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西方知识界回顾

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次危机都会激发左翼政治再度活跃。2012年初，左翼人士发起“共建参与性社会的国际组织”。

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次危机都会激发左翼政治再度活跃。2012年初，左翼人士发起“共建参与性社会的国际组织”。旨在建立全球性的网络，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世界”而推动积极的社会运动。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有望重整旗鼓，开始第三次高潮。而伊格尔顿试图纠正各种流传已久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偏见。

新利维坦：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写作。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这个术语出现在不同立场和学派的论述中，其涵义不尽相同，但大致用来指称由国家主导或积极介入的市场经济实践。1月21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以“特别报告”的醒目方式（包括七篇文章）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各自的相对优势，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激烈争论的主题。在二十世纪的前七十年，国家主义的支持者（pro-statists）引领风向，政府着手编织社会保障网络，将经济中的巨型部分国有化。但在后三十年，自由市场论获得了复兴。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时代，风靡整个西方的潮流是将国家运营的企业私有化，削弱福利国家。苏联阵营的解体似乎标志着市场自由化潮流的完胜。在主流思维中，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过渡性的”或“异常的”特例，要么不可持续，要么不可普及。

但新世纪以来的风潮又发生了转变，正如编辑Adrian Wooldridge所言：“伴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新兴市场中以一种强有力的新形式崛起。”因此，重新开启的这场讨论有其紧迫的现实感，也包含着对“自由市场神话”的反思维度，并由此引发出新的构想：“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可存活的另类方案（alternative）”——这是《经济学人》在2012年达沃斯论坛组织的一场辩论的主题。

国家资本主义或许可以宣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自己的阵营，也可以认领世界上一些最强的公司。在进入《财富》五百强之列的新兴市场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为国企。政府向企业提供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所需的资源，也可通过兼并来打造全球性的巨型企业。虽然在经济崛起的先例（如1870年代的德国和1950年代的日本）中，都可以发现国家资本主义的要素，但此前的运作“从未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也从未有过如此精到成熟的手段”。因此，有人用（霍布斯名著中的巨兽）“利维坦”的“升级版”来比喻最近一轮的国家资本主义崛起。“新利维坦”较之老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所依附的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具有更强大的权力，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经济中更迅速地联合，而且手段更为多样，不只限于国有企业，还包括政府对“国家优选”的私有企业予以特殊保护和支持，以及新发明的“主权财富基金”。另外，新利维坦已经学会了使用高度专业化的人才（许多是毕业于国际名校的MBA）担任经营管理，而不再依赖官僚与亲信来施加控制。

新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吗？在达沃斯论坛的辩论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Aldo Musacchio力挺他所谓的“利维坦2.0版”。首先，新利维坦国家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更有弹性和恢复力，避免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其次，在新利维坦的体制中，国有企业不仅实现了盈利，而且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第三，新利维坦通常的角色是担当国有企业的少数股份持有者，而不是其所有者和管理者，这缓解了原先国有体制常见的“代理人难题”（agency problems）。在另一方，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创始人兼总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Ian Bremmer对此予以反驳。他指出，自由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遭遇过多次危机，但终究都通过自我纠错和调整而存活下来。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其最新的一个挑战者，但它具有严重的缺陷。首先，“这个体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财富，而是为了确保财富创造不会威胁统治精英的政治权力”。其次，它不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那种“创造性毁灭”自我再生动力，而正是这种机制支持着不断扩张的经济生态系统。最后，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很难激励创新，因而难以在全球竞争的产业链中持续升级。

早在二十年前，《经济学人》曾在（1992年12月26日）社论中过于草率地宣告了一种“普遍共识”：“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而言，不存在严肃的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另类替代方案。”对于当下的辩论，这篇报告表现出一种审慎而犹豫的态度。一方面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强劲崛起，并可能成为被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模式，甚至迫使西方国家以更为积极的国家干预措施来面对新的竞争。但在另一方面，这篇报告明确质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长程发展前景，指出这种模式的弊端：强于基础建设而弱于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低下，自我改革的空间较小，国有企业寻租行为的倾向往往会滋生腐败。总之，报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许适合现代化早期的起步阶段，但不适应后期的发达阶段，并不是未来的潮流。

