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被单独关押，再也出不去了

十一月中（指2011年——编著注）到十二月中，记忆纷乱。穿梭于种种忙碌，在不同的地点和事务间，我猛然看见桐乡：在11号病房的记忆中，时间漫长而停滞。我不在的日子，孩子们日日夜夜环伺在侧。先生不再醒来，肾衰竭开始。十二月五日置入二楼重症病房后，生命靠输液维持。为免感染，探视时间缩短为每天午后半小时。众人不散，轮值的某一位就睡在长椅上，预备随时听取危急的报告。十二月六日，先生的心律和血压一度急骤下降，经短暂抢救，数据恢复了，之后，呼吸完全依靠机器。月初我在时，一位杭州的呼吸科资深大夫亲来会诊，结论几乎同样，但陈述更为严密周详。多久？我追问，心里仍是并不诚实的希望，希望先生竟能睡到春天，某日，恍然睁眼……“你要我回答这么困难的问题么？”大夫苦笑，抬眼巡看围拢他的人，开始援引拖延时间久暂不一的病例。

是的。先生如今成为病例，汇入无数号码，不再是那个《即兴判断》与《巴珑》的作者，而是床头小视屏上被监测的一组数据。

十二月十四日，结束上海的琐事，午后等车接我去桐乡。先生绘画的收藏者，近年客居上海的纽约人弗莱德·高登，赶来与我会面。入秋他去乌镇看望过先生。他恳求我，能不能将木心送回乌镇，死在家里。他自己便是雇了医护来家看守他的将死的母亲。我告诉他，中国因过多的医疗纠纷，立法规定任何医生不得在院外行使职务。他于是说起他如何送别自己的双亲。我听着，忽然剧烈地心酸。我不知道我与先生是什么关系，现在他快要死了，央我将他送回家里的，是一位美国的老人。

小蒋到了。乌镇旅游公司的司机。几次去来由他接送，途中说起他一生顽健的祖父，七十九岁那年，白日还在田里做事，夜饭后郑重收起一副碗筷，提一把伞，居然说要回家，然后径出家门。儿女撵过去，使劲拖拽，进进出出三五次——“我爷爷力气好大呀，陈老师”，那年小蒋才十岁——弄到深宵，老人终于躺下，翌晨就死了。

这是先生喜欢听到的故事。简直唐宋传奇。他也会说，那是托尔斯泰顶喜欢的乡下人的寓言……

三点整，桐乡医院二楼，我迎面撞见重症病区门外群集探病的乡农，人声嘈杂。警卫严格把守，我被推搡着，如在托尔斯泰《复活》中描述探监的一幕。人丛中先后出现一张接一张熟悉的脸：王韦、小代、小杨、秋虹、黄帆、仲青、徐晓琦……眼睛热了，我像是见到一群难友。另几位陌生青年也挤过来，围拢我，纷乱中知道那是过去十余天赶来看护先生的读者：青岛人刘正伟、他的女友张润林，广西胡范贵，温州毛晓刚，湖北匡文兵……随即我们又被挤散。小杨，拨开人群推我挤入门内的甬道，忙乱戴上管理员分发的塑料帽子、鞋套、口罩、胸襟。一转弯，巨大的病室展开了，二三十架床躺满病患，我随小杨快步走向沿墙由帘子遮挡的封闭小隔间，先生在左手那间，盖着白被单，仰面昏迷。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重症病室，满室器械，无能识别，有如陌生的刑具。环视种种光洁簇新的部件，我悚然起栗：不因为濒死的先生，而是那些器械的现代感。没有退路了。先生已入绝境。他的昏话一点没错：四十年前的囚禁记忆将他领来这里，他又被单独关押，再也出不去了。

