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末代亲王溥杰夫妇
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末代亲王溥杰和家父沈醉都是第二批特赦人士，又同时于1962年春被周总理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因为当时在文史专员室里，大伙称溥仪为“大溥”，溥杰为“二溥”，而我父亲在专员们中间最年轻，所以，他便分别尊称溥仪和溥杰为“溥大哥”“溥二哥”。在家父的眼里，溥杰是一个彬彬有礼、谦虚谨慎的人，他见谁都点头弯腰，一副“礼多人不怪”的样子。然而，溥杰的婚恋生活幸福却不美满，这也是家父沈醉见证了的
嵯峨浩做的炸紫苏叶是溥仪的最爱
1962年秋，我从长沙来到父亲身边不久，就认识了溥杰和他那特意从日本赶来与他团聚的妻子——嵯峨浩以及他们的小女儿娉生。
家父是溥杰家的常客，跟溥杰一样称嵯峨浩为浩子。那时，全国政协礼堂每周都会为政协委员、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放映一两场电影或举办文艺演出。我随家父去礼堂看演出时，常常能见到溥杰夫妇和娉生。娉生那时已经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了，身边常常有一位英俊帅气的小伙子陪着。听家父说，那是溥杰夫妇为把女儿留在北京，特意为她物色的男友。遗憾的是，一年多以后，娉生还是回了日本，嫁给了一个日本人。娉生走了以后，溥杰夫妇也许是因为太思念女儿了，常常在邀请家父时，特意叮嘱把我也带去。我功课不忙时，随家父去过他家几次，每次都能在他家美美地吃上一顿饭。
溥杰夫妇当时住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街52号与人民剧场相邻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小院不算大，却雅致怡人。朝北的厚重红漆大门打开后，见到的是一堵灰色的影壁。影壁紧挨着西厢房的一面山墙。绕过影壁 ，小小的庭院映入眼帘。庭院里，栽种着一些花草和两棵果树。院中还有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大鱼缸，缸里养着几条红色的金鲤，水面上还漂着几片绿色的浮萍。院中有石子铺成的小径通往东、西、南、北的厢房。家父曾告诉我说，那个小院是溥杰的父亲醇亲王早年购置的产业。浩子从日本来京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很重视，不但让人把这个小院还给了溥杰，而且给浩子与溥杰一样的工资待遇，政府还出资给他家请了个保姆。
我第一次随父亲去他家时，溥仪也在。那天吃午饭前，浩子带我参观了她家的住房。东、西厢房分别是厨房、卫生间和工人房；北屋是他们夫妻的卧房、书房和起居室。起居室的正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美貌少女的照片，我知道那是他们已故的大女儿慧生的遗像，也不敢多问；南屋带有走廊，是小院的正房，也是他们的客厅，是接待来宾的地方。浩子带我参观时，家父和溥仪、溥杰就在客厅里品茗聊天。午饭时，浩子还亲自下厨做了一盘炸成金黄色、薄薄的、形似叶子的菜，直接放在了溥仪的面前。溥仪高兴得一连吃了三四片，才嚷着让大家吃。浩子用公筷给我和家父各夹了一片，得意地对家父说：“您猜猜这是什么做的？”
家父吃了一片，笑道：“薄脆清香，有股紫苏味。不会是你家院子里种的紫苏叶子裹上鸡蛋面粉炸的吧？”
溥杰笑道：“就是紫苏叶子炸的。以前你来，问我们种紫苏干什么，就是为了做这道菜的。我大哥最爱吃这道菜。”
家父笑道：“没想到紫苏叶子还可以这样吃，味道真不错。我们湖南人也爱吃紫苏，不过只是把紫苏和酸梅放在一起，做成苏梅，梗子也可以吃。”
浩子连连摇头说：“不！梗子不能摘下来，让它长新叶子。”
以后，我又随父亲去过他家几次，每次去我都能从溥杰夫妇和家父的嘴里知道一些关于他们夫妇的传奇经历。那时我虽只是个头脑简单的学生，但他们这对异国夫妻的经历太特殊了，还是令我难以遗忘。
所谓的“亲善婚姻”也有真爱在其中
伪满时期，溥杰被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当时，他已与前妻唐怡莹离婚。日本人为使伪满皇族中渗进日本血统，将来好进一步控制伪满政权，就想让溥杰与日本女性结婚。不过，当时作为伪满皇帝的溥仪已经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就在溥杰从日本学习回国后，想方设法让溥杰尽快与中国女性订婚，以绝日本人的这一念头。谁知，正当他们兄弟紧锣密鼓地选定了一个皇族女子，即将订婚之际，日本关东军司令参谋、原日本士官学校教官吉冈中佐却以老师的身份把溥杰找去，对他恩威并用，劝他不要与中国女子订婚，而应该找一个日本女性。溥杰虽然清楚这是日本人下的圈套，思想上很矛盾，但考虑到如与日本女子结婚，将有利于自己的前程时，便妥协了。于是，他又一次被送往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以便将来取得掌管伪满军队的资格，同时解决与日本女子的婚姻问题。1936年底，经日本关东军军部本庄大将出面，为溥杰选定了出身于日本公卿侯爵之家、与日本明治天皇有血统关系的嵯峨浩为配偶。
