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杀的大校蔡铁根的孩子回忆宁折不弯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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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中才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开：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时期，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盯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注：即父亲负责呈审的那部条令）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原因，一些人把对1953年颁布实行的条令的不满统统迁怒于负责条令制定的父亲头上，其中还有个别明知其故而又别有用心的人。
另外，在当时讨论内务条令时，曾经提出过条令上是否要规定党的会议、汇报制度等问题，当时小组不能决定，大组把这个问题提交总政考虑，总政通过阎稚新（当时总政组织处副处长）转达的意见是：“条令中无权规定党的问题！”因为父亲在向各个部门解释为何内务条令中没有规定党的生活制度时，曾将这个意见重复过几次，后来这句话也被别有用心的人套在了父亲的头上，并曲解为“条令中不准写党字”，而成为父亲的一大罪名。
蔡铁根百感交集怀仁堂
就军队建设问题，父亲向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担出“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裹，战争有权改变一切”的意见
当时的“反教条主义”者们把南京军事学院说成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他们攻击从事军队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们为“教条主义者”，甚至有人对负责军队教育训练的刘伯承等几位深受全军敬爱的领导同志肆意诬蔑甚至人身攻击，骂某老帅是“老而不死”以致引起众怒，因而曾受到大家激烈的批评与谴责。
在当时负责全军训练和教育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争论的双方一方是负责训练工作的肖克和李达所代表的大部分同志，他们主张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认真向苏军学习，强调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为提高反侵略作战的能力，应该进行原子条件下的训练。而另一方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反对向苏军学习是以张宗逊为代表的少数人，他们指责努力学习的同志说：“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得越好的中毒越深。”他们反对进行原子条件下的训练，理由是我们没有原子弹，所以用不看这种训练。这种理由今天看来是极为荒唐的，所谓练为战，怎么能因为自己没有就不练了呢，难道敌人因为你没有就不用了吗？当年美国并没有因为日本没有核武器，因而就没有在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恰恰就是因为它没有才用它来毁灭日本的抵抗决心的。
这场争论，虽然是围绕着学习外国经验展开的，但涉及的问题关系着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关系着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训练方针乃至训练内容等重大问题。而实际上，争论的核心就是军队的训练和教育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再一次被刘伯承指名调任南京军事学院离开北京前，给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就军队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信在发出之前，他曾就此请教过肖克同志。信是这样写的：
“我军装备了不少苏联出产的现代化技术兵器，我们自己也创造了或仿造了不少这种技术兵器，而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兵器的条令和保养、操纵这些技术兵器的教令我们又没有，如 果等待自己摸索出经验来，并整理、总结，制定为条令、教令，还不知需要多少年，在这种槽况下，我们不能也没有理由不向苏军学习。当着自己没有这种经验，而又拒绝接受别人的经验，那也只能是保守主义。
“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做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 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而这种弯路，必然是许多人的流血牺牲。
“我们似乎也很重视自己的民族习惯和特点，自己的战争经验和传统，但这些习惯和特点、经验和传统，究竟哪些是优良的，光荣的，哪些是陈旧的，过时的，至今尚无系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因而究竟哪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是好的，必须保持和发扬，哪些习惯、特点、经验和传统是不好的，必须克服和抛弃却不明确。虽然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们在这方面也曾有过不少文字和口头上的指示，但也并不系统和完整，所谓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建军传统，始终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炼，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具体规定在自己的军事条令中去，是谁也不敢负责的，因为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否则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的耍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之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和我军的战争经验、传统，否则它必然舍限制了我军的进步和发展。”
父亲个性豪爽坦荡，刚直磊落，不愧燕赵志士的凤采。他曾在日寇的监狱饱受酷刑，曾在平型关之战、太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
父亲是河北蔚县人，蔚县古属燕赵境，父亲颇有燕赵志士的风采，是个真正豪爽坦荡，刚直磊落的人。
早年，父亲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正是军阀混战，强虏入侵，祖国山河破碎的年代，所见所闻使他深感社会制度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他写道： “看到这一切，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感到愤恨。”他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而被地方警察驱逐出境。他又企图北上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坏之下，同盟军瓦解了。几经波折，父亲参加了东北军，在部队开往前线参加“剿共”时，他联合了30多个弟兄准备携枪参加红军，但因行动暴露被捕。在一个暴风雪之夜他只身冒死脱逃，经过了几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了红军，从此参加了革命。
七七事变后，抗战正式爆发，父亲随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参加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并长期在此战斗生活。
在父亲的履历中，上级党组织和首长们给他最常见的评语是：“工作积极，有能力，有魄力，工作有办法，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工作深入，对同志坦白，责任心强，待人热情豪爽，不存成见，作战勇敢，生活朴素”。这不是一时一事的评语，而是所有他工作过的组织和同志们给他的评语。
父亲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他有个几乎保持了一生的习惯，就是写日记，伴随着他的革命生涯，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从他留下的日记中我得知，他曾经赤手空拳，深人匪窟对土匪晓以大义，使他们改编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他曾带领由当地土匪改编的有名的黑马队，越过平汉线，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日寇；他也曾经因为部队叛变被俘，在日寇的监狱里饱受酷刑，他却以凛然的气节折服了难友们，组织暴动逃出了魔窟，回到了部队；他曾经在塞外腊月里夜涉冰河，挺进敌后，他曾经和同志们在狂风暴雪中忍饥挨饿、坚持奋战在敌后的荒山穷谷，他曾经亲自率领部队楼、拔据点，令敌寇闻风丧胆；他为日寇的烧杀抢掠而切齿，为人民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而痛心落泪！他曾经下令处决过叛徒，也为倒下的战友挥泪，他曾和战友们一起参加过不少著名的战斗和战役，平型关战斗、太原战役……，在残酷的战争中，他常常担负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战斗，他活了下来，和倒下的千千万万的战友相比，他是幸运的。
枪林弹雨中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了。
全国解放后，为了迅速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的、能掌握现代武器装备和新的军事科学的多兵种合成军队，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变得非常迫切。要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必须要先解决干部问题，而干部则要由院校来培养，所以建设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军队高级指挥院校，是耍尽快解决的问题。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以肖克为部长的军委军事训练部。不久，军委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召开了有朱德、聂荣臻等同志参加的专门研究创办院校的军委会议，决定成立陆军大学筹委会，从全军各地各单位抽调得力干部参加，父亲此时奉命调任“陆大”筹委会委员兼校舍筹建处处长。
父亲陪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和肖克等领导同志，先后驱车察看了当时北京郊区的一些地方，他们的足迹先后到过石景山、红山口、八大处、八里庄、圆明园等地方，但都因当时不具备条件而作罢。
于是，刘伯承同志决定把校址设在南京，因为那里有国民党留下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留下的现成的校舍等设施，并决定将校名改为军事学院。
解放后，他参与我军第一所军事学院的第建工作，并成为军事学阮高级系第一批学员，多年以后，肖克对我说：“他（指父亲）是刘伯承指名要去的哟”
由于在“陆大”筹委会工作翔间，刘伯承对蔡铁根的军政文化素养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又成为了军事学院高级系的第一批学员。多少年以后，肖克对我说：“他是刘伯承点名要去的哟。”这批高级速成系的学员，来自全军各个部队，是我党我军久经战争考验的宝贵财富，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出类拔苹的人材，准备经过学习正规化、现代化战争知识后成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开学后，父亲和其他学员们纷纷投人到了紧张的学习中去，从毛泽东军事思想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人民战争指导思想到战争经济，战争规律从建军原则到军制、军语，从步兵师、军的进攻与防御到军事地形、气象，还有空军的，炮兵的技术装备及具体技术数据，战役计划的制定，火力配备，工事准备乃至侦察通讯、后勤等，他们如饥似渴地进人了一个从前接触过但从未学习研究过的新的世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父亲当年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些资料，仍深为它的复杂与浩繁所惊叹。
1951年9月的一天，一长串深绿色的“斯柯达”大轿车整齐地排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前，一列从南京开来的快车徐徐进站了，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了一大批个子几乎一般高大，手提一色皮箱，身穿细呢军服的军人，显得分外精神抖擞。这就是南京军事学院参加这年“十·一”国庆阅兵的学员队伍，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他们陆续登上了等候的大轿车，一辆辆“斯柯达”在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中迅速驶离车站，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1951年“十·一”这天，金风送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队伍中，军容整齐，气势非凡的军事学院学员方队，率先通过广场，高级系学员杨勇肩扛军事学院的校旗，走在方队最前面，接受党和国家、军队领导及外宾的检阅。他们身上的细呢军装，腰间的武装带及脚上的牛皮靴，都是老院长刘伯承专门叮嘱特制的，几百张曾被战火熏得黝黑的脸庞，一样高大整齐的个头，显得分外威武。随着一声宏亮的口令“正步走！”刹那间广场上响起了几百双皮靴一齐蹬踏地面发出的整齐有力的声音，脚步声震动了大地，震颤着人心，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自豪地昂首阔步行进在天安门广场上，这威武雄壮的势不可挡的钢铁队伍，使人感到无比的振奋，这惊天动地的脚步声，使人感到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次阅兵大大不同于开国大典上的那次阅兵，展现了军队实行正规化建设以来崭新的面貌，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也为这个壮观的方队所吸引，向他们投来专注的目光。毛泽东也为之动容，10月的阳光使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他似乎也从中感悟到正规化所带来的力量。他久久地注视着这钢铁般整齐的队伍，不时向他们挥手致意。
1952年夏，父亲以全优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军事学院，调任军委军训部任条令处长。
在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上，他还沉浸在军事学院毕业典礼那热烈的气氛中，老院长刘伯承戴着老花镜宣读毛泽东专门发来的贺电情景始终在眼前闪现，那戴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声音也久久的在耳边回响：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修业期满的全体学员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国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了苏联以外，无以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和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我们现在工作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 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当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习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这篇毛泽东给军事学院的训词，其中所提出的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精神，特别是其中提到的“五统四性”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就成为进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也自然成为父亲后来所从事的军队条令工作的主要依据。
从军委军训部条令处长到后来的训练总监部条令局第一副局长，父亲长期在总部机关从事条令工作。条令是军队行动的法典，他是我军第一任条令处长，为了迅速建设起一支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也由于他个人长年的军旅生活养成的良好军容风纪的习惯，他不能容忍一切违反纪律、违反条令的现象，他针对部队在执行条令中发生的问题，特别是对部队的领率机关和部门，经常撰写文章，要求认真领会条令精神，纠正执行条令中所发生的错误和偏差。他不善拍马逢迎，且又心直口快。他豪爽坦率最不善于“喜怒不形于色”。他听到什么不平事，非要说上几句；看到什么不对的，当时就要制止；就连过路的军人军容不好，他都要上前纠正。豪爽坦率的人往往又是嫉恶如仇的人，思维敏捷且又往往出口成章，因而在一些人看来就是锋芒毕露，这些渐渐地成了他的短处。
父亲还喜欢争论；他认为争论是对事负责的必然过程，只有不负责任的人才会随声附合，因此争论在他看来是必要的。他不同意那种借口方式方法不好而拒绝批评的作法。他认为：“错了就是错了，就应该接受批评，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方式方法不能成为打折扣的借口。”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认识问题的，因此在父亲的履历中又常见这样的话：“——个人英雄主义，待人接物方式不好，不好团结，工作希望过高，看不起能力低的人，搞不好就不满意……毫不妥协，表现锋芒毕露，方式不够讲究，易于引起误会……”
他的耿直和嫉恶如仇的性格自然也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也给他自己增加了不少的烦恼。他自己也常反省道：“待人处事直爽坦白，直截了当不留余地，有话就说，说完了事，不存成见，许多同志认为这是我的优点。但由于不讲究方式方法，也不考虑别人能否接受得了，于是这又成了一个“缺点。”
当时训练总监部的韩练成中将，在看过父亲起草的《关于制定我军各种条令的初步方案的建议》后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今学术思想正处于争论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应尽量朴素些，尽可能地避免尖锐的词句，在党内虽说不讲策略，但要讲方式，方式虽是次要的，但对事情的影响很大，往往一个正确的意见，因为词句尖锐，不能被人接受。全部正确的意见，往往因为方式或词句尖锐失当，而引起观点上的争论，听的人都被引导到细节的争论上去，因而不能弄清全局，不仅不能接受，反而会遭到反对、指责。”这番椎心置腹的话父亲深以为是，专门把这段话记录了下来，以提醒自己。
但是正所谓“江山易移，秉性难改”，不久他就为此而遭大祸。
50年代是我军建设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有人提出要“反教条”，在条令工作中和“一党制”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
50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从政治、经济上都曾给予新中国巨大的支援，毛泽东同志号召向苏联学习，“团结在苏共周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 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要一边倒……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 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朝鲜战争的爆发，更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党和政府以及军队间的合作，大批苏联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了我们的军队。在学习和掌握苏 军的武器装备的同时，苏军的军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当然大大影响并相当程度地介入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当时苏军顾问几乎遍及我们军队的各个部门。他们当然影响着我们的
军队建设。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的苏联顾问是抱着对我国友好的态度来的，他们在各个岗位上贡献了他们的专门知识，支援了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各项事业，这是不应该否认的事实。响应党的号召，把苏军的先进军事科学和技术学到手，是那个时代的要求。父亲和大多数同志一样，都认为是应该的必要的，这正是为了适应战胜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需要。
从50代初到50年代末，是我们的军队建设发展最迅速的黄金时代，人民解放军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已发展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日趋走向现代化的军队。
但是，勿庸讳言，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感，对这种学习感到茫然，力不从心。经过多年艰苦的战争，赢得胜利后滋长的和平麻痹、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懈怠思想和一些平时固步自封，颟顸顽固，因循守旧的人，他们对我军过去战争中的经验不加任何分析，夜郎自大，抱残守缺，对革命胜利后的艰巨的学习任务没有思想准备，对先进的科学事物产生了排斥和抵触，个别尸位素餐的人甚至感到这些新装备、新技术、新科学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与位置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对那些主张从别国特别是从苏联战争经验中吸取精华以掌握现代战争本领的同志，一概贬斥为“教条主义者”，这是他们抵制新事物最简单、最有效的武器。于是就有了争论。
同时，由于苏联军制中存在着的“一长制”问题，在父亲当时从事的条令工作中也引起了争论，这一争论焦点主要表现在1953年颁布实行的内务条令上，在这部经毛主席批准颁布的条令中，没有规定政工人员的职责。由于这关系到政工人员在军队内的地位、职权，所以引起了不少政工人员的不满与反对。后来的历史证明，还决不仅仅如此。
关于这个问题，父亲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历次条令呈审是我经手的，据我所知，开始内务条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员职责的，并且在写法上和行政首长是一样的，后来总政不同意这样写法，并主张按照政工条例的写法写。但政工条例的写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内务条令不同，我们的意见是内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条令，但行文格式上应该和内务条令一致。后经反复研究，最后由总政政工条例研究室提一个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种格式，而且是不准修改的，最后无法，只好呈军委审查时，将两个方案同时呈审。彭（德怀）总在军委例会上审查时指出：‘这样写法大家都是首长，首长只有一个，哪有许多首长’的意见，肖（华）副主任也不同意条令编篡委员会的方案，而主张用政工条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条例尚未定案。后肖副主任建议、彭总同意决定内务条令中政工人员职责暂缺，并在颁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这部条令的送审程序是严格的，一审是条令编篡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审是肖克部长和苏联总顾问格拉朱诺夫，三审是分送军委各部，各军兵种司令部及军和师，四审是军委条令审查委员会，五审是军委，朱德和彭德怀，最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查并批准颁布执行的”。
他在信中建议：“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然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小至对一个日常小节的规定，大至军事原则的规定，都是互相结合，互相为用，互相保障着的一整套。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用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取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八方面不对头，还美其名曰‘批判的接受’，最后只好都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槽况，试想一部完整的机器，性能本来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只要其中的某些零件，抛弃其中的某些零件，再配上自己的某些零件，结果当然是运转不灵。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全部照搬苏联的，而全部抛弃自己的。不是的，我们耍改良一部机器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在熟悉了它，并对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才能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现实的，才不至于丢掉了好的，保存了坏的，才能真正地将我军提高，才能应付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他最后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忱，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这封信中提出的关于“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等意见，实际上是说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针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服从战争这个实践的检验，这在今天我们可以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条令是军队一切行动的法典依据，军队的训练教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信中所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在军队训练教育方针中的体现。父亲在那个时代即提出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似乎太早了一些。以后林彪提出的“政治冲击一切”、“精神原子弹”等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