当值大夫，一位和善的中年人走来与我说话，清楚地重申：医生无权出外行医（当然，病患也就无权离开这里）。如果坚持将老人送回家，可以的，所有插管拔除后，最快，病患会在十分钟内死亡（何其雄辩的科技）。像是只为弗莱德的恳求，我斟酌词句，勉力申辩着，一面想象先生被抬过室外寒风，塞进汽车，运回乌镇……大夫平静地看着我，显然知道先生没有子女，我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下一步措施是切割喉部气管，直接吸取积痰。

十二楼病房此刻在记忆中多么温存，我们昼夜进出，说话，小桌上放着水果、暖瓶、花，抽屉里存着先生的手表和换洗内衣……重症病室与人间绝对隔离，不见任何日常用品，除了机器。

“红楼梦……”十几天前先生喃喃嗫嚅。现在我凑近叫他，不再指望回应。他的假牙被取走了，人中与下巴瘪缩凹陷，凸起的下颚又长出纷乱白须，因微弱的残喘，不可觉察地起伏着。除了插入鼻孔的细塑料管，他的张开的嘴含着另一支此前我没见过的粗管，被两条交叉横穿的白胶带固定着，胶带两端划过面颊，触及双耳。他的肩裸露着，我猛然意识到被单下只是便于器械直接触探的身体。我俯看他，什么也不能做，顶多待五分钟就要让位给其他等候探视的青年：先生不再是病人，而是平躺在机器间的展示物，不知道谁在床边，不觉知他自己。

三点半，探视停止。众人回到十二楼齐集，站着，商讨是否切割先生的气管。回家不可能了。多么仁慈。那机器房便是所有人的终点。精确的科技如今确保人道，使病患成功苟延，苟延给家属看——这时，人道就是科技——我去到走廊与上海的呼吸科医生通话。他确证切割气管只是寻常小手术，并以专业修辞暗示：是的，是苟延，不是救治，没有人确保病患因此不死而活下来。

11号病室。冬日斜阳照进来。先生的床撤除了。我们站着。倘若放弃切割气管，慈悲还是残忍？我不知道。我不是医生，但医生等我决定。半小时后，每个人嗫嚅着，同意放弃。

就这样，一份人家，现在变成了灵堂。一年前，我和两位纽约电影人还在这里拍摄木心，听他喃喃说话。 （陈丹青 供图）

就这样，木心断然遗弃了毕生的稿件

乌镇西栅临河民宿的二楼，昏暗静谧。翌晨开窗下看，河面一小片一小片半圆形的微波，有如鱼鳞，缓缓转移着漂涌的方向——那年先生独自潜来故乡，临水自语：“这就是我的文风”——只剩午后探视的半小时了，白日无事，去到晚晴小筑。先生豢养的两条黄狗碎步跟着，巡视一过，到处只是凄清。在二楼先生卧室站了站，书架上是我看熟的相片：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吴尔芙夫人……那镜框是他在纽约时闲来用灰色刷过，弄成乌瓦般色泽，仿佛年代久远。画室阴冷，案头纸笔散乱，瓷盘凝着经年的颜料。取了一摞先生的笔记本转去吃饭间坐看。先生的文稿，向来写在便宜的拍纸簿上，边角还粘着纽约商店的黄纸价标——转瞬，阴郁消散，我被他这里那里毒辣而恬静的词语逗笑了，大笑，笑到失态，小代陪在一边。

难得的僻静。家与医院多么不同。午间，午后，一本接一本，密密麻麻，我熟悉先生未经誊清的稿面，但难以辨识哪些是回国后所写，给小代看，似乎笔画见拙的部分便是：又想起半个月前他的可笑而悲惨的签名。在一组横写的笔记下端，页面空处是两行竖写的联：先生常由白话忽而回向古文——我蓦然欣喜：葬礼有了挽联！随即惊异自己竟有这葬礼的一念——先生写时，也就想着了吗：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两点半驰向桐乡。真不愿结束这寂静的阅读。从来是先生喜滋滋展开他誊清的手稿给我看——很久很久前的事了——此刻惊觉：这是我头一回未经许可看他的稿本，在他的家，我做着不该做的事。他会活着回来么，就这样，木心断然遗弃了毕生的稿件……三点整，我又置身轰然拥挤的重症病房，闯进狭小的机器间。六天后得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木心。

