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烈回忆母亲林海音兼谈文学：“我们永远把民族置于一切之上”

《时代周报》 2011年第32期 作者：赵妍
　　
　　
　　　　大陆少有人知道夏烈是谁。夏烈的散文集《声光逝川》在大陆出版时，出版社特地将书名改为《城南少年游》，专为让读者联想到其母林海音的著作《城南旧事》。
　　
　　　　夏烈，本名夏祖焯，是林海音与夏承楹（笔名何凡）的儿子，生于北京，6岁时随父母迁台。林海音原籍台湾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出生于日本大阪，后举家迁移至北京生活，《城南旧事》是林海音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
　　
　　　　《城南少年游》里有多篇文章谈及母亲林海音，这位曾经的桥梁工程专家，去美逾三十年后半路转向文学，其长篇小说《夏猎》曾获台湾“国家文艺奖”，近年来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文学教授，并出版教材《近代外国文学思潮》。从桥梁工程师转向作家、教授，这对于夏烈而言无疑得益于家庭文学背景的熏陶，其中尤以母亲的影响最大。
　　
　　　　早年曾被隐地评为长相酷似安东尼?霍普金斯的夏烈，会跳舞，爱打斯诺克，是大谈尼采与斯坦贝克的狷狂少年。如今他两鬓花白，在上海的家里接受采访，多次谈到他的“卡桑”（日语中“妈妈”的意思）。
　　
　　　　去台湾并非“避秦”
　　
　　　　《城南少年游》的开篇《美丽中国的林间海音》一文，即是写母亲的。在这篇以母亲弥留之际开头的文章里，夏烈回顾了林海音生命中众多重要的历史时刻。书中的诸如“卡桑，降雪了”、“虹桥机场”等文均与其母相关。
　　
　　　　“我母亲是中国第一个外勤女记者。”谈及母亲的夏烈总有一种骄傲的语气，“那个年代，女人不能随便抛头露面。但她念了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所谓的专科学校是初中毕业后再念三年，相当于新闻职业学校。她毕业后去《世界日报》工作，跑外勤。我母亲没有太多选择，她是老大，她的父亲在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去世。”
　　
　　　　在《世界日报》供职期间，林海音认识了夏烈的父亲夏承楹。“我父亲在那里做体育记者。他是外文系毕业。他们结婚后，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三个，然后才到台湾。”
　　
　　　　“国共内战很混乱，那时如果跟国民党没有关系，是不会跑到台湾去的。但我母亲是台湾人，她想回到家乡去，她告诉过我，她不是为‘避秦’而来的台湾。” 有关全家赴台的经历，在夏烈的记忆里刻骨铭心，“我母亲29岁到了台湾，带着我们三个小孩、她的妹妹、还有我裹着小脚的外祖母。我父亲没有和我们一起走，因为当时没有票。这段经历是不可能忘记的。”
　　
　　　　《虹桥机场》一篇中，夏烈这样写：
　　
　　　　“1948年冬季，一架从北平飞出来的小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架小货机只有面对面的两排木板凳座位，挤了十个左右的乘客—北平围城前弄到机票的幸运儿。机舱中央躺着一口棺材，粗麻绕捆得密密麻麻。棺材也许不大，但是直放在机舱里特别显眼。这是某个大官或者富贾运他亲人灵柩的专机。机舱窄小，乘客的脚就踩在眼前的棺材上。小飞机难耐气流的冲击，一路上下颠簸不已，机里的乘客不停地呕吐。”
　　
　　　　“飞机飞得很慢，中间还在天津停了一下。到了上海以后，我们下了飞机，把行李也卸下来，摆在跑道旁边，所有人都很累，因为晕机，我母亲就一个人跑出去，打电话去找接我们的人。我那时候小男孩调皮，在跑道上跑来跑去，很兴奋，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我母亲回来，牵着我的手，走出了机场，也把我的童年带走了。”夏烈回忆说。
　　
　　　　一行六人又从上海坐船赴台，因为没有票，只好坐在底舱。船上塞满了人，走得又慢，空气混浊，有人一路吐到台湾。“我们的行李在太平轮上，但我们的人坐在中星轮上。太平轮沉了，所以到了台湾所有的行李都没了。后来父亲和舅舅一同赴台，上岸的时候，我的姨父去接他们，打着个灯笼！”
　　
　　　　母亲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发生在北京，儿子夏烈的“城南旧事”开始于台北。“到了台湾之后，很快，家里只剩下一条金子了。一条金子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但当时生活很拮据。”
　　
　　　　联合副刊的“林海音时代”
　　
　　　　“我母亲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开始编《联合报》副刊，一编就是十年，把它变成了一个纯文学性的副刊。我长大后遇见许多名作家，都是当初在‘林海音时代’的联合副刊投稿起家的。”
　　
　　　　林海音于1953年主编《联合报》副刊，同时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在台湾，她联络了大批在台的文化界人士，提携了大量台湾文学青年，出版了众多文学名作，被称为台湾文学的“祖母级人物”。