这封信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彭总看过后，立即批承“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父亲信中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词，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对条令的不满，成为他后来在“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与围攻的重耍原因。
1958年中南海怀仁堂，凤云突变，在对刘伯承、肖克和李达等人的“教条主义”斗争中，父亲在发言时，被冲上讲台的人拉了下来；一年后这惊心动闭的一慕，又在庐山会议上重演
1958年5月至7月，军内那次著名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而在此之前，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通过了新的杜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在此前的南宁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争相“大跃进”、“放卫星”，钢铁要“赶英超美”。当年要达到XXXX万吨，而粮食亩产则已有10万斤之说，甚至有人喊出了“两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开始时是在北京三座门国防部会议厅举行，不久后又改到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这次会议的“反教条”主题是林彪提出建议，经毛泽东首肯的，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同志和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的 肖克同志，他责问：“军事学院和训总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刘伯承同志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尽槁别人的东西，”“刘元帅述而不作，”说“肖克现在又挂出教条主义的牌子来了，”“肖克说：小米加步枪过时了。”他还针对当时要不要进行原子条件下训练的争论嘲笑道：“原子战争不见经传，但在封神榜上见过。”
在会上，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父亲因为那封信和那部条令受到了最激烈无情的斗争。为了证明肖克的“反党阴谋”，有人强迫承认信是肖克授意写的。他坚决拒绝道：“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信的原稿虽然请教过肖，肖也提了意见，但这封信发与不发，改与不改都不取决于肖，更不是他的授意，因此我认为信中有错误，无论有多严重，应由我承担，与肖无关。”’他对会上个别人出尔反尔，落井下石，表示气愤说：“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是不道德的。”有人暗中找他，要他揭发批判肖克，并将信的责任推到肖的身上，甚至暗示父亲的职衔都可以考虑，企图利诱收买他。望着这个职务军衔都要比自己高的来人，父亲心里充满了鄙视和愤怒，他大声吼道：“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他摔碎了手中的茶杯，掉头而去。
会上，父亲痛心地看着这些勤勤恳恳、呕心沥血致力于军队建设的首长和同志们遭受批判围攻，被迫做了违心的检查，就连当时正在发烧、青光眼病发作的刘伯承元帅也未能幸免。当有的同志提出刘帅眼睛不好，就不要来了，甚至毛泽东本人也感觉太过分而提出刘帅就不要讲了（检讨）时，还是有人阴险地说：“是他的眼睛重要，还是党性重要啊？”叶剑英元帅也被迫做了检查，粟裕、肖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等同志都受到了批判，而在训总工作的不少同志如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扬海、陈绪英等则干脆成了“肖克、李达反党集团”的成员。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父亲遇见了也在遭受批判的当时的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上将，父亲难捺心中的痛苦问道：“政委，你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光来回踱了几步，苦笑着对父亲说：“我的同志，难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
在那党内民主本来就不健全，且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的环境里，多数人选择了缄默。
轮到父亲做大会检讨了，他登上了怀仁堂庄严的讲坛，望着台上台下一千多位高级将领，看着闪耀在他们领章肩章上的金星，百感交集，他实在说不出那些骗人的鬼话，违心的话。关于这天的事，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老人告诉我：“我们都做了检讨啦，为了顾全大局嘛，其实哪来的什么反党集团啊，可不检讨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说了话啦，我们都知道你爸爸那个脾气，都替他耽心啊，我们做他的工作，他才违心地被迫答应做那个检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不明真象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就骂开了，骂得可难听啦，开始你爸爸还忍着，可后来他还是被骂急啦。”
父亲忍无可忍，他大声地对那些起哄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批的恰恰是毛主席批准的！”对条令中政工人员的职责问题，他说明那是经军委审查、彭总修改，毛主席批准的！
他的话就像炸雷一样在怀仁堂回响，此时他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
在台上的彭德怀愕然地瞪着父亲，全场一片哗然。主席台上有人气急败坏地喊道：“把他拉下去！”于是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父亲的肩章领章，他们似乎忘记了身上笔挺的军礼服和肩上扛着的闪亮的金星，把父亲连椎带揉地拉下台来，庄严的怀仁堂里气氛刹时变得恐怖紧张，一片肃然。
当年参会的老同志告诉我“你爸爸是个大个子，那些动手拉扯你爸爸的人个子又小，上窜下跳，既滑稽可笑，又叫人伤心，那可都是肩扛将星的高级干部啊。”
被激怒的父亲也只能大声吼道“你们还让人说话吗？……”这些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情景，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当时不少同志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
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一向襟怀坦白的彭德怀是出于什么考虑不能当众说明事实真象，是没有勇气，还是怕说不清楚——但这终究成为事实，成为历史，我无意贬损他的形象，只不过无法理解罢了。
而历史有时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和巧合，发生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这一幕，恰在一年后的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上再次发生了，彭德怀再次看到了类似的场面，当时他的“意见书”被毛泽东“印发全体讨论”，导致了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而那部他亲手删掉营连政工人员职责的1953年内务条令原件，也被影印印发全会，做为“教条主义的祖师爷”罪名的证据！当一些人争先恐后地在会场上追查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时，当时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同志当众勇敢地站出来为彭德怀申辩时，竟然被冲进场内的总政保卫部警卫人员当场戴上手铐押走……
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这样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后来我知道，1962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八万字书”时，认识到1958年这次对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错误的，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肖克和训总的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自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耍代他（彭总）向肖克道歉（见《彭德怀传》 56页”他说：“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见《肖克回忆录》）457页）”
事实证明，彭大将军还是敢于承认错误的，这无损于他的风采，他的这种自责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反思！是难能可贵的！
“实践证明，这次反教条主义斗争是不正确的，它严重损害了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工作，给我军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
“这场斗争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较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刘伯承传》
“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许多干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的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和否定了某些旧的做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做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使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遭受很大危害，给军队建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彭德怀传》
直到80年秋，邓小平同志终于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才对人民解放军一段辉煌的发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我那倔强的父亲是当时会上唯一拒绝检查承认自己反党的人，于是那些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一句揭发批判主持军队训练教育工作领导同志话的人失望之余，也更为恼怒了。
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奉命对父亲进行了“彻底清算”。在给总政的处理报告中认为，父亲“在这次两条路线斗争中充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先锋”， “公开包庇肖克的锗误”，而且“对其错误的态度又极其顽固”，因而是个“右派分子”。根据中央批准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的具体办法第一或第二类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为宜，但念其参加革命20余年，过去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于是“研究决定”对父亲“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14级，调离部队，送交地方分配较低的工作。”
总政则在1959年4月的批复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级”……
因为对父亲的处理无法可依，他们把他补作“右派”处理，而其时“反右”斗争已过去两年时间了。而国家法律中明文规定军官军衔非因犯罪，并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父亲这一职级干部降级亦应由军委讨论并经国防部明令公布，并以降一级为限；以及党章中党员对处分有权申诉并保留意见等等法律与规章制度，均被这一纸批复破坏殆尽了。
事实证明，当年也曾经费了很大力量才搞出来的法律制度和规章，在日后的年代里是显得如此脆弱，无力的可怜。
而更有个别人深恨父亲的不屈，甚至穷凶极恶地诬陷他为”反革命”，要求逮捕他，因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而作罢。
这时，我们的生身母亲为“划清界限”而与父亲离了婚，也离开了我们，那时我不到3岁，妹妹不到两岁，小弟弟才6个多月……。
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行政降至15级，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妻离子幼，从此开始了又当爹，又当娘的苦难生活。
1959年的初夏，江南古城常州的火车站，南去的列车已经开走了，下车的乘客们也陆续出站了，只见一个身穿没有领章、肩章军服的老军人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身后还有一个孩子拉着他的衣角，在一个军官和一个战士的陪同下，向出站口走来。他就是我父亲，他抱着的是我尚噙着奶嘴的弟弟，牵着的是我妹妹，还有跟在后面的我。
父亲被“分配”到机械工业局工作，这时正值“大跃进”如火如荼的年代，他的任务是下到工厂督促各单位增产“放卫星”。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和长期艰苦战争生活给他身体上带来的伤痛，投入到一个他并不熟悉的新的工作中去。陌生的环境，听不懂的语言，恶劣的心境，3个幼小的孩子，这一切使他迅速地削瘦了下去。他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走，夜半才能回来，有时到第二天才能回来。
尽管那些常常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的厂长书记们再累，也完不成那信口开河喊出来的生产任务，于是父亲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某厂的书记对陪着熬的父亲说，“我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你叫他们把我枪毙算了”。
当一筹莫展的父亲回到市委临时安排给我们的住处——招待所时，我们3个孩子早已饿得大哭小叫，经常是好心的招待所服务员用找来的奶粉喂弟弟。她们同情我们，想方设法为父亲申请购买了一些牛奶和奶粉的供应票。
不久，我们原来的保姆因同情父亲和我们3个孩子的不幸，从南京自愿来到我们身边，帮助父亲照料我们。
一天晚上，当精疲力尽的父亲回到招待所，却只见我的小弟弟一个人坐在学步车里满面泪痕地睡着了，当他醒来看到爸爸就放声大哭，听到哭声赶来的服务员告诉父亲说，你那大孩子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很严重，保姆已将他送到医院去了！父亲顾不上哇哇大哭的小弟弟，急忙赶到医院，医院急诊室里，我已被包扎得严严实实，正在输血、打针，保姆在一旁急得直流泪。医生告诉父亲，孩子的烫伤很严重，是背颈部大面积烫伤，很危险，又值盛夏，而这里医院条件有限，要父亲赶快想办法。父亲抚摸着已经奄奄一息的我，心头溢起无法抑制的痛苦，可他一时也没了办法。最后还是我那能干的保姆；自告奋勇提出由她将我送到南京去治疗，无奈之中的父亲也只好依了她，我这位善良勤快的保姆居然抱着我，还背着小弟弟，连夜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还好，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们，以他们精湛的医术，费了不少力量，终于挽救了我垂危的生命。
那时，正是那“自然灾害”肆虐的时候，即使以富庶著称的江南，也是赤地千里。我们的生活也日渐艰难了起来，为了我们三个无辜的孩子，父亲伺养了一群兔子，因为兔子吃的草比较好找，他用兔子的毛纺成线，然后给我们3个孩子一人织了一身毛衣毛裤，而兔子的肉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还依稀记得那时我们住处不远就是野外，父亲常常带我们出去散步，当我们在野地里嘻戏时，父亲则在忙碌地割草，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父子一同回家，用打来的青草喂那群兔子。父亲顽强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灵巧的手艺令左邻右舍的邻居们惊诧和钦佩。
也有不少同志对父亲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他们来信安慰和鼓励，说“你决不能因此而趴下，否则只能证明他们是对的，证明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只能给他们的错误造成证据。”“你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一定能够重新干起来的，你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乐观的态度和钻研问题的精神。”父亲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安慰，但对“钻研问题的精神”他在回信中不无苦涩的写道“我被封右派，不就是因为这钻研精神吗”
父亲的性格虽然豪爽，但又是个感情十分细腻的人。他对普通人民群众充满真诚的热爱与关切，非常同情那些生活贫困的人们。虽然那时我们刚刚开始记事，但是留在脑海里的印象就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行乞者，男女老少，人特别多。每当这些被天灾人祸逼得背井离乡
的人们来到我家门口时，父亲总是热情地请他们进来，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顿饱饭，特别是对那些带着孩子的母亲和老人。到后来，邻居们甚至会告诉行乞的人们，指点他们来到我们住的住处，那时谁家不困难呢？父亲总是热情地欢迎他们，让他们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嘘寒问暖边吃边谈，问他们从哪来，家乡灾情怎么样，临别时，父亲还总要给他们一些资助。常常，那些饱饭后离去的人们，眼中流出感激与伤心的泪水。
我们那时还小，还问过爸爸为什么要请这么多不相识的人吃饭，父亲总是说：“他们都是好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而父亲则常常在他们离去后陷入久久的沉思，常听他发出沉重的叹息。现在我才明白，父亲说的“我们”不仅仅是指我们个人和家庭，还包括我们的政权。
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那位跟随、抚育我们多年的善良能干的保姆，为了不再拖累我们，也为了她自己的家，不得不离开了我们，是她在危难中给了我们相依为命的父子们巨大的帮助，帮助挽救了我的生命。我们会永远记住她。
保姆离开以后，父亲开始独身承担养育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三个童年失去母爱与他相依为命的孩子，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时你们太小了不憧事，每到吃饭，你爸爸总是让你们先吃，他看报纸，等你们吃完了，他再吃，剩多少吃多少，老头子饿得皮包骨头……”
多年以后我从一本退还给我们的父亲的记事本上看到这样的文字：“……每晚照例要起来，看看孩子们是否盖好，屋子里的空气是否好，如遇风雨，还要用手试试门楣上通气窗的大小，冬天只开一面，如果风太大就把它关闭。夏天总是保持两面通风，但如果风大就关闭一面，然后摸摸孩子们的脑门，是凉还是热，背心里是否发热发潮，听听他们的呼吸是否均匀，然后再去休息。有时还要唤醒他们小便。
“孩子们熟睡后，是我最清静的时候，只有这个时间才是属于我的，然而我又要想想和计划孩子们的衣服和使用的东西，哪样该洗了，哪样该换了，哪样破了，需要修理了，于是这个时间往往又是我缝缝补补的时间。
“当孩子们围桌吃饭的时候，也就是我观察孩子们的健康状况的时候，我一边吃，一边一个一个地观察他们的饭量、食欲和颜色神气等等。
“冬季必须千方百计地使他们有足够的盖的，夏季为了保持凉快，不敢挂蚊帐，但为了防蚊子，经常夜半起来，给他们一个一个地消灭蚊子。
“为了使孩子们生活有兴趣，增长必要的知识，不顾自己苦恼的情绪，带他们到野外、公园和电影院里走走。
“孩子们开始上学后，为了督促他们的功课，每天按时检查他们的作业，有时还要出些题目给他们作作。
“每当外面一有疫情或传染病流行，那就提心吊胆地想尽办法预防……”
慈父的眷眷之心，跃然纸上。
父亲不仅爱我们，也爱所有的孩子，楼上楼下的孩子们常常要他讲故事，父亲就用一块小黑板，再上面比划着，绘声绘色的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孩子们听得高兴，常常和他一起发出卡的笑声。我们和其他孩子一起，还从他那里学会了一首抗日歌曲“上前线歌”，至今还记得有几句歌词“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胜利在召唤，我们抗日先锋军英勇的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嗨，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英勇的武装上前线……”
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向困难和强暴低头。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过申诉，他总相信有正义和公理，总希望党能为他洗雪冤屈。但在那时，他的申诉都缈无回音，有时反而还招致更多的灾难。总政认为他“错误思想仍很顽固，”所以来函要求地方“希望加强对他的控制”。曾经有人劝父亲申请摘掉“右派”帽子，他却拒绝了，他说：“我根本不是什么右派！”不论命运是多么不公正，不论生活是多么艰难困苦，他从未低下头。我想，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不能移”大概就是这样吧。
父亲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他的坦荡心地也表现在绝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当年积极参加“反教条”的彭德怀、黄克诚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乃至遭受迫害时他同样痛心疾首，他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中写道：“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对彭、黄、张、周的正确意见就作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以致于后来他的罪名中又多了一条“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呜不平”！
多年以后，看到他留给我们的遗言中说：“你们的爸爸是个钢铁汉子，热血男儿，一辈子向来宁折不弯，除了在党的组织和马列主义真理的面前，我是从不向任何恶势力低头的，不管他们的力量有多大。”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导致了, :p>
多年以后，看到他留给我们的遗言中说：“你们的爸爸是个钢铁汉子，热血男儿，一辈子向来宁折不弯，除了在党的组织和马列主义真理的面前，我是从不向任何恶势力低头的，不管他们的力量有多大。”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导致了他在继之而来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更大的灾难。
“文革”开蛤后，我们家遭到打砸抢，父亲遭到非人的折磨和无情的批斗，他痛苦地说：“爸爸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
1966年的夏天来临了，天气也像那时的政治空气一般燥热，广播电台里播音员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激昂起来，带着一种不可抑制的亢奋。我们住的楼前正在铺修马路，空气中散发着沥青的烟味，不时有红卫兵押着戴着高帽子的人游街通过。那些被戴上高帽子的人，被人推搡着，辱骂着，不时还要受到路人的唾沫和顽童们小石子的袭击。
开始，我们几个孩子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就跑到临街的阳台上去看热闹。有时一回头，看见父亲，他一手抱肘一手握着烟斗“叭叭”地吸着，神情却是那样严肃，后来他就不再出来看了，也不允许我们出来看了。
终于，有一天，一阵混乱的脚步声来到了我们的门前，门被打开后，一群人乱哄哄地冲了进来，当时，父亲正登上椅子准备往下摘那墙上挂着的四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他是在刚刚结婚11个月的妻子、我们的继母劝说下，才决定这样做的。一群冲动的人围着父亲，在向他吼叫着什么，其他人则开始翻箱倒柜，他们翻出父亲平时喜爱的书藉和字画，连砸带往外搬，有的文物被砸碎了，有的被搬走了，屋子里乱作一团。这些人的脚踩上了沙发、桌子，踩上了我们洁白的床单，整洁干净的家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开始我们都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惊呆了，我们记得过去所有的来人，都是安安静静、文雅礼貌的，对父亲也都是很尊敬的，可是这些人如此放肆，父亲为什么竟无力阻拦？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他们开始翻我们孩子的桌子和小床时，我忘记了害怕，冲了上去，试图阻止他们，“那是我的书。”我喊道，但一下被推了回来，紧接着我看到了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幕，不知为什么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吼叫着跳起来，打了父亲一个耳光！这耳光就像打在了我的心上，也使这些疯狂的人愣住了，所有的人都停住了手，都在看着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侮辱激怒了的父亲迅速抽出了嘴里的烟斗，他站立着，用愤怒的目光紧紧盯着那个打他的女人，沉默的父亲是那样高大，使人敬畏，那个女人也色厉内荏地瞪着父亲。我想盛怒的父亲会把那女人扔到外面去的，但是，父亲终于又将烟斗咬在了嘴里，眼睛又平静地眯了起来……