惨白的日光灯照。门口护士说，气管镜吸痰刚做过，刚撤除。我不再注意满屋器械，直趋床头：木心，双眼微睁，并不在看，眼角凝着泪滴，在胶带与插管的纵横牵制中，向内缩卷的双唇，开阖着，如一条鱼被取出水面，奋力喘息。因这艰难的喘息，他的整张脸以我从未见过的姿势由枕面昂然仰起下巴：这是他入院后唯一一次受难而挣扎的模样。但他分明不知道自己的挣扎。一个全然丧失意识和气力的人，才会使身体——主要是颈脖与脑袋相连的部分——这样地交付给固定的痉挛。

我放声大哭，愤怒地面对这张脸。木心一点不理会，就那么昂着脸，奉献般地固定着同一的姿势，喘着，当我的面，顽强毁灭我对这相貌的所有记忆。

夜里回到北京，开始写讣告。我从未做过这种事。先生没有单位。向宏说：你来写罢。六年前木心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我写过一篇推介，现在竟是写着先生的讣告了。空出死亡年份与日期那一栏，我很久不知如何接着写。“你们要保持想到死亡”。先生一再说。我想的，从小就想，如今我要对先生说：真的死不是“想”，是那间机器房。

“快点死罢……麻烦！伊不让你死。”

他在十二楼这样抱怨过。谁“不让”？命运么？“命运很精致。”这是他写过的话。他以自己的渐渐熄灭，教我什么是死：他也其实不知道。他不知道机器房，不知道自己怎样昂着脸艰难喘息，不知道喘息之际，我在北京撰写他的讣告，也不知道十几位年轻人天天在门外等着见他。

翌日，12月16日，我赶去出席《南方人物周刊》设在北京的颁奖会。他们事先通知我：今岁五十位“年度魅力人物”中，木心列名——可怜的奖项。那奉献般的喘息才是人的光荣与魅力——上台后我问众人：谁知道木心？谁读过他？所有中年人静默着，除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副主编杨子，但数十位年轻人纷纷举手了。自先生回国的六年间，我每到各地大学讲演，每次，每一次，总有至少一位青年起立问道：

能谈谈木心先生吗，他最近在写什么书？

我会谢谢提问的青年，但不应答。除了六年前那篇推介，我不在公开场合说及木心。此刻看着隐在会场暗影中的年轻人，我不会说，昨夜我已开写木心的讣告，不会说，昨天下午我在那间机器房里。

巴哈与贝多芬也都死了，早已死了

十二月17日、18日、19日，小代连续报告同样的情况：“陈老师别担心，他就像睡着了，很平静。”他和我并肩目击先生那天的喘息，不会骗我，安慰我。快要年底了，每一牵念，引我无端想象先生可能会沉睡到春节。不知来自何处的知识：无知觉的病人有时静静睡几个月，睡半年，甚至更久长。“就像睡着一样”，那就好。我无能分辨这是希冀还是幻想。我确切的记忆是机器房：我开始信赖它，并由它转为想象，想象先生由机器维持的残喘，或将延长。

但另一念头随即刺来：先生果真完全失去意识，“像睡着一样”？！要是夜半醒来，瞬息知觉，发现被囚禁，他对谁说？他有气力说？

每一刺，这思路便即迅速闪开，如俗语所说，不去想，也不敢想。

下旬早经排满上海安排的三场活动，一结束就能去桐乡。我高兴起来：过去六年从未这般密集地去到乌镇，现在那里像是我的故家。20日在做什么？很久后才想起来，是与两位老友撤了联展，黄昏去一家书店签售画册。夜里聚餐，谈笑，有瓦罐土鸡汤，鹅黄的鸡油浮在汤面上——乌镇沈师傅的鸡汤也是油水晶莹，有冬笋，有火腿——席间和小代通电话：“还是像睡着了一样，陈老师，你放心。”回家已是深夜，翌晨，21日，我被出版社老板刘瑞琳电话叫醒：先生死了。

