下人共赏才对。况且魏晋之后,以山水歌咏创造现生命光彩价值已成士林之风习,丈人们不但乐游山水,而且乐为山水濡毫礼赞,更有士人将之提升到了安身立命的高度,成为文人们一种自觉的人生追求。而苏轼,更是忘情于山水,以其先天之智,后天之勤,创造了另一个高度。

    苏轼把山水自然当作“诗本”,认为山水自然才是创作的源泉,“天怜诗人穷,乞与供诗本”。纵览一部《苏东坡全集》,苏轼在朝任职期间的创作远远的逊色于外任与谪居时期的创作,而这种反差尤其强烈和明显的表现在山水丈学作品上;比如他在京所作便几乎没有一篇传世之作。对此,苏轼曾有所总结:“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岂复佳思也。”所以他留恋山水清境,认为山水才是创作的理想环境,“愿我无足恋,恋此山水清。新诗如弹丸,脱水不暂停”。而他一生的谪居外任天南海北恰恰成全了他成就山水诗篇卓绝千古的条件,他倾倒于东南山水,深情吟道:“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领略杭州之美后,悠然一叹:“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

    古代文人常以拥有适性之山水为豪,苏轼更是倡言山水乃天赐贬客逐臣之无尽宝藏,《前赤壁赋》云:“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置身于“宝藏”的山水中,苏轼发现了山水和山水人生的美,发现了以文笔表现这种美的生命价值,所以苏轼纵情于以文载游,贬谪自然也就成了他跃居文学高峰的台阶。山水的真率美卸去了他身上沉重的束缚,使他的心灵洗尽铅华之后返回他曾拥有的透彻与率真,他被贬于黄州,“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向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林,力极而息,埽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返,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像这样真率的醉游与真诚的情谊又岂庙堂之士所可得?唯苏轼耳。所以他悠然自得地说:“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同其他山水作家们一样,苏轼把山水看作与人相亲相和的统一体,就像他的一句至理名言:“天地与人一理也。”故而其笔下的山山水水,倾注了他全部的生活激情和勃发的生命意识,达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人生寄托境界,成为他生命不可或缺无可避免的有机组成。当他远贬海南,山水给他以精神的安慰,他闻天籁而精神振奋,“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钓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当他在漫漫路途中时,山水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他视山水为善解人意、亲切有味的良伴,“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野桃含笑竹篱外,溪柳自摇沙水清”、“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当他遇赦时,草木亦通他意,“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只因他对山水一往情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蹋碎琼瑶”。而当他离儋州返中原时,亦只有茫茫海天可寄千种感慨,万种情怀,他迎风长啸:“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在与山水的“对话”里,山水是他的知音,“只乐听山鸟,携琴写幽泉”;亦是他生命的归宿,“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在宦海屡次浮沉中,苏轼始终寄情山水,保持傲岸之心、旷达之怀、睿智之性。山水助他参悟人生,思索人生,赋予他真谛。除却一生畅游山山水水外,苏轼还在密州修葺超然台,在徐州营造黄楼,在黄州重建武昌西山九曲亭。如苏轼,真可谓爱游山水、善游山水者矣!此一生,当可谓无山水,则无苏轼;有苏轼,方有苏轼之山水文篇卓越千古。    


最后更新[201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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