就在父亲被打和家里被抄的那一刻起，一个平静的有序的世界在我的心里崩溃了，我忘记了一切向那些乱翻乱砸的人扑了过去，边哭喊着边向他们拳打脚踢，弟弟妹妹也一起扑了上去，这些人一时也有些吃惊，但是父亲却喝住了我，他把我拉到了他的身边，紧紧地搂着我……直到这些人从父亲的书桌里往外搬那大本大本的笔记时，沉默的父亲才拿出嘴里的烟斗，厉声说道：“那是我的个人日记，从现在起，扩散了我不负责！”那些人愣了一下，还是把所有的东西搬走了，他们像强盗般满载而归了。待到人去楼静，只剩下一片片的碎纸，砸碎了的花瓶和墙上贴着的乱七八槽的标语。父亲默默地坐到沙发里，我们紧紧地挤在他的身边，他只是吸着早已熄灭了的烟斗，沉默着，另一只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们……
从那天开始，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把父亲五花大绑拉去游斗，那些人当着我们的面，恶狠狠地捆绑着我们心目中神圣的父亲，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怖与愤怒。现在想起来，对幼小的孩子来说，那是多么残酷而无耻的事啊。
一天晚上，父亲到很晚才被押回来，精疲力尽的他被摘去了高帽子，解开了捆绑的绳索，他无力地坐在了椅子上，灯光下，他显得苍老了许多，憔悴了许多，白发也骤然变多了。他手撑扶在桌子上，喘息了一会，眼睛久久地盯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就是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神使我们感到害怕，我们哭喊着：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父亲伸手把我们紧紧地揽到了怀里，他挨个吻着我们说：“爸爸革命30年啦，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看来爸爸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我的孩子们。”倔强的他竟然流下了热泪，那是苍老的、伤感的、痛苦的泪，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爸爸的眼泪。
不久后，在一个阴雨天的下午，父亲正在为我们烧粥，往日活蹦乱跳的我们，早已没了过去的欢笑。几个穿着雨衣，脸色阴沉的人又把父亲带走了。临行前，父亲还叮瞩我们看好粥锅，就匆匆地离去了。谁也没想到，与我们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年我9岁，妹妹8岁，弟弟才7岁。
父亲被抓走后，继母也被关押在她的工厂里，我们那个家，谁都可以进来，或者打我们一顿，或者翻点东酉后拿走。造反派、红卫兵、公安局，我们也闹不清都是些什么人，连街巷中的恶少们也随时可以进来打我们一顿。我们成了“狗崽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而殴打我们，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窗子上的玻璃随时会被飞来的砖头砸得粉碎，从那时起，任何一个突如其来的响声都会使我们恐怖万分，心止不住地狂跳一阵，不知什么灾祸又要降临。
我们饿了，可炉子也灭了，我们想学着生炉子，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和革命小将们会突然冲进来，把煤球和木柴扔掉，甚至往炉子里尿上尿，还要打我们，我们只能等他们走了再生。可是刚刚把炉子生着，他们又来了，把所有的煤上尿上尿，倒上水，最后把炉子也给砸坏了。
一天晚上，万分恐怖的我们紧紧挤在一起，那天好像是个中秋节，人们都在家里过节，而我们连灯也不敢开，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特别特别地想念爸爸，听着人家传来的笑声，只觉得说不出的委屈，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刚开始一个人小声地哭，后来三个孩子一起哭了起来，越哭越觉得委屈，越哭声越大，边哭边喊：“爸爸，你在哪，你快回来啊！”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爸爸被关在一个叫东下塘的地方，我们想起小人书《永不消逝的电波》里主人翁小明的父亲被捕后，他曾跑到监狱墙外呼喊，而真被他的爸爸听到这个故事。于是我们也决定去试试，我们边走边问，找到了看守所，看见门口有个哨兵，我们就问他，说要找我们的爸爸。哨兵不耐烦地说：“这哪有你爸爸，快走开！”可我们知道，爸爸一定就在里边，于是我们就绕着这围墙转，那看守所是一所很大的特别高的青砖院落，顶上盖着黑瓦，边上有一条很窄很窄的小巷，由于两边的墙都很高，又是阴天，墙上都长了墨绿色的青苔，显得特别阴暗。可是，在看守所朝向小巷一侧的墙上居然真有几个很高的窗子，上面封着铁条，我们想爸爸一定就在那里面，就冲着那几个窗子喊：“爸爸，爸爸，你在这儿吗？你听到了没有？我是东东，我是沙沙，我是南南……”然而久久的没有任何回音，只有那高高的被多年雨水浸得发黑且布满了班驳青苔的高墙默默地发出一阵阵的嗡嗡声。
那时最难受的就是饥饿和寒冷，除了有人打我们，没有任何人管我们。造反派们天天在忙着打派仗，谁会来管几个“狗崽子”的死活呢？原来各单位各部门都被夺了权，自顾不暇，父亲所在单位的领导也被揪斗，更无人顾及我们了。被饥饿逼急了的我们开始卖东西，从抽屉里翻出父亲成堆的各种奖章、纪念章，论斤卖给了废品站，接着卖抄家剩下的书，还卖掉了两个书柜。后来我们被饥饿逼得连父亲的军呢大衣礼服上的铜扣子全拿来卖了，还有父 亲的武装带、大皮靴，只要卖得掉，人家愿意要的都卖了，卖得的钱，买几斤面条食，放点酱油，几口就吃光了。我们常常贪馋地看着路边小饭店里的柜台发呆，透过那玻璃看得见里 面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我们只想能吃到一碗“阳春面”，那是江南最常见的大众饭，是一种放有猪油、酱油和青蒜末的面条，一角钱三两粮票一碗，还有八分钱二两粮票一碗的，可这对我们来说仍是可望不可及的美食。我们捡食菜市场里剩下的莱叶菜帮，回家煮了放点盐吃。我们还跑到市郊的菜地里，去摘那嫩绿的蚕豆吃，那是一种极好吃的东西。一次，我在一个公园的小岛上发现了一片蚕豆地，于是晚上我和弟弟摸到了小岛上，黑暗里摸着长得鼓鼓的蚕豆荚，我们兴奋极了，拼命地摘呀摘呀，很快塞满了衣兜，正在高兴，可能是因为声音太大了，一束手电光往这边照射过来，吓坏了的我们紧紧趴在地下，不敢出声，只觉得心跳得快要蹦出来了似的。许久，电筒光熄灭了，人也走了。我们急急忙忙起身逃跑了，一边跑， 一边就开始剥蚕豆，把剥好的蚕豆放在另一边口袋里，幸好没有被发现，否则顺着地下的豆荚大概是能找到我们的。
我又想起学校曾经带我们小学生去农村收获后的田野里捡拾稻穗，要是认真捡也能捡到不少啊，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试一试。
那是深秋的时候了，城市的暄闹已经远远地留在了身后，一条宽阔的大路向着无边的原野伸展开去；路旁已收割过的稻田里光秃秃的，只有残剩的稻茬留在了那湿湿的田里，空 气中夹带着泥土的湿润的气息。我们觉得心里变得轻松了，无拘无束地跑一阵，走一阵。我们来到了一片稻田里，一边捡稻穗，一边玩，一边把稻粒弄下放到口袋里，我们发现有的地头上还有胡萝，于是又挖了不少胡萝卜，那次回到家里，大家都很开心，可是发现稻壳怎么也脱不下来，怎么办呢？我们用了很多办法，也脱不干净，后来干脆连壳一起煮了吃，那简直太难下咽了，可是为饥饿所迫的我们还是把它们都吃掉了。以后，我们经常到野外去，一来多少能找到点食物，二来，或许更重要的是郊野让我们感到轻松和自由。有一次，我们还在一条快干涸了的水沟里摸着了几条大黑鱼，回家连肉带汤吃了个精光。到后来连别的孩子也开始跟着我们到野外去了。
冬天来了，因为湿度大，又没有取暖设备，南方的冬天实际上是很冷的，而煤也要配给，仅够做饭吃的。我们既吃不饱，更因为衣服单薄，短小、破烂难以蔽体，寒冬腊月，我们3人的手脚经常生冻疮，先是皮肤感觉痒痒，不几天就开始溃烂，又因为无医无药，只能由它烂，用破布包扎一下溃烂的地方，浓血往往渗透了破布。弟弟的手和脚冻得特别厉害，一直烂到能看见白骨。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冬夜里，我们绻缩在一起时，弟弟忍受不住那伤口的疼痛，每每从睡梦中痛醒后轻轻发出的抽泣：“疼，我疼，太疼了，怎么办啊……”他疼得坐起来，流着眼泪，看着我和妹妹，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妹妹只能用另一块破布给他换一下裹伤口，我们手脚也在烂，我们就这样苦熬着。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我们也得到过人们的同情，我们的遭遇令一些正直的人们难过。于是，有时早上当我们推开门，会发现窗台上堆放着一些食物，这真令我们喜出望外。人们同情我们，可又不敢公开帮助我们，我们吃着这些送来的食物，以我们的童心猜测着究竟是谁送来的，但大人们依然是默默地无声地看着我们，我们看不出究竟是谁送的，只是想像童话中一样，盼望着奇迹天天能发生。奇迹虽然常有，但毕竟不会天天发生，饥饿仍然伴随着我们。直至今天，每当想起那窗台上的食物，一股暖流还会久久地温暖着我的心。
那时，我们就像地里的鼹鼠一样，挖掘着地里所有能食用的一切，红薯、萝卜菜、豆和瓜果——如今想来真有些对不住这些东西的主人，请他们原谅我们吧，是他们的这些东西使我们活了下来。
离开了父亲的我们不得不学着补衣服。有一年夏天，我和弟弟没有短裤，妹妹想了半天，决定用父亲的一条长军裤改成两条短裤，我们想当然地把长裤剪下两条裤腿，再把它并排缝到一起，谁知一穿才发现它因为没有裤档提到大腿就提不上去了…… 后来街道缝纫组的老太太们，用人家作衣服剩下的零碎布头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百纳布上衣，那衣服虽不好看，且是染色的，但却很结实。我们穿了很长时间。
继母被放出来后，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与我们的生身母亲联系上了，她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在北京的生母，生母表示如果父亲单位机械局能提供生活费的话，她愿意代管我们一个时期，继母自顾不暇，当然愿意。于是通过机械局同意，（那时形势已稳定一些了），继母卖掉了父亲的一套衣服，给我们买了车票。在一天晚上把我们带到了火车站，她把我们交给了值班站长，站长是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听完继母的介绍后抚摸着我们的脑袋叹了口气说：“放心吧，交给我了。”当火车进站后，站长又把我们亲自交给了车上的一位解放军战士。那车箱里非常拥挤，我们和这个战士都只能站着。那时，人们对解放军还是很尊敬的，于是就不断有人挤一挤，给他让座，请他坐下，而这个战士每当有人让给他坐位，他就把我们三个孩子塞过一个坐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们三个孩子都坐下了，而他却整整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记不清到了哪一站，这位战士要下车了，他又把我们交给另外一位解放军战土，叮嘱了我们几句就下车了。我们一直看着他走上了天桥，他在天桥上回过头来笑着向我们挥了挥手，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了。
第二天晚上，列车终于缓缓驶进了北京站，那第二个战士带领着我们下了车，他让我们站在站台上不要动，焦急地踮起脚，四处张望着。我们刚下车，看着建筑高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北京站，觉得很新奇。就听有人在不断地叫“小刚，小刚”，声音急切，这是我的生母在叫我，可是我在常州已改了名字叫东东，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叫我，直到我们看见一个衣着打扮漂亮的女人挤出人群匆匆走来，她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带着二男一女三个孩子，便急匆匆地跑过来，先对那战士道起谢来：“太谢谢你了，同志，谢谢！”这个战士顾不上应她，急忙低头问我们：“孩子们，你们认识她吗？她是你们的妈妈吗？”可是我们怎么会认识她呢，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还有妈妈，从记事起，就只知道有爸爸，没有妈妈，所以都不出声，依然傻站着，疑惑地看着她。看来继母忽视了我们不认识生母这个问题，生母焦急地蹲下身拉着我们，她的眼睛里已满是泪水，急切地呼唤：””小刚，莎莎，南南，你们不认识妈妈了吗？我是你们的妈妈呀！”
在为父亲的冤案奔走过程中，我们也有被拒之门外的经历，那一户户深隐在胡同里的深宅大院，那一扇扇血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这种大宅邸的大门关上后，往往是严丝合缝，你一点也看不见里面的情景，当你久扣之后，大门上会有一个专门的小口打开，从里面漏出的是卫兵警惕的目光，仔细问明你的身份来意后，叫你等一会，随后就来告诉你，主人不在家，或者什么别的理由，然后不容分说眼前那道小缝便会重归于无。任你再怎样敲也不会再打开，若是你再坚持，那么你的身后往往就会出现人民警察的身影了。
不知怎么，在这时我常常会想起我们从小受过的教育，那些文艺作品里，当年的大大小的干部们藏在老乡的炕洞子里的情景……
坚冰终于融化了。3个苦命的孩子，等了11年，父亲终于恢复名誊，恢复党籍，平反昭雪了。屈辱和痛苦的日子结束了，就在这时读到父亲留下的一封充满爱与亲情的遗书
1979开春的一天，高法黄仁贤来电话，说常州来人了，问我是否见一下。我那时对常州法院的恶感可想而知，本不想去看我们熟识的面目，黄仁贤说还是见一见好，于是我就去了。常州和江苏省来了两个人，他们见到我，开口便要我们回去，说这自有组织调查云云，说：“你父亲是反革命，复查并不意味着改变结论。”话中不时遗露威胁之意。我申辩说：“是不是反革命需要复查后结论，结论要实事求是，至于我们回不回去，不取决于你们。”高法的黄仁贤听着我们的唇枪舌剑，表情严肃，并不说话，但是在最后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指来人）的话并不代表高法的意见……”
常州来人的态度，使我感到极大的压力，他们既然携案卷来京汇报，高法看后究竟是什么结论，这是至关重要的。几天后，我再去高法询问时，黄仁贤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案卷已经看过，经刑庭和高法院领导研究认为：事实不能成立，因此原判决是错误的，已经决定要常州和江苏省回去重审，作出撒销原判的判决。”他严肃地告诉我，这是高法领导和刑庭领导研究过案卷后的正式决定。他还告诉我，部队方面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包括黄老办公室丛秘书等各方正在协调，力促早日解决。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在我听来，无异于春天的雷声在我耳边轰鸣，实在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兴奋、悲伤、痛苦、愤怒交织在一起，只会说一句：“谢谢，谢谢您！”黄仁贤说：“不用谢我，这是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感谢党！”他看着我又感慨地慢慢说：“‘文革’中被害惨死的人很多，但像这样一个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被经司法判决公开枪杀的全国仅此一例，影响是很恶劣的，我从事审判工作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
迫于形势和最高法院的压力，常州方面曾于1979年2 月做出了一个复查报告，报告认定父亲：“确有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建立反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只是因为“没有行动”；另外“恶毒攻击红太阳，但未有扩散”；所以撤销原判。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复查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我们和北京方面的拒绝。
坚冰虽已被打破，但彻底融化尚需时日。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随着形势发展深人人心，正在逐渐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已成为社会潮流，但是多年来形成的僵死了的思维定式，不是马上就可以扭转的，两个“凡是”的影响还在，尤其是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推波助澜、获得既得利益的人，在“四人帮”倒台后，摇身一变的手握大权者，对这种变革是不满的和抗拒的，这种心态尤其是在对过去冤假错案的落实政策上表现出很大的阻力。很多案件的复查工作皆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推、拖、阻乃至反复，案子的复查就这样拖了下来。
1979年的3日10日，还是部队率先有了举动，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关于父亲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决定说：“蔡铁根对向苏军学习有些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不应视为向党进攻，鉴于肖克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业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撤销，蔡的所谓包庇肖克反党宗派活动理应予以否定……据此蔡铁根的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遵照中央军委（一九七九）十号文件规定，决定撤销对蔡铁根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最后说：“待江苏省高级法院对其反革命罪甄别结论作出后，再根据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这个20年以后才得以改正的决定’，对父亲来说已经太晚了，但它毕竟是来到了。这个决定为常州地方平反昭雪我父亲的“反革命案”扫清了道路，也清除了一个重大的借口。其间部队方面花费了很大力量，曾多次派员联系催促，但地方并无反应。
春天来了，虽然来得晚，但它毕竟来了。街道两旁的槐树上已经冒出了绿油油的嫩芽。这春天的景象却又使我愈加焦急和烦躁。毫无疑问，大的方针政策已经决定但问题却久拖
不决，这阻力只能是人的问题了，想来那些人明知一个同志是无辜的，遭受迫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即使没有阶级感情、同志感情，难道就没有一点人类的侧隐之心吗？
愤愤之中，我提笔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认为在方针政策已定的情况下，必须彻底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建议在组织人事上落实。因为政策再好也要靠人执行，无人执行的政策再好也是无用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在招待所里等得度日如年，北京的首长们和领导同志们，虽经多方努力催促、交涉，但因他们大多是部队的领导干部，对于一个省的地方政府却也是无能为力。
直到这年的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将在京举行的时候，十分关心此事的黄克诚同志决定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亲自找了参加会议的当时的江苏省委负责人许家屯谈。我并不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和详情，如今黄老已故去，许家屯也远涉重洋去了地球的另一边，但是我知道，在这次谈话中许家屯答应回去督促落实此事。
在为父亲的冤案昭雪过程中，黄克诚同志自始至终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在生活上也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正是由于他的干预和过问，冤案才得以最后昭雪。我们曾经想过，黄老为什么这么关心此事，关心我们？他是否和父亲曾经熟识呢？后来才知道，黄老确实认识父亲，但那是因为他和父亲在当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分别持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时我却并不知道这些，我今天才知道，能如此为曾经和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申冤昭雪，是很高尚的，彭总和黄老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后来许多老同志们在提到这一点时，他们都伸出大拇指说：“黄老不愧大将风度！”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与赞赏。我们也永远感谢他并记住了他！
一次我打电话给黄老，当我提及父亲和我们的过去时，听筒中那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说；“孩子啊，不要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啦，好吗？我们还是向前看吧……”我沉默了，无疑他说的是对的。
五届二次人大结束后不久，迫于压力，江苏省委直接向常州派出了工作组，直接领导参与了对整个案情的复查，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复查工作，克服了重重的阻力和干扰，终于在7月底向省委做出了新的报告。报告说，当年常州的定案是根据一个所谓“特情”的报告。这个“特情”供认他当年的报告是“我自己的想象” 和“臆造”，“有的话是我说的”，这个为了“立功”的无赖，受人指使做了陷害父亲的凶手。父亲曾到宜兴的一处风景区去游览过，职业军人出身的他，本能地留意任何地方的地形，他说宜兴山地地形很好，万一蒋介石真的反攻大陆，我们可以和他在此打游击。于是这个“特情”把这些话加工成父亲是去看地形的，要组织游击武装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父亲到常州后，自然和许多转业退伍军人来往较多，有时难免发发牢骚，于是这就成了以父亲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父亲在他个人的日记里，有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和对当时一些极左政策造成的天灾人祸的批评，这些都被一些别有用心，对他怀恨在心的人利用了。最后终于把始终坚持自己思想的父亲残害而死！
但是这个“特情”是奉什么人、什么部门的指派而来，父亲被害的真实原因和背景，直至今天我们也不能得知，任我们如何努力打听，有关方面和有关知情人甚至是那些同情父亲和我们遭遇的老同志，对我们始终三缄其口，我们只知道当年对父亲的陷害与残杀是以国家以党以革命和集体的名义进行的。我知道，这样的事决不是我们一家。
夏日的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李达副总长那里询问，秘书告诉我，江苏省常委会正在举行，会上将要讨论这个问题，要我再等一等。午夜过后，秘书电话通知说：“常委会业已结束，工作组报告通过，会议决定撤销原判，彻底平反昭雪！小蔡啊，向你祝贺！”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9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法院终于正式做出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判决书说：“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是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纯属冤案。现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蔡铁根无罪，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就是这几十个字的判决书，我的老父亲已经无法听到了，我们3个无辜的孩子等了许多年，受尽了屈辱与痛苦，为了它，多少皓发白首的领导同志为此奔忙，还有多少工作人员的心血，才换来了这几十个字的判决。
判决书迅速报中共中央纪检委，最高法院、总政治部、送军事学院等机关。
坚冰终于融化了，严寒终于无法抵挡太阳的光芒。
就在撤销判决的第二天，9月18日、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另一份决定，鉴于常州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故决定：“恢复蔡铁根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
我注意到了这份决定和第一份决定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这份决定中，父亲被称为“同志”了！
在这之后不久，我的感情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波澜。那天我突然收到了退还给我们的父亲在狱中临刑前写给我们的遗书：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那你们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视，虽然你们都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原谅爸爸吧！
“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只是感到对不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儿，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心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
“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全有理由恨爸爸！
“刚刚，虽然你还只有 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大的儿子，而且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事，最爱劳动，最会做事情，而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
“可是我的孩儿，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危险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变得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折不弯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切记，我亲爱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调皮，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于你小，又调皮，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是更放心了吗？你能改吗？我的儿子，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
