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书名《改革放言录》，是我自拟的。一些朋友认为不妥。何谓放言？放言不是虚言，不是谎言，不是谤言，而是没有恐惧感的畅所欲言。譬如，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男孩说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这就是放言。譬如，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宣称，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一种可耻行为。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放言。现在中国文坛中又出现了莫言先生的放言。这是小说中的放言。
本书汇集了我从1984年以来的文章、讲话、访谈及部分书信。第一篇文章就是为湖北《青年论坛》创刊号写的一篇政论文《为自由鸣炮》。当时我参加湖北省的整党工作，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浪潮澎湃未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风云又起的盛况，亲身感受了武汉三镇的高校、科研院所中不少知识分子渴望为改革事业献计出力的激情。有感于此，写成此文，后被《人民日报》节选刊载。父亲胡耀邦看到此文后，对我只淡淡说了一句话：“这事没有完。”他没有批评我，很明显他也不高兴。对此，我也觉得十分委屈，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非常冲动的话：“谁不同意，也可以写一篇《为不自由鸣炮》的文章嘛！”今年，新闻出版总署的柳斌杰署长告诉我，《青年论坛》同一期也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生活向旧观念的挑战》，内容是谈解放思想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中，第一次给“自由”以科学定位。回想我的放言，还是片面，有些书生气了。
《改革放言录》，胡德平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南方周末资料图）
本书收集的许多文字材料，是我谈非公有制经济的文章。1991 年，党中央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思想和代表人士安排的工作交给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不要把改革开放事业中出现的非公人士看作是过去的民族工商业者，并表示绝不会再搞第二次公私合营形式的单一国有化。在向中央陈述我部意见，涉及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究竟能够存在多久的问题时，我说了我的意见：可否预期，它的存在起码不会少于民族工商业者发展的历史。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起步于19世纪70年代，其存在不足百年。当时的思想，非公经济能存在百年左右就很不错了。所以，许多放言文章还非常保守，思想仍被层层绳索捆绑束缚。
本书还有许多论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文字材料。尤其是对企业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调查、思考，让我认识到：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但必然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而且还应让全党、全国人民更加清晰地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及真假社会主义的区别。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是完全正确的，但其运行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产权制度为前提。中央国企理应是全民所有，农村土地理应是集体所有，收益权、用益物权必须惠及所有者，其使用权、经营权、占有权等都应和所有权严格分开，灵活经营。其他各类所有制经济成分也是产权主体，应和公有企业平等竞争，一视同仁对待。当前政府征收农民土地的措施，必须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必须从所有制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否则，社会主义就有被侵蚀、颠覆的危险。这种放言，从所有制出发，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理，难算放言。
本书还有若干文章表达了对民主法治的理解。应该说，我在大胆工作、放言观点意见时，心中不是没有顾忌和担心的，也就是说安全感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前几年，种种担心还有加重之感。现录2010年12月1日我给中央某领导同志信中的一段话，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看到十多年来，每年人大代表对‘两高’的不信任票都高达七八百张。尤其是近几年，农民为自己土地而发生的群体事件愈演愈烈，使人们的心情也愈发沉重。前些日子，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讲话，更让人感到恐怖。他把对人民的维权和对民警的维权对立说得如此混乱。在此前提下，竟胆敢如此妄言：‘不问对错’！‘依法击毙’！鼓吹‘双起’！把‘政治变成法制’！不用客气，我认为这都是政权变质的现象！这些人和事竟没有任何权威部门批评、制止，反而还堂堂正正挂在‘人民网’上。”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现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安全感、人权保障意识。刘少奇在解读我国第一部宪法时讲的一段话让我记忆至今，大意是：必须使我国公民牢牢树立一种信任，只要遵宪守法，就不怕夜晚有人来敲你的门，国家就会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宪法给予公民的言论自由、著述出版的权利，我想，这也包括放言参政的权利。我认为公民应抛弃一切顾虑，树立新的安全观，即遵守法律，自由放言是安全的，违法放言，并诉之于行动，则是不安全的。
书中还有我几篇谈文化、学术方面的文章。这是我最爱从事的工作。改革开放之初，我仔细考虑过我今后工作的发展方向。在党政机关工作并非我的首选，首选工作是做历史研究、文物工作，这是允许人们完全放言的领域。我自选了曹雪芹生平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能完全放言吗？根据我及一些朋友的研究，恨不得把“曹雪芹故居”马上命名挂牌，并希望别人完全接受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逐渐接受了这样的思维方法，有一分材料说一分材料的话，求证事物不能只有孤证，历史研究要讲史料、史考、史论、史评，然后才能有史学。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放言、放歌、放怀有何不能。我在研究父亲胡耀邦的思想发展史上也持这种观点。
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人历史言行的真实记录。有兴趣的朋友若能品味翻阅它，那是我最大的快乐，同时我也希望各位提出批评意见。
人世间，人不可能是孤立生存的个人，人的思想也不可能是孤立形成的思想，一切都要以传承、来源为前提。我之所以出版《改革放言录》一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感谢我身边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因为他们的观点和理念，给我提供了多样性思维，从而使我脑子不僵化。身边的环境、岗位、朋友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的“放言”也是对他们的回报和呼应。
2012年12月8日
2012年12月24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