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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温州程永超来稿:关于“节选课文”教学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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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程永超来稿:关于“节选课文”教学的再思考

 

 

关于“节选课文”教学的再思考

 

浙江省温州二中  程永超  325007

(拙作已刊发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2012年第10期)

 

一、从一则教学案例说起

 

2011年第10期《中学语文教学》刊发了彭晓、胡根林两位老师的文章《节选课文教学内容的选择》(以下简称《择文》),文章以彭晓老师《社戏》教学实录为研究对象,胡、彭两位老师集中探讨了“节选课文教学内容”的问题。笔者阅后深受启发,但关乎“节选课文教学”的根本问题,笔者窃以为尚需进一步探讨。

1.彭晓老师《社戏》(节选)教学简述:彭老师先将《社戏》原文前十段关于看京戏的节略材料补发给学生,再将其与课文中看社戏内容进行对比,从而探讨出作者是为了表达对童年美好生活的无限依恋,反衬出现实生活中的孤独和焦虑。按胡根林老师后文的点评来说,即“原来教学的重心在小说语言品读和人物分析上,这次的重心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以及这种对比手法背后所寄托的作者的人生理想”。①

2.当下关于《社戏》(节选)通行的教学简述:笔者从网上搜集20多个关于《社戏》的教学案例,发现大多数教师将其教学内容定位为了解小说情节结构、景物描写,体会作者对淳朴健康生活的向往。另外,人教版教科书关于该课的“课前导语”是“读这篇文章,你是否感受到其中表现出的盎然情趣?是否回想起你童年生活的某些片段?”而课文后面则有诸如“你对课文结尾应该怎样理解?你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体会吗?”之类的“研讨题”。很明显,编者的意图正如《教师教学用书》中“教学建议”所言: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忆美好的童年往事,教学时要以此为重点”,“可以学习本文为契机,适当引导学生关注自己家乡的文化习俗,开展语文活动”。

通过上述两种不同教学内容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如下问题:

老师的教学是“教原著的教材”。胡根林老师的话说,教的是“鲁迅的《社戏》”而不是教材的《社戏》,通过前十段补充的原文材料与节选课文的对比,试图让学生体会这篇小说“流露出一种遗憾之情,遗憾中国乡村里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浓厚的纯真的人情味道只能存在于飘渺的回忆和梦想之中”。②据老师教学实录来看,教师对文本的解读是深刻的,体会的情感也是深沉的,甚至深沉中还有一丝无奈伤感。但有人不禁要问:这种“就原著教教材”的教法有必要吗?需要如此深的体验吗?对课文的过度诠释会不会让七年级学生对这篇课文产生迷茫?

当下通行的《社戏》(节选)教学是“教编者的教材”。就笔者所看到的大多数案例及教参用书来看,基本上都是通过对月夜行船、船头看戏、月下归航等事件描述,让学生感受孩子们的天真烂漫和平桥村人的亲切淳朴。因此,课堂给人的感觉是积极向上、充满了欢愉和向往。但是,就这种“就教材教教材”教法,也有人质疑:完全抛却原著,还是作家的作品吗?学生对原著窥一斑而不知全豹,会不会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形成语文学习的短视?

如此看来,不同的教材观,会导致不同的目标定位;不同的内容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就这篇《社戏》(节选)课文而言,到底该选择怎样的教学内容?是“就原著教教材”还是“就教材教教材”?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或是干脆教师对课文文本再行开发?换而言之,名著节选或原著改编类的课文到底该怎么教,则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明确“节选文”的“课文功能”

 

我们知道,当下“文选式”教材中的选文,事先也并非为语文教学量身定做的,在它进入教材之前,是传达一种事实、一种思想情感的信息文本。教材编者根据课程需要和教学可能对这些文本进行编辑处理,使之成为师生教与学的凭借,一般情况下人们将其俗称为“课文”。

其实,就“节选课文”而言,无论是名著节选”、“原著改编甚至是“名作本身”,当它入选成为教材的有机构成部分,其性质功能就已发生变化,此时的“节选文”已不再是原(著)作的一部分,而是融“作者倾向、编者意图和课标体现”为一体的独立的教学文本。这些教学文本的前身或许都以其原有文本价值而存在,但其进入教材后,凸显更多的是其教学功能,或曰“课文功能”。因而,从某种角度言之,所有的选文都是一种节选,节选的是其“课文功能”(教学功能),虽然它与其原有文本价值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而作为名著名篇的一部分(甚至原著本身),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入选课文,也不管编定的课文如何多样化,关键还是看语文教师能否正确、充分地发挥其“课文”的教学功能。

然后,当下常见的情形是,不少教师对教材中“名著(篇)节选(改编)课文”不甚满意,或认为教材编写者对“节选课文”处理不到位,或现有资料解读无甚新意,于是深挖细掘变换角度想方设法弄出点新意来,(尤其表现在一些公开课、竞赛课上)。于是,教师“解读选文”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重新编排研制课文,(如上文彭老师补发删节的《社戏》原文前十段),这样,教师备课原本应将重心放在“备学生”(学情)上,现在变成了“备选文”(编课文)。一句话,本来作为教学专家的语文教师,现在被要求同时还要充任语文课程专家和语文教材专家,另起炉灶,重新开张。

