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念白——于会泳和他留给历史的悲声 _八面来风_教育视野

1967年5月24日，“革命样板戏”这个词汇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而一周后在《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中，又5次出现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字样。一个本该是文艺范畴的概念就这样强行闯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并刻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所谓“八个革命样板戏”，是指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今天看来，这些剧目利用现代舞台及音乐元素改造传统艺术，是有着一定积极意义的艺术探索。然而这些艺术形式被运用于政治运动当中，并在后来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标志。

　　55年后的年轻人无法理解样板戏这个概念，更无法理解它们对人、对社会、对一个民族的悲剧性影响。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正因为如此，本文向今天的读者重新提起样板戏和样板戏后面的一个名字——于会泳。

　　于会泳，艺术上他是大师，极富创造性；政治上他是小学生，不通权谋，也缺乏政治理念；工作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堪称劳模；生活中，对母亲来说，他是个大孝子，对妻女也是不错的丈夫和父亲；而性格上，他甚至还有与其“国字脸”上呈现的男人气息不太相称的懦弱和胆怯。此外他还有点中国农民特有的小气、狭隘和虚荣。如果不是政治，他会在把自己的才华展示到淋漓尽致的时候垂垂老去，从而获得艺术上的至尊地位。当然，反过来也能这样问，如果不是政治，他是否有机会把才华展现到极致？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亦如此。

　　“失足”

　　这张主观上没有“投敌”动机、客观上也没有形成任何事实、同时表明他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纸条，没有落入“蒋军兄弟”手中，而被自己的同志装进了档案。

　　于会泳属于正宗的一代贫下中农苦出身，根正苗红。1925年6月24日，他出生于山东威海乳山南端的一靠海渔村，原名于会永，小名永顺，17岁时自行改名为“于会泳”。他的家乡居民有吆喝民谣的风俗，于会泳自小就耳濡目染，并且深深喜欢上了这种民谣。而胶东当时又盛行皮黄，他渐渐也喜欢上了京戏。由于他对民间文艺的酷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京胡、三弦、笛子等乐器，而且越玩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

　　抗战期间，于会泳的老家是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他开始了创作生涯，所显示的才华让他顺利进入了部队文工团。

　　于会泳是个孝子，父亲早逝，靠母亲拉扯成人，他对慈母有着深刻的挚爱，可是在战争年代却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革命性高于孝悌，还是孝悌高于革命性？于会泳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他政治上的单纯一面，始终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的顺序。正是这个没搞清楚的问题，几乎牵扯了他一生，对他后来在文革中追随江青、效忠“四人帮”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抗战结束，内战烽烟又起，1947年3月于会泳所在部队文工团遭到国民党部队围攻，当时的战况要求文工团疏散，年轻的于会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活到战后，他的手头刚好有一包部队分发的物资，他打算，如果自己死了也能给母亲留下一点“遗产”，于是他写下这样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们：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地址）。”

　　另附一张背面写着老家地址的照片。但于会泳显然有些犹豫，他询问文工团教导员张显可不可以这样做，张显觉得这样不好，把纸条收了起来。

　　战事结束以后，张显将纸条上交给胶东文化协会会长马少波，马少波十分震惊，认为这是一种“变节”行为，召集全体文工团员对于会泳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于会泳被隔离审查，随后调离文工团，调入《胶东文艺》搞些誊写工作。

　　这张主观上没有“投敌”动机、客观上也没有形成任何事实、同时表明他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纸条，没有落入“蒋军兄弟”手中，而被自己的同志装进了档案。

　　此后，于会泳战战兢兢、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业务上。他的音乐技能以及对音乐的理解有了飞速提高，并以交口称赞的工作成绩重新回到文工团。

　　运动

　　随着政治运动的高涨和频繁，于会泳因为这张纸条，几乎成了所有政治运动中的“反面角色”，档案里的材料也越来越多。

　　1949年，随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于会泳来到了一个新时代，同年他以优异成绩被推荐到“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1956年11月正式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学习，11月被批准入党。在上海的一年学习中，他的多才多艺、勤奋好学给院长贺绿汀留下深刻印象，当他以优秀成绩毕业时，贺绿汀决定留下这位才子。于会泳这个乡土艺术家成了一名专业音乐工作者，在上海安家成婚。

　　1953年秋，新婚不久的于会泳便回山东展开了调研工作，几个月的努力，他参与完成了许多民间艺术的整理工作。

　　就在于会泳潜心研究、并得意于业务成就时，阴影却朝他袭来。

　　“胡风事件”之后的1955年6月开始了“肃反”工作，上海音乐学院主持这个工作的是萧挺，他原本想发挥一下于会泳这个来自老区干部的作用，翻看档案时却发现他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萧挺立刻提高了警惕，觉得此人靠不住。