美国衰落论的迷思

最近两年间，至少有六部美国“衰落论”（declinism）的新著问世，《外交政策》杂志主编Susan Glasser说：衰落论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增长性行业”。约菲（Josef Joffe）撰文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衰落论已经有过五次浪潮。第一波是源自1957年苏联卫星引发的震撼，第二波发生在越战期间，第三波是由于卡特执政时期的急剧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而衰落论的第四波始于日本的强劲崛起。如果重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畅销书《日本第一》，将其中的“日本”替换为“中国”，那么衰落论就“穿越”到了2012年，出现了第五次高潮。

那么，美国的衰落究竟是一个现实还是某种“迷思”（myth）？奥巴马总统在1月26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言之凿凿：“若是有任何人告诉你说，美国正处在衰落之中或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衰退，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据报道，他的这番言论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依据《新共和》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衰落论的迷思》，文章摘自著名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新著《美国造就的世界》。

卡根在这篇长文中严厉批驳了美国衰落论，认为这些说法是基于草率的分析与浮泛的印象，也源自对于过去不真实的“怀旧幻觉”，完全经不起严格的检验。他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可以依据中国人所说的“综合国力”：（1）相对于其他强国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2）与潜在对手相比的军事实力的量级；（3）在国际体系中施加政治影响力的程度。以这三项指标来判断，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而言，还是与美国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而言，美国都没有走向衰落。另外，评价国家的兴衰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的要素。一个大国不会突然无疾而终（大英帝国的衰落发生在1870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之中），用短短几年的证据来判断往往不足为信。在这方面许多“衰落论者”并没有信誉良好的记录。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言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到了2002年他又宣称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力量悬殊”之大是史无前例的，而今天他又开始谈论美国的衰落无可避免。2004年，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宣称美国正享有自罗马帝国以来未曾见过的“全方位单极地位”优势，但仅仅四年之后他就以“后美国的世界”以及“其余国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来著书立说。难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国力的基础就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吗？卡根的答案是断然否定的。

当下甚嚣尘上的衰落论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对“过去的好时光”的怀旧幻觉。这种幻觉是1990年代特殊时期的产物，当时美国经济状态良好，苏联解体，而中国尚未表现出其经济繁荣的可持续性，美国就俨然变成“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这从来不是事实。衰落论盛行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地位或许面临挑战。但经济规模本身并不是衡量国力的唯一标准，否则，中国早在十九世纪初就该算世界头号强国（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不会成为那些欧洲小国的受害者。即使中国再次达到这一高峰，在人均GDP方面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今天和将来的中国与旧日的苏联相比无疑都要富裕得多，但其地缘战略地位更为困难。中国至少需要几个盟国才有机会将美国逐出其在西太平洋的要塞。但目前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盟国。

美国在1890年代、1930年代和1970年代都曾承受了深重和持久的经济危机，但都在随后的十年内出现反弹，最终变得比危机之前更为强大。如果诚实地回顾历史就会明白，目前的困难绝非史无前例。今天美国的影响力既不是鼎盛期，也并非处在低谷。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衰落”是一个隐喻，用有机生命的周期来比附国家，但我们对国家的周期知之甚少。我们并不知道美国处在其生命周期中的什么阶段。再者，衰落论者可能混淆了“循环性的变化”与“真正的趋势”，也混淆了绝对衰落和相对衰落。美国并没有出现绝对衰落，而相对衰落是指领先国家与其余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缩小的差距并不意味着美国失去了领先地位。在这方面，约瑟夫·奈重视中国潜在的挑战，但同时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