天气好极了。北京难得大晴。我不震惊，也无所谓相信不相信——在我读过的描述中，听取噩耗的人总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内心很深很深的什么位置，那一瞬，是有那么一声响，如被闷住的敲击，不很重，也不疼痛，只是一击……起身拨给小代，他说，是的。我喜欢他说话总是镇静。他说半夜他们被叫起来，赶过去，据医生记录，死亡时间是凌晨三点。刘老板的消息则来自一位乌镇邮局职员清早发布的微博，她于是向我求证。之后数小时，接连几十通短信进来，安慰我，要我节哀，我不会存号，不知是谁。

忙碌开始了。第一动作是在讣告空格填上日期，发出，事先已商定由出版社与乌镇同时公布。之后我与向宏确认：晚晴小筑二楼客厅马上着手布置灵堂，葬礼与追思会，定24日……预订了22日去到杭州的机票，通知上海的活动全部取消，给我认识的木心读者与评论者先后去了电话……

葬礼。我从未操办过葬礼。葬礼要有音乐。夜里在画室的成堆碟片中匆忙翻寻并试听我要选择的乐章，想起好久没听音乐了。多好听啊，多么对！在巴哈十二平均律首曲一迭声亮闪闪的旋律中，我分明看见先生平躺在那里——为什么是十二平均律首曲——太好了！巴哈！还有塞缪尔·巴伯的慢板！还有莫扎特《安魂曲》第八段的焦虑与绝望……先生会同意的。我不管他同意不同意。还有贝多芬第135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八十年代先生再三提及这一段，其时我从未听过，之后终于买到了，要他来，他默默听了一刻钟，显然藏着不想说出的隐衷，很久不说话。麻烦的是选取肖邦。先生喜欢肖邦。我有鲁宾斯坦全集，但是找了很久，同时，正在播放的别的曲子——好像是勃拉姆斯——响彻画室，以音乐自己的逻辑和那股蛮劲，轰然前进。一时我忘记先生死了。桐乡医院重症病房的记忆被音乐轻易掀翻、覆盖、超越，但我随即想到——好像头一次想到那样——巴哈与贝多芬也都死了，早就死了。

深宵铺开宣纸用毛笔抄写先生自撰的联，这也是我从未做过的事。摊在地上看，为格外写坏的某一笔，理纸重写。选出稍微可看的两对，预备分别用在桐乡葬礼和乌镇的灵堂。这么做着，我发现自己毫无悲伤，甚至如我往常画画写写时，竟自得意起来。胡兰成描述他为亡妻选择棺材，运送途中对着乡人极口夸耀这棺材的良木，口沫横飞。二十多年前读到，惊异这描述何其悲惨而坦率。深更半夜了，此刻我也在这乖谬的得意中吗。

完了。无可辩驳的完结

现在写到艰难的部分了。我知道，其实无法描述。当我凑近玻璃罩细看木心，很久才认出盛放并封锁他的是一枚狭长的冰柜，那一瞬，词语能描述吗。

22日，所有人活泛起来。桐乡医院不再是圭念之所。历经漫长的守护、等待、无措，时间仿佛了无尽头，现在大家有事做了。黄昏抵杭即与小代通话，听他声音似在车行的疾风中：“小杨在，仲青黄帆都在……陈总和我正去桐乡路上……直接到殡仪馆见吧……”殡仪馆。这个词到底出现了。天黑下来。车折往城外荒郊，沿大路转弯时车灯照亮一面巨大的五彩牌坊，旋即开进仿佛单位大院的殡仪馆。场院一片黝黑，快步走向有灯光的西侧边厅时，远远瞧见几位年轻人接二连三跳下台阶，迎出来，拥我回入夜灯昏黄的小厅——抬眼看见小厅门楣“羽化阁”三字，忽起怨毒之念——内墙正中，是假花环绕的先生遗像，左右墙面排开高大的纸质花圈。向宏，王韦夫妇和孩子，王韦的小姐姐与夫君，已在那里。小厅冰凉，我们握手寒暄后，如鬼一般说话，我不知该做什么，经向宏提醒，这才想起走向灵位，匆匆行礼。可我不要这些，只念着快点看见先生。灵堂，鞠躬，都是装假，在医院时我只需径趋床前，此刻他在哪里，能见见先生么？