　　肃反与于会泳无关，但“反党分子”却是应该有的，他就是放弃在美国优厚待遇的“海归”音乐家杨嘉仁。于是组织安排于会泳对杨嘉仁进行批判，于会泳听话，按组织要求声色俱厉地批判了杨嘉仁。可时隔不久，又发现杨嘉仁没有任何反党行为，这下，于会泳觉得自己上当了，把“同事关系都搞坏了”，便跑到领导那里发了一通火，表示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可是，在“正直而单纯“的领导看来：我是代表组织安排的工作，你说上我的当，不就等于上组织的当吗？

　　于会泳同样单纯，他批判杨嘉仁，是真的以为他干了什么“反革命的勾当”，当他知道确无其事之后也真的不高兴，认为自己“充当了打手”。于会泳的牢骚使他得到了“党内民主派”的称号，他的牢骚也被装进了档案。

　　此后，人们又从于会泳编著的民间曲谱、曲调上找到了他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和“剥削行为”，原因是在这些著作上，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前面，拿到稿费也没有与学校分成，因为学校支持了他的调研差旅费。

　　老实的于会泳一举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运动员”，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短暂下放劳动了一段时间，回到学校后业务上也被贬斥，本来他已经是本科的任课老师，却把他派去做戏剧培训班的短期教员——没想到的是，他的天分和勤奋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此，他走进了中国戏剧的世界，滋生了改革中国传统京剧的想法。

　　随着政治运动的高涨和频繁，于会泳因为这张纸条，几乎成了所有政治运动中的“反面角色”，档案里的材料也越来越多，什么“党内民主派”“白专道路”等等。这使他在政治上有了永无出头之日的感觉。

　　越是政治上无望，他就把越多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造中去，到文革开始前，他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著有多部音乐理论著作、论文和歌曲，如专著《基本乐理》，论文《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关于辨别调式问题》《民间曲调研究》《唱词关系研究》，创作了《伟大的毛主席》《北京的朝霞》《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党的恩情长又长》这些具有浓郁民间风格而又无地方色彩的曲目，初步形成音乐理论的“于氏体系”，在音乐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戏剧培训班期间，他一面认真聆听京剧名宿的讲座，一面虚心向那些精通西洋音乐的理论家们求教，提出了京剧“改用普通话的声调系统”的创新建议，并且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京剧理论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成为他日后从事“样板戏”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

　　机遇

　　此次接见，确实是于会泳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对音乐的精通和理解，与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1963年上海元旦联欢会上，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倡议，给“革命现代京剧”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此时于会泳已经是造诣深厚的音乐理论家，他强烈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在“革命现代京剧”中得到充分运用。即将升任“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对参与“革命现代京剧”的音乐工作者们提出了三个标准：“一是懂现代音乐；二是懂戏曲的规律；三是愿意搞戏曲现代戏音乐创作。”这时的于会泳还在“革命现代京剧”的大门口徘徊、转悠，想进门而不得，江青的这三点要求，简直就像为于会泳量身定做。于会泳的机会来了。

　　1965年3月6日，符合标准的于会泳一脚跨进了上海“戏改创作小组”，被任命为《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音乐组组长。召于会泳来是为了搞戏，于会泳的目标也是为了搞戏，但他却从此跳进了中国政治的火坑。

　　进入戏改小组没几天，他的天赋发挥了强大作用，立刻从前人已有的实践中领会了“戏改”对音乐的要求，很快写下《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发表于1965年3月28日《文汇报》，5月17日又发表了《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于会泳用自己的作品以及悉心传授征服了演员，更重要的是——他打动了江青。

　　6月11日，这对于会泳是个重大日子，他不仅被江青接见，并且认了老乡。

　　此次接见，确实是于会泳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对音乐的精通和理解，与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或者说，于会泳总能准确理解江青的意图，并且应用到剧本中，不久，于会泳成了江青实际上的音乐顾问，他甚至有不经批准就可以直接面见江青的待遇，如此待遇，在上海除张春桥，唯于会泳一人。

　　在“京剧革命”的道路上，江青越来越倚重于会泳，于会泳升任为“戏改工作小组”的音乐大组长，总管各剧组的音乐设计。而张春桥对这个精通艺术而完全不通权谋的于会泳也从顾忌到放心，把“革命现代戏”的改造工作全部交给了他。

　　浮沉

　　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论懦弱的于会泳是如何哭泣、哀嚎，都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随着于会泳在江青心目中地位的上升，他虚荣心有点泛滥了，他在领导面前炫耀自己和江青的关系走的很近，甚至表示要带领导去见江青。于会泳似乎忘记自己在音乐学院的身份。

