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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李醒民：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经过和多舛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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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经过和多舛命运

李醒民：在思想解放的漩涡中——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经过和多舛命运
时间:2013年1月31日 作者：李醒民 来源:学术批评网


在即将行至20世纪终点、行将跨入21世纪的门槛之际，意外地收到《1999独白》主编萌萌转来的约稿信。“打捞思想，立此存照”的宗旨赫然映入眼帘。此刻，像闪电一样，唐人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的诗句，蓦然浮现在我的 脑际，使我久久沉浸于其中的意境。近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评论前两句时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好了，那就让我遵循《1999独白》的宗旨，打开尘封的记忆，围绕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和命途，向“林叟”——尊敬的编者和志同道合的读者——“笑谈”一下我的“求学之义理”和坎坷的“处世事变”吧。

一、拨乱反正，人生命运转折

我的生命绵延在20世纪的整个后半部，但是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则发生在1978年。是年，我考取了著名学者于光远等五人联合招收的“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告别了一年半接受“再教育”的劳动改造和六年半电工、无线电修理工的生涯，步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现改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攻读“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专业。 

说来也巧，我个人的命运转折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转折适逢同一时期。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十年文革终于寿终正寝。1978年3月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紧接着，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将近年末的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记得当时，举国上下都沐浴在思想解放、尊重知识、渴求人才的氛围之中。从十年梦魇中刚刚苏醒过来不久的中国人，无不体验到一种精神解放的感觉。

从荒寂旷远的渭北高原来到全国政治、科技、文化中心的首都求学，我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这种感觉还伴随着一股强烈的信念和情感冲动：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中国的未来有望了，可以干一番事业了。这种信念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振奋人心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直接与已相关。1978年7月，在我们赴京复试期间，有幸参加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举办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500多位科学技术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与会，听取了十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的讲演。这次会议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它给予人的心灵的震撼力量，至今还使人难以忘怀。我当时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奋，暗暗下定决心，在学术和思想领域革故鼎新。

在求学期间，各种各样的新鲜事似乎每天都在周围发生。撇开国内外大事不谈，在研究生院内，有外籍教师开设的课程，国外学者也不时前来讲演，处处充满了新知识和新信息。还有，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拉兹之歌和丽达之歌时不时不知从哪个角落飘来，《星球大战》、《追捕》、《望乡》等一大串外国影片时不时地在附近哪个单位露天放映，色彩艳丽的进口大彩电（当时是稀罕之物）好节目连轴转——一派轻松、豁达、开放的气势。可是，人到中年的学子，怎能不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哪有过多的闲情逸致做逍遥游？于是，刻苦攻读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在头两学年，我选修了近十门课程，通过了英语、日语、俄语考试，总算把忘得一干二净的外语和其他知识恢复起来，还多少学了一些新东西。

二、六易其稿，完成硕士论文

我是从1980年9月正式为撰写毕业论文做准备的，加上此前断断续续地查阅，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浏览了500多种（篇、册）中、外文资料，作了六大本读书摘记和400余张卡片，笔译出50多万字的英文、日文资料，也涉及到少许俄文文献。

在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后，一方面为了熟悉材料、清理思想、梳理头绪，给撰写硕士论文作好铺垫；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验，把摊子铺得很大，战线拉得很长。我于1981年3月写出了题为〈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及其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文稿，大约有10万字，涉及文献（主要是外文文献）150余种。文稿分为五大部分：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神圣庙堂，物理学的危机，从X射线的发现到原子结构的初步确立，普朗克的量子假使和量子力学的形成，相对论的创立和爱因斯坦的杰出贡献，从现代物理学的革命看有关科学革命的几个问题，哲学在现代物理学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涉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问题众多的文稿，面面俱到，重点当然不会突出。在学术观点方面，这篇文稿虽然认识到机械唯物论是物理学革命的最大障碍，且对马赫主义和唯心论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还是沿用和因袭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相关观点，对批判学派持否定态度。我记得，当时自己确是自觉地以“马列主义” 作指导的——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做法其实是犯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我没有把这个粗糙的文稿交许良英导师审阅，自认为它根本不能作为硕士论文的初稿，只是3月下旬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论文撰写提纲。提纲经许良英、赵中立、汪容、岳林老师讨论审定，认为所列内容包容面过大，思考也不成熟，建议把写作重点放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危机与革命时期，许先生还指出可供参考的有关文献。

