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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重位高。可就是堂堂丞相，还得买“二手房”；贵为枢密副使，也要租房度日；退休离职，不仅要搬出官舍，连一张床也不能带走……古代官员是如何解决房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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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曰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汉书》卷三十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两千石级别的将吏，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妻子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直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寺舍”），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宋书》卷四十一记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纪》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赵子时在秀州居官；《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曲洧旧闻》卷三记欧阳修也是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志纪念。
　　
　　住房是一种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的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得知后，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办公住家一体化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有记载说，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相反，京朝官的住房问题，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从中可知官员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1.2576万，唐朝更增至1.8805万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2620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象一下，这还成官署吗？
　　
　　建房、买房，居住形式多元化
　　
　　对于大多数京朝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就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之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同僚宋�、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卷一二四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间套房。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谓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宰执大臣皆僦屋而居
　　
　　唐朝一般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房的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其中尤以宋朝最“悭”。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皆僦屋而居，虽宰执大臣亦然。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
　　然而，不向京朝官提供住宅的制度，虽然能节省支出，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叶梦得《石林诗话》中说，有时候他们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紧急公文需要办理，按制度还得军政两府（即宰府、枢密院）的首长连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员拿着公文一家一家去请各位领导画押，“既稽缓，又多漏泄”。于是，“元丰初，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四位，俗谓之八位”。因知从宋神宗元丰时起，两府首长才有了建在皇城区的官邸。
　　不过，能免费住进“两府八位”的毕竟没有几个，中下级官员还得“僦舍而居”。所以，先后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职的江休复曾抱怨说：“望月初请料钱（即月薪），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可知房租是按月缴纳的，对比收入，“恩格尔系数”也不低。
　　
　　买断产权，造福员工
　　
　　元朝的情形和北宋相似，明代大体因袭其旧，但又有新的动向，就是不少部司自己盖房或买房。如当时制度规定，每个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使用若干名皂役做杂务，亦可不用而将皂役的工食银折算归己。《玉堂丛语》卷二记谢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把这些钱全积攒起来，把原先国家租借给学官们的住宅一次性买断，使其所有权关系从国有变为机关所有，专供在本机关任职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钱。仔细推敲起来，用来买断产权的这些工食银，原来该按月分给各人的，谢铎的这一做法，从长远看是为后人办好事，从眼前看却是让现任者吃亏了，因为房子属机关所有，一旦调任或退休，还得退还。
　　相比之下，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其做法更令人服帖。《明史》卷一六三称，林瀚“典国学垂十年，馔银岁以百数计，悉贮之官，以次营立署舍。师儒免僦居，由（林）瀚始”，就是捐出自己10年的收入为机关盖住房，为众人谋福利。 摘自《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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