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国人热议。由此，我想到了首届（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它颁给了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而不是列夫・托尔斯泰。当时，对这个初创的世界级文学奖，欧洲大陆的文学同行根本无从预见它的潜在价值，要公推人选，谁能望托翁（列夫・托尔斯泰）之项背？此外，还有哈代、易卜生、契诃夫和左拉等人也有望相继折桂。

　　从此，“获奖者为什么不是托尔斯泰？”这个问题就像魔咒一样纠缠世人。

　　1901年，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奥・威尔森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中有个特别的说明：“……幸亏这项奖金是每年颁发一次，一位优秀的作家今年就算得不到，明年、后年甚至将来也仍有希望，只要他的成就值得奖赏。”莫非托翁不够优秀？不值得奖赏？既然瑞典文学院承认他秀出群伦，又为何不把诺贝尔文学奖金颁发给他？托翁于1910年去世，首届没给他也就罢了，为何此后的数届依然与他无缘？有人说：“你要是委屈一个人，就要将他一直委屈到死，你若中途改变主意，再向他示好，他也不会领情。”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想法和手段，我不愿以这样的恶意去揣度当年那些评委的隐衷。好在1902年他们公开发表了一份“答辩辞”，总算让我们觑见了评委会的思想立场。他们充分肯定托翁杰出的文学成就，却又不肯将第一笔文学奖金颁发给他，是因为托翁“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赞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任意改写《圣经》”，“对于他那种罕见于一切文明样式的狭隘和敌意，我们觉得无法忍受”。

　　托翁未获诺贝尔文学奖，丝毫无损其英名，但这是一个坏的开头，此后，要是谁（普鲁斯特、乔伊斯、里尔克和博尔赫斯这样的文学大师）落选了，人们就会半抚慰半调侃地说：“列夫・托尔斯泰都没得过这奖，他们有什么好委屈好抱怨的！”于是，大家也就懒得去计较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乱“点菜”了，从一开始，有什么吃什么，就成为世人普遍的接受心理。

　　世界上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各个评委会有其不同的趣味和成见，他们爱颁给谁就颁给谁，文学未必额外受益，读者也未必额外受损，唯独记者捕捉到了热点的文化新闻，也未见得就有多热。获奖作家当然是受益者，用奥・威尔森的话说，“无论如何，得奖者在接到这项当代的荣誉花环时，他的报偿将胜于过去那种黄金桂冠所代表的物质价值”，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变成了奥林匹亚山巅，把一位作家从人的行列提拔到了神的行列。但获奖者也可能像“裸露的婴儿”一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和内心安宁就完全被打破了。

　　（作者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