于是，我专心阅读了一个多月的资料，于5月初写出了硕士论文的第一稿：〈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危机与革命——其断面的历史性考察和尝试性探讨〉。该稿五万余字，共分八个部分（无标题），引用了120种文献。这八个部分的内容大体是：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发展背景，经典理论中的潜在矛盾，以马赫为首的批判学派对经典力学的批判，一系列实验事实与经典理论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危机），物理学家对危机的反应尤其是彭加勒对危机的明锐洞察，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力学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主要观点和历史作用，物理学革命在三个领域展开，末尾就科学革命、哲学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正确评价唯心论等论题作了讨论。

在撰写这个第一稿之前，我比较仔细地阅读了马赫、彭加勒的有关原著，也浏览了皮尔逊、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的一些著作。对原著的研读使我前后判若两人。我惊讶地发现，批判学派这几位代表人物由于站在时代的科学和哲学峰巅，因而眼光高远，先知先觉。相形之下，列宁对他们的批判和否定则显得根据不足。经过深思，我在文稿中提出了诸多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见解。例如：

马赫对经典力学的批判是伟大的思想启蒙，是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当时未明确用此语）；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看法是敏锐的和正确的，后人不着边际的歪曲议论纯属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批判学派在物理学革命中是革新派，他们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物理学危机主要是物理学本身的危机和机械自然观的危机，哲学危机是派生的，因此克服危机的出路也有两条。第一稿的学术贡献在于，它用确凿的事实反驳了列宁《唯批》第五章的主要观点，澄清了国内、国外（苏联、东欧、日本等）学术界广泛流行的误解和曲解，探讨了列宁失误的三个主要原因。

顺便说一个细节，我在写第一稿时，查阅了开耳芬勋爵1900年讲演，从而纠正了科学史界（包括一些权威人士）关于“两朵乌云”的长期误传 。

不用说，第一稿也有一些“幼稚”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对批判学派的思想没有深入的把握（这需看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时间根本不允许），依然援用传统观点，认为该学派是唯心主义。其二是，也许一半出于本意，一半出于担心，第一稿结束时还添加了在现在看来是画蛇添足的语句：“本文对列宁《唯批》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这些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也无损于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导师的光辉形象。人，只要他不是神，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历史的局限，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2页），伟大的革命导师自然也不例外。革命导师之所以伟大，首先就在于他也是和人民一样的人。”为了给自己辩护和壮胆，我还煞费苦心地找到了两段列宁“语录” 掺入其中。要知道，当时虽然处于思想解放的早春，但是坚冰还未融化，且不时地出现倒春寒。不过，在引用列宁的第一段语录后，我紧接着表明：列宁的这段话当然也适用于他自己。对于列宁在《唯批》中的某些失误，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仅仅变成为经典著作进行注释的工具（必要的注释无疑是要搞的），甚至不顾客观实际，恣意引申和发挥。对经典作家的某些失误，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适当的修正，而是歪曲客观事实，极力护短，就像力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待牛顿的经典力学那样。而且，护短者还把这种不正常的作法美其名曰是对革命导师的无限忠诚、无限信赖，是对马列主义的坚决捍卫。殊不知，这种做法不仅害了自己，害了群众，而且首先害了革命导师，因为这种做法是与革命导师的一贯教导背道而驰的。

许良英先生仔细地审阅了第一稿，充分肯定了它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我原以为你会人云亦云，没料到文章颇有新意。”他不仅就诸多细节作了60多条批注，而且提出了原则性的修改意见：篇幅过长，建议写三万字左右；论题松散，注意适当集中，顾及历史顺序和逻辑结构。于是，我果断地砍掉了第一稿中的最后两部分，精简了物理学危机的背景叙述和物理学革命展开的经过，突出和加强了三个论题：马赫对经典力学的批判，彭加勒论物理学危机，批判学派和力学学派的历史作用、哲学根源和历史归宿。就这样，经过删节和修改，我在短时间内写出第二稿（无小标题，共七部分，约35000字，引用116种参考文献），复写了四份，分头征求老师和同学的意见。第二稿末尾还保留了“蛇足”，不过已缩小到280字，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对任何事物（包括经典著作）都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把事实而不是把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从事实引出结论，而不是根据现成的结论塑造事实。

许先生仔细审阅了第二稿，对细节作了诸多批注（他对“蛇足”的批语是：“这段议论没有必要”），甚至修改了部分文句、字词。他的这种严谨学风当时深深感染了我，而且惠及我此后的学术生涯。他在两稿的批注中都强调实证论对对批判学派的影响，我未全盘接受他的意见。对于第二稿，老师和同学都未提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不过，我考虑论文的涉及面还是过大，论题还是显得多了些，这样不仅使文章拖拉松散，难以突出重点，而且在细节上也容易出现疏漏。特别是，论文对《唯批》的诸多具体结论提出质疑和反驳，更应慎重对待，严肃考据，缜密论证。因此，尽管时间较紧，我还是毅然决定，舍弃辛苦积累的许多宝贵资料和深入思考过的新颖观点，忍痛割爱自我陶醉的“神来之笔”，对文稿动大手术，把主题由三个减为一个——仅仅对准彭加勒论物理学危机这一个焦点作文章。