殡仪馆总是叫人害怕的地方，单这三个字便起寒意而心生不悦。我当然听说过停尸间，听说尸身到了那里便怎样的不再是人——车进漆黑场院的一瞬，念及先生已沦落此地，那闷着的声响又敲击了——挺身站好，我预备接受难以接受的时刻，跟随职工去到走廊尽头的某处停尸间。不料一问之下，众人立即压低嗓音踊跃应声：“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很久后我还记得那凄凉温馨的一刻，仿佛家人引你进入内室，探看卧床的人——在背衬灵位的落地帷幔右端，有一角被掀开了，显然那是昨天以来大家走熟的位置，我们鱼贯而入。

前厅的灯光透进帷幔，原来这里还有一方小小的隔间，幽暗僻静。众人让开了，我一眼看见地面正中那具低矮的灵床，玻璃罩里，就是他：缩得那么小，小得像是婴孩——无法描述的一瞬。你确知那个人死了，和你寻到他，亲眼见他死在那里，是两种感觉，两种感觉，都无法描述啊——我只记得有盏灯直照着他的脸，但此刻想不起那小灯安在哪个位置。

被闷着的敲打又开始了，这回不是单击，而是，均匀地，一下接一下，渐猛渐强。几步走近灵床，我躬身贴近玻璃罩看，拼命贴近，近到只能额头抵着玻璃，为了看清木心。不是惊怵与痛楚——或者有甚于此——只是，被当面阻挡：被坚硬的玻璃，被这张脸的一动不动，迎面阻挡。

他的假牙未能及时嵌入，内卷的嘴现在紧闭了，下巴，布满仍未剃除的胡须，更其高昂。一顶帽子很不安妥地扣在颅顶，大约难以从后脑塞好，以至帽檐前倾，遮没额与眉。黑呢大衣领口交叉着那条我在纽约见惯的灰蓝格子围巾。

我呆呆地看。原以为机器房的一幕已是最为不忍的记忆，现在我宁愿先生仍然喘着，涨红脸，生气勃勃地昏迷。

完了。无可辩驳的完结。这可恨的玻璃罩。当我瞋目凝视，冰柜内壁的铁皮格子发出间歇启动的冷气声响，在均匀的声响中，先生一动不动，一动不动。

喂！木心、木心！咱们老交情呢，怎会弄到这步田地，怎会像隔着菜市场货柜的玻璃那样，才能给我看清啊。

两床鲜黄与艳红的丝绸绣花被在冰箱内垫盖着先生。向宏解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包裹，当地乡俗便是这样……事后我才明白：其他亡者必是存在停尸间，昨晨先生移入后，馆方格外优待，在告别仪式前将遗体单独存于这电动冰柜装置的灵床，以示区隔，以便瞻看，也为缓解亲友的心伤。这实在是本乡能够做到的至善了，但我骤然发怒喊叫：先生一辈子不肯随俗啊。

夜里九点多钟。大家就这么站着，看我昏怒。先生平躺着。“要经常想到死。”是啊，屋子里现在就是死亡。我坚持叫嚣不可以这样子：假牙要装上，胡须剃净，头发梳好，不要这顶帽子，拿走丝绸被盖——他们说，装殓师明天才能来——然后如少年时在派出所闹场般，我诘问：这小房间难道就是告别厅吗？！众人活泛了：不是啊不是啊，随即涌出小厅，领我摸黑去到馆内最大的告别厅。这厅堂总有两百平米吧，因为空大，更其寒冷。当值工人跟来，摁了开关，成排日光灯依次放亮：四壁的帷幔与假花阵瞬时显现了。有如寻衅未果，我颓然冷静下来。

