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小传
1920年生，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译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
巫宁坤先生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公寓，家中摆设简朴而富有文化气息。书桌上引人注目的是余英时、巫宁坤、乔志高三人并肩大笑的照片。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巫先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讲完一句话都会笑。
谈起西南联大，巫先生取出一封汪曾祺的毛笔信让我欣赏。“曾祺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这两天刚整理出来他给我写的信，他送过一张最好的画给我，就是昆明的雨。这封信是讲怎么画昆明的雨，信是很珍贵的，用毛笔写，后来他给我写信就用圆珠笔或钢笔了。”他悠悠地回忆，“我们是1936年在镇江集中军训时认识的，在那儿真是朝夕过从。后来在西南联大又碰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每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泡茶馆、写文章、写诗，我们写出来都是互相先看一看，投稿出去，我们拿点稿费吃馆子。”
一生爱国，因为抗战而停止学业到军中当翻译，又在博士学位举手可得时回来报效祖国，巫先生把自己的经历总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余英时先生让我写关于思想改造的历史，他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所谓‘心史’，特别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我最近发现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狄兰•托马斯写的就是人的灵魂的受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那是最高级的人的灵魂的受难。《呼啸山庄》写的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所以才有价值，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则根本看不懂。”
现在，巫先生在美国多写书评和纪念性的文章。“现在余英时先生叫我收集起来，在台湾出版，他觉得这些很重要，应该把它结集出版，这书叫《孤琴》。”巫先生说，“我是懒得不得了的人。有人告诉我应该写到美国以前的事，我眼睛不好，现在离开电脑不能写什么，我拿起笔就写不出来。”
正谈间，巫太太李怡楷回来了，巫太太是虔诚的教徒，巫先生专门找出一张1986年到梵蒂冈见教宗的照片。晚年生活，夫妻相伴，过得从容。巫先生幽默地说：“我的一辈子最后就到国际难民公寓来了，我这里旁边是墨西哥人，再过去是美国人，再过去是香港银行家的夫人……”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在学期间，他与汪曾祺过从甚密，多受沈从文、卞之琳的教益。
南方都市报：现在很多人怀念西南联大，在你的印象中是什么样的？
巫宁坤：大家生活过得很苦，可是情绪都很高。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一起是喜欢文学的，所谓文艺青年。我们并不太关心政治，可是政治关心我们。我们很多时间并不花在课堂上，因为有时候要跑警报，上课也不多，也不是每个教授都教得很好。大家现在都讲大师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师生的接触就超出教你课的老师，好像沈从文、卞之琳没有教过我，可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教师。周煦良介绍我认识卞之琳，吴宓也是我拿着周煦良的介绍信去拜访他的。
我跟卞之琳的来往就很多，我的外国文学都是亏他给我介绍，每次他都给我几本书看。他的书就是英国文化书，他对法国文学也很有研究，这对我影响很大。
沈从文先生也是没有架子的，我跑去拜见他，他总是欢迎的。后来我到北京以后，才发现沈先生原来跟我是亲戚，他的太太是张家的，我的姨妈就是她的婶母，所以后来他送给我书的时候，就写“宁坤表弟”。
南方都市报：你在西南联大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巫宁坤：主要兴趣就是看书写东西。那时候想写诗，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诗，胡写，因为我的老师也鼓励，就想学点英国文学。那时候会英文，法语刚学了一年，本来读下去的话，法语要学三年，那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了。说实话，在西南联大也没有学过许多东西，都是看书，都是卞之琳借的那些书，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这很好，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人又好，不是后面碰到的势利鬼。杜运燮你听说过吧？老杜跟我在外面租房子住，目的就是可以安静地写诗，老杜写诗很有意思，一天一本，小笔记本。我是一天一首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当不了诗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对英美文学已经很感兴趣了？
巫宁坤：我们在高中有英语课，到了西南联大，大一英语就是一本英语课本，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有一门课叫英文散文，一门叫英文诗，至于小说，还没有碰到。小说课要到三年级才有，我根本没有念过。我跟吴宓先生学了一年，他是教欧洲文学史，这是外语系的必修课，那课分量很重，占的学分最多。当然他有多大的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
巫宁坤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夏，作为博士候选人的巫宁坤应燕京大学西语系电聘回中国任教，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
南方都市报：怎么在西南联大那么好的大学读了一年多就走了？
巫宁坤：是因为飞虎队到中国来了，我是第一期翻译班，是战地服务团办的。那时候要学英语，而且我要抗战，美国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还能不去吗？我跟杜运燮是同时报名的，当时外语系只有我们两个报名，到第二期就征调了，后来在全国的大学征调。
南方都市报：在军中搞翻译就搞了5年？
巫宁坤：从1941年到1946年，后来我在1943年12月到美国来，太平洋战争以后，飞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所以飞行人员就送到美国来学习。我在机上当翻译。打完仗，我是第一个辞职的。学英语还要回去啊？当然在美国学了。就留在美国读书，原来在西南联大已经有学分了，又学了一年多，就毕业了。1948年拿到学士学位了。后来我就到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多，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就留下来念博士学位，后来燕京大学因为美国人要走了，把我请回去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在美国特别想回国？
巫宁坤：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1951年我在念博士学位，正在写博士论文，因为燕京大学来了两个电报请我回去，而且那时候多拿一个学位，负担重一些，因为回去是美国学位。(笑)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吗？