在征得老师们的同意后，我比较仔细地重读了彭加勒的四本科学哲学名著——《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最后的沉思》，并在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所有馆藏的《唯批》教材和学习辅导材料。我发现，这类书籍几乎千篇一律地重复《唯批》第五章的观点，有的还想当然地恣意引申和发挥，像列宁一样地用不很文明或很不文明的语言挖苦、咒骂马赫和彭加勒等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我清楚流行观点的错误的严重性，也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心知肚明。我进而找来《唯批》的俄文原著和彭加勒的《科学的价值》的英译本，把列宁的引文和彭加勒的原文逐一对照，进行分析比较。我惊讶地发现，列宁的引用方式不仅与彭加勒的基本观点相去甚远，而且与彭加勒原文的意思也有很大出入。显然，列宁的引文是断章取义的。此时，我已胸有成竹，同时深感在学术和思想领域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和非常紧迫的。我心里十分明确，澄清这个问题不仅在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造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文风和学风也具有现实意义。正在我准备撰写第三稿期间，适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决议，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分析了他的“悲剧”所在。这给我以勇气和力量。我想：毛泽东能被公开批评，为什么就不能公开批评列宁？

有了丰富的材料和独到的观点，又有了整个论文的架构，动笔写起来可谓水到渠成。就这样，仅用两周时间，硕士论文第三稿〈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便一气呵成，时值7月上旬。经几次修改，我在7月底复写了四份，继续征求意见。第三稿约25000字，文献和注释共71条。文稿分以下七节：一、物理学危机的产生；二、物理学家对危机的反应；三、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观点；四、对彭加勒基本观点的误解和曲解；五、列宁的有关引文没有完整地反映彭加勒的基本观点；六、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为什么会有基本正确的看法；七、物理学危机的实质。

第三稿得到老师和同学的普遍好评。许先生第三次作了仔细批改。他在论文中引用的列宁的一段言论旁边批注：“这段话Poincaré 的原话如何？这段话的原话十分重要！” 列宁在《唯批》第五章开头引用了彭加勒的两句话。引文是这样写的：“我们已经看到作者从这个‘怀疑时期’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不是自然界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给予（或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给予自然界’；‘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这是唯心主义的结论。” 我当即查阅了俄文版《唯批》、彭加勒的法文版原著及其英译本和日译本，原来列宁把彭加勒所说的时间和空间的“框架”（法文为cadre，英译文为frame）错译为空间和时间的“概念”（понятие）了。两年后，我就此写了2000字左右的短文投给一家杂志，该杂志有所顾忌，最后发表时压缩了一半文字 。大约两年后，该短文才得以全文发表 。为此，招来中央编译局两位先生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从翻译原则说，不必这样译”，但游强调“列宁在翻译上作了灵活处理”，二者“在意思上是相通的” 。我后来依据第一手材料据理力争，反驳了对方的观点 ，从而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学术争鸣。不管怎样，新出版的《列宁选集》第三版已经为此加了一条注释，就彭加勒的原文作了说明，只是没有提及发现这一误译的“知识产权”是属于谁的。

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的基础上，我对第三稿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对第六节有所拓展和深化，在文字上也作了一些润色。为了方便论文的通过和被持传统观点的人接受，我特别在批评的语气和用语上费心作了一番斟酌，例如第三稿中的第四节和第五节的标题改为中性语言“一些颇为流行的看法”和“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有关论述的粗浅分析”。定稿于8月下旬完成，9月初打印出来。它仍为七部分，三万余字，文献和注释54条，脚注33个。就这样，经过三大反复，前后六易其稿，12次集中修改，历时一年整，终于如期完成了硕士论文。