“沙沙，你是个女孩子，就是头脑笨了点儿，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明起来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坚决改，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里玩得不开心，可以出去找女孩予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女孩子应该特别听话。”
“我最不放心，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子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的，但你们都是好 孩子，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在无声的泪水流淌中我读完了这封和着血泪和无限亲情的遗书，直到现在，我轻易不敢看这封信，读它那真是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为准备平反大会和追悼会，我赶回了常州。我们首先提出了寻找父亲骨灰的要求，常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找到了城外的火葬杨。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当年经手此事的一位老工人已经退休了，又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退休在家的老工人。他听我们说完来意后说：“是我处理的，尸体是公安局让拉的，浑身是血，真惨哪，当天就火化了，后来通知家属，她（指继母）说不要了。我用纸包包的，放了几天，没有人来问，就把骨灰倒在一口专门放无人领取的骨灰缸里了。后来处理骨灰时，一起倒掉了，就埋在烟囱旁边了。”
我们和老人一起来到火葬场，在他的指点下，在烟囱旁的一块空地上挖了起来，火葬场的许多工人听说后都自动来帮助挖掘。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工人边挖边唠叨说： “我早就知道，老干部怎么能随便杀头的呢！”当挖到一米多深时，坑里开始渗出了水，土质也开始变黑了，又挖了几下，露出了白森森的骨渣，正在七嘴八舌议论的围观者一时也静了下来，但是由于当年倒下的是一大缸骨灰，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是谁的呢？我们无力地坐在坑边，想了半天，没有办法，最后找来几个大塑料袋，尽可能多装上挖出的骨灰。
追悼会后，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和当年为父亲同案关了10年的俞须涌，向长江边上驶去，在一条不知名的通向长江的河湾里，经工作人员向当地交涉，当地派出了一条机帆船，拉着我们向长江驶去。
船驶出了河港；来到了宽阔的江面上，急风卷着细细的雨丝向我们扑来，黑沉沉的乌云低低地压在江面上，在遥远的水平线上和江水弥合到了一起。远处一艘巨轮正喷吐着浓烟沿江而下，不时传来低沉的汽笛声。浪花拍打着我们乘坐的木船，发出“啪啪”的响声，几只白色的江鸥不时掠过江面，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船开始掉头了，掌舵的汉子喊了声“到江心了”，我们解开塑料袋，把骨灰和着花束缓缓地倒入江中。我们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俞须涌倒了一杯酒，倾入江中，含泪喊了声 “老蔡啊，我送你来啦！”一声哀恸，泪如雨下，泪水和着雨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倒下的骨灰和着黄色的菊花在江水中打着旋，向船后飘去，渐渐消失在江水中了。最后，我们把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个白色的大花圈抛向了江中，我心中 默念，愿这千古江流分清父亲的忠骨，把他带到一个安宁洁静的地方去。
船往回走了，细雨丝丝，风仍在呼啸着，直到很远很远，我们还能看见江面上那时隐时现的那小小的白色。
父亲，他这来自北国大地的儿子，带着燕赵儿女的豪情，带着与日寇血战的征尘，带着对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也带着无尽的屈辱与痛苦，永远地消逝在这烟雨苍茫、包孕着吴越大地的长江之中了。
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里，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盒子前面放着父亲的那张半身像片，他依然向所有注视他的人微笑着。盒子里放着的是 他生前常戴的那副老花镜和那只烟斗，还有为他昭雪平反的决定书……
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他近来常常问我：“爸爸，人家都有爷爷，我的爷爷呢？”我告诉他，“爷爷死了。”他问：“死是什么？”我说：“就是在天上飞，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想了想又问：“那爷爷老在天上飞吗？不下来了吗？”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我爷爷还一回没见过我呢！”
后来，我收到了不少父亲的老首长、老战友们从各地发来的唁电与来信，在为冤案昭雪表示兴奋和向我们慰问之余，又莫不表示痛惜。一位老战友在来信中写道：“他是我的老首长，在我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上来的时候，为加强教育训练工作，多么需要他重返工作岗位啊……”我想起了惠浴宇同志的这样一段话：“真实目的未必可以公之于众的频繁的政治运动．不知误了多少正事，毁了多少同志，又养出了多少权奸……当老布尔什维克走上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审讯室和刑场，比起牺牲在公开的敌人法西斯匪徒刀枪下的烈士们，他们的死，难道不更为悲壮、惨烈吗？”
“沉冤数十载，“四人帮”及其他们的前任们毁尸，心中有鬼，曾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摇身一变手握大权者灭迹，虽然千方百计地清查，要搞得水落石出又何其难，在我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里，尘封着多少这样的千古疑案，埋葬着多少这样的铮骨忠魂。”
在《肖克回忆录》中。肖老将军又不胜痛楚地提到了父亲的死，他在一首缅怀父亲的诗中有“宁为玉碎不折节”之语。我想我们的先烈抛头洒血，不正是为了建立一种追 求真理，坚持正义而无需流血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吗？即为了“不折节”而无 需“玉碎”。从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彭德怀、贺龙乃至我的父亲，他们的死是多么惨痛的教训，这应该永远使我们警醒，努力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事业能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我深深怀念我的父亲，我为他骄傲！
多年来，我曾试图追寻他的身影与踪迹，因为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但我找不到他的所在，可又觉得他无处不在。冥冥之中，他好像始终在注视着我。
当我来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平西老区，我忽然觉得他原来是回到了这里，那巍峨峥嵘的太行峰峦就是父亲和他许许多多已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身姿，那滚滚奔腾的拒马河水的涛声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亘古不灭的呐喊！那山间阵阵吹拂着的秋风，就像父亲的大手在轻轻抚摸着我！
我带着孩子来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指着那蓝天中飘扬的五星红旗问他：“国旗为什么是红的？”孩子用他的童音骄傲地回答：“因为那是先烈的献血染红的！”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记住，那上面也有你爷爷的一滴血！”
我希望今后的孩子们不再有我们那样的不幸的童年，而这不应妨碍我们追求真理、坚持正义。
写于1996年10 月
发表于1998 年8 月至12 月《中华儿女》
修改于2004年6 月
作者的话
这篇文章是在1998年8月起至12月的《中华儿女》上连载发表的。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说明，文章并不像《中华儿女》编者在文前说的那样是我主动写的，而事实是因为我看见一些杂志书籍上关于我父亲的文章写的与事实有许多出入，有一本杂志甚至说我父亲是为彭德怀而死，而《中华儿女》在若干年前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父亲这件奇冤，于是我在1996 年给《中华儿女》写了封信作了些说明，当时《中华儿女》的总编扬筱怀同志即约我写这篇文章，说实话，对于我父亲的冤案，我自己也深知尚有许多禁区，有些我是知道的，有些我至今也还不清楚，所以当时是扬筱怀同志一再动员的热情使我动笔写了，前后大约十多天。在写的时候，我自己确实是已经尽量注意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避讳，但是即使这样，在经过有关部门审阅时，还是遇到了麻烦，军事科学院战史部负责审查者认为：
“文章的基调比较低沉。作者以亲身感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蔡铁根及其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批评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错误”，基调消极，不符合弘扬主旋律，催人奋进的时代要求，况且也有损于党的形象，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
“文章涉及到许多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诸如对毛主席、彭德怀、黄克诚以及许世友、肖华、张宗逊等的看法和评价，对于苏联援助我国的看法，对于学习苏联经验和反对教条主义等问题的看法，都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易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碍于大局的稳定。”
“文章中有些用语尖刻、贬损。诸如讲许世友是“颟顸、愚忠”等等，很
不严肃。另外有些地方上下文连接不紧，逻辑性不强，有些地方文字重复，且比较粗糙，有些提法欠斟酌，有些表述不尽确切，等等。”
文章因此被搁置了下来。
虽然扬筱怀同志和我尽了许多努力，但是文章还是被搁置了两年之久，直到1998年父亲的老战友李仲奇伯伯专门给《中华儿女》写了封信后，文章在被做了些删改后才得以发表，我明白在我们目前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办刊者的苦衷，对编者写在前面的话也十分理解，我至今还是非常感谢扬筱怀同志的勇气的。不幸的是不久前他遭遇车祸逝世，令我和许多人感到痛惜。
这次准备将文章在网上登出时，我把原先被删改的内容重新恢复了，而且把有的人名直接写出来了，因为我想，他们地下有知，是应该感到羞愧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有的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里整自己的同志……在党章里，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哪能找到解释。”
“几十年过去了，推人落井的人，迫人致死的人，挑三戳四的人，坐观斗虎的人，残害忠良的人，趋炎附势的人，落井下石的人，装腔作势、起哄围攻的人 ，卖友求荣、陷人以过的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人，用同志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人，全都福寿康宁的活到了“不知明镜里，何处惹秋霜”的年纪了，不知清夜扪心知否自愧，生者已矣，死者何堪？”
我十分同意这样的意见：“虽然要重现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放弃迫近真实的历史的每一丁点努力，正是由于我们一点又一点的努力，使我们叙述的历史越来越迫近真实的历史。”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觉醒了的人们的努力，我们毕竟在向着历史的真实一步步地迫近。
我想说的是，文章中的一些说法或是迫于现实的考虑，或是却是还被故意遮掩着确实难以弄清所至。请智者明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一些人名和事实，我还是回避了，不过所幸的是，有许多历史的真相已经在和正在不断被揭开，一些貌似岸然的圣像露出了本来人性就有的另一面。那些死了的，他们真的能安息吗？那些活着的，他们真的能安心吗？
我非常感谢许许多多一直在关心讨论并希望弄明白许多历史真相的人们，我们一起等待，我们一起努力，历史已经证明了，历史不是什么胜利者写的，而是人民写的。
“时刻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纯洁与清白，绝不卖身投靠眼前貌似强大的恶势力，哪怕它披着华丽的外衣，钱权不动，不为金钱权势所收买，也不怕金钱权势所造成的巨大威胁，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呀！
其实，一个民族的脊梁莫过于此，一个时代的精神莫过如此，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价值也就在这里。”
蔡金刚：另类烈士：大校右派蔡铁根
● 蔡金刚
父亲蔡铁根（原名蔡泽生，曾用名蔡委心），生于1911年12月，河北蔚县人。1931～1932年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先后爆发，为抗日父亲先是加入东北军，后又投奔红军，在红军总政宣传部工作。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所在部队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被正式任命为115师宣传部干事。随部队东进抗日，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在林彪与聂荣臻分兵，聂部往山西河北察哈尔敌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父亲随杨成武独立团（后扩编为独立一师）回敌后故乡开辟根据地。因为延安指示要求配合当时河北省委组织的冀东大暴动并在雾灵山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师政委邓华奉命率一师三团去开辟平西地区并组建准备进入冀东的四纵。因为看不惯当时开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贪腐现象，父亲在未得到师长杨成武的同意下，“非组织”跟着政委邓华去了平西，引得杨成武大怒并派队追赶。
整个抗战期间，从随邓华开辟平西初期，到后来原120师副师长萧克奉命来平西组建挺进军，父亲一直在平西，先后任邓华11支队的宣传科长、宛平县长、抗大四分校教导员、挺进军九团政治部副主任、七旅（后改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49年后，父亲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筹建我军第一所正规化最高军事学府，任陆军大学筹备处处长，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系学习毕业。之后在萧克任部长的中央军委军训部任条令处长、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等职，参与制定编撰我军第一部正规化条令。
1956年，刘伯承亲自点名，将父亲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并被授予大校军衔。
一、制定军队条令惹祸
就军队建设，当时毛泽东号召“团结在苏共周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要一边倒……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建设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见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的训词）
因为正规化军队一切行动都要严格依照条令来执行，因而制定条令是建设正规化军队的最重要工作。
可是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当年苏联大量援助我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中，没有政治工作人员位置，例如坦克、飞机这样的技术兵器中没有政治指, 导员的位置；另外，苏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编制不一致，他们实行的是“一长制”。我军的条令制定工作必不可免地涉及部队中政工人员的地位与职权，其实就是涉及他们将来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待遇。这引起了政工人员尤其是总政治部的强烈不满。
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开：“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下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期间，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注：即父亲负责呈审的那部条令）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页）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原因，一些人把对1953年颁布实行的条令的不满统统迁怒于父亲这个条令局副局长头上（局长是越南人洪水，因患肝癌长期养病未到职）。
关于这些，父亲在后来给组织的申诉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历次条令呈审是我经手的，据我所知，开始内务条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员职责的，并且在写法上和行政首长是一样的，后来总政不同意这样写法，并主张按照政工条例的写法写。但政工条例的写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内务条令不同，我们的意见是内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条令，但行文格式上应该和内务条令一致。后经反复研究，最后由总政政工条例研究室提一个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种格式，而且是不准修改的，最后无法，只好呈军委审查时，将两个方案同时呈审。彭（德怀）总在军委例会上审查时指出：‘这样写法大家都是首长，首长只有一个，哪有许多首长’的意见，肖（华）副主任也不同意条令编撰委员会的方案，而主张用政工条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条例尚未定案。后肖副主任建议、彭总同意决定内务条令中政工人员职责暂缺，并在颁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这部条令的送审程序是严格的，一审是条令编撰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审是萧克部长和苏联总顾问格拉朱诺夫，三审是分送军委各部，各军兵种司令部及军和师，四审是军委条令审查委员会，五审是军委，朱德和彭德怀，最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查并批准颁布执行的。”
为此，父亲曾经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信在发出之前，他曾就此请教过萧克同志。信中写道：“……所谓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建军传统，始终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炼，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具体规定在自己的军事条令中去，是谁也不敢负责的，因为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否则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的要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之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和我军的战争经验、传统，否则它必然会限制我军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要改良一部机器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在熟悉了它，并对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才能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现实的，才不至于丢掉了好的，保存了坏的，才能真正地将我军提高，才能应付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针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服从战争实践的检验。条令是军队一切行动的法典依据，军队的训练教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信中所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在军队训练教育方针中的体现。父亲在那个时代即提出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显然太早了。
这封信被转给了彭德怀。彭总看过后，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父亲信中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词，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对条令的不满，成为他后来在“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与围攻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当时讨论内务条令时，曾经提出过条令上是否要规定党的会议、汇报制度等问题，当时小组不能决定，大组把这个问题提交总政考虑，总政通过阎稚新（当时总政组织处副处长）转达的意见是：“条令中无权规定党的问题！”因为父亲在向各个部门解释为何内务条令中没有规定党的生活制度时，曾将这个意见重复过几次，后来这句话也被一些人套在父亲头上，并曲解为“条令中不准写党字”，而成为父亲的一大罪名。
二、怀仁堂事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在此前的南宁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各部门争相“大跃进”、“放卫星”，钢铁要“赶英超美”，粮食则已有亩产10万斤之说，甚至有人喊出了“两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的5～7月，在北京三座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了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后即改到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这次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的萧克，责问：“军事学院和训总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刘伯承同志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尽搞别人的东西”，“刘元帅述而不作”；说“萧克现在又挂出教条主义的牌子来了”，“萧克说：小米加步枪过时了。”他还针对当时要不要进行原子条件下训练的争论嘲笑道：“原子战争不见经传，但在封神榜上见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记录）
在会上，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而父亲写给邓小平的那封信被印发大会，他受到了最激烈无情的斗争。为了证明萧克的“反党阴谋”，有人强迫父亲承认信是萧克授意写的。他坚决拒绝道：“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信的原稿虽然请教过萧，萧也提了意见，但这封信发与不发、改与不改都不取决于萧，更不是他的授意，因此我认为信中有错误，无论有多严重，应由我承担，与萧无关。”（给中央纪委的申诉书）
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一批从事军队正规化建设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如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当时参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那时太厉害啦，我们这些受批判的人，包括刘帅都坐在台下的一条凳子上，挨个上去检查，会场上的气氛恐怖极了。”还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老天爷也坐在台上啊”。
父亲难捺心中的痛苦，问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政委，你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光苦笑着对父亲说：“我的同志，难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
轮到父亲做大会检讨了。关于那天的事，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老人告诉我：“我们都做了检讨啦，为了顾全大局嘛，其实哪来的什么反党集团啊，可不检讨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说了话啦，我们都知道你爸爸那个脾气，都替他担心啊，我们都给他做了工作，他才违心地被迫答应做那个检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人就骂开了，骂得可难听啦，开始你爸爸还忍着，可后来他还是被骂急啦。”在我一再追问都骂了些什么时，那天参会的老人告诉我：“你知道他们都骂什么吗？‘妈了个 × ！反革命！枪毙他！……’”
父亲忍无可忍，他放下稿子大声地对那些起哄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批的恰恰是毛主席批准的！”对条令中政工人员的职责问题，他说明那是经军委审查，彭总修改，毛主席批准的！