在日本豪门贵族家庭长大的嵯峨浩美貌、热情，天资聪慧，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诗琴书画无所不通，对书法、绘画更是情有独钟，渴望将来献身于书画艺术。无端地被关东军卷入了政治婚姻的旋涡，这桩无法抗拒的政治婚姻，曾给浩子一家带去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她的家人不愿她远嫁中国，更不愿意让她嫁给中国人；她自己对这桩意想不到的婚姻也茫然不知所措。但关东军为了达到所谓“日满亲善”的目的，不惜对她的家人软硬兼施，迫使他们不得不应承了这桩婚事。值得庆幸的是，相亲之前，嵯峨家从各种渠道得知溥杰是个勤奋好学、宽厚谦虚的青年，大家的心放宽了些。相亲之后，双方都很满意。溥杰爱慕浩子的美貌、温柔；浩子则爱慕溥杰的人品、风度。浩子曾经说过，溥杰当时给她的印象是：“一张温和安详的脸，五官端正，眼镜后面的那双明亮的眼睛透着聪明，像个学者、文人。讲起话来，没有一点傲气，很谦虚，日语也极为流畅。虽然不太注意仪表，却显得很诚实宽厚……是个无可非议的男人。”当时连她那最反对这门婚事的祖母也对溥杰赞不绝口，认为他是个仪表堂堂，有出息的好青年。
1937年年初，他俩喜结良缘。婚后，夫妻十分恩爱，特别是浩子，她根本不顾关东军的约束，全身心地投入了溥杰的怀抱，以他的喜为喜，以他的忧为忧。婚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作为中国人的溥杰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一连几天都沉默寡言，闷闷不乐。而浩子虽为日本人，但心里对日本军队的侵华行为也极为不满。她同情地对溥杰说：“日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后来，她随溥杰回到当时的伪满“首府”长春。她不仅尊重丈夫，而且尊重溥仪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她也因此得到了亲友们的尊重和承认，就连一直对她存有戒心的溥仪最后也被她的真诚所感动，把她视为值得信任的弟媳加以爱护关怀。特别是她先后生了两个女儿之后，溥仪对她更加关心，甚至把她的大女儿慧生视为掌上明珠。1939年春，溥杰出任伪满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时，因为战争把日本社会推到了十分艰难的境地，生活在日本的溥杰夫妇同样受到了物资匮乏的困扰，溥仪就常常派人送去食品和日用品，对他们也很关心。
大女儿的离世使溥杰痛言“罪咸在我”
1945年秋，日本终于未能挽回失败的命运，宣布投降了。长期依附于日本势力的伪满政权也宣告结束。面对“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溥杰知道大势已去，自己的希望、梦想已成泡影，曾想以自杀求解脱，同时也想以死来表达对日本和伪满皇室的耿耿忠心。可是，当他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时，浩子那深情的眼睛和孩子可爱的小脸便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的手颤抖了，心疼痛了。他明白，无论日后道路如何艰难，为了她们，他也应该活下去。
此时，浩子也经历着一场考验。她的一个日本朋友建议她带着孩子随他们一起飞回日本，以免日后无法脱身。她也深知事态的严重性，知道作为日本人的自己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可是，她还是毅然拒绝了朋友的好意。她觉得自己首先是溥杰的妻子，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她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丈夫。不久，溥仪、溥杰等伪满官员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逮捕，浩子仍随其他“皇室”眷属一起流亡，直到那些眷属都被遣散了，她才带着女儿辗转回到了日本。从此，她和溥杰天各一方，一别就是十六年。这十六年里，他们夫妻的生活、思想和人生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感情没变。溥杰在战犯营里总是想方设法打听妻女的下落，而浩子除了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女儿之外，就是不断地向陆陆续续被释放回去的日本战犯打听丈夫的消息。这几乎成了她唯一的安慰。1951年4月，溥杰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给浩子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信上只有十二个字：“注意身体，拿出勇气，等待下去。”这张明信片对浩子而言真可谓字字千金，它不仅给她带去了希望，同时也给她带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然而在这期间，浩子又承受了大女儿慧生突然夭折的悲哀。