　　但于会泳的这一次“转身”还不够彻底，他档案里的那把材料，平时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令“上音”的每一任党委书记都对他不怀好感。而于会泳的骨子里是没有什么“革命性”的，不过是在旧文人的基础上多一点对革命的向往、不过是用自己的知识写了一点文章、谱了一些曲目而已，而证据就是他在给院党委书记的信件上写着“呈奉钟望阳同志”，什么叫“呈奉”？典型的封建奴才的腔调。他的革命意识远远抵不上老资格的革命干部，从文工团的领导马少波，到音乐学院的历任书记孟波、萧挺、钟望阳，等等，他们对待革命的热诚指数、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远远高过于会泳这类职业艺术家，当上海音乐学院的时任党委书记钟望阳从于会泳的档案中看到他斑斑劣迹、再加上于会泳的虚荣心泛滥的时候，他率先向于会泳发难了。

　　钟望阳首先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了报告，陈述于会泳的历史问题，要求把于调回“上音”，但没有得到张春桥的回音，反而指责了“上音”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而于会泳对钟望阳也渐渐不买账起来。

　　交织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猝不及防地降临了。

　　钟望阳虽然身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但他级别远远不到了解文革的目的和方向的地步，于是，他亲笔把于会泳划进了“三反分子”的名单里，这不论对于会泳还是对钟望阳自己都是一场灾难——于会泳发迹之后，造反派们让钟望阳跪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迎接”这位时代宠儿、政治新贵。

　　怕什么来什么，始终对政治运动胆战心惊的于会泳再次被运动，成为“牛鬼蛇神”成员之一，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论懦弱的于会泳是如何哭泣、哀嚎，都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伴随于会泳的是牛棚、批斗、检讨、交待、抄家，而钟望阳领导的“上音”党委也渐渐失去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于会泳的档案被公布出来，不仅一大堆问题，更有那张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证据确凿之下，于会泳成了名副其实的“叛徒”。

　　1966年9月下旬，上海市委通知《智取威虎山》、《海港》进京公演，钟望阳再度阻拦了于会泳，可是谁也不知道于会泳在江青眼里的地位究竟有多高，先是张春桥说江青点名要于会泳进京，上海方面最终抵挡不住，想办法把他弄到北京，但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以至10月5日江青审看《智取威虎山》时没有见到于会泳，她立刻要秘书去接于会泳，并安排姚文元在门口亲自迎接，演出结束江青接见演员时，江青又把于会泳拉到舞台中央与她并肩接受欢呼。

　　投靠

　　江青给了于会泳一种归宿感，不仅让于会泳尽情释放了自己的才华，更让于会泳看到自己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不过，此时的政治气候并不明朗，中国大地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上海的造反派对于会泳在北京所受到的礼遇并不以为然，于会泳回到上海，刚到车站就被造反派截住继续揪斗，而且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重点批斗对象，他们让于会泳光着脚，把鞋子挂在脖子上，于会泳被逼不过，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他性格中软弱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被批得精疲力竭的于会泳终于支撑不住，严重的胃病复发，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渐渐，造反派们知道了于会泳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知道了伟大旗手对他的器重，他们开始鼓动于会泳造反了。于是，于会泳从病床上站立起来，这一次，他准确地站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第一线。

　　1967年2月，张春桥已经掌握了上海的最高权力，“革命现代京剧”也于那时改换名称叫“革命样板戏”了。他找于会泳谈话，严厉批评了他在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软弱性，同时又委以重任，令其全面负责“革命样板戏”。于会泳一面抓样板戏的排演，一面有样学样地开始排斥那些有过于己的人，不过，于会泳在这个方面做得始终不算过分。

　　1967年5月，于会泳被召进京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城楼观礼，江青亲自把他引见给毛泽东，他得到了领袖的青睐。此时，政治气候也逐渐明朗，只有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于会泳彻底脱胎换骨了，从此，他的命运与江青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于会泳自参加革命以后，经历亦算坎坷，历次运动虽不致命，但都有于会泳的份，这对于胆小而懦弱的于会泳来说，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艺术上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尊严。江青对他的礼遇简直宛如再生父母，于会泳对江青的投靠，与其说是政治上的投靠，不如说是感情上、精神上的投靠，江青给了于会泳一种归宿感，不仅让于会泳尽情释放了自己的才华，更让于会泳看到自己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江青用权力赋予了于会泳的威严——尽管同时，让更多人失去了人的尊严。至此，于会泳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的事，不论谁遇到，恐怕再难继续保持自己政治情操，尤其对于会泳这样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政治立场的人。但这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他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连同自己的艺术托付给了政治家，充当起政治打手和玩偶。

