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6月18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欢迎加入今天的《时事开讲》，又一届G20峰会即将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应邀出席，而这次的会谈在2008年第一次相比，是在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举行，而除了上合组织，包括这一次G20峰会在内的多种大型国际组织会议都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是由七方国家发起，中国积极参与，中国有没有发起自己平台的能力，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邱先生，首先这一次G20峰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大环境背景下举行，有哪些看点？
邱震海：中国崛起 如何利用和建构国际平台
邱震海：对，首先我们知道20国领袖峰会是2008年开始的，因为2008年8月份美国的两房危机，然后导致美国开始起源了或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然后到了2008年的11月25日第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20国领袖峰会，之前是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其中19个国家加上欧盟20个国家和组织都积极参加，然后第二次是在2009年的4月1号到2号，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这两届当时我们一般认为是临时性的，是应急性的一个拯救措施，因为第一次在华盛顿峰会是讨论如何救市，如果出八千亿美元，中国投四万亿人民币，然后到了2009年4月份是讲，就要退市，因为政府长期干预，市场也不好，然后后来发现暂时不能退，还要继续进行一定的干预，然后到了09年的6月份，好像就在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峰会，到了2010年，就在多伦多，然后就在首尔，然后去年在法国嘎纳，这次是在墨西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慢慢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说头两届，第一次在华盛顿、第二次在伦敦，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份的话，当时还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当时我们发现G20峰会谈的非常好，很多措施都一拍即合，很多舆论一片欢呼，我当时就说这很简单，因为你当时要救市，所以大家自然只要把一些具体的措施互相讨论一下马上就可以出台，到第三次开始，就发生了一个质变，匹斯堡要举行了长期的一个峰会，因为当时来后在匹斯堡峰会上我们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已经谈不成，很多问题谈不成，很多评论家就认为，这个是G20峰会完全缺乏一种能力了，我说其实这种研判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呢？
当时匹斯堡峰会它已经不在是谈救市或者退市，危机还没有完全过，但他已经不是谈表面的问题了，他是在谈世界、金融、经济结构一些深层的问题，谈差异问题，富国和穷国具体的差异问题，我们知道，凡是一进入世界经济机构深层问题的话，自然不可能马上谈成，所以表面上看20国领袖峰会在慢慢的，好像似乎他的影响力，就他达成共识的这个影响力似乎有所下降，但是我认为其实我们要把眼光看的更深一点，从匹斯堡峰会，2009年6月份开始，其实当时已经20国领袖峰会已经不是一个应急的临时性的措施，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持续的探讨或者研究世界经济深层结构的这么一个常规性的一个机制，所以这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在这个当中正好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2008年之后，中国由于3万5千亿人民币的美元的外汇储备放在那，所以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当中，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当中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由于国力的上升，由于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是有效的利用了20国的领袖峰会，这20国领袖峰会成为中国参与塑造国际游戏规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因为谈率来讲，中国之前没有这种平台，之前我们看中国要么是双边外交，要么是像一些以西方为主导的一些平台，你比如说八国领袖峰会，当时中国迟迟不愿意参加，我认为这个举措是对的，明智的。
因为八国领袖峰会第一他是起源成长于冷战时代，第二他是冷战时代的七大工业国家那个所谓的复活俱乐部，第三，由于这两个原因，其实它的游戏规则都经人家制定好，你看俄罗斯进去以后他就成为一个被动的游戏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参与，塑造者。
姜声扬：今年也没有再参加。
邱震海：对，对中国来说显然如果说以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实力的话，显然不是很恰当，所以我认为现在如果说中国有在国际平台上，可能有这么几种平台，第一是完全由西方来主导，比如说八国领袖峰会，比如说像层级稍微下降一点的话，我们每年都在参加的香格里拉对话，这个是地区亚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这个是完全由西方发起，由西方主导，第二种是中国在里面参与，像20国领袖峰会，20国领袖峰会刚才我讲了从2008年开始，中国生逢其时的参与进去，里面的游戏规则是在中国的参与底下大家在重新塑造，你比如说每年胡锦涛主席都会在20国领袖峰会上提出很多建议，今天，未来几个小时，胡锦涛也会在墨西哥这次峰会上提出中国主张，而这个跟昨天的希腊选举之后的欧洲的经济危机走向也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种，就是基本上有中国参与主导的那些国际平台，比如说像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十几年的里程了，他是中国和俄罗斯一些中亚国家在中亚反恐、反对三股势力，从最近几年情况来看，上合组织发展的不错，但是好像似乎影响力还没有完全达到全球层面，这个可能跟中国和俄罗斯双方的考虑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对中国来说，我们的题目是如何利用和建构国际平台，这里面两个要素，第一是要利用现有的国际平台，第二是建构中国自己或者由中国主导的，像上合组织，或者是有中国参与的，像20国领袖峰会。