在台上的彭德怀愕然地瞪着父亲，全场一片哗然。主席台上有人气急败坏地喊道：“把他拉下去！”于是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父亲的肩章领章，把父亲连推带搡地拉下台来。
有人告诉我：“那天，还有人动手打了你爸爸的！”
被激怒的父亲也只能大声吼道：“你们还让人说话吗？……”这些情景，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当时不少同志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
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1978年在为父亲冤案昭雪奔波时，我住在总参二所，有一位据说是林彪当年的机要秘书也因为等待甄别在此同住，他对我说：“小蔡，你知道，那时你爸爸上厕所都有人跟着的，那气氛……”说的时候摇头叹气，尤有余悸。
实际上，毋庸讳言，当年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受到激烈的反对，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惑和茫然。他们对革命胜利后的艰巨的学习任务没有思想准备，对先进的科学事物产生了排斥和抵触，个别人甚至感到这些新装备、新技术、新科学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与位置产生了威胁，一些人认为正规化的条令将要影响他们的职权、地位和待遇。
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奉命对父亲进行了“彻底清算”。根据中央批准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的具体办法第一或第二类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为宜，
但念其参加革命20余年，于是“研究决定”对父亲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撤职降级（降为行政14级——正团级），调离部队，转交地方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总政则在1959年4月的批复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级（降到副团级）……因为对父亲的处理无法可依，他们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而其时“反右”斗争已过去一年多时间了。
三、蒙难中的思考
父亲被冤处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直到1970年被杀害，他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同时在灵魂深处开始了反思。父亲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蒙难中仍然坚持写日记，在遗留下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反思的深刻。现选摘其中部分日记如下（以下仅标注日期）：
1.反思大饥荒
实际上的饿，尚好解决，只要吃一顿饱饭也就可以暂时止住饥饿；而由于实际上的饿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饿，却很难解决，而且对实际上感觉上的饥饿有着互相促进作用。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吃不饱；越是吃不饱，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
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感觉饿，走在街上也感觉饿；白天工作时感觉饿，晚上睡觉也感觉饿；甚至梦中也饥饿的！于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饥饿地发慌！
由于物质上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本来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粮食，无论如何都能吃得饱，都够吃了的。但在这饥饿的情况下，由于精神上、思想上的饿一餐饭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厂工作中，遇到现场会议或其他什么机会，因而受到厂里招待时，我们这些下厂干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顿，十两米一碗的饭至少要吃他两碗！我有几次一边大嚼一边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庄严的军官，曾几何时如何便变的这样不顾身份！其实这并不奇怪，而这正是所谓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来由于节约粮食，供应定量减少，全家每月只得粮食83斤，也就是说全家五口人每顿饭只得几两多粮，距离吃饱那是太远了。每天只得吃一些非菜非饭的汤水来延续生命。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国通用粮票来补助。但由于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粮票停止通用”，这个补助就也无形中被取消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请求所谓居民委员会帮助解决，为了说明我们的生活情况，我将我们每天吃的非菜非饭的汤水向他说明，不料这却触犯了“不准说吃不饱”的禁令，于是一个警察样的“干部”严厉地威胁我说“要检查检查你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什么叫做非菜非饭的汤”！并且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属的重工业局党委，要他们检查我的“反动思想”。于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闹了一肚子气并且招来了许多麻烦。
（1960年11月24日）
中国六亿人民正在经受着一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灾难——浮肿病。这种病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
据说卫生界对这种“新时代”病已经得出临床经验：从发病到死共分两期，初期是浮肿（有的人说浮肿又分三期），后期是消瘦，而到了后期就无法治疗了！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关于这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和发展情况和死亡率还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则已从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据说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关于这种“时代”病的原因，据说是营养不良。明白地说就是长期地饥饿的结果！
“伟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着，发展着。可是还没有看见“英明伟大的领袖”采取什么有效地措施！
这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而且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灾难！……
“伟大的毛病”已经侵入到我这苦难的家庭里来了！头几天难儿虚肿，我还未曾注意。近来我的左半个身子浮肿，我还以为是神经病所致。今天看到桂兰阿姨也浮肿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医疗有什么用，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营养，可是在这连饭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营养呢？！只好“苟延残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
再也想不到这“右派”二字竟会使得党内外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闭口无言。
（1959年8月1日听了常州专署各局长检讨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之后）
按理，革命者应该是人性最强烈的人，也就是人类感情最丰富的人，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过去曾经有人说党性与人性有矛盾，当时未曾深思且以为是谬论，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越来越感觉其可疑。
为了吃饱肚子，而牺牲了最大的自由，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饱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仅仅在常州这个江南鱼米之乡，而且一直是丰收的地区，然而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胜数了。
我的邻居，一个老太婆（还是个居民组长呢），由于孩子们小，而口粮少，老太婆受到影响很大，因而要自行起伙，却不料引起了儿子的愤怒，竟自将他生身的母亲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打了一顿。
那时，我还勉强支持着下厂，就在这怀德桥，三更半夜，曾几次遇到被生身的亲娘遗弃了的孩子。他（她）们被饿的站不起身来，就睡在路的当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
就在这常州的木匠街，一个木匠，因为发现被下放的朋友带着二十几斤粮票就起了不义之心，诱友入室，持斧行凶，砍伤了朋友以至被判处了十八年徒刑。
贾秘书说，在他的故乡（南阳），在六零到六一年间，农民竟被饿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个在解放军中当排长的小军官，因为多年不曾回家，请假回里省亲时才发现合家八口全被饿死了。
据余科长谈，就在附近的宜兴西门外，有个老夫妇，他们有一个独儿子在解放军中充军官，老头因恨这革命的后果，诱骗儿子回家，当这个军官回来省亲时，才发现母亲已被饿死，而老头儿还在。可是当夜老头儿就乘儿子熟睡之际，用斧头把他亲生的儿子劈死了。
就在这常州市的模范公社——荷花池管理区，儿子因为嫌抱怨父亲吃的多，不顾儿子昼夜劳动，老头儿自缢死了，派出所因此传讯这个儿子，还没有决定给他什么处分，儿子也自缢死了，剩下一个儿媳，无法过活也寻了自尽，幸而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乃得不死。据说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听老李说最近苏北捕获了一个人口贩子，他由苏北向皖南贩运儿童，价格是人民币五块钱一斤。这是因为头两年皖南饿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没有东西而是连人也没有了），许多地方有地无人耕，可是现在苏北又闹“天荒”，所以出现了这种奇迹……
（1963年8月20日）
（各种票证）不仅都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且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和物资缺乏，这些无价证券无形中都变成了高价证券。因而无形的证券交易市场（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便应运而生。依靠这些证券交易而且大有横财可发；当六一到六二中间，粮食最紧张的时候，一斤粮票价格竟达两元以上，而且买一斤粮食却只需一角几分钱。这就难怪社会主义无价证券交易的兴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制度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
“反”这个字眼，有时会使人害怕，所以在说法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坦白反省”，“忠诚老实”，“向党交心”，还有什么“抢救运动”……还有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
“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
（1960年1月11日）
党内斗争，据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并不尽然）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也是不合实际的）于是党内斗争便成了敌我斗争。于是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集团，便成了正确的，因而也就是马列主义的。（尽管在理论上也承认，有时多数却并不一定都正确）而失败的集团便成了反马列主义的；于是胜利者集团便给失败者集团作结论，加封号，戴帽子；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甚而至于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坏分子，奸细，特务分子等等名目便应运而生。这都是真的吗？
其实，所谓党内斗争也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过是党内领导思想的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导权的斗争。其实也就是旧社会上争名夺利的斗争。可惜的是一些党内有思想，有远见，有正义感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们的牺牲品！而一些卑鄙，恶浊，不惜一切手段阴谋害人的人们却成了正确的马列主义者。
（196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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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1960年]10月14日）
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因此人们希望他们不管，但是他们几乎是什么都要管，（但只要他们一管，东西立刻就没有了）即使因为管的太多而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然而他们还是要管。这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萌芽”，客观上其实就是害怕人民丰衣足食！这政府是对社会主义的强奸！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国，要挽救中国的人民，要挽救中国的革命，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粉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传统！必须彻底地打倒中国的各种形式的“皇帝”！必须彻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须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准任何“英明伟大”的人物强奸民意！必须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彻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财产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使一切人丧失了私有财产，因而使一切人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
党内不同意见，分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这是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个政治组织的章程所允许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以右派的名誉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但党内有这么一派，并且还想把它的队伍继续扩大，却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只好把他们开除出党，于是在现代的中国，右派便成了政治组织之外的一种超然的有名无实的那么一些人。据说这些人已经被发展到三十多万，按说这个政治力量也很可观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里作者在描写农奴生活时，有这样几句话：
“我没有权力为我自己工作——我没有权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脱离动物状态的人宁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饥饿和寒冷，决不愿吃的饱，穿的好而忍受别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这么一所小小的无论多么简陋的茅屋属于自己，或者有一亩不论多么贫瘠的和荒芜，总是我自己的土地。
我没有权力结婚……
“我的精力由于丧失了积极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锄，每一锹都需要紧张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这些是作者在描写十九世纪南美农奴生活而写的。但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吗？
根据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因此，看来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却是分不开的，从而也就可以知道，个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而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了。
可是自由对于人来说，和财产是同样的重要，欧洲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是因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饭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自由就没有饭吃，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现代的中国，完全牺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饱。
这样看来，人们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财产，而要私有财产就不能要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隶，如果人们不愿意作奴隶，要自由，那就还是保持私有制度的好。只有在私有制度下，吃饭和自由两者才可以兼得，虽然有时两者并不能够完美地兼得，有时为了吃饭不得不暂时牺牲点儿自由，有时为了自由，不得不暂时吃的坏些儿或饿些儿，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连吃饱饭这一样也不能保险。
（1963年6月27日）
饥寒交迫的社会主义好呢，还是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好？是全民忍饥号寒好呢，还是一部分人饥寒一部分人温饱好？是稍有点儿民主好呢，还是完全独裁统治好？是稍有点儿自由好呢，还是完全没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人民自觉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个命令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命令强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揽子包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六亿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一切都要听命于政府，听命于领导，听命于共产党。但共产党有何能一下子把六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全部很好地管理起来。于是便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包而不办”的严重现象来。然而人民却要处处等待领导，既不肯（也不能）积极主动，也不肯积极负责。于是无人管理和胡乱管理的现象便泛滥起来。
（1962年11月21日）
四、遇难及平反
父亲“自由思考，独立精神”的思想与实践，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必定给自己铸下悲惨的命运。
1970年3月，正值“文革”中最疯狂的时候，经过疯狂的“文攻武卫”和夺权，各地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从很多记录上看，为了确立这权力，各地都镇压了大批“反革命”等名目的人员。3月11日，江苏常州公检法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开枪决了“以蔡铁根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蔡铁根和另一名部队转业军人吴翼，判决多人徒刑，牵连人员达百人之多。此事轰动一时。父亲的死刑判决书甚至被张贴到了他参加革命后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故乡的土墙上……
父亲冤案的产生原因究竟，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还不是十分清楚。常州当年的市委书记牢骚满腹地对我们说：“我们能随便说把蔡铁根同志的头杀掉吗？……”
在他的冤案昭雪后，有一位老同志亲口对我们说：“……你爸爸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北京！”
有一点是清楚的，记载他自己思想的日记是直接导致他被杀害的原因之一。
父亲被捕离开我们时，我才9岁，因为他的思考，我们三个幼小的孤儿以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度过了14年难以想象的苦难岁月，我们的精神和身体上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痕。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父亲被害10年后，在胡耀邦、黄克诚、萧克、李达等一大批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的冤案终于昭雪，他被定为烈士，骨灰盒得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只有我知道，那骨灰盒是空的，我们把为他昭雪的文件和留下的一副老花镜放在盒内。因为父亲被杀害后，骨灰没有被保存，他为他追求的理想置身家性命而不顾，真正做到了肝脑涂地，乃至灰飞烟灭。
后来，我才知道，在共和国长长的烈士名册上，排名第一的烈士段德昌，也不是被敌人杀害的，红军时期因为极“左”路线被冤杀的他，也是牺牲在“自己人”枪口下的。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据说牺牲的烈士总数约有两千万人，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被自己人杀的，大概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了。如果说战争时期因斗争残酷，难以分辨而错杀同志，那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执政的时期里，也还有着许多同样的故事，造就了不少这样的烈士。这样的烈士人数究竟有多少，恐怕难以统计了。我的父亲不过是其中的一名。虽然他是一位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编辑）
附录：
蔡铁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汉族，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读于厦门大学，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受害者，文革中被诬陷为“蔡铁根反革命集团”“主犯”处死引，是中国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
在军队中开展“反军事教条主义及路线”，究其本质而言是“彭德怀大整刘伯承”，彭正是利用了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刘帅的种种不满，终于清晰掉了以刘伯承、粟裕为代表的军队理论派，进一步稳固了个人在军队中的地位。当然，这中间也包含有聂荣臻对粟大将的种种矛盾和看法。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央“反军事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彭则是冲锋陷阵的人。蔡铁根大校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务长，是中共党内、军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因刘帅而倒霉，并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透过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今天的人们充分认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 他在继之而来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更大的灾难。
“文革”开蛤后，我们家遭到打砸抢，父亲遭到非人的折磨和无情的批斗，他痛苦地说：“爸爸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
1966年的夏天来临了，天气也像那时的政治空气一般燥热，广播电台里播音员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激昂起来，带着一种不可抑制的亢奋。我们住的楼前正在铺修马路，空气中散发着沥青的烟味，不时有红卫兵押着戴着高帽子的人游街通过。那些被戴上高帽子的人，被人推搡着，辱骂着，不时还要受到路人的唾沫和顽童们小石子的袭击。
开始，我们几个孩子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就跑到临街的阳台上去看热闹。有时一回头，看见父亲，他一手抱肘一手握着烟斗“叭叭”地吸着，神情却是那样严肃，后来他就不再出来看了，也不允许我们出来看了。
