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大学师范分院 张毅 030039）

 摘要：现今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认为“语文”一词从1949年才出现，而对于何谓“语文”几十年来学界莫衷一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语文学科的建设中忽视了基本的历史考察。“语文”，即是“语言文字”的简称。追溯厘清“语文”一词的本义，有助于语文学科的建设，有助于把握语文教学改革的正确导向。

 关键词：语文；考察 ；本义   

中国现代语文独立设科已逾百年，但何谓“语文”仍然争论不休。因此，有人认为几十年母语教学最大的失误就是没能对课程的名称正名，以致于我们在对学科名称的阐释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偏差，还有论者认为由于“语文”概念内涵的不确定以及由此造成的学科名称不能集中体现学科的本质特征致使语文教育没有相应的专业支撑，这是造成我国母语教学效率不高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很奇怪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界对于“语文”一词的历史考察为何如此忽视！甚至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学论教材和有关论文都认为“语文”一词是1949年才开始使用的，由此可见当今语文学术界研究的粗疏。翻阅现代语文教育史，发现“语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末，这一词汇在解放前被论者经常使用，例如1925年魏冰心就曾主编过《高级语文读本教学法》，1925年，朱自清在其所写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不赞成以语文的本身为国文教学的唯一目的”，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有二：一是“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和能力”，一是“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他又说：“我赞成胡适之先生的办法，先将法式部分赶紧教完，然后特别处所，随时提出研究，以选文文句为例。这种文法纲要，最好着重语文共通一点，俾以后可常作比较研究，更易明瞭文法的意味。”可见朱先生是把“语文”视作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一个概念的。1935年，朱自清又作《语文杂谈》一文讨论国文教学问题。1931年程其保在《初级中学课程标准之讨论》中也提出：“本国语文一科，实包括国语与国文两种科目”。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刊印了复旦大学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名著《修辞学发凡》，书中大量使用了“语文”一词，诸如“汉语文”、“语文分离”、“语文合一”、“语文正常关系”、“语文改进”、“语文的体式”、“完美的语文”等比比皆是。1934年文逸又编著了《语文论战的现阶段》，宣浩平也主编了《大众语文论战》一书。其后，黎锦熙先生将母语教学分为“语文方面”和“心意方面”，他将图书分为十大部，其中将哲学、社会科学、语文学和文学等并列，把语文学视为包括“说文、字典、文法、音韵等”的“旧式小学”，而将文学视为包括纯文学（诗、辞赋、乐府、词、戏曲、小说）和杂文学（散文、骈文）在内的八体文艺。叶圣陶在解放前也多次使用过“语文”一词，例如他在1940年8月18日写的《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说：“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文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在1942年8月1日发表的《认识国文教学》中又说：“说人人都要专究语文学和文学，当然不近情理；可要养成读书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专究诚然无须，对于大纲节目却不能不领会一些。站定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这是对于国文教学的正确的认识。从这种认识出发，国文教学就将完全改观。”叶老在这里将“语文学”与“文学”并列，足见叶老也是将“语文”视为语言文字训练学科的。不仅教育学家频繁使用“语文”一词，抗战后期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其《文学与语言（上）：内容、形式与表现》一文中也说过：“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近几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的是语文的精彩妥帖，心里所要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种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可见朱光潜在解放前也认为“语文”即“语言文字”。在建国后，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等一直是“语言文字”说的坚定捍卫者。现今仍在出版的《中国语文》《语文研究》也都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刊物。新加坡和香港目前将“语文”（新加坡为“华文”）和“文学”分置两科，也可以说是秉承了“语文”之“语言文字”说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