姜声扬：中国有没有必要继续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西方主导的平台，而其他的国家会不会跟着进来。
我觉得现在这个思路，刚才我已经举了三个方面，一个是西方主导，一个是中国参与，像20国领袖峰会，另外是中国主导，中国主导刚才没有问题，像上合组织我们希望他未来逐渐的发挥他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参与的20国领袖峰会也没有问题，关键是西方主导的这些现有的架构、平台，你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八国领袖峰会，当然中国不去参加，成为他正式成员我认为是对的，但中国最近几年，将近10年一直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员跟八大工业国家对话，但是像有些平台，我认为中国最近几年似乎有一点忽略，您比如像这次今年我们去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中国的军方领导人就没有出席，这当然背后的很多主观、客观因素我不便揣摩，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现在国际格局，虽然中国在崛起，但中国现在目前崛起似强非强，似乎已经起来了，将起未起这么一种阶段。
坦率来讲，现在世界各国的游戏规则依然是西方主导，中国虽然你在参与塑造游戏规则，但你还必须给已经被西方确定的游戏规则全磨合，去进行博弈，所以我认为中国还依然不应该放弃那些有西方主导的平台，多一个平台总比少一个平台要好，所以我认为，其实一方面我们要欣喜的看到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平台，但另一方面我们一些传统的平台还是不应该放弃，包括香格里拉对话在内。
姜声扬：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对话还是以西方为主导，其他的一些小国在战略择边方面似乎还是倒向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中国为什么吸引力没有那么强，我们稍候再请邱先生为我们做分析。
姜声扬：好，稍早前，我们谈到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交流平台，大部分的小国的战略择边仍然是倒向美国为主，中国的崛起为何缺乏盟友，有朝鲜、俄罗斯、缅甸、巴基斯坦、非洲兄弟的中国真的没有盟友吗？原因在哪？我们做了一个民调，我们先导播出图来看看，这边列下几个原因，64%、65%人认为因为中国缺乏可认同的价值观，所以没有朋友，另外18.3%的人认为，外交政策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交到密友，8.8%的人认为中国的国力未及，所以难以吸引到朋友，6.5%，中国其实没有缺少朋友，1.5%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朋友，我们看到几个网民的流言。
这位jiami—jiami就说，“不结盟的原则，不想要麻烦的责任，自然也没有朋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孙炳军Baron“中国一直之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中国做出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既然中国不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当然别人也就不愿意做中国的朋友”，他非常赞同jiami—jiami的看法，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曾筝Jessica他说“当一个人越来越强的时候，身边的人自然而然地感到有压力，怕被超越或无法赶上，就会排斥他、独立他、所以中国的崛起，之所以朋友越来越少，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邱先生您认为中国的崛起，没有朋友是因为大家嫉妒中国，还是因为中国不愿意负责任？
邱震海：中国崛起如何扩大价值感召力？
邱震海：首先不是中国没有朋友，而是那种比较两肋插刀的，那种密友相对来说比较少，首先我觉得你刚才做了民调非常好，民调虽然说不是非常科学，但是我想基本上还是表达了共同的想法，就是现在好像似乎我们缺乏一种跟国际接轨的价值观，等一下我们在讲，后来你选的三个网友的评论，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现在一个是认为中国不需要朋友，因为中国不结盟政策，那么我们要问不结盟政策是不是代表中国一定没有朋友，这是显然是两个问题，另外还有网友认为，中国这个大国崛起，中国现在没有朋友或者朋友比较缺少，是由于中国大国在崛起，周围人嫉妒你，这个是客观因素，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下面可以分成许多个子问题，这个子问题里面有不同的角度，首先的我观点非常明确，中国不是说没有朋友，而是我们的密友相对比较少，对这个问题到底如何看？
首先我认为这里面有客观、主观两层因素，主观因素任何一个，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成语叫鹤立鸡群，当任何一个人鹤立鸡群的时候，一个人也是，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他自然会遭到周围一些人和国家的一些嫉妒，猜疑或者一些不安，防范、敌意这是非常自然，这些是客观原因，所谓这个大国在崛起过程当中有一种大国崛起的孤独，这本来是大国崛起的其中之一，所以我认为这部分客观原因我们到不必特别的在意，他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但是中国也不用自己主动揽上身。