关于硕士论文的主要学术观点，我在“内容提要”中是这样说明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新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理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动摇了整个物理学理论的基础，导致了物理学危机。当时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囿于机械论的自然观，看不清物理学发展的形势，只是企图在旧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修补，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当中，对物理学发展形势看得最为清楚的是法国数学家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他于1905年明确提出了物理学危机，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他认为，物理学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预示着一种行将到来的变革， 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他正确地指出，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使力学让位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他一再肯定经典理论的固有价值，尖锐地批判了“科学破产”的错误观点。他还预见了新力学的大致图景，对科学的前途满怀信心。彭加勒之所以对物理学危机持有基本正确的见解，除了他对物理学的历史和现状有清晰的了解外，也和他的哲学思想中的某些积极因素有关。虽然他的哲学前提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有关论述也确实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之处。本文扼要地列举、分析了彭加勒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科学哲学思想，认为在哲学上也不能对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即使在今天看来，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科学发展规律的。可是，长期以来，他的基本观点却普遍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曲解。在苏联和我国出版的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著中，彭加勒竟被描绘成在现代科学史上兴风作浪的反面人物。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引用的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论述的片言只语作为自己的全部论据，并且漫无边际地加以“引申”和“发挥”。事实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有关引文并没有全面反映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端正我们的学风，本文试图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彭加勒的原著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澄清。
本文也分析了物理学危机的实质，认为物理学危机主要是物理学本身的危机，这是根本的一面；危机在哲学方面的表现则是由物理学本身的危机派生出来的。断言危机不是发生在物理学问题上，仅仅发生在哲学问题上，以及在哲学方面只强调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所引起的危机，而忽略机械观面临的全线崩溃的危机，都是过于片面的。

三、实事求是，答辩顺利通过

论文答辩于1981年10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此前我已选定毕业后到该社工作）进行，参加者有许良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楠森（北京大学教授）、范岱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研究员）、黄耀枢（北京大学副教授）、何成钧（清华大学副教授）五位评审人以及赵中立老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与会各位先生认为论文资料翔实，立论有据，观点新颖，充分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指出其中的某些缺点和进一步修改的建议。在谈到论文中对列宁的批评时，记得黄楠森教授说：“毛泽东可以批评，为什么马克思、列宁批评不得？”最后，论文以四票“优秀”、一票“良好”通过。事后，许先生说他投的是“良好”票，因为他事先还有点担心（并非因为学术水平问题），更没有料到其他人全投“优秀”。三位书面评审人的评语如下：

许良英研究员的评语（1981年10月9日）
这篇论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澄清了对物理学危机的混乱看法，肯定危机是发生在物理学发展过程的本身，哲学上的危机是派生的；澄清了对彭加勒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物理学危机的论点，恢复了彭加勒在科学史中应有的名誉，改正了列宁对彭加勒的某些误解，澄清了几十年来在苏联和我国流行的一系列错误看法，从而有助于端正我国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不良学风。本文的论据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文字表达也还比较流畅。因此，它是达到了硕士论文所要求的水平。
黄楠森教授的评语（1981年10月6日）：
作者研究了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的评论，认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彭加勒的评价是不全面的，并批评了许多文章对彭加勒的指责。文章从可靠的事实材料出发，全面叙述和分析了彭加勒的有关观点，认为彭加勒并没有全盘否定旧物理学，没有否定科学的客观真理性，列宁的评论不很确切。作者的这些观点由于有可靠的事实根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有一种不良倾向，即不管具体事实材料如何，而单纯从革命导师的言论作随意的引申，这在对待彭加勒的哲学思想中有充分的表现。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有材料，有分析，这不仅对于研究科学史和马列主义哲学史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也是有意义的。这是一篇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好文章，说明作者有较好的专业基础，具备独立科研的能力。文章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层次井然，结构严密，文字流畅。
文章主要缺点是对彭加勒的基本哲学立场缺乏评价，影响到这篇文章的效果。文章中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
黄耀枢副教授的评语（1981年10月6日）：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彭加勒著作中的大量材料来说明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也说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中对彭加勒的评价是不够准确的。
全文的叙述文字流畅，论点明确，有说服力。论文还对解放后在我国某些理论工作者中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学风作了批判，这对今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学史和马列主义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是一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
从论文的写作方法和内容来看，作者专业训练的基础比较好，有较好的外文阅读能力，已具备了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
缺点：对彭加勒的哲学观点没有作出一个总的评价，个别地方也有用语不准确的缺点。

四、经磨历劫，成果逐渐面世

论文答辩通过之后，我立即办手续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履职。早在论文第二稿完成后，我当即把它投给《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几位编辑觉得两个学派那部分写得不错，建议我加以补充修改。修改稿经纪树立先生作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遂予以发表。就这样，我的处女作〈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 在1981年12月10日面世。编辑部对此文加有如下“编者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场物理学革命，无论在科学史上或者哲学史上，都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历来各个哲学学派都有自己的分析，同时也理所当然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本文运用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分析了这场革命中的两个学派，即机械学派（或力学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历史作用、哲学根源以及它们的历史归宿。特别对于批判学派，作者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为了繁荣学术，深入探讨这一科学革命的哲学意义，丰富我们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工作，本刊特予发表，提供讨论。