终于，有一天，一阵混乱的脚步声来到了我们的门前，门被打开后，一群人乱哄哄地冲了进来，当时，父亲正登上椅子准备往下摘那墙上挂着的四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他是在刚刚结婚11个月的妻子、我们的继母劝说下，才决定这样做的。一群冲动的人围着父亲，在向他吼叫着什么，其他人则开始翻箱倒柜，他们翻出父亲平时喜爱的书藉和字画，连砸带往外搬，有的文物被砸碎了，有的被搬走了，屋子里乱作一团。这些人的脚踩上了沙发、桌子，踩上了我们洁白的床单，整洁干净的家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开始我们都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惊呆了，我们记得过去所有的来人，都是安安静静、文雅礼貌的，对父亲也都是很尊敬的，可是这些人如此放肆，父亲为什么竟无力阻拦？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他们开始翻我们孩子的桌子和小床时，我忘记了害怕，冲了上去，试图阻止他们，“那是我的书。”我喊道，但一下被推了回来，紧接着我看到了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幕，不知为什么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吼叫着跳起来，打了父亲一个耳光！这耳光就像打在了我的心上，也使这些疯狂的人愣住了，所有的人都停住了手，都在看着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侮辱激怒了的父亲迅速抽出了嘴里的烟斗，他站立着，用愤怒的目光紧紧盯着那个打他的女人，沉默的父亲是那样高大，使人敬畏，那个女人也色厉内荏地瞪着父亲。我想盛怒的父亲会把那女人扔到外面去的，但是，父亲终于又将烟斗咬在了嘴里，眼睛又平静地眯了起来……
就在父亲被打和家里被抄的那一刻起，一个平静的有序的世界在我的心里崩溃了，我忘记了一切向那些乱翻乱砸的人扑了过去，边哭喊着边向他们拳打脚踢，弟弟妹妹也一起扑了上去，这些人一时也有些吃惊，但是父亲却喝住了我，他把我拉到了他的身边，紧紧地搂着我……直到这些人从父亲的书桌里往外搬那大本大本的笔记时，沉默的父亲才拿出嘴里的烟斗，厉声说道：“那是我的个人日记，从现在起，扩散了我不负责！”那些人愣了一下，还是把所有的东西搬走了，他们像强盗般满载而归了。待到人去楼静，只剩下一片片的碎纸，砸碎了的花瓶和墙上贴着的乱七八槽的标语。父亲默默地坐到沙发里，我们紧紧地挤在他的身边，他只是吸着早已熄灭了的烟斗，沉默着，另一只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们……
从那天开始，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把父亲五花大绑拉去游斗，那些人当着我们的面，恶狠狠地捆绑着我们心目中神圣的父亲，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怖与愤怒。现在想起来，对幼小的孩子来说，那是多么残酷而无耻的事啊。
一天晚上，父亲到很晚才被押回来，精疲力尽的他被摘去了高帽子，解开了捆绑的绳索，他无力地坐在了椅子上，灯光下，他显得苍老了许多，憔悴了许多，白发也骤然变多了。他手撑扶在桌子上，喘息了一会，眼睛久久地盯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就是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神使我们感到害怕，我们哭喊着：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父亲伸手把我们紧紧地揽到了怀里，他挨个吻着我们说：“爸爸革命30年啦，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看来爸爸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我的孩子们。”倔强的他竟然流下了热泪，那是苍老的、伤感的、痛苦的泪，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爸爸的眼泪。
不久后，在一个阴雨天的下午，父亲正在为我们烧粥，往日活蹦乱跳的我们，早已没了过去的欢笑。几个穿着雨衣，脸色阴沉的人又把父亲带走了。临行前，父亲还叮瞩我们看好粥锅，就匆匆地离去了。谁也没想到，与我们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年我9岁，妹妹8岁，弟弟才7岁。
父亲被抓走后，继母也被关押在她的工厂里，我们那个家，谁都可以进来，或者打我们一顿，或者翻点东酉后拿走。造反派、红卫兵、公安局，我们也闹不清都是些什么人，连街巷中的恶少们也随时可以进来打我们一顿。我们成了“狗崽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而殴打我们，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窗子上的玻璃随时会被飞来的砖头砸得粉碎，从那时起，任何一个突如其来的响声都会使我们恐怖万分，心止不住地狂跳一阵，不知什么灾祸又要降临。
我们饿了，可炉子也灭了，我们想学着生炉子，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和革命小将们会突然冲进来，把煤球和木柴扔掉，甚至往炉子里尿上尿，还要打我们，我们只能等他们走了再生。可是刚刚把炉子生着，他们又来了，把所有的煤上尿上尿，倒上水，最后把炉子也给砸坏了。
一天晚上，万分恐怖的我们紧紧挤在一起，那天好像是个中秋节，人们都在家里过节，而我们连灯也不敢开，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特别特别地想念爸爸，听着人家传来的笑声，只觉得说不出的委屈，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刚开始一个人小声地哭，后来三个孩子一起哭了起来，越哭越觉得委屈，越哭声越大，边哭边喊：“爸爸，你在哪，你快回来啊！”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爸爸被关在一个叫东下塘的地方，我们想起小人书《永不消逝的电波》里主人翁小明的父亲被捕后，他曾跑到监狱墙外呼喊，而真被他的爸爸听到这个故事。于是我们也决定去试试，我们边走边问，找到了看守所，看见门口有个哨兵，我们就问他，说要找我们的爸爸。哨兵不耐烦地说：“这哪有你爸爸，快走开！”可我们知道，爸爸一定就在里边，于是我们就绕着这围墙转，那看守所是一所很大的特别高的青砖院落，顶上盖着黑瓦，边上有一条很窄很窄的小巷，由于两边的墙都很高，又是阴天，墙上都长了墨绿色的青苔，显得特别阴暗。可是，在看守所朝向小巷一侧的墙上居然真有几个很高的窗子，上面封着铁条，我们想爸爸一定就在那里面，就冲着那几个窗子喊：“爸爸，爸爸，你在这儿吗？你听到了没有？我是东东，我是沙沙，我是南南……”然而久久的没有任何回音，只有那高高的被多年雨水浸得发黑且布满了班驳青苔的高墙默默地发出一阵阵的嗡嗡声。
那时最难受的就是饥饿和寒冷，除了有人打我们，没有任何人管我们。造反派们天天在忙着打派仗，谁会来管几个“狗崽子”的死活呢？原来各单位各部门都被夺了权，自顾不暇，父亲所在单位的领导也被揪斗，更无人顾及我们了。被饥饿逼急了的我们开始卖东西，从抽屉里翻出父亲成堆的各种奖章、纪念章，论斤卖给了废品站，接着卖抄家剩下的书，还卖掉了两个书柜。后来我们被饥饿逼得连父亲的军呢大衣礼服上的铜扣子全拿来卖了，还有父 亲的武装带、大皮靴，只要卖得掉，人家愿意要的都卖了，卖得的钱，买几斤面条食，放点酱油，几口就吃光了。我们常常贪馋地看着路边小饭店里的柜台发呆，透过那玻璃看得见里 面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我们只想能吃到一碗“阳春面”，那是江南最常见的大众饭，是一种放有猪油、酱油和青蒜末的面条，一角钱三两粮票一碗，还有八分钱二两粮票一碗的，可这对我们来说仍是可望不可及的美食。我们捡食菜市场里剩下的莱叶菜帮，回家煮了放点盐吃。我们还跑到市郊的菜地里，去摘那嫩绿的蚕豆吃，那是一种极好吃的东西。一次，我在一个公园的小岛上发现了一片蚕豆地，于是晚上我和弟弟摸到了小岛上，黑暗里摸着长得鼓鼓的蚕豆荚，我们兴奋极了，拼命地摘呀摘呀，很快塞满了衣兜，正在高兴，可能是因为声音太大了，一束手电光往这边照射过来，吓坏了的我们紧紧趴在地下，不敢出声，只觉得心跳得快要蹦出来了似的。许久，电筒光熄灭了，人也走了。我们急急忙忙起身逃跑了，一边跑， 一边就开始剥蚕豆，把剥好的蚕豆放在另一边口袋里，幸好没有被发现，否则顺着地下的豆荚大概是能找到我们的。
我又想起学校曾经带我们小学生去农村收获后的田野里捡拾稻穗，要是认真捡也能捡到不少啊，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试一试。
那是深秋的时候了，城市的暄闹已经远远地留在了身后，一条宽阔的大路向着无边的原野伸展开去；路旁已收割过的稻田里光秃秃的，只有残剩的稻茬留在了那湿湿的田里，空 气中夹带着泥土的湿润的气息。我们觉得心里变得轻松了，无拘无束地跑一阵，走一阵。我们来到了一片稻田里，一边捡稻穗，一边玩，一边把稻粒弄下放到口袋里，我们发现有的地头上还有胡萝，于是又挖了不少胡萝卜，那次回到家里，大家都很开心，可是发现稻壳怎么也脱不下来，怎么办呢？我们用了很多办法，也脱不干净，后来干脆连壳一起煮了吃，那简直太难下咽了，可是为饥饿所迫的我们还是把它们都吃掉了。以后，我们经常到野外去，一来多少能找到点食物，二来，或许更重要的是郊野让我们感到轻松和自由。有一次，我们还在一条快干涸了的水沟里摸着了几条大黑鱼，回家连肉带汤吃了个精光。到后来连别的孩子也开始跟着我们到野外去了。
冬天来了，因为湿度大，又没有取暖设备，南方的冬天实际上是很冷的，而煤也要配给，仅够做饭吃的。我们既吃不饱，更因为衣服单薄，短小、破烂难以蔽体，寒冬腊月，我们3人的手脚经常生冻疮，先是皮肤感觉痒痒，不几天就开始溃烂，又因为无医无药，只能由它烂，用破布包扎一下溃烂的地方，浓血往往渗透了破布。弟弟的手和脚冻得特别厉害，一直烂到能看见白骨。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冬夜里，我们绻缩在一起时，弟弟忍受不住那伤口的疼痛，每每从睡梦中痛醒后轻轻发出的抽泣：“疼，我疼，太疼了，怎么办啊……”他疼得坐起来，流着眼泪，看着我和妹妹，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妹妹只能用另一块破布给他换一下裹伤口，我们手脚也在烂，我们就这样苦熬着。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我们也得到过人们的同情，我们的遭遇令一些正直的人们难过。于是，有时早上当我们推开门，会发现窗台上堆放着一些食物，这真令我们喜出望外。人们同情我们，可又不敢公开帮助我们，我们吃着这些送来的食物，以我们的童心猜测着究竟是谁送来的，但大人们依然是默默地无声地看着我们，我们看不出究竟是谁送的，只是想像童话中一样，盼望着奇迹天天能发生。奇迹虽然常有，但毕竟不会天天发生，饥饿仍然伴随着我们。直至今天，每当想起那窗台上的食物，一股暖流还会久久地温暖着我的心。
那时，我们就像地里的鼹鼠一样，挖掘着地里所有能食用的一切，红薯、萝卜菜、豆和瓜果——如今想来真有些对不住这些东西的主人，请他们原谅我们吧，是他们的这些东西使我们活了下来。
离开了父亲的我们不得不学着补衣服。有一年夏天，我和弟弟没有短裤，妹妹想了半天，决定用父亲的一条长军裤改成两条短裤，我们想当然地把长裤剪下两条裤腿，再把它并排缝到一起，谁知一穿才发现它因为没有裤档提到大腿就提不上去了…… 后来街道缝纫组的老太太们，用人家作衣服剩下的零碎布头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百纳布上衣，那衣服虽不好看，且是染色的，但却很结实。我们穿了很长时间。
继母被放出来后，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与我们的生身母亲联系上了，她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在北京的生母，生母表示如果父亲单位机械局能提供生活费的话，她愿意代管我们一个时期，继母自顾不暇，当然愿意。于是通过机械局同意，（那时形势已稳定一些了），继母卖掉了父亲的一套衣服，给我们买了车票。在一天晚上把我们带到了火车站，她把我们交给了值班站长，站长是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听完继母的介绍后抚摸着我们的脑袋叹了口气说：“放心吧，交给我了。”当火车进站后，站长又把我们亲自交给了车上的一位解放军战士。那车箱里非常拥挤，我们和这个战士都只能站着。那时，人们对解放军还是很尊敬的，于是就不断有人挤一挤，给他让座，请他坐下，而这个战士每当有人让给他坐位，他就把我们三个孩子塞过一个坐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们三个孩子都坐下了，而他却整整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记不清到了哪一站，这位战士要下车了，他又把我们交给另外一位解放军战土，叮嘱了我们几句就下车了。我们一直看着他走上了天桥，他在天桥上回过头来笑着向我们挥了挥手，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了。
第二天晚上，列车终于缓缓驶进了北京站，那第二个战士带领着我们下了车，他让我们站在站台上不要动，焦急地踮起脚，四处张望着。我们刚下车，看着建筑高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北京站，觉得很新奇。就听有人在不断地叫“小刚，小刚”，声音急切，这是我的生母在叫我，可是我在常州已改了名字叫东东，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叫我，直到我们看见一个衣着打扮漂亮的女人挤出人群匆匆走来，她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带着二男一女三个孩子，便急匆匆地跑过来，先对那战士道起谢来：“太谢谢你了，同志，谢谢！”这个战士顾不上应她，急忙低头问我们：“孩子们，你们认识她吗？她是你们的妈妈吗？”可是我们怎么会认识她呢，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还有妈妈，从记事起，就只知道有爸爸，没有妈妈，所以都不出声，依然傻站着，疑惑地看着她。看来继母忽视了我们不认识生母这个问题，生母焦急地蹲下身拉着我们，她的眼睛里已满是泪水，急切地呼唤：””小刚，莎莎，南南，你们不认识妈妈了吗？我是你们的妈妈呀！”
在为父亲的冤案奔走过程中，我们也有被拒之门外的经历，那一户户深隐在胡同里的深宅大院，那一扇扇血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这种大宅邸的大门关上后，往往是严丝合缝，你一点也看不见里面的情景，当你久扣之后，大门上会有一个专门的小口打开，从里面漏出的是卫兵警惕的目光，仔细问明你的身份来意后，叫你等一会，随后就来告诉你，主人不在家，或者什么别的理由，然后不容分说眼前那道小缝便会重归于无。任你再怎样敲也不会再打开，若是你再坚持，那么你的身后往往就会出现人民警察的身影了。
不知怎么，在这时我常常会想起我们从小受过的教育，那些文艺作品里，当年的大大小的干部们藏在老乡的炕洞子里的情景……
坚冰终于融化了。3个苦命的孩子，等了11年，父亲终于恢复名誊，恢复党籍，平反昭雪了。屈辱和痛苦的日子结束了，就在这时读到父亲留下的一封充满爱与亲情的遗书
1979开春的一天，高法黄仁贤来电话，说常州来人了，问我是否见一下。我那时对常州法院的恶感可想而知，本不想去看我们熟识的面目，黄仁贤说还是见一见好，于是我就去了。常州和江苏省来了两个人，他们见到我，开口便要我们回去，说这自有组织调查云云，说：“你父亲是反革命，复查并不意味着改变结论。”话中不时遗露威胁之意。我申辩说：“是不是反革命需要复查后结论，结论要实事求是，至于我们回不回去，不取决于你们。”高法的黄仁贤听着我们的唇枪舌剑，表情严肃，并不说话，但是在最后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指来人）的话并不代表高法的意见……”
常州来人的态度，使我感到极大的压力，他们既然携案卷来京汇报，高法看后究竟是什么结论，这是至关重要的。几天后，我再去高法询问时，黄仁贤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案卷已经看过，经刑庭和高法院领导研究认为：事实不能成立，因此原判决是错误的，已经决定要常州和江苏省回去重审，作出撒销原判的判决。”他严肃地告诉我，这是高法领导和刑庭领导研究过案卷后的正式决定。他还告诉我，部队方面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包括黄老办公室丛秘书等各方正在协调，力促早日解决。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在我听来，无异于春天的雷声在我耳边轰鸣，实在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兴奋、悲伤、痛苦、愤怒交织在一起，只会说一句：“谢谢，谢谢您！”黄仁贤说：“不用谢我，这是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感谢党！”他看着我又感慨地慢慢说：“‘文革’中被害惨死的人很多，但像这样一个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被经司法判决公开枪杀的全国仅此一例，影响是很恶劣的，我从事审判工作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
迫于形势和最高法院的压力，常州方面曾于1979年2 月做出了一个复查报告，报告认定父亲：“确有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建立反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只是因为“没有行动”；另外“恶毒攻击红太阳，但未有扩散”；所以撤销原判。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复查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我们和北京方面的拒绝。
坚冰虽已被打破，但彻底融化尚需时日。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随着形势发展深人人心，正在逐渐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已成为社会潮流，但是多年来形成的僵死了的思维定式，不是马上就可以扭转的，两个“凡是”的影响还在，尤其是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推波助澜、获得既得利益的人，在“四人帮”倒台后，摇身一变的手握大权者，对这种变革是不满的和抗拒的，这种心态尤其是在对过去冤假错案的落实政策上表现出很大的阻力。很多案件的复查工作皆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推、拖、阻乃至反复，案子的复查就这样拖了下来。
1979年的3日10日，还是部队率先有了举动，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关于父亲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决定说：“蔡铁根对向苏军学习有些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不应视为向党进攻，鉴于肖克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业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撤销，蔡的所谓包庇肖克反党宗派活动理应予以否定……据此蔡铁根的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遵照中央军委（一九七九）十号文件规定，决定撤销对蔡铁根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最后说：“待江苏省高级法院对其反革命罪甄别结论作出后，再根据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这个20年以后才得以改正的决定’，对父亲来说已经太晚了，但它毕竟是来到了。这个决定为常州地方平反昭雪我父亲的“反革命案”扫清了道路，也清除了一个重大的借口。其间部队方面花费了很大力量，曾多次派员联系催促，但地方并无反应。
春天来了，虽然来得晚，但它毕竟来了。街道两旁的槐树上已经冒出了绿油油的嫩芽。这春天的景象却又使我愈加焦急和烦躁。毫无疑问，大的方针政策已经决定但问题却久拖
不决，这阻力只能是人的问题了，想来那些人明知一个同志是无辜的，遭受迫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即使没有阶级感情、同志感情，难道就没有一点人类的侧隐之心吗？
愤愤之中，我提笔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认为在方针政策已定的情况下，必须彻底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建议在组织人事上落实。因为政策再好也要靠人执行，无人执行的政策再好也是无用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在招待所里等得度日如年，北京的首长们和领导同志们，虽经多方努力催促、交涉，但因他们大多是部队的领导干部，对于一个省的地方政府却也是无能为力。
直到这年的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将在京举行的时候，十分关心此事的黄克诚同志决定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亲自找了参加会议的当时的江苏省委负责人许家屯谈。我并不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和详情，如今黄老已故去，许家屯也远涉重洋去了地球的另一边，但是我知道，在这次谈话中许家屯答应回去督促落实此事。
在为父亲的冤案昭雪过程中，黄克诚同志自始至终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在生活上也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正是由于他的干预和过问，冤案才得以最后昭雪。我们曾经想过，黄老为什么这么关心此事，关心我们？他是否和父亲曾经熟识呢？后来才知道，黄老确实认识父亲，但那是因为他和父亲在当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分别持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时我却并不知道这些，我今天才知道，能如此为曾经和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申冤昭雪，是很高尚的，彭总和黄老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后来许多老同志们在提到这一点时，他们都伸出大拇指说：“黄老不愧大将风度！”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与赞赏。我们也永远感谢他并记住了他！
一次我打电话给黄老，当我提及父亲和我们的过去时，听筒中那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说；“孩子啊，不要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啦，好吗？我们还是向前看吧……”我沉默了，无疑他说的是对的。
五届二次人大结束后不久，迫于压力，江苏省委直接向常州派出了工作组，直接领导参与了对整个案情的复查，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复查工作，克服了重重的阻力和干扰，终于在7月底向省委做出了新的报告。报告说，当年常州的定案是根据一个所谓“特情”的报告。这个“特情”供认他当年的报告是“我自己的想象” 和“臆造”，“有的话是我说的”，这个为了“立功”的无赖，受人指使做了陷害父亲的凶手。父亲曾到宜兴的一处风景区去游览过，职业军人出身的他，本能地留意任何地方的地形，他说宜兴山地地形很好，万一蒋介石真的反攻大陆，我们可以和他在此打游击。于是这个“特情”把这些话加工成父亲是去看地形的，要组织游击武装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父亲到常州后，自然和许多转业退伍军人来往较多，有时难免发发牢骚，于是这就成了以父亲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父亲在他个人的日记里，有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和对当时一些极左政策造成的天灾人祸的批评，这些都被一些别有用心，对他怀恨在心的人利用了。最后终于把始终坚持自己思想的父亲残害而死！
但是这个“特情”是奉什么人、什么部门的指派而来，父亲被害的真实原因和背景，直至今天我们也不能得知，任我们如何努力打听，有关方面和有关知情人甚至是那些同情父亲和我们遭遇的老同志，对我们始终三缄其口，我们只知道当年对父亲的陷害与残杀是以国家以党以革命和集体的名义进行的。我知道，这样的事决不是我们一家。
夏日的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李达副总长那里询问，秘书告诉我，江苏省常委会正在举行，会上将要讨论这个问题，要我再等一等。午夜过后，秘书电话通知说：“常委会业已结束，工作组报告通过，会议决定撤销原判，彻底平反昭雪！小蔡啊，向你祝贺！”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9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法院终于正式做出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判决书说：“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是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纯属冤案。现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蔡铁根无罪，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就是这几十个字的判决书，我的老父亲已经无法听到了，我们3个无辜的孩子等了许多年，受尽了屈辱与痛苦，为了它，多少皓发白首的领导同志为此奔忙，还有多少工作人员的心血，才换来了这几十个字的判决。
判决书迅速报中共中央纪检委，最高法院、总政治部、送军事学院等机关。
坚冰终于融化了，严寒终于无法抵挡太阳的光芒。
就在撤销判决的第二天，9月18日、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另一份决定，鉴于常州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故决定：“恢复蔡铁根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
我注意到了这份决定和第一份决定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这份决定中，父亲被称为“同志”了！
在这之后不久，我的感情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波澜。那天我突然收到了退还给我们的父亲在狱中临刑前写给我们的遗书：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那你们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视，虽然你们都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原谅爸爸吧！
“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只是感到对不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儿，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心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
“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全有理由恨爸爸！