十点钟了。留守的青年夜里睡哪儿？大厅的灯关灭了，他们一个个没入黑影，回向那座存放冰柜的小厅。

“太安静了， 像要发生谋杀案呢”

半小时后我与向宏赶回乌镇。车入东栅镇口，略一心惊：晚晴小筑门外停满公司的轿车，保安进出走动，像是凶案现场，大墙面展开白底黑字的布幅“木心先生悼念处”——全部完结了。不到两个月，我一步步闯入未经想象的场景。前年先生尚健，还能步出门外等我，驼着背，白发苍苍：我看他身影就知道他委屈，嫌我迟来而让他久等了。“喔哟——路上怎样？”这就是他的责备。要是瞧见今晚家门口保安走动，他会非常害怕。

两条黄狗迎出来，旋即跳开。庭院树丛已满缀单枝的黄菊，走廊两侧青砖地面也等距排开了小小的盆栽。这里平日僻静无人，现在保安巡梭着，吃饭间门口横着来宾签到的小桌，一周前我还在里面独自翻阅先生的稿本，此刻望进去，条桌边围满葬礼接待的年轻员工；灵堂方位指示牌在每一转角竖着，如乌镇景区宾馆的小牌，形制玲珑。楼梯转角暗影中停着去年才为先生购置的轮椅，折拢着。小代说，夜饭后先生会要求坐进去在回廊里给推那么一阵子，以为乐事，“像小孩子一样”。

上楼，转弯，客厅灯光雪亮，壁炉前的沙发全移走了，百合花、冬青树、先生的相片、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团团围拢一大圈，密匝匝环绕着壁炉上端的遗像。被大吊灯照亮的数十枚小蜡烛集体摇曳着，看过去一派甜蜜欢喜的可怜样。难为向宏亲自在这里布置了一整天，除了鲜花成阵，他在南窗下特意斜放了先生的小案桌和扶手椅，桌上搁着我看熟的烟斗、钢笔、花镜、打火机，墙根衣帽架垂着木心的礼帽和大衣，银质把柄的手杖靠在边上。

“……不我畏也，里可怀也。”那幅诗经体《乌镇》条幅从楼下书房移上来，挂在北墙。

这里比殡仪馆暖和多了。像被谁抱拢似了地，我心里不知是宽慰还是凄凉。小蜡烛们，一朵挨一朵浮在杯底的清水和烛泪上，纷纷颤抖，给成排玻璃杯依次反射着火光，如破涕而笑的意思，好像说，别难过呀，别难过。我这不是难过，是好比一脚跌入全盘皆输的境地：人死了，原来是这样的吗。花团锦簇的修辞！顶顶雄辩的还是那枚冰柜啊。

全部完结了。满目遗物。先生的卧室就在隔壁。今夏来，夜谈后上得二楼，站着，又谈一会，他就给小代扶进去。江南民居，夜深沉，“太安静了，像要发生谋杀案呢。”先生笑吟吟补一句，斜眼看我。今晚这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像要开酒会。就这样，一份人家，现在变成了灵堂。

午夜回到宾馆，就十余枚碟片编写音乐选段的顺序，明天请人辑录。向宏关照我得有一份悼词。既是写了讣告，怎没想到还有悼词呢。江南阴冷，熄灯合眼，便是那枚嘶嘶作响的冰柜。我不愿描述那张脸，一再一再趋近苦看，是不得不挣扎于先生的面容的记忆，重新认识死去的木心——起身下床，我打开电脑写悼词。天亮后，23日，预约与未知的客人将要陆续到来，24日，便是木心的葬礼。

2011年十二月底-2012年二月五日 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