　　于会泳上了这条船，再也下不来了。那，就死心塌地地跟着走吧。

　　对于会泳人性的一次重大考验是批贺绿汀。这位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我国著名音乐家，对于会泳有知遇之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音乐理念上都持“技术主义”观念，贺绿汀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于会泳，于会泳之所以被江青倚重，靠的也正是手头过硬的活儿。现在要于会泳主持对贺绿汀的电视批斗大会，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从一个不起眼的右派瘪三到万众瞩目的左派头目，于会泳咸鱼翻身，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于会泳主观上没有整人的意识，但他革命的纯洁性经过残酷的路线斗争洗礼、经过张春桥这个政治教师的点拨，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曾经对他另眼相待的老革命，他把那些不符合“政审”要求的人全部赶出了样板戏剧组，不论他们过去做过多大贡献，也不论是否曾经帮助过于会泳。

　　巅峰

　　九大上，“于会泳”这个名字写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于会泳坐到了主席台位置上。有个成语叫“一步登天”，于会泳做到了。

　　于会泳对于样板戏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三突出”理论，这个理论伴随着文革祸害了中国文艺界将近十年，不仅是样板戏的理论，也是文革期间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一个基础理论。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刊登了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章中他首次使用了“三突出”的概念，这个理论的具体表达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更让江青心满意足的是，于会泳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送给了江青。

　　由于他在“样板戏”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于会泳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代表。有意思的是，那张曾经在革命前辈们看来十分重要的、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在被我们认为“极左”的张春桥、徐景贤们看来却连屁也算不上一个。这是不是太幽默、太滑稽了？后来，徐景贤把这张纸条从于会泳的档案中抽了出去，而曾经利用这张纸条整过于会泳的人，一下失去了“于会泳是叛徒”的证据，其下场殊为悲惨。于会泳本人时，在念白上全剧采用韵白结构，使《杜鹃山》基本实现了歌剧化，而京没有表达过整治他们的愿望，当时的政治生态也不需要于会泳表达什么，自然会有人去“替官行道”。

　　九大上，“于会泳”这个名字写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于会泳坐到了主席台位置上。有个成语叫“一步登天”，于会泳做到了。大会期间，以《智取威虎山》向与会代表进行汇报演出，演出开始前，样板戏的最大功臣于会泳发言，这个平时不善言辞，语言木讷的于会泳，突然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他在介绍了江青是如何为京剧革命呕心沥血之后，满怀深情地赞美江青“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于会泳的赞美是发自肺腑、真心诚意的。贺绿汀对于会泳有恩，不仅不能庇护他，连自己都有性命之虞，但江青不同，她给予于会泳的是政治生命，让于会泳如凤凰涅槃般再生。

　　文革期间，宣传部、文化部已经被彻底砸烂，全国的文化宣传工作基本停滞，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1970年3月成立了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成为小组成员。上调北京后，他继续苦心经营样板戏，在政治地位上也继续扶摇直上。对于会泳来说，不论在哪里工作，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样板戏”，样板戏被于会泳视为自己的事业，他的投入已经到了呕心沥血地步。自1969年拍摄电影《智取威虎山》开始，八个样板戏逐一要拍成电影，而《海港》《龙江颂》《杜鹃山》尚未最后定型，还在不断地修改中，于会泳继续发挥着他的才华。尤其在《杜鹃山》中，于会泳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他把原来的唱腔进行了重大修改，为柯湘专门设计了一个象征形象的音型，贯穿全剧，同剧的韵味又得到了保留。《杜鹃山》中“乱云飞”一段真的叫美，对我而言，已到百听不厌程度。

　　开始，国务院文化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抓样板戏，后来渐渐承担起文化部职能，文化组的班底也就是新文化部的班底，于会泳从组员开始做起，他这种唯唯诺诺、埋头苦干的精神，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欣赏，到八个样板戏电影基本拍摄告竣，他做了文化组副组长，1973年全面主持全国文化工作，1975年初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上恢复文化部的机构设置，于会泳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点。这个位置是“四人帮”集团在政府机构中所得到的三个部长席位之一，另外两席是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
　　于会泳在升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之前，他在“四人帮”团队中负责的是一条线的工作，自他做了“副组长”，则要全面负责全国的文化工作，国内所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他都脱不了干系，不论他本人以如何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件。我们从他发迹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个人基本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也没有什么不可示人的政治图谋，但他对江青的服膺，使他必须按照江青的要求去执行工作，而文化宣传部门原本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一旦历史被颠倒，于会泳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于会泳主持文化部门工作期间，中国的政治运动一刻也没有消停过，重大政治事件有“批林批孔运动”“风庆轮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田俺们事件”等等；文化事件则有“声讨无标题音乐”“批判晋剧《三上桃峰》”“批判电影《园丁之歌》”“批判电影《创业》《海霞》”，等等，这些事件不论在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恶劣的印记，于会泳作为一个实际执行者，承担必要的政治责任也是理所应当的。而文革给中国历史留下的灾难性后果，至今阴魂不散。