“刚刚，虽然你还只有 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大的儿子，而且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事，最爱劳动，最会做事情，而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
“可是我的孩儿，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危险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变得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折不弯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切记，我亲爱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调皮，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于你小，又调皮，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是更放心了吗？你能改吗？我的儿子，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
“沙沙，你是个女孩子，就是头脑笨了点儿，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明起来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坚决改，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里玩得不开心，可以出去找女孩予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女孩子应该特别听话。”
“我最不放心，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子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的，但你们都是好 孩子，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在无声的泪水流淌中我读完了这封和着血泪和无限亲情的遗书，直到现在，我轻易不敢看这封信，读它那真是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为准备平反大会和追悼会，我赶回了常州。我们首先提出了寻找父亲骨灰的要求，常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找到了城外的火葬杨。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当年经手此事的一位老工人已经退休了，又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退休在家的老工人。他听我们说完来意后说：“是我处理的，尸体是公安局让拉的，浑身是血，真惨哪，当天就火化了，后来通知家属，她（指继母）说不要了。我用纸包包的，放了几天，没有人来问，就把骨灰倒在一口专门放无人领取的骨灰缸里了。后来处理骨灰时，一起倒掉了，就埋在烟囱旁边了。”
我们和老人一起来到火葬场，在他的指点下，在烟囱旁的一块空地上挖了起来，火葬场的许多工人听说后都自动来帮助挖掘。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工人边挖边唠叨说： “我早就知道，老干部怎么能随便杀头的呢！”当挖到一米多深时，坑里开始渗出了水，土质也开始变黑了，又挖了几下，露出了白森森的骨渣，正在七嘴八舌议论的围观者一时也静了下来，但是由于当年倒下的是一大缸骨灰，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是谁的呢？我们无力地坐在坑边，想了半天，没有办法，最后找来几个大塑料袋，尽可能多装上挖出的骨灰。
追悼会后，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和当年为父亲同案关了10年的俞须涌，向长江边上驶去，在一条不知名的通向长江的河湾里，经工作人员向当地交涉，当地派出了一条机帆船，拉着我们向长江驶去。
船驶出了河港；来到了宽阔的江面上，急风卷着细细的雨丝向我们扑来，黑沉沉的乌云低低地压在江面上，在遥远的水平线上和江水弥合到了一起。远处一艘巨轮正喷吐着浓烟沿江而下，不时传来低沉的汽笛声。浪花拍打着我们乘坐的木船，发出“啪啪”的响声，几只白色的江鸥不时掠过江面，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船开始掉头了，掌舵的汉子喊了声“到江心了”，我们解开塑料袋，把骨灰和着花束缓缓地倒入江中。我们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俞须涌倒了一杯酒，倾入江中，含泪喊了声 “老蔡啊，我送你来啦！”一声哀恸，泪如雨下，泪水和着雨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倒下的骨灰和着黄色的菊花在江水中打着旋，向船后飘去，渐渐消失在江水中了。最后，我们把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个白色的大花圈抛向了江中，我心中 默念，愿这千古江流分清父亲的忠骨，把他带到一个安宁洁静的地方去。
船往回走了，细雨丝丝，风仍在呼啸着，直到很远很远，我们还能看见江面上那时隐时现的那小小的白色。
父亲，他这来自北国大地的儿子，带着燕赵儿女的豪情，带着与日寇血战的征尘，带着对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也带着无尽的屈辱与痛苦，永远地消逝在这烟雨苍茫、包孕着吴越大地的长江之中了。
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里，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盒子前面放着父亲的那张半身像片，他依然向所有注视他的人微笑着。盒子里放着的是 他生前常戴的那副老花镜和那只烟斗，还有为他昭雪平反的决定书……
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他近来常常问我：“爸爸，人家都有爷爷，我的爷爷呢？”我告诉他，“爷爷死了。”他问：“死是什么？”我说：“就是在天上飞，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想了想又问：“那爷爷老在天上飞吗？不下来了吗？”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我爷爷还一回没见过我呢！”
后来，我收到了不少父亲的老首长、老战友们从各地发来的唁电与来信，在为冤案昭雪表示兴奋和向我们慰问之余，又莫不表示痛惜。一位老战友在来信中写道：“他是我的老首长，在我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上来的时候，为加强教育训练工作，多么需要他重返工作岗位啊……”我想起了惠浴宇同志的这样一段话：“真实目的未必可以公之于众的频繁的政治运动．不知误了多少正事，毁了多少同志，又养出了多少权奸……当老布尔什维克走上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审讯室和刑场，比起牺牲在公开的敌人法西斯匪徒刀枪下的烈士们，他们的死，难道不更为悲壮、惨烈吗？”
“沉冤数十载，“四人帮”及其他们的前任们毁尸，心中有鬼，曾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摇身一变手握大权者灭迹，虽然千方百计地清查，要搞得水落石出又何其难，在我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里，尘封着多少这样的千古疑案，埋葬着多少这样的铮骨忠魂。”
在《肖克回忆录》中。肖老将军又不胜痛楚地提到了父亲的死，他在一首缅怀父亲的诗中有“宁为玉碎不折节”之语。我想我们的先烈抛头洒血，不正是为了建立一种追 求真理，坚持正义而无需流血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吗？即为了“不折节”而无 需“玉碎”。从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彭德怀、贺龙乃至我的父亲，他们的死是多么惨痛的教训，这应该永远使我们警醒，努力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事业能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我深深怀念我的父亲，我为他骄傲！
多年来，我曾试图追寻他的身影与踪迹，因为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但我找不到他的所在，可又觉得他无处不在。冥冥之中，他好像始终在注视着我。
当我来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平西老区，我忽然觉得他原来是回到了这里，那巍峨峥嵘的太行峰峦就是父亲和他许许多多已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身姿，那滚滚奔腾的拒马河水的涛声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亘古不灭的呐喊！那山间阵阵吹拂着的秋风，就像父亲的大手在轻轻抚摸着我！
我带着孩子来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指着那蓝天中飘扬的五星红旗问他：“国旗为什么是红的？”孩子用他的童音骄傲地回答：“因为那是先烈的献血染红的！”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记住，那上面也有你爷爷的一滴血！”
我希望今后的孩子们不再有我们那样的不幸的童年，而这不应妨碍我们追求真理、坚持正义。
写于1996年10 月
发表于1998 年8 月至12 月《中华儿女》
修改于2004年6 月
作者的话
这篇文章是在1998年8月起至12月的《中华儿女》上连载发表的。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说明，文章并不像《中华儿女》编者在文前说的那样是我主动写的，而事实是因为我看见一些杂志书籍上关于我父亲的文章写的与事实有许多出入，有一本杂志甚至说我父亲是为彭德怀而死，而《中华儿女》在若干年前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父亲这件奇冤，于是我在1996 年给《中华儿女》写了封信作了些说明，当时《中华儿女》的总编扬筱怀同志即约我写这篇文章，说实话，对于我父亲的冤案，我自己也深知尚有许多禁区，有些我是知道的，有些我至今也还不清楚，所以当时是扬筱怀同志一再动员的热情使我动笔写了，前后大约十多天。在写的时候，我自己确实是已经尽量注意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避讳，但是即使这样，在经过有关部门审阅时，还是遇到了麻烦，军事科学院战史部负责审查者认为：
“文章的基调比较低沉。作者以亲身感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蔡铁根及其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批评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错误”，基调消极，不符合弘扬主旋律，催人奋进的时代要求，况且也有损于党的形象，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
“文章涉及到许多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诸如对毛主席、彭德怀、黄克诚以及许世友、肖华、张宗逊等的看法和评价，对于苏联援助我国的看法，对于学习苏联经验和反对教条主义等问题的看法，都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易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碍于大局的稳定。”
“文章中有些用语尖刻、贬损。诸如讲许世友是“颟顸、愚忠”等等，很
不严肃。另外有些地方上下文连接不紧，逻辑性不强，有些地方文字重复，且比较粗糙，有些提法欠斟酌，有些表述不尽确切，等等。”
文章因此被搁置了下来。
虽然扬筱怀同志和我尽了许多努力，但是文章还是被搁置了两年之久，直到1998年父亲的老战友李仲奇伯伯专门给《中华儿女》写了封信后，文章在被做了些删改后才得以发表，我明白在我们目前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办刊者的苦衷，对编者写在前面的话也十分理解，我至今还是非常感谢扬筱怀同志的勇气的。不幸的是不久前他遭遇车祸逝世，令我和许多人感到痛惜。
这次准备将文章在网上登出时，我把原先被删改的内容重新恢复了，而且把有的人名直接写出来了，因为我想，他们地下有知，是应该感到羞愧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有的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里整自己的同志……在党章里，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哪能找到解释。”
“几十年过去了，推人落井的人，迫人致死的人，挑三戳四的人，坐观斗虎的人，残害忠良的人，趋炎附势的人，落井下石的人，装腔作势、起哄围攻的人 ，卖友求荣、陷人以过的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人，用同志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人，全都福寿康宁的活到了“不知明镜里，何处惹秋霜”的年纪了，不知清夜扪心知否自愧，生者已矣，死者何堪？”
我十分同意这样的意见：“虽然要重现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放弃迫近真实的历史的每一丁点努力，正是由于我们一点又一点的努力，使我们叙述的历史越来越迫近真实的历史。”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觉醒了的人们的努力，我们毕竟在向着历史的真实一步步地迫近。
我想说的是，文章中的一些说法或是迫于现实的考虑，或是却是还被故意遮掩着确实难以弄清所至。请智者明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一些人名和事实，我还是回避了，不过所幸的是，有许多历史的真相已经在和正在不断被揭开，一些貌似岸然的圣像露出了本来人性就有的另一面。那些死了的，他们真的能安息吗？那些活着的，他们真的能安心吗？
我非常感谢许许多多一直在关心讨论并希望弄明白许多历史真相的人们，我们一起等待，我们一起努力，历史已经证明了，历史不是什么胜利者写的，而是人民写的。
“时刻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纯洁与清白，绝不卖身投靠眼前貌似强大的恶势力，哪怕它披着华丽的外衣，钱权不动，不为金钱权势所收买，也不怕金钱权势所造成的巨大威胁，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呀！
其实，一个民族的脊梁莫过于此，一个时代的精神莫过如此，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价值也就在这里。”
蔡金刚：另类烈士：大校右派蔡铁根
● 蔡金刚
父亲蔡铁根（原名蔡泽生，曾用名蔡委心），生于1911年12月，河北蔚县人。1931～1932年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先后爆发，为抗日父亲先是加入东北军，后又投奔红军，在红军总政宣传部工作。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所在部队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被正式任命为115师宣传部干事。随部队东进抗日，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在林彪与聂荣臻分兵，聂部往山西河北察哈尔敌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父亲随杨成武独立团（后扩编为独立一师）回敌后故乡开辟根据地。因为延安指示要求配合当时河北省委组织的冀东大暴动并在雾灵山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师政委邓华奉命率一师三团去开辟平西地区并组建准备进入冀东的四纵。因为看不惯当时开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贪腐现象，父亲在未得到师长杨成武的同意下，“非组织”跟着政委邓华去了平西，引得杨成武大怒并派队追赶。
整个抗战期间，从随邓华开辟平西初期，到后来原120师副师长萧克奉命来平西组建挺进军，父亲一直在平西，先后任邓华11支队的宣传科长、宛平县长、抗大四分校教导员、挺进军九团政治部副主任、七旅（后改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49年后，父亲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筹建我军第一所正规化最高军事学府，任陆军大学筹备处处长，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系学习毕业。之后在萧克任部长的中央军委军训部任条令处长、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等职，参与制定编撰我军第一部正规化条令。
1956年，刘伯承亲自点名，将父亲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并被授予大校军衔。
一、制定军队条令惹祸
就军队建设，当时毛泽东号召“团结在苏共周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要一边倒……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建设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见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的训词）
因为正规化军队一切行动都要严格依照条令来执行，因而制定条令是建设正规化军队的最重要工作。
可是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当年苏联大量援助我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中，没有政治工作人员位置，例如坦克、飞机这样的技术兵器中没有政治指导员的位置；另外，苏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编制不一致，他们实行的是“一长制”。我军的条令制定工作必不可免地涉及部队中政工人员的地位与职权，其实就是涉及他们将来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待遇。这引起了政工人员尤其是总政治部的强烈不满。
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开：“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下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期间，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注：即父亲负责呈审的那部条令）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页）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原因，一些人把对1953年颁布实行的条令的不满统统迁怒于父亲这个条令局副局长头上（局长是越南人洪水，因患肝癌长期养病未到职）。
关于这些，父亲在后来给组织的申诉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历次条令呈审是我经手的，据我所知，开始内务条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员职责的，并且在写法上和行政首长是一样的，后来总政不同意这样写法，并主张按照政工条例的写法写。但政工条例的写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内务条令不同，我们的意见是内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条令，但行文格式上应该和内务条令一致。后经反复研究，最后由总政政工条例研究室提一个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种格式，而且是不准修改的，最后无法，只好呈军委审查时，将两个方案同时呈审。彭（德怀）总在军委例会上审查时指出：‘这样写法大家都是首长，首长只有一个，哪有许多首长’的意见，肖（华）副主任也不同意条令编撰委员会的方案，而主张用政工条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条例尚未定案。后肖副主任建议、彭总同意决定内务条令中政工人员职责暂缺，并在颁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这部条令的送审程序是严格的，一审是条令编撰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审是萧克部长和苏联总顾问格拉朱诺夫，三审是分送军委各部，各军兵种司令部及军和师，四审是军委条令审查委员会，五审是军委，朱德和彭德怀，最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查并批准颁布执行的。”
为此，父亲曾经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信在发出之前，他曾就此请教过萧克同志。信中写道：“……所谓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建军传统，始终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炼，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具体规定在自己的军事条令中去，是谁也不敢负责的，因为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否则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的要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之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和我军的战争经验、传统，否则它必然会限制我军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要改良一部机器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在熟悉了它，并对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才能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现实的，才不至于丢掉了好的，保存了坏的，才能真正地将我军提高，才能应付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针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服从战争实践的检验。条令是军队一切行动的法典依据，军队的训练教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信中所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在军队训练教育方针中的体现。父亲在那个时代即提出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显然太早了。
这封信被转给了彭德怀。彭总看过后，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父亲信中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词，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对条令的不满，成为他后来在“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与围攻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当时讨论内务条令时，曾经提出过条令上是否要规定党的会议、汇报制度等问题，当时小组不能决定，大组把这个问题提交总政考虑，总政通过阎稚新（当时总政组织处副处长）转达的意见是：“条令中无权规定党的问题！”因为父亲在向各个部门解释为何内务条令中没有规定党的生活制度时，曾将这个意见重复过几次，后来这句话也被一些人套在父亲头上，并曲解为“条令中不准写党字”，而成为父亲的一大罪名。
二、怀仁堂事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在此前的南宁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各部门争相“大跃进”、“放卫星”，钢铁要“赶英超美”，粮食则已有亩产10万斤之说，甚至有人喊出了“两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的5～7月，在北京三座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了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后即改到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这次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的萧克，责问：“军事学院和训总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刘伯承同志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尽搞别人的东西”，“刘元帅述而不作”；说“萧克现在又挂出教条主义的牌子来了”，“萧克说：小米加步枪过时了。”他还针对当时要不要进行原子条件下训练的争论嘲笑道：“原子战争不见经传，但在封神榜上见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记录）
在会上，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而父亲写给邓小平的那封信被印发大会，他受到了最激烈无情的斗争。为了证明萧克的“反党阴谋”，有人强迫父亲承认信是萧克授意写的。他坚决拒绝道：“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信的原稿虽然请教过萧，萧也提了意见，但这封信发与不发、改与不改都不取决于萧，更不是他的授意，因此我认为信中有错误，无论有多严重，应由我承担，与萧无关。”（给中央纪委的申诉书）
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一批从事军队正规化建设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如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当时参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那时太厉害啦，我们这些受批判的人，包括刘帅都坐在台下的一条凳子上，挨个上去检查，会场上的气氛恐怖极了。”还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老天爷也坐在台上啊”。