慧生1938年出生于长春，虽然1943年回到日本，但她对父亲、对中国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她还是初中生时就已经懂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放弃了自幼就喜爱的音乐，开始刻苦学习唯物主义哲学和东方文学。她的书架上不仅有中国古典名著、古诗词，还有鲁迅、林语堂等现代文人的作品，甚至开始攻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共产党宣言》《经济思想史》等著作。慧生这种对中国的热爱之情使浩子很欣慰，她特意给她聘请了专门教中国语言、中国文学的老师，还让女儿学习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慧生对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的热情很高，成绩非常优秀。1955年，十七岁的她为了能够常常与父亲通信，了解父亲的情况，还背着家人贸然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
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尊敬的中国总理、伯伯、先生：
我是伪满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的大女儿，名叫慧生。这封信是我背着所有的亲人写给您的，因为我太想念我的父亲了。相信伯伯一定能理解一个十七岁女孩的心情。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的中文给您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中日两国体制不同，人们的思想各异，但骨肉之情在中国和日本都是一样的……
现在，中国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却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地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伯伯能将这封信连同照片一起转交给我亲爱的父亲，并衷心希望能允许我和父亲通信……
溥杰看到慧生用中文给他写的信后，称赞不已。可是，他们夫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慧生在大学攻读东方文学之际，竟意外地和一个疯狂热恋她的日本青年一起死去了。两人头上各中一枪。是自杀还是被杀，至今都还是一个谜。
慧生的死给溥杰夫妇带来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浩子因此大病一场，却又不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狱中的丈夫，而是自己默默地承担着这个巨大的悲痛。然而这一噩耗并没有彻底瞒住溥杰，他很快就从其他渠道得知了慧生的死讯。他悲恸不已，却不忍向妻子详细询问慧生的死因，怕引起妻子更大的痛苦。他只是把满腔的悲恸之情凝聚在三首《哭慧女》的诗中，其中之一是这样写的：
呜呼慧儿！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丧汝，在此驹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茕孑东篱寄食，复使汝焦侧北京上书；还使汝莹雪成恨，祸发天城荒麓；终使汝弃乐习文，反致沟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还使……罪咸在我而祸偏及汝。
溥杰觉得，慧生之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倘若不是自己过去的罪过，何至于与妻儿飘落两地？倘若不是自己前半生走错了路，又焉能身陷囹圄，使妻女无人照料，造成了慧生的早逝？诗成后，他不敢把它寄给妻子，担心增加她的痛苦。不过，浩子并没有被悲痛击倒，而是毅然拿起笔，写了一本名为《流浪王妃》的书，把自己对女儿的思念，对丈夫的深情以及对中国的热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都倾注在书中。后来，该书还被改编并拍成了电影。
送走爱妻，溥杰余年寄情书画
1965年底，我离开北京去宁夏支边，家父也于1968年被“四人帮”关进了监狱，与溥杰一家的联系自然中断了。直到1972年底家父出狱，次年，我抱着长子回京探亲时，才又随家父去探望了溥杰夫妇。他们告诉我说，“文革”中，红卫兵也曾冲到了他家的院子，乱砸了一通，还冲他大喊“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站出来”“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赶快低头认罪”等口号。幸亏周总理得知后，采取了周密的保护措施，才使他们一家免遭厄运。溥杰非常激动地说：“周总理对我的恩情真是比天高，比海深，让我没齿难忘。”