　　历史果真被颠倒了，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于会泳的华美乐章戛然终止。

　　1977年8月28日晚于会泳自杀，经抢救无效，8月31日，这位天才而又勤奋的艺术家，背负着本不该由他背负的命运走到了生命尽头，伴随于会泳离去的则是中国戏剧史、音乐史、乃至中国历史中永远不会被抹去的八个样板戏。

　　这一年，他52周岁。

1977年8月28日晚，北京二里沟国务院某招待所一个冷落偏僻的院落里，正在接受隔离审查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任命的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举起了面前的搪瓷杯——杯里盛放着洗刷尿碱污渍的“来苏水”。稍经迟疑后，他决然地将这足以穿肠烂肚的150毫升腐蚀剂，一骨碌喝了下去。3天之后，在阜外医院一直处于昏迷之中的于会泳因抢救无效，于8月31日凌晨走向了永恒的黑暗……

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山东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入学不久，这个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一副浓眉下长着一双不大却透着机智眼睛的新学员，就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出生在山东乳山县海阳所镇乡间的于会泳，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1946年9月，在解放区老家当了4年小学教员的于会泳，瞒着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寡母，徒步跋涉300多里路，在莱阳以一手好画和动人的二胡演奏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文工团里，酷爱文艺的于会泳如鱼得水。这个邋里邋遢的小伙子，除了画宣传画、刷标语，在乐队里操持多种乐器当伴奏外，还垒土搭台，挂汽灯搞化妆，时不时还在戏剧、秧歌剧和歌剧中充当跑龙套的小角色。也就在文工团里，勤奋好学而又聪明能干的他，将编剧、导演、作曲等技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们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院长贺绿汀深知新中国的音乐创作要步入世界之林，对未来音乐家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遗憾的是在这所按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懂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才实属凤毛麟角。于会泳入学不久，就比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女婿》。这出由他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的小歌剧诙谐幽默，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以及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知识，包括他虽嗓音沙哑，唱来却韵味无穷的本领，也令贺绿汀赞赏不已。1950年，在音教班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中，于会泳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又系统地学习作曲技术课程，同时积极主动参加了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等专著。然而他为了在音乐学院站稳脚跟，太急于出名了。在同他人合作编著出版的多部著作中，他于封面上蓄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重要位置。作为共产党员，他的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引起了众多合作者的强烈不满。为此党内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厉批评，结合他平常只钻研业务，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1958年春，为帮助他改造思想，特安排他去上海浦东下放劳动。

于会泳一下子就蔫了，下放劳动因严重胃出血才3个月就回到学校，但他原担任的本科教学任务却已被别人替代，另安排他上进修生的课。这一惩罚性措施使他对政治活动更加疏远，于会泳借口身体不好，时常请假逃避，一头扎进了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然而殊不知于会泳因此进入了一个怪圈。随着“突出政治”的空气日渐浓郁，怕挨批的他越是逃避政治学习，专业上发表的研究和创作成果越多，就越受人注目，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白专道路”就越容易受到批判。

1960年代初，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丰富的积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这两门课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人士的很大关注，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方面引人瞩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1962年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竭力推荐下，于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一个“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由于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更把它推向了巅峰。就在这年，于会泳受到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据时代的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考。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1965年6月初，一次江青在张春桥陪同下观看《海港》彩排时，忽然扭头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什么人？”江青提到于会泳，是因为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春桥对于会泳一无所知，但他尽快搜集了有关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及评《红灯记》音乐的《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文章，送到江青手中。看着这些文章，江青喜从中来，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不久，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在这次召见中，介绍于会泳时，江青握着他的手，喜悦地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得知于会泳是山东人，江青对这位老乡更热情了。从此之后，凡江青到上海，总少不了要召见于会泳，倾听他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看法。对这位被自己称为“名副其实的专家”，江青颇为器重。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江青还特地送他两瓶自己专用的进口营养剂。

“第一夫人”的器重和呵护，使本来在上音校园受惯批评的于会泳受宠若惊。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中去，而且积极参与《智》剧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且在音乐创作上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

“文革”风云骤起，于会泳被上音的红卫兵从京剧院揪回了学校。等待他的是满满一教室的大字报，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白专道路”、“剽窃他人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是抄家、批斗、进“牛棚”。被搞懵了的于会泳尚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对他的批判又升级了，一张《请看于会泳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在上音校园引起了轰动，更令他魂飞魄散。

