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我的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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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手记》的作者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7年，他罹患癌症，以积极的心态和正确的思路应对治疗，逐步康复，并以亲身经历写下此书。这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也是一位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勇气和乐观精神的人生励志书。

　　如果没有见识过医生之间的见仁见智和争执不下，你永远不会理解，所谓“癌症诊断”是多么不牢靠。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不听医生劝告，会让你承担起更大的精神负担。
　　当初我们共同做出“暂缓手术，密切观察”的决定，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晓东立即把电话打将过去。他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检查”后，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会诊。
　　“好消息……”妹妹和晓东争先恐后叙述事情经过：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波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当然，一切仍是判断。”他对她们说。也许是想尽量减少自己结论的含混不清，他耐心地解释“波谱”（MRS）在“鉴别恶性肿瘤”方面的独特功能。在确认她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话之后，他继续说，“这个检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晓东说。
　　“那就到上海来检查。”周笑着解释，这是个新的技术，的确还没有广泛使用。最后，他非常肯定地说：“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再观察一个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妹妹继续为我解释周良辅的话。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暂缓手术，继续观察———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
　　我们全都大松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千万不可过分乐观，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同时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临之时，不恐惧、不惊慌、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我为什么不化疗

　　我对化疗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因为与癌症结缘，才留了一点心。结果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医术能像化疗一样如此声名狼藉，却又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我已经知道，癌症治疗有它自己独特的困难之处。你如果得了别的什么病，手术的成功就意味着已经治愈。你如果得了癌症，手术的成功仅仅意味着治疗的开始。此后化疗、放疗，或者别的什么“疗”，轮番上马，都是正常的程序。所以，我在忍受着术后创痛的同时，也被纠缠在一个问题中：到底要不要做化疗？
　　出院前刘向阳大夫曾给我一个忠告，就是“不建议你去做化疗”。他说这话时，脸上一点也不掩饰对化疗的反感，让我感到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反对”，仅仅由于医生的职业戒律，才会使用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法。我当时就想，我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他，他恐怕是不会去做化疗的。
　　刘向阳大夫的医疗思想是个多元的复合体。在外科方面，他倾向于积极的手段。比如他能熟练地实施微创手术，可却很少采用。他认为那样做不利于彻底清除癌细胞。手术的最大难题，不是切去肿瘤，也不是创伤愈合，而是阻止癌细胞的扩散，也叫“根治”。为了达到“根治”目的，他下刀既狠又准，尽可能彻底地清理病人体内的可疑组织。但是，谈到其他的医疗手段，比如药物治疗，他坚决反对种种“过度行为”。中医很多抗癌药，他认为都是“忽悠”。西医很多昂贵的“特效药”，他也不以为然。所以，他才会给我这样这么一个忠告。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使用了化疗。毫无疑问，化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化疗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优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过去几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发现，用化疗对付肿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却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超过它们杀死的癌细胞，结果导致病人普遍地出现感染、发烧、脱水、呕吐、厌食和全身衰竭。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3至4倍，而没有化疗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这一结论是在调查了至少3.5万名经过化疗的癌症患者后得出的，所以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化疗或者放疗甚至还在导致癌细胞的加速扩散转移。
　　在国内，不少医学专家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化疗在治癌的同时可能导致新的癌症。很难在临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我却发现，类似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汤钊猷教授的实验室中。汤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可是他却发现，尽管他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10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于是，他开始检讨自己的治疗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汤钊猷教授在医学前沿论坛上提醒他的同行，手术、化疗和放疗这一类传统疗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在“治癌”的同时“也可能致癌”。
　　汤钊猷教授连续15年的研究令人惊讶地证实，某些手术，尤其是那些已经错过根治的最佳时期、只是勉强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在另一项动物模型研究中，他还发现，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停止生长，可是等到30天后，癌细胞迅速显示出肺转移倾向，居然比那些未经放疗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跃。
　　这是小鼠，人会怎样呢？汤钊猷教授没有断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个字。我以自己见到的癌症患者来度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汤钊猷教授实验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辙。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研究结果，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需采用化疗。在临床治疗的领域里，即使是化疗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它能杀死癌细胞，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
　　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将其彻底剿灭。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杀得吃了就吐，滴水难入，全身衰竭，羸弱不堪。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癌症不是绝症，只不过是个慢性病，我需要的是“论持久战”，甚至是“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任何速战速决、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冯奉仪大夫是肿瘤医院胸内科的资深医生。所以，我做好准备听她大讲一番化疗的好处。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冯大夫不是这种有偏向的人。她在对病人叙述化疗的好处时，不会回避那些不利于化疗的事实，同时还能以相当专业的立场，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实表述得异常清晰。这一切对我做出正确决定至关重要。
　　她先是阅读我的肺切除手术病历，然后听我叙述发病的全过程。没想到，这位胸科专家被我的脑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把眼睛盯着那个乒乓球似的阴影，又抬头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满是疑惑，似乎不相信这个病人现在还能坐在这里清晰地陈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转到那堆胶片之后，她很快发现我的颅内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忍不住连声说：“有意思。”同时把胶片一一摊开。
　　冯大夫的专长并非神经科，可是，我的“脑瘤”的如此乐观的表现，已经足以让她认定，这是一个孤立现象，不是“转移瘤”。进而断定，我的肺部肿瘤尚未转移，因而属于“早期”。
　　一个胸内科专家如此明确把我的肺癌和脑瘤分别对待，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松了一大口气：看来我基本上可以摆脱“晚期”的困扰了。
　　我试探地提出那个最急切的问题：“还需要做化疗吗？”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问，“我现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这答案既清晰又精确。然而她还是担心我不明白，接着解释，医生所说“治愈率”，更专业的说法叫“临床治愈率”。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后，在五年之内没有再发现可见的转移或复发病灶，叫“五年存活”，在医学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术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而手术之后再做化疗的病人，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62%。
　　“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平均统计数。”她尽可能客观地向我表述化疗的作用。然后，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决定。
　　“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我说，“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两个百分点，好像不值。”
　　16个月前，医生们告诉我必须实施开颅手术。那时候他们认定，我的脑袋里长了肿瘤。“恶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不超过2%。我还记得医生们当时坚决主张立即手术的理由：“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考虑一个2%的可能性，而放弃98%的可能性。”
　　现在，在谈论化疗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期”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这话的潜在含义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这前后两个2%，如果分开来看，医生说得都不错，在病人听来也是理所当然。可是我们如果把它们合起来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颇为奇特的逻辑：同样是“2%”，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不可能考虑”；在后一种情形中，它却成了医生出手下药的理由。同样是“98%”，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可以力主采取坚决措施，而在后一种情形中，却又可能完全被漠视。
　　所以，我决定不化疗。
　　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脑穿刺，拒绝了“控岩散”，拒绝了一些所谓“抗癌新药”。同时，我并没有拒绝所有的治疗，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拒绝过度治疗”。