其实,这点也正如《择文》中胡根林老师所言,“教师阅读过程不能等同于学生的阅读过程,阅读的过程也不能等同于阅读教学的过程,阅读教学要从学生遇到的阅读问题着手”。③本来,语文教师是服务于具体情境中的学生,所关注的应该是学生在场的学情,并能提供切实的帮助。但现实却本末倒置,教师先从文本入手,再来引君入瓮。如此一来,既给语文教师自身带来莫大负担,也造成了语文教学内容的复杂不确定性。

我们想说的是,理想情况下的阅读教学,应该是教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将课程专家提供的“一般应该教什么”转化为“实际上需要教什么”,将教材专家建议的“通常可以用什么去教”转化为“实际上最好用什么去教”。④我们当然不是在否认语文教师参与课程,必要时甚至可对课程内容有所创生,但这些参与创生应是基于学情的,即在“备学生”的基础上去完成“备选文”。

再以人教版《社戏》(节选)教学为例,选文是放在七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学习对象是七年级(13-14岁)孩子,教材编者的意图是想让学生通过“美好童年回忆”的材料的学习,提升语文素养。从七年级孩子的心理特点和生活实际来看,学生与“迅哥儿”的童年贴近,应该是可共鸣的。但如果立足于鲁迅先生原文来教学,无论是学生心理特点、认知水平还是其学识积累,都是难以完成这篇5500字《社戏》的原文阅读的。其实,原文删去的前10段描写了在大都市北京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剧场里喧闹嘈杂,拥挤不堪;名角摆架子,久盼不出,令人失望;尤其是写一个胖绅士,目中无人,俗不可耐,对文章中的显出鄙夷不屑的神色。因此,在第一部分最后,作者用了这样一段话来结束叙写: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候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冬冬蝗蝗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醒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⑤于是作者接下来才转到回忆童年时看到的社戏,也就是当下《社戏》(节选)课文的开头。另外,彭晓老师《社戏》(节选)教学中还提到从叙述学角度来研读文本。其实,就文体而言,节选课文《社戏》虽说是从鲁迅小说《社戏》中截取而出,也可贴上“小说”的标签(“人物”、“情节”和“环境”之类),但其更像写人记事的散文,即便归为“小说”,充其量也只能算“非典型性小说”,更谈不上《择文》所谓的从“叙述视角转换”的高度来解读课文。

综上所述,针对《社戏》(节选)的教学,无论是基于学情还是考虑到文体知识,教师都不可越俎代庖,过度解释。否则,任何一篇名著(篇)“节选课文” 都要还原名著本身,那教材编写也就失去了意义,语文阅读教学也就有可能进入一种虚无境地。

 

三、把握“节选课文”的教学特性

 

基于对“节选文”的“课文功能”的共识,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节选课文”的教学特性。当然,作为一种语文教材,“节选课文”与其他课文之间的共性是主要的、基本的,教学中不需要也不可能另立门户。但“节选课文”毕竟是节选而来,这类课文势必与原作有着一定内在联系,构成了有别于其他课文的特殊性。因而,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正视这种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这一点,《择文》中胡、彭两位老师略有论述,此处不赘述。笔者只想换一视角,就如何使用“节略内容”来谈“节选课文”的教学特性,下面就结合具体教学实例加以阐释。

 

1、“节略内容”呈现要看需要

 

“节选课文”首先是一种教学文本。有人以原著整体性为由将“节选课文”称之为“断章”。其实对于一套系统的语文教材而言,此处所谓“断章”,已是系统教材的一个有机构件,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对于采用这套教材的教学者而言,首先应该考虑的则是断章取义,让学生把节选的内容当作独立的文本来读。读出教材之意。窃以为,这才是教学的底线。

再以人教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的《社戏》(节选)为例。常态下普通教师备教,其主要精力应该花在:按教参所提供的参考建议解读课文;根据课文助读系统和作业系统“揣摩”教材编者的“意图”;最后依据文体特征,针对具体情境中的这一班学生的实际学情,来选择合宜的教学内容。

而《择文》中胡根林老师认为上述这些做法是“脱离节略文字,孤立地教学节选课文,教的要么是教材编者的文章,要么是教师自己理解的文章,教的肯定不是作者的文章”。⑥其实此言差矣,无论是从人教版教材编者有意将《社戏》原文节略了前十段,还是节选课文前的导读系统、课后的作业系统,无不显示此处的《社戏》(节选)已成为七年级语文的一种教学文本,已不再是鲁迅先生原文《社戏》。至于执教者是否一定要补足略去文字,立足原文来教学《社戏》,那也应根据教学需要,视情况而定,而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补足。总而言之,“节略内容”在节选课文教学中是否需要呈现,关键不在于能否教出“作者的文章”,(事实上补足呈现了也不一定就能教出“作者的文章”),而应综合考虑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文本特点,甚至执教者素质等实际因素。若按《择文》说法,非得补足前十段才能教出“作者的”《社戏》,那教材不如干脆选用鲁迅小说完整版《社戏》,岂不省事!