那是于会泳人生历史上一块难以定论的“污迹”。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已逼近胶东。当时在烟台一带囤积了不少国际救济署调拨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为避免这些物资落入敌手，解放军山东兵团前敌指挥部决定除大部分物资疏散分存到农民家中代为保存外，余下的全部分发给部队和解放区机关人员。已经是胶东文工团团员的于会泳也分到了一大包东西。他念及自己8岁时死了父亲，寡母含辛茹苦拉扯大自己，如今成人了又不能尽孝，决定托人将这包东西捎给母亲，尽尽孝心。但敌情紧迫，已来不及了。文工团奉命疏散隐蔽到百姓家中，并规定每人将随身物品就地埋藏。怕这包东西被敌军发现，于会泳在埋藏的前一刻写了张字条：“蒋军弟兄们：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性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他的字条当时就被团教导员发现了，教导员批评了他一句“这不好”，就将字条没收了。

解放军收复胶东后，胶东文工团领导对于会泳这张字条所反映的对敌抱有幻想以及“变节投降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他隔离审查了近一个月。最后鉴于他在整个对敌斗争中表现不错，参加革命队伍才一年，写字条的动机还是出于孝心，在隔离审查过程中不仅作了沉痛诚恳的检讨，还一再表示要加强思想改造，痛改前非，所以决定免于处分。这件事对于会泳之后的人生旅途似乎并未产生影响，他入了党，又被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只不过此事的相关材料还是存入了他的档案。

于会泳自然知道在“文革”中旧事重提对他意味着什么。此刻历史清白的人都难免遭难，更不用说他这个 “叛徒”和“逃兵”了。

危难之中，江青拉了他一把。1966年10月《智》、《海》两剧赴京演出，剧组抵京的第二天，张春桥就问：“于会泳怎么没来？江青同志要见他。”得知于会泳被上音红卫兵揪回去接受审查，张春桥哼哼道：“这是上音党委有意要整他！”之后江青见到剧组，也亲自询问：“于会泳为什么不来？”10天后，通过中央文革对上海市委和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不断施加压力，“牛棚”中的于会泳乘坐飞机被秘密送到北京。

那天江青在怀仁堂再次审看《智》剧时，又问到于会泳，获悉他在旅馆，因有政治问题，没准许他来怀仁堂。江青脸上涌起一阵愠色：“他跟我搞戏，会有什么问题？”回头就令秘书派车去接于会泳，并嘱咐身边的姚文元代她去剧场门口迎接。一见到于会泳，江青亲热地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了下来。演出结束，上台接见演员的江青返身专门把于会泳叫上舞台，并执手将他推到台中央，和自己并肩接受大家的欢呼。

“旗手”江青的亲昵就是对于会泳政治问题最明确的表态：于没问题，相反，他是上音“资反路线”的受害者。于是，怀着对江青的知遇之恩，抱着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的激动心情，在张春桥的唆使下，于会泳起来造反了！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百般操劳，对江青、张春桥更是感恩戴德、言听计从。

1968年春，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到了于会泳面前。上音的院长贺绿汀，早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的眼中钉、肉中刺。“文革”初起，他们就将贺绿汀列为思想文化战线上重点批判的对象，之后贺又成了上音的头号“牛鬼蛇神”。于会泳“造反”后，一度想将自己的这位恩师也作为“资反路线受害者”“解放”出来，但他的“糊涂”观点当即遭到别人的反对。刚正不阿的贺绿汀虽在“牛棚”受尽虐待，却始终没有屈服，一再准备为自己申辩，他暗中搞的申诉材料被看守发现后，马上被作为“反革命翻案”的典型捅到了市革委。当时的市革委正为新发明的“电视斗争会”缺少高档次的批斗对象发愁，见贺绿汀送上门来，当即决定对他进行全市性的电视批斗。然而第一次电视斗争会，由于贺绿汀铁骨铮铮，在镜头前据理力争，斗争会彻底失败了。适时张春桥回到了上海，决定召开第二次“批贺电视大会”。在此之前，又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将贺正式逮捕，同时，鉴于第一次批斗会的主持者是一个红卫兵，缺少应变经验，定下了第二次批贺大会由于会泳主持。

主持对自己恩师的批判大会，而且获知贺绿汀的爱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材生贺晓秋因父亲被捕开煤气自杀了，于会泳实在于心不忍。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对张春桥的畏惧，远远超过了害怕同贺绿汀交锋。何况，他知道，电视大会举行之时，张春桥将在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监看电视转播。

然而，于会泳硬着头皮主持的这次批斗大会依然以失败告终。贺绿汀在会场上顽强抗争，下不了台的于会泳恼羞成怒，抛开了同情，气急败坏地赤膊上阵，但胸中无真理，纵有后盾也终究虚弱。在现场一片混乱之中，张春桥不得不急令电视台立即停止转播。

