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东。1970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著有《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实在的张力：EPR 论争中的爱因斯坦、玻尔与泡利》等书。 （何籽/图）
本栏编者邀请我给读者推荐几本书，这似乎假设了推荐者值得仿效，推荐者也很明白他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而他走到今天的路程，也可以帮助仿效者走到或走近他所在的地方。我自己是学哲学的，用汉语的“哲学家”自称呢，太过自夸；用“哲学工作者”呢，好像跟“性工作者”又成了一类。那我还是自称为哲学家吧。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多哲学家（要学点哲学的人应该多些）。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潮，文化人、“哲学家”特多，哲学爱好者也很多。但那也许是浮肿。之后所谓的物欲横流的时代，对哲学也许并非坏事。这样可以消肿，大浪淘沙。不幸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肿像是被刀乱砍下去的，有的肉被砍掉了，而有的肿还在。（这里欢迎大家自行对号入座。）
即使哲学家值得效仿，我们是否知道如何去效仿呢？我们当然可以观察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学点儿哲学的人，就应该知道联接与因果性的差别。只是因为两个事情常相伴随，不等于说它们之间有因果联系。并且，即使哲学家的一些作为对他的成长真有用，不等于这对其他人也有用。“东施效颦”，“若不自宫，也能成功”，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铺垫完了，谈谈自己的哲学历程。我是1970年生人。中学对哲学感兴趣，读了一些对自己有影响，但是回想起来有些后悔、有些不好意思、并且也绝不会向读者推荐的书。客观原因呢，是那时候文化很热，好书很少。比如记得自己啃过一本叫“哲学词典”一类的书。后来又读了罗素的以罗素哲学为最高峰、为万物尺度的《西方哲学史》，当时还觉得很开眼。当然还读了一些其他哲学通史的书，是更不入流的哲学工作者用几页纸给你讲明白历史上最聪明的人的鸿篇巨制在讲什么的书。现在这类书更多，并且通过考试，逼着学生读。据说我的一个同事这么评价一本当下流行的哲学史书，说它每一页都闪耀着考研标准答案的光彩。这样的书，除了考哲学系研究生的同学不得不读外（请接受我的同情！），是用不着读的。
对我自己的成长有益，也还拿得出手的，一大类，就是我少年时读的很多科普、科幻类的书，以及大学念物理时读的各种物理书。因为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去读它们。读了它们，对这个世界更好奇。读这些书，能看到科学家智慧的光芒、深刻的人文与宗教情怀；上学期课上看着纷繁的世界被简明的理性规律描述，下学期课上接着发现这些描述被颠覆，从中体会宇宙之伟大与人类渺小的同时，又为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而且居然还能理解它……的一小部分而感到幸运，甚至是为人类的理性骄傲。凡此种种，都是太好的哲学教育。
我自己现在做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但最初，不是对中国哲学的热爱，而是对传统中国的热爱。这种热爱，来自对她的文学与历史的阅读。因此，在以中学教科书为基础、以《河殇》为高峰的随意贬低传统的1980年代，我没有跟上潮流，可能就是小时候读林汉达、大一点儿读范文澜的缘故。这些书可能算不上太好，但比起中学教科书和《河殇》的胡说八道，倒是很好的防毒面具。
本科念核物理专业，基本上是以票友心态学物理，为将来学（西方）哲学打基础。1989年入北大军训一年，回来不久赶上冯友兰先生去世，图书馆里挂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受了些触动。之后，哲学系一位老师开全校公选课的“中国哲学史”，因为不是“科班”（刻板？）训练的专业课，老师讲得很自由。伴着这门课，我仔细读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本），终于发现，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叫中国哲学。
冯先生是个学贯中西、自有思想的哲学家，他的这本书，常有点睛妙笔，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秒杀、完胜很多哲学工作者的哲学史。虽然仍不是了解历史上大哲思想的可靠渠道，但它却给了我们冯先生的见解与思考。更重要的是，冯先生这本书，一直贯穿着一个大问题，即中国思想何以为哲学。我想，他也许一直在赌一口气，拒绝把中国的东西当成“中国学”（sinology）的对象，当成“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在1948年的时候，毅然拒绝留在“虽信美而非吾土”的美国而回国。
但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他归国不久，正确的哲学就只剩下一个，而他的中国哲学，最多也只能被当成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还不时被拿出来砸两件。这之前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哲学简史》，成了他自由追寻哲学的最后纪念之一。它不像胡适甚至冯先生更早写的《中国哲学史》那样，还有用西方哲学硬套中国思想的痕迹，而是真正理解两者之后，在同与异之间，让双方交流、对话。它既对我有深刻影响，也是我现在还会读的书。
另外两本对我有类似影响的书，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由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五四，中国学人大多对中国传统失去了信心。号称是文化保守派的新儒家，也只能在文化或心性上保守传统。在这一点上，他们宛若激进派的帮凶，把儒家阉割得只剩心性哲学，打着保守的旗号，革了传统中国哲学的大半条命。在中国学人信心被打乱，进退失据的情形下，钱穆先生能够挺身而出，为传统政治及其哲学辩护，值得敬佩。他大概没有读过韦伯，但似乎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之局限先知先觉。在《国史大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读这本书要有的信念，比如要对本国历史拥有温情与敬意。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看到酱缸的，自然满眼都是酱缸。但是，钱先生虽然为中国传统、包括传统政治辩护，他并不像辜鸿铭一样，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对这个传统中的得与失，能加以公允的评判，并且并不都是维护儒家——如他对秦代的称赞、他对程颐的批评，等等。他的态度，可谓在温情与敬意下的公允。
更有意思的是，钱穆不像20世纪的新儒家，“会通中西”，硬要从儒家中捏出个康德来。但是，读他的书，我们可以感到他与西方思想进行着真正平等的对话。比如，《国史大纲》中，谈到科举制度，钱先生指出，它“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这与西哲密尔、罗尔斯等人所讲的民主参与的好处，遥相呼应，但他所讲的，却又并非民主参与的制度。其中的微妙，自然会引起细心读者的兴趣。我是在已经做了一些传统哲学现代意义的工作后，才读到这两本书的，只能大言不惭地说一句，“心有戚戚焉”，同时，也很安慰，因为钱先生的书，让我觉得自己从文本出发的解读，并非妄断。
最后，单子里还要列上《论语》与《理想国》。当知道分子，读读哲学史，甚至读读维基百科，就够了。真想学哲学，要读原典。中西两千年，有太多的经典，这里只能列上两部根源性的经典，做个代表而已，并不是觉得只有它们最好或只读它们就够了。不过，孔子据说是第一个私人教师，开启了官学私授也就是诸子的传统。柏拉图呢，据说欧洲哲学传统是由对他的一系列注脚组成。并且，他们直面问题，还不像后世一些哲人，在一个已经形成的“行话”体系里说话，乍看起来拐弯抹角，甚至是无关痛痒。读《论语》和《理想国》，则有一种欺骗性的直白，让我们很快读进去。但一遍遍地读它们，尤其是参照后来的经典，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一层又一层的思想，百读不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