 

2、“节略内容”呈现要选好点

 

如果节选课文内容(譬如人物形象)基本符合原著所要表达的“特点”,教师可在恰当时机,适宜补充原著中相关内容,以此来深化学生的阅读理解。我们以人教版高中语文《装在套子里的人》为例,这是一篇没有注明“节选”的节选课文。

人教版高中语文新课程实验教材必修5中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其实是“节选”改编自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节选时编者改换了标题)。这篇小说的中译本全文有一万多字,但教材编者将其“节选”改编为四千多字的课文。课文中别里科夫死后,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安葬仪式,面对原著十分精彩的描写,“节选课文”只保留了“我们都去送葬”一句话,随后一个破折号和另外的一些描述却被“节略”:

──那就是说,两个中学校和神学校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在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似的,他下葬的那天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了雨鞋,打了雨伞。……⑦

我们知道这篇“节选”课文针对古怪、孤僻的别里科夫,设计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生活“套子”。教学最后,在总结别里科夫“套子人生”时,教师择机将此段节略文字补上,学生豁然开朗:从原著节略部分中找回的那口“棺材”,不正是作者为别里科夫准备的最后一个“套子”?如此用来证明其落后守旧直至死心塌地,其讽刺深刻,显而易见;而当时“阴沉的天色”,又是一个最大的“套子”,它足以把故事里的“我们”完全笼罩其中,谁都无法逃避。教学及作品的最后都在暗示:一具“棺材”,宣告了专制制度卫道士的别里科夫的灭亡;而“天色阴沉”,正是十九世纪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环境的艺术写照。我们说,教师如此选准时机节点,在最后总结全文时将小说结尾的这段节略文字补上,升华了教学,不禁让人拍案叫绝,真乃点睛之笔!

 

3、“节略内容”呈现要站对位

 

“站对位”的意思是:节略内容呈现目标要准确,目的要明确。如果节选课文内容仅是原著内容的一个侧面,或其所要表现主题与原著主题相距甚远,则务必要求教师有目的地补足相关节略部分,引导学生体会节选部分在原著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而反过来更好更深地理解“节选”课文内容。

当然,如上文所言,在具体呈现“节略内容”时,教师务必遵循择机对点原则,不可一开始就对课文主题进行主观的明确的定位。如上文彭晓老师执教《社戏》(节选),教学之始就补足节略的前十段,并将其作为一重要教学环节,就连胡根林老师在后文中也点评道:“我以为有教学过度之嫌。因为这样做,容易造成学生先入为主,而对节略内容的细致分析,容易模糊教学重点。”⑧

其实在“节选”课文教学中,如老师这种做法不乏其例。譬如有教师在教读选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节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新课程实验教材必修五)时,明确让学生围绕林冲“忍”的性格(《水浒》中林冲性格经典解读进行按图索骥式解读,于是,课堂上就有了这样的印证:林冲不将高太尉称为“泼贼”是“忍”,面对四面漏风的草料厅想“待雪晴了再唤个泥水匠来修理”是“忍”,出门打酒“拿了钥匙”把门“拽”上还是“忍”。教师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使得学生的解读变成了“索引式”、“论证式”解读,学生眼里的人物性格都在已有的经典解读映射下,变成“万物皆备于我焉”的束缚。其实,林冲从一名声势显赫的禁军教头沦为流放囚徒,从对统治集团抱有幻想到幻想破灭,从一味忍让到奋起杀敌,其心路历程艰难曲折。在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大背景下,林冲最鲜明的性格当属逆来顺受,但林冲性格又是多重的,仅就节选部分而言,就有仁慈、刚烈、谨慎小心、幼稚天真、忍让懦弱。这些复杂的性格都统一到了这个经典人物的身上。

鉴于此,教师可先从节选课文入手,引导学生依据节选文本自由探究出林冲“仁慈、刚烈、谨慎小心”等复杂性格,让学生把读书思考的触角延伸到课文的方方面面,从而完成对节选课文全方位的解读。在学生交流读书成果时,教师再补足原著相关内容,抛出《水浒》中林冲“忍”之经典性格解读,让学生的个性解读与之碰撞,从而激起学生阅读原著的强烈愿望,把语文教学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节选还是根据原著改编的课文,我们在教学中都应依据教学目标、具体学情及文本特征,恰当地引导学生与原著进行比较,让学生从另一方面、另一角度来认识审视原著;也可相机补充删改的内容,升华教学情境。当然,“节略内容”的呈现要有自己的边界,聚焦文本,潜心会文才是语文阅读教学的根本。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⑥⑧彭晓、胡根林《节选课文教学内容的选择》,《中学语文教学》2011年第10期。

王荣生、李海林主编《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鲁迅小说集《呐喊》(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契诃夫(著),诸逢佳、王敏() 套中人》(全译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最后更新[201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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