科学与人文的交战

欧洲核子中心（CERN）终于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所谓“上帝粒子”）的存在证据，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科学》杂志列为2012年度首要的重大科学突破。CERN主任霍耶尔（Rolf-Dieter Heuer）在6月的一次访谈中指出，有必要寻求自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这让人回想起英国学者和作家斯诺（C. P. Snow）1959年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他在其中哀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半个世纪过去了，两种文化并未完全消除彼此之间的傲慢与偏见。

近年来科学前沿的最新突破显示出深刻的人文社会相关性，在两个方面尤为显著。首先，量子力学与宇宙起源的最新研究，再次引发了“上帝是否存在”的古老争论。其次，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揭示出人类的意识、认知与决策的机制，引起了对于道德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辩论。2012年再度出现“两种文化”之间的热烈争议，其中有两部新著的出版与评论尤为值得关注。

理论物理学家与科普作家克鲁斯（Lawrence M. Krauss）发表《无中生有的宇宙》，讲述了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以量子场理论解释整个宇宙的无中生有，加入了无神论对宗教创世论的新一轮批判。以“好斗的无神论者”著称的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教授为此书写了后记，甚至将它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如果达尔文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反驳了神创论，那么这本书在宇宙学问题上反驳了创世论，并最终挫败了“神学家的最后一张王牌”——关于“为什么存在着某种事物而不是空无一物”的诘问。《大西洋月刊》4月23日以《物理学让哲学与宗教都过时了吗？》为题，发表了对克鲁斯的长篇访谈。

克鲁斯表现出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他认为物理学最初脱胎于“自然哲学”，但此后一直在发展，而哲学两千年以来却几乎停滞不前。每一次物理学的进展，都侵蚀了哲学细心保留的领地。我们正在抵达了这样的时刻：科学可以开始回应古老的哲学或宗教问题。他坦言，将他的著作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是故作惊人之语，但在某种意义上有相似之处。在达尔文之前，生命是奇迹所为，而达尔文表明，我们在原则上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法则来合理解释生命的多样性。而现在看来宇宙也是如此，它不再是充满神迹的设计之物，而是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起始：空无一物（nothing）。他并不认为物理学已经确切证明了“某物”可以源自“无物”，而只是表明引发“无中生有”的物理机制何以可能。

另一部引起争议的著作是《心灵与宇宙》，出自著名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副标题透露了其核心论点——“为什么唯物论的新达尔文主义自然观念几乎肯定是错的”。内格尔反对科学化约论以及自然主义哲学的倾向。在他看来，将生命的出现理解为一系列遵从自然选择机制的偶然事件的结果，这“公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进化论生物学的唯物论版本无法解释心灵与意识的存在，而心灵是自然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化约的方面。内格尔主张，应当在唯物论或机械论的视野之外“发展出竞争性的替代性观念”，其取向是某种新的目的论——世界是有目的或有意图的。

内格尔的观点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最为尖锐（甚至尖刻）的批评意见来自两位中生代的哲学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雷特（Brian Leiter）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韦斯伯格（Michael Weisberg）。他们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书评，认为内格尔的整个论证是不足为信的。首先，内格尔对物理学化约论的攻击是堂吉诃德式的批评，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严肃的哲学与科学的工作试图将一切都化约为物理学定律，而进化论生物学也并不依赖于化约主义的唯物论。其次，依据“常识”来反驳自然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似乎违背我们最显而易见的常识观念（“地球是平的”以及“太阳绕地球旋转”），但这并不构成驳斥它的理由。第三，内格尔声称自然选择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接受“道德客观真理”，但无论在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当中，道德实在论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而并非自明的“常识”。最后，内格尔相信，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掌握逻辑与数学的能力，评论者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质疑，但完全可能通过不同于内格尔的路径来解释。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心灵与宇宙》是一部失败之作。这些辩论仍然在持续，因为触及西方文化久远的争论，以及宗教与无神论之争这一敏感神经，几乎没有可能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