这篇处女作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有位读者在看到这期杂志后致信编辑部，称赞该文“令人耳目一新”。师妹徐兰后来告诉我，她在1983年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她在大学学生物学）时，也与这篇文章的影响有关。

接着的两年，我的第二稿的又一个论题和打印稿（定稿）中的第三、四、五节分别以〈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马赫在《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中对经典力学的批判〉 和〈评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 先后发表。前者补充材料较多，后者仅作了一些语句上的修饰。为了使文章能够顺利发表，我不得不隐去列宁的名字，避免径直的批评，只是客观地叙述马赫、彭加勒的观点，并加以分析和评论。即便如此，有关编辑还有点顾虑，决定把第三篇论文放在“问题讨论”栏目、而不是按常规放在“科学哲学”栏目发表。这三篇相互关联的学术论文无论从内容、观点和文风上看都是别开生面的，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因而引起的反响和震动就可想而知了。不少读者反映，他们读了这几篇论文就好像呼吸了新鲜空气一样。记得广西师范大学一位教师致信《自然辩证法通讯》，还以为它们出自一位老教授的手笔呢。其实，我那时离40岁还差几年。不用说，这三篇论文也招致了一些持流行观点的人的反对，我记得《广西师院学报》和《厦门大学学报》有两篇文章批评我，当时未作记录，现在已回忆不起刊号和作者了。我当时没有回应。我不是小看人家，对于任何严肃的学术批评，我向来持欢迎态度，并认真对待。我决定不答辩，只是因为他们不是从历史事实和彭加勒的原著出发，而是把《唯批》第五章的论点作为立论的唯一根据，而我反驳的恰恰是《唯批》的论点——我觉得我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1982年11月24日至30日，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物理学史讨论会在北京香山召开，我应邀以“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为题，在大会作主题报告。与会的百余人反应热烈，并对以往学术界盛行的教条主义学风深表厌恶。这是我的硕士论文首次正式“亮相”。此前，同事金观涛先生筹备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我应刘青峰女士之约撰写了《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 （1982年10月初稿，次年3月修改）。这本15万字的小书把我在作硕士论文时所积累的材料和形成的观点大都用上了。与以前的文稿相比，自我感觉材料更丰富（其中许多材料是在国内首次披露，有些还是我本人发掘出来的），观点更鲜明，逻辑更连贯，思想更条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线贯穿全书），行文更顺畅，语句更雅致，既有学术性和思想性（遗憾的是，编者把参考文献全部删除了），又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把严肃认真的学风与生动活泼的文风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本小书赢得了读者的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委何祚榕先生告诉我，该书第一使他了解到现代物理学的来龙去脉，第二使他明白列宁的话未必都正确（小书未指名道姓批评列宁，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书中的观点与《唯批》第五章的大相径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顺基对我说：“你的《激动人心的年代》写得真是激动人心。”国防科技大学朱亚宗先生在一篇书评 中认为，该书是“一朵引人注目且雅俗共赏的奇葩”；作者“由实到虚，以虚论实，使人有视野开阔、高屋建瓴之感”；“清晰的条理、流畅的文字和有情的语言页使本书增色不少”；“使人读后耳目一新，回味无穷”。《中国青年报》记者刘黄女士在一篇访问记 中开门见山：“一部《激动人心的年代》，曾激动过千万青年的心。”她对作者“独辟蹊径”、“大胆求索”的精神，对全书“融会了对历史的考察和对传统哲学观念的反思”以及“优美晓畅的文字”深表赞赏。她最后这样写道：告别李醒民，我想到：尽管，李醒民只是从物理学史的研究中提出问题，然而，他敢于用自己的大脑思索，敢于进入曾被视为禁区的天地驰骋，敢于对经典理论提出不同意见。正是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使他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响应，吸引了大批理论工作者和青年。他们何尝不渴望打破思维定势，追求真理，以适应今天变革的时代？

刘黄的猜想没有错。记得我1988年10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意外地在该校书店看到，小书已第五次印刷，印数多达十余万册（令人不解的是，出版社一直未给作者寄后来几次重印的样书）。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中期前后（除1987有点波折外）是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时期，我也数次应邀在北大、清华等院校作学术讲演，1988年1月还作为中国文化书院讲习团成员，赴杭州、南昌、福州讲学，期主题都是围绕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和《唯批》研究进行的。