在“阶级斗争”方面，于会泳多次令张春桥失望，但在“文艺革命”上，于会泳则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又是他，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质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的《杜鹃山》，就其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于会泳又从不居功，无论是“三突出”理论，还是其他“样板戏”的点滴成果，他都归功于江青。在所有的场合，他念叨的都是：“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1969年4月的一天，刚修改完的《智》剧为“九大”代表汇报演出。演出前，不擅当众讲话的于会泳走到了台上，向代表们介绍了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当他激动地说到“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江青站了起来，高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要离场了。”江青的谦虚不无做作，而于会泳的阿谀奉承却是发自内心——因为没有江青，就没有他的今天。

于会泳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忠尽力，江青也对这位有才华的音乐家还以厚报。几年间，各种头衔和官职令于会泳应接不暇：“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十大”代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

艺术家陷入政治圈绝非意味着从此春风得意。于会泳无疑具有艺术家敏感而脆弱、富于想象却缺乏条理的气质。随着官运亨通，从搞戏转行为文化领导官员，面对“文革”后期上层层出不穷的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他迷惘、困惑，在无所适从中又深感恐惧。何况“距离产生美”，他奉调到了北京，进入国务院文化组与江青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后，原先在于会泳眼中“第一夫人”的神圣光环，不久就消失了。

兴许由于197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后，对江青、张春桥颇为冷落，江青心情抑郁，于是于会泳等常常成了她的出气筒。一次在人大会堂小礼堂为外宾演出《杜鹃山》，休息时喜好文艺的叶剑英元帅到于会泳身边坐了一会儿，对《杜鹃山》称赞不已。在另一边正同外宾讲话的江青见状忽然尖声喊道：“叶帅，请过来坐嘛！”当晚演出结束江青上台与主要演员一一握手，轮到于会泳时鼻中冷哼一声，就是不跟他握手。几天后，在钓鱼台于会泳等向江青汇报工作时，江青莫名其妙地对《杜鹃山》发起火来：“有些问题我对你提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不肯修改！”说着说着她嗓门越来越高：“于会泳，我看你将来总有一天非和我闹翻不可！但是，我不怕！”说完，怒不可遏地摔门而去。

江青这股火自然是冲着那天叶帅与他交谈而来的。委屈和害怕使于会泳掉下了眼泪，不明底细的钱浩梁过去劝慰他几句，于会泳更止不住内心的悲伤和痛苦，不由得哭出声来。还是乖巧的刘庆棠感到另有蹊跷，大声嚷嚷着批评也是为他好，要他回去写份检查，请首长原谅。适时秘书通知说江青身体不舒服，会不开了。之后于会泳只能就《杜鹃山》写了一份沉痛的检查托人呈交江青，她这才稍稍解了气。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影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身为副组长的于会泳被影片中体现的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英雄业绩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深深感动。次日他在向江青汇报工作时热情地推荐了这部影片，之后上报中央，请示该片能否于1975年春节公映。

报批很顺利，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主管宣传舆论的张春桥、姚文元，均批示同意，江青也在新成立的文化部这一报告上画了圈。于是文化部下令印制拷贝，供国内外发行，并在报刊预告《创业》上映的消息。于会泳还亲自布置评论文章，并在各地组织创作评论人员事先内部观看。

不料在大年初一，江青突然把于会泳等人叫到钓鱼台，怒气冲冲指责道：“《创业》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又指着于会泳：“你，吹捧得最厉害！说这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当于会泳喃喃道片子公映是中央同意，江青也画了圈时，她蛮横地说：“我画了圈了又怎么啦？画圈不等于同意！”接着对《创业》一通数落。最后于会泳才明白，江青对影片不满的关键，是其中有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这一情节来自大庆油田会战中的故事，“当年这‘两论’是谁叫送的？是刘少奇这个骗子！还有，主持当时大庆工作的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民主派！这不是明目张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最后江青勒令于会泳他们检查一下《创业》还有什么问题，叫长影厂“修改”，于会泳等人则要对此作出检查。

噤若寒蝉的于会泳不得不以文化部的名义，当即向各地发出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不上报、不上电台和电视台的通知，同时亲自执笔写检查。这份检查他写了三稿，直到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形成了文化部对《创业》“十条意见”的最后一稿，他的检查方获江青通过。

谁知到了7月，《创业》编剧张天民就影片遭禁写信给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在两次看了《创业》后，对张天民来信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正当于会泳对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发怔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来电话将他们召去了。

一见面江青就嚷嚷道：“张天民告我们假状！他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身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里有我一点内容。”她的这番表白，令于会泳不由得一股冷气遍袭全身。本来期望对毛泽东的批示，江青等能与文化部共担一点责任，他万万没想到，江青会把责任全推给了文化部。