“文革”结束后，随着政策的落实，我回到了北京，家父和溥杰也渐渐受到了社会的关注。那些年来，溥杰夫妇共同为中日的经济、文化交流出了不少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人们渐渐地对名人书画的兴趣越来越浓，溥杰的书法作品广受青睐。他自幼就精习书法、诗词，具有坚实雄厚的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他曾将自己的书法经验总结为：“腕头力气刚浑劲，纸上临摹守碎离。心正自然丰笔韵，形拘自得趋丰姿。”在书法界可谓自成一家。 他的书法猛一看，形似瘦金体，却雅致流畅、柔中带刚。他赠给家父好几幅条幅，也曾特意给我写过一幅字，一撇一捺都隽秀、婀娜，像兰花叶似的。不过，被我视为传家宝的还是1984年他跟家父两人互开玩笑时写的条幅。两张条幅裱在了一起。家父戏赠溥杰的条幅是“诗文书画早成家，可惜年来记性差。张冠李戴寻常事，毋怪人称马大哈”，溥杰的条幅是“如椽彩笔自成家，学习成文两不差，誉我冠军惭谬荐，忝居二位马大哈” 。这条幅见证了两位老人非同一般的情谊和风趣、幽默。
1986年底，浩子因肾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外宾病房，各级领导对她非常关心，派了最好的医生为她治疗。溥杰对浩子更是关怀备至。尽管溥杰当时还担任着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工作较繁忙，但他每天下班后，必定要去医院看望浩子，还亲自给她喂水、喂饭，给她买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晚上，就躺在浩子病床旁的折叠床上休息，以便随时观察浩子的病情变化。
一天，我和家父去医院探视时，在病房门口见到了一幅感人的画面：年已八旬的溥杰正在用汤匙一勺一勺地给浩子喂水，然后细心地用毛巾为她拭去嘴角的水迹，还不时地俯身悄声地对浩子说着什么……此情此景让我非常感动。告辞时，溥杰送我们走出病房，家父紧握着他的手说：“溥二哥，您也得好好保重身体啊！”溥杰感激地点点头说：“自从我老伴住院后，党和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照顾，医护人员也精心治疗。这一切使我感激不尽，我愿多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
1987年6月20日，浩子病逝，溥杰痛不欲生。即使他们的小女儿和女婿在身边安慰他，他还是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家父为分散溥杰的注意力，时常去他家陪他闲聊或约他一起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正如溥杰在他的《自传》里写的那样：
正当我痛不欲生，整天痴痴呆呆、百无聊赖的时候，我的老朋友沈醉来看我了。我俩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已经共事二十五年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关心着我，勉励着我。他向我说出了一句使我惊心的话：“溥二哥！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我清醒了。是的，交给我们整理核实的史料还有很多没有整理呢！我的《自传》还没有写呢！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我还要为人民尤其为我们满族服务呢！我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我要振作起精神，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那以后……我又打起精神每天去从事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摆脱哀愁，寻找新的欢乐。
此后的几年里，溥杰不但为中日关系，经济、文化交流，为党的民族政策和满族经济文化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了《溥杰自传》一书。1993年1月，溥杰参加完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因颈椎病、气管炎等旧病复发，住进了协和医院。不久病情越来越严重，甚至昏迷。医院和中央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李鹏、李瑞环等中央领导亲自到医院探视；溥杰的女儿、女婿、亲戚和日本驻华大使、日本的一些友人都分批去医院探视。后来溥杰病情有所好转，但1994年初病情又开始恶化，不幸于2月28日病逝，享年八十七岁。
溥杰生病期间，家父也曾多次去医院探视。遗憾的是，溥杰病逝时，家父也因为患结肠癌，身体越来越差，连溥杰的追悼会也无法参加，而是让我代表他去溥杰的灵堂前吊唁。不久，家父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但还是于1996年3月病逝了。两位结识了三十多年的老友虽然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友谊至今还被传为佳话。■
（责任编辑/金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