在三篇论文和一本小书中，我的硕士论文最核心、最敏感的部分——指名道姓地批评列宁的部分——一时还难以面世，尤其是硕士论文中关于列宁断章取义地引用彭加勒的言论的重要材料还未公诸于世，其原因不言自明。我想，真正的学术批评应该直言不讳，隔靴搔痒式的批评算不得真正的学术批评。我曾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接洽过，结果未能如愿以偿。1983年10月，我以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为骨干，把过去文稿中的有关内容加以扩充、深化，形成了论文〈关于物理学危机问题的沉思——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某些观点的再认识〉，提交给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西安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年会。该文分五个小节：问题的提出，列宁有关引文和彭加勒原文的比较分析，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某些结论的不同看法，失误的原因何在，历史的经验教训。我未打印论文在会议上散发，记得也未多讲，因为我的目的是想把它公开发表。此前，我已经把它投给《中国社会科学》，何祚榕编辑阅后来电称，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但要在刊物发表恐怕有困难。我于是又把它投给湖北社会科学院的《青年论坛》，该刊辟有“反弹琵琶”专栏，专门刊登与传统观点相背的文章——我的论文岂不是正好能对上口径？谁知，该刊当时恰因某种微妙的原因停刊（记得好像是这样），幸好他们把投稿转给同院的《江汉论坛》月刊。《江汉论坛》主编荣开明支持发表，但考虑到客观环境，需要酌情删改。何祚榕先生此时来电告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拟将论文分送有关专家审阅，再决定能否发表。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是：“送给那些所谓专家审查，结局肯定是‘枪毙’无疑，而且还得久拖下去，倒不如让《江汉论坛》开天下之先河。”

我采纳了何先生的建议，论文经删节（删去了第五节，小标题也有所改动，例如把第三小节标题中的“不同看法”一词改为“再认识”，把第四小节标题改为“问题出现的原因何在？”）和修饰（加上肯定《唯批》的言论等）于1985年7月发表 。就在当月初，我在湖南大庸召开的“当代中国哲学讨论会”上与荣开明主编相遇，他在大会发言中提及论文的发表及其意义（当时我还未收到杂志）。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在看到《讲汉论坛》发表的论文后，称赞文章写得好，他决定把该文收录在他主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文集》（英文版），并委托南开大学吴忠教授翻译它。据武汉大学一位同行讲，在1988年庆祝《江汉论坛》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上，荣开明主编谈到发表我的论文的经过和当时的想法，他说，杂志要办得有特色、有影响，就要发表像这样的全国第一篇文章。武汉大学老教授肖萐父对我的那篇文章的不同凡响和刊物的学术良心赞赏不已，认为这是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的一个范例。

1985年8月，我赴贵阳参加“第二届全国哲学学术思想交流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贵州社会科学院主办。在大会发言中，我用40分钟时间较为系统地讲解了我的那篇论文，在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被认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理论勇气”。与会者基本上都是持有或相信传统观点的人，且大部分是搞马列哲学的，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破天荒的新异思想，怎么能不感到惊奇和亢奋？确凿的事实，严整的论证，敢于反潮流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良心，使听众心服口服，以致大家在进入餐厅和回到住所时还意气激扬，欲罢不能。会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孙辉在为该社内部刊物写的学术报道 中这样说：《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李醒民的〈关于物理学危机问题的沉思〉一文，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有关基本观点提出异议。这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在苏联、东欧、日本和我国学术界，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这些人都毫无例外地人云亦云，把列宁在《唯批》一书中引用的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论述的片言只语作为自己的全部论据，并且漫无边际地加以“引申”和“发挥”，而不屑于去查阅彭加勒的原著，因而，彭加勒的思想不公正地受到误解和曲解。作者查阅了200多钟外文资料（包括彭加勒、马赫的原著），对列宁的引文和彭加勒的原文加以比较和分析，对《唯批》、尤其是第五章的有关基本观点，诸如关于马赫对经典力学的批判、关于彭加勒的哲学思想、关于机械学派和批判学派、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实质等的评价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指出列宁的引文是断章取义的，揭示出列宁的一处严重的笔误；此外，还简要地讨论了列宁失误的原因。李醒民的发言之所以使大家感触很深，除了科学态度而外，更重要的在于据理对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结论提出了否定性的意见。这反映了新一代哲学工作者独立思考、勇于探求真理的治学精神。

对于《江汉论坛》发表的我的指名道姓批评列宁的论文，《中国哲学年鉴》和有关书刊 事后曾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
    