在谈到如何“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时，张春桥缓缓地说：“电影自然是重新发行。还有，你们得给主席写个书面检讨，检讨要深刻、诚恳，该负什么责任，不要推诿、扯皮；否则，既不符合党性原则，主席也不喜欢。”于会泳自然清楚“不要推诿”的含意是什么：《创业》的事，文化部得一手兜了。他心中只感到冤枉。然而，没有江青，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如今她需要，自己也就豁出去当一次挡箭牌了。于是，他和文化部的党组成员，照此写成了呈交毛泽东主席的检讨，并在文化部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会上作了公开检讨。在检讨中，他又实在感到委屈与无奈，以致百感交集之中，抑制不住泪流满面。

1975年7、8、9月，是他当部长最难熬的3个月。《创业》的事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29日，毛泽东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谢铁骊、钱江就文化部对电影《海霞》处理情况的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8月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审看了《海霞》，最后裁定：文化部对《海霞》的处理是错的。肝区隐隐作痛的于会泳这时恰恰被医生警告，他因长期营养不良形成的代谢性肝炎，由于工作劳累已转化为肝硬化，必须卧床休息，不然有可能变成肝癌。被电影《创业》、《海霞》搞得晕头转向沮丧之极，如今有了医生证明，心灰意冷的于会泳干脆称病不出了。然而即使在病中，耳边的种种传闻也足以叫他心惊肉跳，不光那两部影片上映后人们普遍拍手称快，更有传闻说7月上、中旬，毛泽东对文艺作品贫乏问题几次进行了批评，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些矛头直接对着文化部及主管文化部的江青、张春桥的沸沸扬扬“批评”，在于会泳看来，自然是属于恶毒攻击的“政治谣言”，因为毛主席若真有这些意见，他这个文化部部长能不知道吗？所以病中的他还是叫秘书转告部核心组，要对此进行追谣、辟谣。

几乎就在同时，一个去广东出差返京的部里工作人员，在探病中谈及广东文艺界情况时，说到广东最近向有关方面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面的批示，其中就有这样的话。毛泽东的批示之说既然不是空穴来风，那么为何同它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部竟毫不知晓，倒是外省市先传达了？中央这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疏忽？于会泳由此不能不联想到那两部电影的信全是由邓小平转交给主席的，如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又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与江青之间早就听说是“对头”。于会泳心乱如麻地嘱令取消昨天追谣、辟谣意见的同时，对邓小平可就记恨上了。

要说在“批林批孔”那场江青旨在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斗争过程中，于会泳心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对江青布置的工作只是敷衍了事乃至阳奉阴违的话，那么在1976年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可就与“四人帮”紧绑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全力以赴了。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逮捕“四人帮”。中旬，中央派出了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当了一年半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不久被隔离审查。

往日恍如梦。的确，历史是那样地会开玩笑，以至于10年间他身上发生的一切近于荒诞：一心想当学者和作曲家的普通教师，火箭式地当上了文化部部长；“文革”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出了名的“右倾分子”，在“左”得无法再“左”的“文革”中却成了响当当的左派“文艺革命战士”；而在顷刻间，一切又彻底倒了过来。此时此刻的境遇甚至还不如“文革”前！怨谁？怨江青——如果没有她的看中和提携，就没有他的昨天与今天；怨自己——如果不是自己知恩图报，就决不会成为江青、张春桥的“爪牙”和“走卒”。但是历史不存在“如果”，历史只记录真实的结果，结果是咎由自取。

怀着悔恨和惶恐，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9个月间，写下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在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这种不无侥幸的心理源于他觉得自己是奉命办事，跟着江青不办也不行，有错误，没大罪，何况自己多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至少他搞的几个戏，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是喜欢并肯定的。他期待隔离审查结束后，即使不当部长（这部长他本来就不想当了），也不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戏总还是可以的吧。

然而他所怀有的侥幸和憧憬不久就彻底破灭了。在1977 年8 月22 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 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公开点了于会泳的名。

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那一夜他彻夜未眠，第二天，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服罪的同时，乞求能与华山谈一次话，期望这位驻文化部工作组的最高领导能挽救自己。然而那几天正值部领导无暇顾及，对看守人员发现于会泳神志恍惚不想活的动态报告，也仅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于会泳彻底绝望了。28 日上午，他在院子里散步时，瞟见厕所窗外一只盛放“来苏水”的瓶子，并趁看守人员暂短离开的片刻，将它挪到了伸手可及的位置。下午借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之机，于会泳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杯中，并用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偷偷捎回了自己房间。

晚6 点多，他用那支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

晚8 时，于会泳缓缓揭开覆盖在杯子上的毛巾，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