巫宁坤：很不了解，因为国内的人不断地来信，劝我们回去，我妹妹就是一个。巴金的夫人萧珊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来信叫我回去，叫我不要当“白俄”，说得很严重啊。而他们就是我最相信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到燕京大学教书跟赵萝蕤很有关系？
巫宁坤：就是她请我回去的。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文艺理论嘛，我们都是芝加哥学派的，老师都是一样的，通过老师就互相了解学习的情况。她希望把燕京大学英语系办成像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所以请我回去。她是非常温和的人，很听话的，时代变了，就跟着走的，不是跟你对着干的。她亏得是这样，本人吃的苦就不多了，当然后来她丈夫陈梦家自杀了，她自己也变成精神分裂，她后来写了陈先生简单的传记，在国内发表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南方都市报：你到了燕京大学时，讲话很自由吗？
巫宁坤：那当然是很自由，他们警告过我的。赵萝蕤和吴兴华都警告过我的，我那时候情绪很大，整到我头上，我就有情绪嘛。经历的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嘛。应该说我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南方都市报：你在北京的时候，是因为搞翻译的事情跟钱钟书先生认识？
巫宁坤：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亚太地区和平会议，我到燕京大学不到一年，他们就把我调去了，那次很多人，像卞之琳、朱光潜都去了。那时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汉译英，一部分英译汉，英译汉那边是卞之琳、朱光潜在掌舵，我们这边是钱钟书、李赋宁等人和我。我那时候有情绪，钱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也没有后来的地位，就是一个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的人物。我们去上班的时候，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他后来当了副院长的时候有专车了，他也不大去，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吧。
南方都市报：像在历史运动的大关口，心理上怎么挺过来？
巫宁坤：许多人碰到一件事情，挨整了，觉得冤枉得不得了：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整到我？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为什么不能整我？而整别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缺点，觉得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很多人自杀就是这个原因。你要枪毙我的话，我无还手之力，但是我绝对不会自杀。起初我还在怀疑自己，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追求进步，快得不得了。吴兴华可惜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钟书啊!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钟书好。我很痛心，因为吴先生我是很喜欢的，我们一起打桥牌嘛，他讲话有时候也露锋芒吧。环顾左右，就是那个情况。
1979年，巫宁坤“错划右派”改正，返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曾于1986年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1990年曼彻斯特学院人文科学名誉博士，1991年曼彻斯特学院驻校学者，1992年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客座教授。
南方都市报：回到北京以后，联系比较多的还有哪些老朋友？
巫宁坤：赵萝蕤还有联系，穆旦全家一直也有联系。我一回去，钱钟书就跟我有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我们东拉西扯的，你不用提话题的，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钱先生后来住在一个副部级的房子。
我到沈从文家特别舒服，沈先生从前住在一间西晒的破房子，后来给了他两间也很小，最后分到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他是到历史所去当研究员，他的级别恐怕不会比我高，他是世界级的大师，但是人家不管这些。
我回去时，汪曾祺因为《沙家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后来我跟他来往比较多。他后来想写一本关于汉武帝的小说，我觉得他基本上很压抑，他喝酒，是酗酒。你别看他那儿很热闹，谁来都行，他是那么聪明的人，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的文章，他很寂寞，他是沈先生最得意的门生。我想曾祺他不适合写什么汉武帝，他写那些散文、短篇小说很好。他后来为了跟江青的关系，写了十万字的检讨，这是国宝，应该拿去存在档案馆里。他的工作很滑稽，是北京京剧一团。(笑)
南方都市报：怎么翻译起《了不起的盖茨比》？
巫宁坤：1980年，是《世界文学》找我翻译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找我，因为我当时是受批判的人。限我两三个月交稿，大夏天，10月份要出版，6月还是7月才找我的，当我是翻译机器似的。我在50年代也翻译过一些东西，都是人家要我翻译的，我自己也没有翻译家的愿望，也没有翻译家的本领。
南方都市报：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是怎么回事？
巫宁坤：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让我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我寄给他的稿子以后，觉得自己翻译得实在不好，就给他写信：你退给我吧，你找王佐良翻译好了。袁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那就算了，后来隔了多少年后，香港有个诗人叫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把余光中的翻译贬得一文不值。我是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能把话讲得过头。他很硬：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反驳的文章登出来。可网上有些人写了，都同意他，觉得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南方都市报：重新到美国是什么样的机缘？
巫宁坤：1982年，加州大学邀请我的，他们说你离开那么多年了，对美国情况不熟悉了，先到美国游历一下。所以我提前来了，然后到加州大学。
南方都市报：三十来年没见，有什么变化？
巫宁坤：我这人是很不敏感的，看不出什么大的改变。当年没有把博士拿下来，现在想想有什么用呢？现在博士满国跑了。(笑)我们那一辈人当博士导师的，很多没有博士学位，像李赋宁就没有博士学位。钱钟书也没有，他是文学学士，然后毕业以后一年，交一笔钱，就可以封你一个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