父亲难捺心中的痛苦，问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政委，你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光苦笑着对父亲说：“我的同志，难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
轮到父亲做大会检讨了。关于那天的事，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老人告诉我：“我们都做了检讨啦，为了顾全大局嘛，其实哪来的什么反党集团啊，可不检讨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说了话啦，我们都知道你爸爸那个脾气，都替他担心啊，我们都给他做了工作，他才违心地被迫答应做那个检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人就骂开了，骂得可难听啦，开始你爸爸还忍着，可后来他还是被骂急啦。”在我一再追问都骂了些什么时，那天参会的老人告诉我：“你知道他们都骂什么吗？‘妈了个 × ！反革命！枪毙他！……’”
父亲忍无可忍，他放下稿子大声地对那些起哄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批的恰恰是毛主席批准的！”对条令中政工人员的职责问题，他说明那是经军委审查，彭总修改，毛主席批准的！
在台上的彭德怀愕然地瞪着父亲，全场一片哗然。主席台上有人气急败坏地喊道：“把他拉下去！”于是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父亲的肩章领章，把父亲连推带搡地拉下台来。
有人告诉我：“那天，还有人动手打了你爸爸的！”
被激怒的父亲也只能大声吼道：“你们还让人说话吗？……”这些情景，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当时不少同志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
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1978年在为父亲冤案昭雪奔波时，我住在总参二所，有一位据说是林彪当年的机要秘书也因为等待甄别在此同住，他对我说：“小蔡，你知道，那时你爸爸上厕所都有人跟着的，那气氛……”说的时候摇头叹气，尤有余悸。
实际上，毋庸讳言，当年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受到激烈的反对，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惑和茫然。他们对革命胜利后的艰巨的学习任务没有思想准备，对先进的科学事物产生了排斥和抵触，个别人甚至感到这些新装备、新技术、新科学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与位置产生了威胁，一些人认为正规化的条令将要影响他们的职权、地位和待遇。
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奉命对父亲进行了“彻底清算”。根据中央批准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的具体办法第一或第二类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为宜，
但念其参加革命20余年，于是“研究决定”对父亲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撤职降级（降为行政14级——正团级），调离部队，转交地方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总政则在1959年4月的批复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级（降到副团级）……因为对父亲的处理无法可依，他们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而其时“反右”斗争已过去一年多时间了。
三、蒙难中的思考
父亲被冤处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直到1970年被杀害，他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同时在灵魂深处开始了反思。父亲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蒙难中仍然坚持写日记，在遗留下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反思的深刻。现选摘其中部分日记如下（以下仅标注日期）：
1.反思大饥荒
实际上的饿，尚好解决，只要吃一顿饱饭也就可以暂时止住饥饿；而由于实际上的饿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饿，却很难解决，而且对实际上感觉上的饥饿有着互相促进作用。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吃不饱；越是吃不饱，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
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感觉饿，走在街上也感觉饿；白天工作时感觉饿，晚上睡觉也感觉饿；甚至梦中也饥饿的！于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饥饿地发慌！
由于物质上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本来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粮食，无论如何都能吃得饱，都够吃了的。但在这饥饿的情况下，由于精神上、思想上的饿一餐饭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厂工作中，遇到现场会议或其他什么机会，因而受到厂里招待时，我们这些下厂干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顿，十两米一碗的饭至少要吃他两碗！我有几次一边大嚼一边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庄严的军官，曾几何时如何便变的这样不顾身份！其实这并不奇怪，而这正是所谓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来由于节约粮食，供应定量减少，全家每月只得粮食83斤，也就是说全家五口人每顿饭只得几两多粮，距离吃饱那是太远了。每天只得吃一些非菜非饭的汤水来延续生命。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国通用粮票来补助。但由于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粮票停止通用”，这个补助就也无形中被取消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请求所谓居民委员会帮助解决，为了说明我们的生活情况，我将我们每天吃的非菜非饭的汤水向他说明，不料这却触犯了“不准说吃不饱”的禁令，于是一个警察样的“干部”严厉地威胁我说“要检查检查你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什么叫做非菜非饭的汤”！并且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属的重工业局党委，要他们检查我的“反动思想”。于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闹了一肚子气并且招来了许多麻烦。
（1960年11月24日）
中国六亿人民正在经受着一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灾难——浮肿病。这种病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
据说卫生界对这种“新时代”病已经得出临床经验：从发病到死共分两期，初期是浮肿（有的人说浮肿又分三期），后期是消瘦，而到了后期就无法治疗了！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关于这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和发展情况和死亡率还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则已从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据说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关于这种“时代”病的原因，据说是营养不良。明白地说就是长期地饥饿的结果！
“伟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着，发展着。可是还没有看见“英明伟大的领袖”采取什么有效地措施！
这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而且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灾难！……
“伟大的毛病”已经侵入到我这苦难的家庭里来了！头几天难儿虚肿，我还未曾注意。近来我的左半个身子浮肿，我还以为是神经病所致。今天看到桂兰阿姨也浮肿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医疗有什么用，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营养，可是在这连饭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营养呢？！只好“苟延残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
再也想不到这“右派”二字竟会使得党内外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闭口无言。
（1959年8月1日听了常州专署各局长检讨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之后）
按理，革命者应该是人性最强烈的人，也就是人类感情最丰富的人，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过去曾经有人说党性与人性有矛盾，当时未曾深思且以为是谬论，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越来越感觉其可疑。
为了吃饱肚子，而牺牲了最大的自由，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饱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仅仅在常州这个江南鱼米之乡，而且一直是丰收的地区，然而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胜数了。
我的邻居，一个老太婆（还是个居民组长呢），由于孩子们小，而口粮少，老太婆受到影响很大，因而要自行起伙，却不料引起了儿子的愤怒，竟自将他生身的母亲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打了一顿。
那时，我还勉强支持着下厂，就在这怀德桥，三更半夜，曾几次遇到被生身的亲娘遗弃了的孩子。他（她）们被饿的站不起身来，就睡在路的当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
就在这常州的木匠街，一个木匠，因为发现被下放的朋友带着二十几斤粮票就起了不义之心，诱友入室，持斧行凶，砍伤了朋友以至被判处了十八年徒刑。
贾秘书说，在他的故乡（南阳），在六零到六一年间，农民竟被饿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个在解放军中当排长的小军官，因为多年不曾回家，请假回里省亲时才发现合家八口全被饿死了。
据余科长谈，就在附近的宜兴西门外，有个老夫妇，他们有一个独儿子在解放军中充军官，老头因恨这革命的后果，诱骗儿子回家，当这个军官回来省亲时，才发现母亲已被饿死，而老头儿还在。可是当夜老头儿就乘儿子熟睡之际，用斧头把他亲生的儿子劈死了。
就在这常州市的模范公社——荷花池管理区，儿子因为嫌抱怨父亲吃的多，不顾儿子昼夜劳动，老头儿自缢死了，派出所因此传讯这个儿子，还没有决定给他什么处分，儿子也自缢死了，剩下一个儿媳，无法过活也寻了自尽，幸而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乃得不死。据说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听老李说最近苏北捕获了一个人口贩子，他由苏北向皖南贩运儿童，价格是人民币五块钱一斤。这是因为头两年皖南饿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没有东西而是连人也没有了），许多地方有地无人耕，可是现在苏北又闹“天荒”，所以出现了这种奇迹……
（1963年8月20日）
（各种票证）不仅都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且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和物资缺乏，这些无价证券无形中都变成了高价证券。因而无形的证券交易市场（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便应运而生。依靠这些证券交易而且大有横财可发；当六一到六二中间，粮食最紧张的时候，一斤粮票价格竟达两元以上，而且买一斤粮食却只需一角几分钱。这就难怪社会主义无价证券交易的兴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制度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
“反”这个字眼，有时会使人害怕，所以在说法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坦白反省”，“忠诚老实”，“向党交心”，还有什么“抢救运动”……还有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
“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
（1960年1月11日）
党内斗争，据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并不尽然）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也是不合实际的）于是党内斗争便成了敌我斗争。于是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集团，便成了正确的，因而也就是马列主义的。（尽管在理论上也承认，有时多数却并不一定都正确）而失败的集团便成了反马列主义的；于是胜利者集团便给失败者集团作结论，加封号，戴帽子；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甚而至于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坏分子，奸细，特务分子等等名目便应运而生。这都是真的吗？
其实，所谓党内斗争也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过是党内领导思想的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导权的斗争。其实也就是旧社会上争名夺利的斗争。可惜的是一些党内有思想，有远见，有正义感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们的牺牲品！而一些卑鄙，恶浊，不惜一切手段阴谋害人的人们却成了正确的马列主义者。
（1960年1月11日）
“要作礖TTP/1.1 401 Access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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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因此人们希望他们不管，但是他们几乎是什么都要管，（但只要他们一管，东西立刻就没有了）即使因为管的太多而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然而他们还是要管。这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萌芽”，客观上其实就是害怕人民丰衣足食！这政府是对社会主义的强奸！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国，要挽救中国的人民，要挽救中国的革命，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粉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传统！必须彻底地打倒中国的各种形式的“皇帝”！必须彻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须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准任何“英明伟大”的人物强奸民意！必须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彻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财产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使一切人丧失了私有财产，因而使一切人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
党内不同意见，分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这是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个政治组织的章程所允许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以右派的名誉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但党内有这么一派，并且还想把它的队伍继续扩大，却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只好把他们开除出党，于是在现代的中国，右派便成了政治组织之外的一种超然的有名无实的那么一些人。据说这些人已经被发展到三十多万，按说这个政治力量也很可观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里作者在描写农奴生活时，有这样几句话：
“我没有权力为我自己工作——我没有权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脱离动物状态的人宁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饥饿和寒冷，决不愿吃的饱，穿的好而忍受别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这么一所小小的无论多么简陋的茅屋属于自己，或者有一亩不论多么贫瘠的和荒芜，总是我自己的土地。
我没有权力结婚……
“我的精力由于丧失了积极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锄，每一锹都需要紧张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这些是作者在描写十九世纪南美农奴生活而写的。但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吗？
根据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因此，看来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却是分不开的，从而也就可以知道，个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而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了。
可是自由对于人来说，和财产是同样的重要，欧洲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是因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饭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自由就没有饭吃，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现代的中国，完全牺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饱。
这样看来，人们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财产，而要私有财产就不能要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隶，如果人们不愿意作奴隶，要自由，那就还是保持私有制度的好。只有在私有制度下，吃饭和自由两者才可以兼得，虽然有时两者并不能够完美地兼得，有时为了吃饭不得不暂时牺牲点儿自由，有时为了自由，不得不暂时吃的坏些儿或饿些儿，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连吃饱饭这一样也不能保险。
（1963年6月27日）
饥寒交迫的社会主义好呢，还是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好？是全民忍饥号寒好呢，还是一部分人饥寒一部分人温饱好？是稍有点儿民主好呢，还是完全独裁统治好？是稍有点儿自由好呢，还是完全没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人民自觉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个命令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命令强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揽子包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六亿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一切都要听命于政府，听命于领导，听命于共产党。但共产党有何能一下子把六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全部很好地管理起来。于是便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包而不办”的严重现象来。然而人民却要处处等待领导，既不肯（也不能）积极主动，也不肯积极负责。于是无人管理和胡乱管理的现象便泛滥起来。
（1962年11月21日）
四、遇难及平反
父亲“自由思考，独立精神”的思想与实践，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必定给自己铸下悲惨的命运。
1970年3月，正值“文革”中最疯狂的时候，经过疯狂的“文攻武卫”和夺权，各地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从很多记录上看，为了确立这权力，各地都镇压了大批“反革命”等名目的人员。3月11日，江苏常州公检法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开枪决了“以蔡铁根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蔡铁根和另一名部队转业军人吴翼，判决多人徒刑，牵连人员达百人之多。此事轰动一时。父亲的死刑判决书甚至被张贴到了他参加革命后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故乡的土墙上……
父亲冤案的产生原因究竟，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还不是十分清楚。常州当年的市委书记牢骚满腹地对我们说：“我们能随便说把蔡铁根同志的头杀掉吗？……”
在他的冤案昭雪后，有一位老同志亲口对我们说：“……你爸爸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北京！”
有一点是清楚的，记载他自己思想的日记是直接导致他被杀害的原因之一。
父亲被捕离开我们时，我才9岁，因为他的思考，我们三个幼小的孤儿以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度过了14年难以想象的苦难岁月，我们的精神和身体上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痕。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父亲被害10年后，在胡耀邦、黄克诚、萧克、李达等一大批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的冤案终于昭雪，他被定为烈士，骨灰盒得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只有我知道，那骨灰盒是空的，我们把为他昭雪的文件和留下的一副老花镜放在盒内。因为父亲被杀害后，骨灰没有被保存，他为他追求的理想置身家性命而不顾，真正做到了肝脑涂地，乃至灰飞烟灭。
后来，我才知道，在共和国长长的烈士名册上，排名第一的烈士段德昌，也不是被敌人杀害的，红军时期因为极“左”路线被冤杀的他，也是牺牲在“自己人”枪口下的。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据说牺牲的烈士总数约有两千万人，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被自己人杀的，大概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了。如果说战争时期因斗争残酷，难以分辨而错杀同志，那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执政的时期里，也还有着许多同样的故事，造就了不少这样的烈士。这样的烈士人数究竟有多少，恐怕难以统计了。我的父亲不过是其中的一名。虽然他是一位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编辑）
附录：
蔡铁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汉族，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读于厦门大学，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受害者，文革中被诬陷为“蔡铁根反革命集团”“主犯”处死引，是中国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
在军队中开展“反军事教条主义及路线”，究其本质而言是“彭德怀大整刘伯承”，彭正是利用了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刘帅的种种不满，终于清晰掉了以刘伯承、粟裕为代表的军队理论派，进一步稳固了个人在军队中的地位。当然，这中间也包含有聂荣臻对粟大将的种种矛盾和看法。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央“反军事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彭则是冲锋陷阵的人。蔡铁根大校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务长，是中共党内、军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因刘帅而倒霉，并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透过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今天的人们充分认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