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有一个有关党史的重要观点：“大跃进”前夕召开的南宁会议，奠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特殊地位。（李锐TTP/1.1 401 Access Denied
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起了林彪在延安时就说过的话：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毛泽东说，当时我还不敢相信，现在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p329）这在“大跃进”前夕，林彪的“政治远见”在毛心中有何等的共鸣。
林彪作为一个备任人选，其实早在1953年初，已经初现端倪。而指周恩来犯分散主义错误，也可追溯至1953年初。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140）透露：正当批评“分散主义”的阶段，1953年1月1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有过一次长达4小时的夜谈，“谈到周总理，少奇说：‘总理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国际都有威望。’”刘少奇的进言为周恩来缓颊是明显的。
3月，中共中央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政府总党组），终止周恩来的干事会书记一职。而高岗不久又传出“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苏联体制的总理职务）”的说法（分别见于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324）。显然，由林彪主持政府工作并不是空穴来风。高饶事件后，林彪即开始进入政府，出任第二位的副总理。
《周恩来传》在叙述周恩来提请职务变动一事时，是和“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事相接叙述的，这种叙述手法，正是刘知几所谓的“用晦”，读史者不可轻忽。
周恩来5月底含蓄的辞职请求，被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拒绝了。但林彪备而未用的含义还是很明显的。
至此，毛泽东对陈云、周恩来的批判才告结束。但对周恩来而言，影响至为深刻。从此，周的行事更定位于一个“事”字——执行者的地位，他以及国务院决不搞“政治设计”，对于有关诸如建设规模、速度等方向性问题，再难以表达不同意见；也正是这种“执行者”定位，才令国务院在“文革”中得以维持正常运作，而书记处反被取消。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从此不再轻易提出职务变动问题，哪怕1973年11月在“批周会”上被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也不退步。就像他于1974年1月向耿飙说的：“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恩来传》，p1130）看来，这正是他的政治心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