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了巨大的关注，也引发了持久的争议。据说，不仅中国，就连德国文坛，也因莫言的获奖而分裂了。德国最负盛名的老作家马丁·瓦尔泽是欢呼的，他称莫言堪比福克纳，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再也没有比莫言更合我意的人选”；另一个德国女作家，也是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在接受瑞典《每日新闻报》采访时则说，莫言获奖简直是一种“灾难”，当她得知评委会的这一决定时“差点没哭出来”。分歧之大，令人惊愕。国内的争议，更为热烈，但大多超出了文学的范畴，真正讨论莫言小说之得失的不多，歧见最多的，往往和莫言的思想表达、政治姿态有关。
应如何看待莫言获奖
但这些争议也并非没有意义的。
当莫言站在这一有世界高度的平台上，读者希望他有更明确的担当以及更勇敢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莫言在应对的时候，则强调他的作品本身，他提醒读者，他的小说不仅没有逃避政治，而且还充满着复杂的政治，他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是很凌厉的，但一些读者和知识分子并不满意，照样抓住莫言的一些话，不断地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不满。
那些被诟病最多的话，几乎都是莫言面对记者时说的，带有很强的现场感和即兴风格，不严谨、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我觉得，不必过度解释———即便换一个中国作家获奖，面对记者长达两个月的追问，也不见得就能比莫言说得更好。莫言自己在获奖演说中说：“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这不是辩解，倒是一个事实，口语远没有书面文字来得精准。要莫言面对记者把话说得滴水不漏，或逼着他对敏感的政治问题表态，这都是一种苛求。一些人当然可以期许莫言做得更好，但也不能过度理想主义，而要学会尊重莫言的选择。有尊重，才有探讨问题的前提。莫言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是一个作家，强调作品的文学品质，这无可厚非。毕竟，并非每个作家都是政治立场鲜明，也并非每个作家都热衷于做思想斗士的。作家的独立性，有时并非只体现在对公共话题的表态上，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创造性才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立场。没有创造，立场有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姿态而已。因此，我不赞成用单一的政治视角来看待莫言这次的获奖。假若中国出了一个作家，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同，惟独在他自己的民族却遭遇冷嘲，甚至恶意的践踏，不能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应该有一种气度，一种对文化的创造力作出肯定的气度。
这并不是主流文学的胜利
莫言的得奖，未必能改变中国文学的现状，但它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还是有正面价值的。可我也反对把莫言获奖的意义进行盲目升华，所谓莫言得奖反映了中国的强大及其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一说，显然是牵强了。文学是个体的精神创造，和国力如何并无直接的联系。诺贝尔文学奖也经常授予小国作家，或者乱离中的作家，若单纯以国力论，这些就都难以解释了。
这令我想起《三联生活周刊》所做的莫言专题里的一段话：“文学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他(莫言)的小说你也可以喜欢或不喜欢，选择或不选择，但起码，你须先了解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写什么样的作品，明白他作品与我们当今社会发生着怎样的关系。”确实，离开了文学，我们根本无法讨论莫言，也无从理解那个真实的莫言。
所以，莫言获奖之后才会对记者说，这不是政治的胜利，而是文学的胜利。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我更想强调，这是文学的胜利，但绝不是主流文学的胜利。尽管莫言的作品早已登堂入室，也为主流文坛所认可，甚至还获得了主流文学的最高奖——— 茅盾文学奖，可他的写作风格、艺术趣味、精神特征，一直来都是反叛的，他也从未停止自己对文学的探索。以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为例，这部小说，敞露出了莫言身上那难以压抑的才华，他对苦难记忆的处理，对现实苦难的忍受，对叙事角度的自觉选择，以及那通透的感觉、杰出的语言能力，都远超同时代的作家。而且，这部小说还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黑孩。这个沉默的孩子，更像是作家自我的象征，莫言的小说形象，很多都发端于此。