我的硕士论文的第一、二节和第七节以〈物理学危机的产生及其实质〉 为题于同年底发表。两年后，乘《三原色丛书》出版之机，我的那篇指名道姓批评列宁的论文的原稿，作为小册子 中的两篇文章之一得以原原本本发表（恢复了最后一节“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参考文献，取掉了附加的“修饰”），只是把标题改得更为明确：〈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某些观点的异议及沉思〉，其主标题利用了列宁“语录”。我在文末的“作者附记”中说明：“对于文中的个别观点，作者已有新的变化，例如对《唯批》在哲学上的总评价，对彭加勒和马赫的所谓唯心主义等等。……此外，列宁失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学风失之严谨，作者当时在原稿中不便直言。”接着，我的一篇3500字左右的短文 发表了，我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我对《唯批》的七点异议。

至此，我围绕硕士论文所作的研究得以全部面世，前后拖了七八年时间。我的学术观点已为国内学术界了解，苏联学术界的同行在此前也知道我的研究成果。1989年夏，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布洛夫教授、社会科学院哲学教研室别索洛夫和彼德罗夫教授访华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下榻处与我交谈了两个小时，完全同意我关于《唯批》已经的观点，并约请我为苏联刊物写稿。次年春，他们邀请我访问社会科学院，出席“弗•伊•列宁的哲学遗产和现代科学研讨会”（因当时的国内的现状未能成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我们的同时代人——俄罗斯作家杂志》出版了一期特刊，布洛夫教授撰文〈在中国哲学家家里做客〉，在10页篇幅中用将近2页介绍了我的学术观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莱曼•米勒（H. Lyman Miller）教授在1966年出版的一本专著《毛以后的中国的科学和岐见》中多处论述我的学术思想，并引用了我的相关论文。

最近，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朱亚宗在“一流名刊，三大特色”  的文章中对我的工作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做了中肯的评论。他如下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真正认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真问题，并身体力行去探索解决真问题的学术刊物，还寥若晨星，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毫无疑问是见证并推进中国当代思想文化重大转折的先觉性杂志之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25年来一以贯之地创新学术，解放思想，扶掖新秀，其历史功绩将永远镌刻中国现代学术史与思想文化史上。如果说，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是哲学界借助超学术的力量发起的对当代思想禁锢的巨大冲击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复归，那么80年代初李醒民教授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历史局限性的犀利剖析和指谬纠误，则是科技哲学界完全依靠学术自身的力量，深入学术堂奥的入室操觚，是平庸时代屈指可数的创新探索与激情之作，其社会影响固不如前者，但学术探索之深度，无疑超越于前者。20 年后的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存在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当代中国需要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见解，已成为全社会之共识。

在1989年下半年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因为上述观点遇到一些“麻烦”。是年年底，我当时所在的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唯一的一位“左冒号”首先发难，想借机扶摇直上，结果反倒成了孤家寡人，遭人唾弃，不久便被迫下了台。翌年春，本系统的一位“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特殊党员”（其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对其人的评价），操起惯用的文革式的革命大批判武器 ，给我乱扣政治帽子。就是这位在解放初就扬言要拆掉故宫的“权威”，在10月20日针对我写的学术评审材料（我当时正申请研究员职称）中，放肆地对我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但是，事情并未按照他预想的那样发展，我还是在年底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他的“小机关”失算了，他的“大算盘”也未能奏效。不到一年，又有一篇文章 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我，认为我的文章是“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的“一个表现”。该文作者缺乏起码的版本学常识，反过来倒指责我的“写作态度”不严肃，所引用的话在《唯批》中找不到。我在这里不想多言，只是立此存照，让历史的大浪去淘沙，让永恒的逻辑去说话！

1993年春，我在为《世界哲学家丛书》（傅伟勋、韦政通主编，台北三民书局出版）撰写《彭加勒》时，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之后的修改稿）全文作为第二章“‘危机’是‘革命的前夜’”写进该书 ，添加的仅是参考文献（主要是1981后重复列宁观点的各种出版物，由此亦可看出传统观点的惯性是多么巨大）。1994年我接到北京师范大学杨玉圣先生编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的约稿函，大陆的读者也许将于今年见到我的硕士论文的完整原貌 。

沿着硕士论文开拓的进路，在其后将近20年间，我对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陆续进行了个案研究，先后出版了七部著作。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彭加勒》（1994）、《马赫》（1995）、《迪昂》（1996）、《皮尔逊》（1998）资料翔实，见解新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其中后两者还是填补国内外学术空白之作。此外，在大陆还出版了《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1992）、《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1993）、《伟大心智的漫游•哲人科学家——马赫》（1995）。这属于另外的话题，在此就不饶舌了。