　　
　　　　但这位“祖母级人物”在台湾的文学历史教材上却少有提及，夏烈曾撰文解释。文中谈到，林海音曾因提携后辈，尊重各方政治立场而引致当局不满。“我在文中提到，台湾人是理性而温和的人民，大陆政府一定要了解和体谅台湾作为亚细亚孤儿的痛苦。”夏烈说。
　　
　　　　事实上身在台湾，无论林海音还是夏烈都曾心向大陆。“我年轻时曾被卷入与大陆有关的政治案件，资料跟着走到任何一处。母亲在我念成功大学时因‘船长事件’离开《联合报》副刊（1963年4月23日，台湾诗人王凤池以“风池”为笔名在《联合报》副刊的左下角发表了题为《故事》的短诗。诗中“愚昧的船长”被认为影射蒋介石。林海音在刊出诗作的第二天被迫离开—编者注）。这中间有很多误会，但你要晓得，那时候是白色时期，国民党的军队被共产党打败，共产党的那些装备都是土八路，国民党是美式装备，却被赶了出去。所以他们很害怕，尤其害怕学生搞学运。”
　　
　　　　彼时的夏烈一心想要航向大陆，甚至连学习理工科也出自这一考虑。他向母亲说：“国家需要建设，建设需要很多工程专业人士。1959年跟苏联交恶后，大陆更需要理工人才。我到现在还这样想。我母亲当然知道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这样的决定或许会让她失去唯一的儿子，但她并没有试图影响我的意图，只是低头轻声说了一句：‘你有你的路子。’”
　　
　　　　林海音离开《联合报》副刊后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大量抗日小说如《滚滚辽河》、《蓝与黑》、《莲漪表妹》、《苍天悠悠》等。夏烈在居美期间成为“抗日史实维护会”的热烈支持者，更为非右翼留美学生的“保卫钓鱼台运动”离台十年。对于热爱日本文化的母子而言，这样的行为自相矛盾。但夏烈说，这是母亲赐予他的爱国心：“我和母亲都那么喜爱日本的文学与文化，也喜欢日本人的多礼及樱岛感伤而优雅的情调，但是，我们永远把自己的民族搁置于一切之上。”
　　
　　　　“文学的阶级性”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有很多作家在大陆很有名，你怎么评价这些人的作品？
　　
　　　　夏烈：我在上海书城的确看到很多台湾作家的书，比如三毛、刘墉、王德威这些人。朱天心、朱天文两姐妹倒算是纯文学作家。中国一些人现在艺术感比较低劣，为什么是这样，我没有去研究。唐朝是不是这样？明朝是不是这样？汉朝是不是这样？我特别在意文学的艺术性，文学是独立东西，不需要为任何其他事物服务。
　　
　　　　台湾那些写文学评论的人像王德威，现在在大陆很红，实际上并不是很有才华的人。我认为王德威的语言如果翻译成英文可能没有区别，但是用中文讲就很不好。他引用很多西方理论，这个可以唬住人。
　　
　　　　时代周报：早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你的《夏猎》。你的作品与上述提到的台湾作家有什么区别？
　　
　　　　夏烈：我的写法不一样。在语言的运用上，任何一个作品，小说、散文、诗歌都是不一样的。诗是浓缩的语言，所以它的艺术性最高。你不能创作写实主义的诗，因为没有人会看。一般人会认为散文和小说讲究艺术性和思想性，会认为思想性很重要，可是对我来讲，我完全不这样想。我认为艺术性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品没有艺术性，思想性再高，都不值钱。因为文学本身是感性的，它就是艺术。
　　
　　　　时代周报：这种“艺术性”高于“思想性”的想法和写法，是受你母亲的影响吗？
　　
　　　　夏烈：两者没有关系，虽然她后来办了《纯文学杂志》、“纯文学出版社”。但她当初为何取这些名字？她不讲。她对大众文学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日本的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一定会分得很清楚。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就是纯文学；还有个植木桑，他的作品就属于大众文学。日本人分得很清楚，但中国人不怎么分。我母亲对于大众文学的态度是不为人知的。她做《联合报》副刊主编的十年，全心扶持纯文学作家，但她不会攻击大众文学。举例来讲，村上春树被提名过很多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困难，但他不会得奖，因为他是大众文学。再比如远藤周作，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作家，他写的《深河》等作品都很有深度，但后来他开始写一些大众文学，声誉立刻受到影响。
　　
　　　　时代周报：所以你认为，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是有高低之分的？也就是你书中说的“文学的阶级性”。
　　
　　　　夏烈：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会跟通俗文学的作家来往—不可能不来往，即便是贩夫走卒也不可能不来往。他们的人品可能比教授更好、更高。可是我不会跟他们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