之后，莫言在小说中所着力倾听的，一直是类似“黑孩”身上那种粗野的、生命力旺盛的、被遗忘的声音，他要让这些声音从黑暗中、地狱里走出来，成为任何主流声音所无法抹杀的存在。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莫言的作品风格，为何会如此大胆、恣肆，甚至还有大量肉欲、淫荡、邪恶、血腥的描写，他要书写的，正是这种现世的罪与恶，那种苦难与污秽。他当然也向往美好，比如《蛙》，就有对生的关切与礼赞，但这样的段落很少，他更多的是摹写现世在欲与恶中的狂欢。莫言所书写的，是一个野生的中国。这个中国，我们在历史书中未曾读过，在过往的文学作品里也无从比照，它来自莫言的记忆与想象、戏谑与虚构。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知道，有人试图把莫言的作品解读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并指证这样的写作与主流思想之间有一种甜蜜的关系，那确实是没有读懂莫言。
莫言的写作反抗新文学传统
为此，我还想大胆地说，莫言的得奖，不仅不是主流文学的胜利，甚至都不是新文学的胜利。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几乎都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信徒，他们的写作面貌，也多为新文学传统所塑造。新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一是用现代白话，早期是欧化的白话；二是启蒙意识，对国民的批判和唤醒；三是学习西方的新的艺术手法。遵循新文学传统的作家，几乎都站在这个现代立场上，用普通话写作，而那些保存传统艺术形式、有旧文学气息的作品，就被忽略了，比如张恨水，比如金庸。这是不公正的。
莫言的写作，反抗了这种新文学传统，至少他扩大了这一传统。
这点，可从莫言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中得到论证。“五四”以来的主流知识界，思想是启蒙的，语言是白话文的，艺术方式是现实主义的，表达上也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但莫言的写作，显然与这样的主流格格不入。读他的小说，你会发现，他对“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充满着不信任，《檀香刑》之后，他对西方话语也开始怀疑，于是，他的小说，开始恢复一种说书、说唱的民间叙事传统，在语言的选择上，他也是反普通话的，大量来自乡土、草根、方言、地方志、民间艺人的词汇、语法进入他的小说，他的语言有野趣，有大地的气息，是在生命现场里生长出来的———他要恢复语言中那些被文化与教育所删除的枝蔓、血肉、味道。
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作家，莫言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定论来概括，更不能以莫言的人生姿态作为判定他小说品质的依据。莫言曾自嘲道，生活中他可能是胆小如鼠的，但写作上他却胆大包天、色胆包天。得奖之后，面对记者的尖锐问题，莫言难免有点闪烁其辞，但不能由此就否定他作品所具有的批判性。读过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的人都知道，那些评委所着力表彰的，也正是莫言身上这种凶猛的批判精神。因为有这种批判精神，我们就无法将莫言归类到主流文学中来审视；也因为有一种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反叛，莫言才从新文学传统中出走，既借鉴西方，也重识传统叙事资源的意义，在讲故事的方法、叙事的结构、语言的风格上，都对小说作了全新的改造。
他的作品，语言上显得粗糙、叙事上明显失控的，也有不少，但他总能在不同时段写出令人吃惊的作品，从而让人对他的写作不致失去期待。
假如我们不以政治的偏见来论断莫言，必须承认，在艺术上，他算得上是一个勇敢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以思想性见长，也没有思索更多深邃的精神难题，包括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说，在我看来，也显得过于平浅了。他在获奖演说中花大篇幅为自己所作的辩护，更是没有必要。但他小说所讲的那些故事，确实是关于中国现实与中国历史的一个寓言，不容忽视。莫言获奖之后，并不能掩饰中国作家的写作所存在的问题，他的获奖，也不会让中国文学变得更加不堪———就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实而言，似乎也找不到谁就一定比莫言更适合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我们大可理性地对待这个文化事件，并真诚地祝福莫言。
□谢有顺(学者)
第6站
红高粱村
很多年以后，红高粱村的村民们站在漫山遍野火红的高粱地前，会一遍遍地想起2012年10月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村里那个原来叫“斗儿”后来叫“莫言”的管家老四，靠写字拿了一个国际大奖。
当时，红高粱村只是山东胶河边上一个普通村庄，红砖青瓦的农家小院在一马平川的胶河岸边整齐排列，满目的黄土地里，金黄色的玉米掩面伸展，并看不到后来铺天盖地的红高粱。但村民们记得，后来被称为作家的莫言家里的地一直在种红高粱，一茬茬的红高粱在地里疯长，火红火红的。
再后来，种高粱的黄土地里，开始长出一本一本的书。据说，莫言拿奖的那本书就是从他家地里长出来的。
(郑焉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