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多年，终于盼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河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世界文豪书系，俄国作家中最早出版的是屠格涅夫的全集，此后很快又相继出版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计划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因为工作量的庞大而延迟了多年。就我个人理解，在这个书系中，起码就俄国文学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意义最为重大。其他几个作家的作品都在上世纪80年代前已几乎全部译成中文，研究资料的译介也很丰富，比较而言，陀氏尽管受到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拥戴，但有些重要作品，如《群魔》、《永久的丈夫》等，直到80年代后才翻译出版。而陀氏的大量文论、政论则迄无完整译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受苏联时期对陀氏评价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其“保守”立场，在1980年代前始终在苏联文学界是个略带禁忌的话题，基本上权威的文学史教材均不把其列为专节论述。这种状况与陀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形成一种荒诞的对比。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曾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一部关于现代文化的论著，如果忽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都是不完整的。”或者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世界越发显示出其先知般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人类发展的警示与预言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提出的明确呼告，而是通过其深邃的艺术表现空间带给我们的。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引发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所发出的不同形态的共鸣。在大众文化汹涌澎湃的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是一个拯救的标志。因此，没有一个完备的陀氏文集，无论对哪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就此而言，我们有理由为中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问世而欣慰。
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表现的复杂性使他成为世界文学近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无论在任何时代，对他的评价都是言人人殊。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盲人摸象”。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作家的一个部分，即使是在俄国本土也是如此，尤其是苏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需求的作品，如《同貌人》、《群魔》等，以及大量政论文章，都是长期被淹没的。在我们国内这种状况就更甚。所以，今天，我们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都可以借助于这部中文全集得以看到这位神秘作家的全貌，并做出更接近于真相的评价。
当然，严格说来，对于一种文学现象而言，是无所谓“真相”的。即使你摸到了“大象”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未必就能准确描述出大象的整体神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的一头大象。如别尔加耶夫所说的：“在一些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言人，在另一些看来，他是个‘残酷的天才’，在第三类人看来，他是新基督精神的先知，在第四类人看来，他揭示了‘地下室人’的奥秘，而在第五类人看来，他则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东正教徒及俄罗斯弥赛亚理念的呼告者。”即便如此，对一个作家的评判，有一些基本的原初含义是应当可以确定下来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问题。尽管其作品里描写了许多无神论和怀疑论者，但陀氏本人却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对基督的信仰有过动摇。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人们都根据作家的一封书信做出错误的结论，这封信在过去的中文译本里是这样的：“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见《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4页。同样的译文还出现在同一译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实际上这是个错译，就此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怀疑”上帝存在？》，见《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3期）。在中文全集里，这个错误得到了部分纠正：“我是时代的产儿，是缺乏信仰和彷徨怀疑的产儿……”（21：144－145）。这个译法可以让读者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那个时代各种非信仰论影响的“产儿”。但在原文中“无信仰”和“怀疑”不是“产儿”的实指定语，而是指那个时代的两种对待基督教的话语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倾向确实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无辜的苦难影响了约伯对上帝的态度一样，但他并不因此而成为持有这两种倾向的“孩子”（遗憾的是全集总序中所引用的这段话仍沿用了旧版本的错误译文），也许恰恰相反，正如作家自己说的：“我心中的反面结论越多，对信仰的渴求就越强烈。”其实这正是《圣经·约伯记》的信仰要义。关于这个问题，当今的陀氏研究，无论俄国本土还是西方，已基本成为共识。确定了这一点，对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思想至关重要。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阐释须围绕原初“含义”展开，而不能无限制地过度阐释。中文陀氏全集为了保证陀氏基本含义的稳定性，在题解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在题解里，不仅包括了对作品产生过程的描述，还包括了简明的评价史梳理，甚至对重要作品的题解中还加进了传播史的概括。如果把这些题解收集起来单独成册，便是一部很好的陀学基础材料。
从整体书籍出版情况看，我们国内的作家全集编纂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原始材料（手稿、异文、笔记、私人信函等）多有缺失，大多没有索引，等。这里面既有出版效益的原因，也有政治背景的原因。但以我个人之见，既然有了可以出版大型文集的机会，若能做成一种详略赅备、学术严整的全集，则多花些时间和力量是值得的。从这一点来说，中文的陀氏全集也还有补充的空间。当然，为篇幅起见，编者已做了大量工作进行筛选。但这样做的结果也不免会遗漏某些重要的材料，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笔记本中的《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便没有收录。这篇文章虽然只是个提纲式的东西，但对理解陀氏的思想十分重要。原苏联科学院的30卷全集中陀氏的“文章与札记”有三卷，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政论性文字，是确认陀氏社会与哲学观的原始材料。如果中文全集也能出一卷“政论”，或许会提供一幅更为全面的陀氏思想地图。当然，以目前国内总体出版水平而言，这部陀氏全集已经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陈燊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