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物质匮乏的年代就是幸福？歌德的《浮士德》提出了另一个“幸福之问”

有那么一个时期，但凡电视媒体采访街上行人，许多人能对着话筒不假思索给予回答；答案是现成的，上行下效那一套一套，宏大激昂，空洞无味，说者听者都不信。套话毕竟保险、方便、流畅，像买了月票，刷卡即可上车。于是，问者答者之间有默契，有默契而满足，甚至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使电视画面美好灿烂。

影子是阳光的伴侣。不流畅的生活任意调侃着流畅的套话，种种的百姓琐事（除了房价、物价、工作、医患、孩子上学、教育质量，还有食品安全、PM2.5、重金属、墓地涨价），随时在“亵渎”宏大的叙述。渐渐地，套话使人生厌。这时，媒体反而向人们问了一个无法用套话回答的问题：你幸福吗？

好虚幻的“幸福之问”！试想，在宝马里哭可以（或者已经）被视为幸福的尺度，绝大多数人没有宝马，就只好笑了。这一哭一笑，哪个算幸福？谁能在镜头前流畅回答“幸福之问”，但见微笑变得诡异，这个那个，欲言又止。

“幸福之问”莫非也有预设答案：现代化带来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这必然是进步，必然带来幸福。中国人告别了物质匮乏的年代，自然是幸福了。

没有面包一定不幸福，因为担心挨饿，甚至饿死。有了面包就不会饿，可是怎样活才有人的尊严还是问题，同样会焦虑。理论上，有宝马的人也有烦恼，也可能哭，甚至嚎啕大哭。《圣经》里说：“人不能只靠面包生活”。

何不去问浮士德？他的故事应该是对现代“幸福之问”的最好诠释。浮士德的名字，拉丁文的Faustus，正是“幸福”。

西方文学中的浮士德是极聪明的人。在德国民间传说里，他是会魔法的炼金术师。16世纪起，他在约翰·施皮斯笔下成为“魔术师浮士德博士”而流行欧洲。随后，英国的马洛将故事改编为戏剧，浮士德博士成为巨人，代表现代化的理想：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人类就能获得财富，征服自然，实现社会进步的宏大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马洛，为启蒙运动的现代梦先编好剧本，准备好理想人物。而启蒙之后一次次的再启蒙，总有人指出浮士德代表的现代化之梦并非一片光明，其中问题多多，幻影重重。

对浮士德的故事深思熟虑后形成最深刻寓意的，非歌德的创作莫属。歌德活了八十三岁，用了将近六十年写作诗剧《浮士德》（第一、第二部）。歌德的剧里，浮士德博士追求的也是以知识获得财富、征服自然、实现社会进步的理想。不过歌德的浮士德是受梅非斯特引导的浮士德，他在魔鬼的诱惑下，一步步展开他的追求。他的幸福，建立在和梅非斯特的一纸契约之上。浮士德的弱点其实是现代人类的弱点：相信人类中心的知识体系，匍匐在科学主义、工具理性面前，认为凭这些可以改造世界、完善人类。梅非斯特是个心魔，他利用浮士德的弱点和贪欲使他不断异化。梅非斯特的诱惑，可以让浮士德亢奋，登足高山；又可以让他沮丧，坠落谷底。

《浮士德》的第二部直指现代的发展观。有这样一段插曲。梅非斯特想出绝招帮助皇帝：发行有皇帝签名的纸币，并由地下的财宝作为纸币的担保。一夜间发行了几千张纸币，财政困难一举解决，全国欢腾，莺歌燕舞。按当代世界的金融观，发行几千张纸币微不足道。但是，歌德的转喻一点也不过时。歌德还提醒我们：管理地下财宝（纸币价值保证金）者，有浮士德，还有梅非斯特。

另一个情节，浮士德看到海洋不能像土地那样提供财富（这反映18－19世纪的发展观），因而萌发理想，决定填海围垦，开发土地。宏大的事业要求沿海居民拆迁，很多人不情愿。一对老夫妇怎么也不肯搬迁，使得浮士德不能一眼就看到他伟大事业的完成。受浮士德之命，梅非斯特带了三个打手前去驱逐，老夫妇被活活吓死，房屋起火被焚。浮士德受到良心重责，忧愁从钥匙孔侵入他的居所，令他失明。盲目的浮士德，听到梅非斯特的爪牙为他掘墓的铁锹声，还以为这是在开发土地、建立美好社会。浮士德就这样死去。

有人说：歌德写的浮士德是对现代化的讽喻。也有人说：浮士德是人类灵魂在天主和魔鬼之间交战的比喻。也可以这样解读：歌德的《浮士德》提出了另一个“幸福之问”。

与当下媒体不同，歌德花六十年提出的这一问，让人们不可能只有激昂而无震惊，也使人们不能流畅作答。这是文学的特殊力量。理性判断通常以句号结尾，政治判断往往以惊叹号激励，文学的美学判断却引出一个问号。

问：浮士德博士，你幸福吗？

不要听梅非斯特的鼓噪。

（作者为加州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