五、感悟良多，永葆心灵自由

通过这段潜心做学问的经历和在思想解放的漩涡中的搏击，也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我深深地感悟到：

1.研究一个课题，即使是较小的课题，视野也要尽可能开阔一些，材料也要尽可能多收集一些。第一手资料固然重要，但是背景材料和间接材料也不可缺少。这样不仅有利于把所论课题搞清楚，也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创造了条件。我之所以能使硕士论文达到较高水平，之所以紧接着在一年内写出两篇论文和一本小书，之所以能及时地先后转入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批判学派、《唯批》第五章、爱因斯坦、两极张力、科学革命、科学说明和科学评价、现代科学实在论、哲人科学家、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科学文化等课题的研究，都与准备硕士论文所做的铺垫或多或少有关。

2.我能够写出那样有学术水准、有新颖思想的且带有某种“敏感性”——这说明我们的学术环境有待改善——的论文，以及它们能够陆续发表（尽管也遇到不少障碍，持续时间很长），着实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大氛围，以及某些局域的宽松的小气候。我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学术研究和学术繁荣的生命线。爱因斯坦说得好：“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抑制知识的传播，从而也会妨碍合理性的判断和合理性的行动。” 每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积极争取外部的自由，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内心的自由——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最宝贵的礼物，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珍贵的节操。我想，21世纪中国学术界的自由空间一定会比20世纪大得多，独立大学、同人刊物、民间社团肯定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3.学术和思想犹如鸟之两翼和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瘸子——站立不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瞎子——毫无眼力。学术和思想的关系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十分相似。离开科学史，怎能启迪和生发出新的科学哲学思想？没有科学哲学，科学史岂不缺少了洞察力，岂不成了一盘散沙或乱七八糟堆放的杂货场？要知道，组织科学史料的逻辑结构本身就隐含着编史学纲领——一种如何看待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思想。不过，现在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作为主观安慰物的海市蜃楼式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由晦涩不明的生造词语、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洋洋自得的宏大体系拼凑的，其实只不过是糨糊状的东西而已。我们缺少的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故、令人信服的鲜活思想。这样的思想才能给人以启迪和智慧，它们只有通过潜心研究和冥思求索才能获得。试看今日之域中，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学人究竟有几许？在学术的沙漠上怎能建起高超思想之楼阁？

4.学在民间。作家谢泳在〈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 中说：“对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民间立场就是学者的良知和追求知识的兴趣，不是为了弄职称才去研究，也不是为了从某一政治集团那里获得某种实利才去研究，民间立场也就是学者自己的立场，是他们经过思考后选择的。”“我们今天深恶痛绝的那些伪劣学术，恰恰又是官方所认可的，这是一个官方和民间力量完全不成比例的时代，但我觉得真正的学术还应当是用民间的立场来评价，中国传统的学术在民间就是这个意思。”近20年来，我一直是按照学在民间的精神从事研究的：不想费工夫申请两大基金会的课题，懒得参与杂七杂八的评奖活动，对什么“点”呀“导”呀的的东西早就失去了兴致。我1996年6月26日为《科学的精神与价值》 一书撰写了如下题记，它将永远是我的座右铭：哲学不是敲门砖和摇钱树。因此，我鄙弃政治化的官样文章和商业化的文字包装。

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自由。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在观念世界里徜徉——这才是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的诗意的生活和孤独的美。


[作者小传] 李醒民，男，1945年10月生于西安市户县。196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1970年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陕西华阴农场接受“军再教”和“劳动锻炼”。1972年春被分配到陕西省富平县广播站作电工和无线电修理工。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毕业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90年被破格评聘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着有《激动人心的年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两极张力论••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科学的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理性的沉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理性的光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彭加勒》（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马赫》（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伟大心智的漫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迪昂》（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译有（英、日、俄）《列宁与科学革命》、《科学的价值》、《物理学史》、《科学方法讲座》、《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最后的沉思》、《科学的智能》、《科学的规范》、《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认识与谬误》、《自然哲学概论》、《科学与方法》、《科学与假设》等。主编有《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三原色丛书》、《哲人科学家丛书》、《科学思想文库》、《科学巨星----世界著名科学家评传》、《中国科学哲学论丛》、《科学方法丛书》、《科学文化随笔丛书》等。另外，在海内外40多家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被英国、美国、印度等国传记研究中心收入有关国际人名辞典。其学术成就在在国内学术界名列前茅，赢得同行专家的好评。而且，也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同行的重视和引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更新[20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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