　　别让医生治死你

　　“过度治疗”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医学行家们在描述肿瘤治疗现状时，早就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它意味着医生使用了超过疾病所需,或者超过患者肌体所能承受的治疗手段。根据美国癌症协会2009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健康的免疫系统是预防癌症的最重要的部分。而过度治疗却会破坏了患者的正常器官、组织和机能，令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甚至不能正常新陈代谢。其结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加快了死亡的进程。
　　要想界定“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没有可能。2010年3月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上海一个患者在发现癌症之后仅仅两个多月便去世了，家人以“过度放疗”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两位精明的律师居然在患者病历中找到了有利于原告的证据：医生为病人放疗13次。“在已引发极度‘低血小板血症’的情况下，仍持续不断地给患者进行致死性的放射治疗，导致患者全身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而发生死亡”，最后一次放疗距离病人去世仅仅11天。这一案件最后以病人家属获得9万元赔偿、“医院当庭承认错误”了结。
　　对逝者家属来说，意识到“过度治疗”的恶果为时已晚，然而诉讼结局毕竟可以算作不幸中的一个幸运，因为要想证明“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过度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被追究的。患者家属或者旁观者即使心存怀疑，也很难拿出确凿证据来指控医疗中的过失。
　　尽管如此，这一病例还是促使我去搜寻一些资料，结果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近几年有很多人指出“过度治疗”给癌症患者带来巨大伤害，而且，这种伤害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有一项统计称，由于过度和不合理的治疗，“致使至少15％的患者加速死亡”。另外有个说法，叫做“三个三分之一”：
　　死于癌症的人———
　　三分之一是吓死的；
　　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过度治疗”导致病人无法承受而死；
　　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说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
　　2008年秋天，也即我决定不做“化疗”之后几个月，适逢上海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召开。由上海　《新闻晚报》　发表的一则消息说，“过度治疗”正在损害患者的肌体，“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与会的400位国内外专家对肿瘤的过度治疗达成的共识。
　　我很快就看到了这次会议提供的一些调查数据：
　　———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
　　———全球肿瘤患者有三分之一死于不合理治疗。
　　———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在2009年提供的一项资料，目前，美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达81％，而我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仅10％。差距如此之大，应当能够间接地证明，中国人遭遇的“过度治疗”，比美国人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