姜声扬：美国现在崛起，还是很多人倒向美国。
邱震海：美国是已经崛起了，你去看看当年100年前美国和英国矛盾，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当一个大国在崛起的当中，已经崛起的大国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到底是如何防范？不管他的政治体制是如何的相同，更何况今天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又是如何的不同，所以这部分我想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面对客观原因，我们就永远记住中国人的这句充满非常的成语鹤立鸡群，所以不是自己的主观原因不上揽上身，但是主观原因倒是自己需要去反思。比如说我经常说某一个由于你的能力超群，招致周围人的嫉妒，你不用为此而过于自责，而不要去削减你的能力，但是由于你无法跟周围的朋友很好的相处，里面有一部分主观原因是导致你的周围人对你更加充满敌意，那么你作为这个鹤立鸡群人，你自己本身可能要有所反思，就我跟周围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到那种程度不可，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是有一些主观原因。
至于说到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中国是不结盟，那就意味着没有朋友，我认为这是似是而非，今天中国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当中都有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不结盟政策我认为始终是对的，在今天中国这么一个崛起的过程当中，且不说结盟会有多少的风险，而且你跟谁结盟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我倒是想到今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我们专访了中国的军方的一个中将，任海泉中将，他是军事科学院的一个领导，他对我们表示，他说结盟政策，坦率来讲，结盟战略是非常具有风险的，他意味着你这个结盟的盟主必须是永远保持战略的正确性，永远不犯错误，要不然跟着你的盟友们就会倒大霉，而且在今天，坦率来讲，美国是有留的一定程度的传统思维的，无论是他的围堵也好，威慑也好或者威慑的战略，他作为拉帮结派，中国在拉上一帮盟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过去美苏的一个翻版，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充满风险的。
所以我认为不结盟政策是对的，但是不结盟，没有盟友不等于说没有朋友，这又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认为现在，当然朋友比较缺少这里面有策略上的原因，刚才我们一部分已经讲了，就是很多外交政策上大家如何去，继续去思考，还有今天我想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上星期我在这里也讲过，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讲，我认为其实我们今天不但要谈策略，更要谈战略，不但仅仅谈战略，更要谈战略背后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思考，刚才你提到一个问题，在中国崛起过程当中，很多小国在做战略择边，我们看的很明显，东南亚国家就是如此，东南家国家一方面他在两个大国之间要保持游刃有余，他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他自然要绑在一个已经崛起的大腿，尤其当你能够在暂时无法让他放心的情况下，他自然要更加依靠美国，所以与其说东南亚是对中国绝对的充满敌意，还不如说这里面由许许多多中国从战略到价值方面应该去反思。
姜声扬：你刚才提到，东南亚国家必须要绑在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上，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大腿上？
邱震海：好，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用人性化来说，你怎么让他放心，当然放心有两个，一个你怎么通过策略和战略上他放心，这点显然，这可能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目前还难以做到，完全让我们的东南亚的朋友们放心，第二，你有哪些价值观，能够让他真正感到放心，一听价值观很多朋友感到可能波抽象，太虚，认为今天的中国难道没有价值观吗？当然我们是有价值，但是我们有没有一种真正能够让全世界的朋友或者伙伴们为之心动的那种价值观，为之感动，具有感召力的价值观，很多人说，我们儒家哲学是一种价值观，我们先放在一边，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在传统国学和传统文化的那种价值挂对今天来说是不是能使人幸福的价值观，第二，有朋友说我们也许和谐世界，和谐发展是一种价值观，我说这不是真正的价值观，和谐他是一种处理人的方式，一种方式的问题，跟你产生矛盾的时候，使我们用和谐的方法，不是用霸道，用王道的方法，这是我们东方的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我们说和谐，但它本身不是价值，价值管是什么呢？
价值观就是打中你心的，让你深深的为之信服相信的，被说服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美国人说的，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就像英国以前的，美国建国之父的理论家，英国的John Locker说的，人生来三大权利，第一生命权利，第二财产权，第三就是自由权，生命无人可以剥夺你，自由无人可以剥夺你，财产无人可以剥夺你，所以这三个东西一我，一下子就是一道闪电一样，无论政治体制、无论老少为之所感动，他不是一种处理方式，他处理方式是当我们有矛盾时候，我用法制，我外法庭，我用律师这是一种处理方式，我们中国人强调王道，我们讲的和谐，这是一种方式，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要用处理问题的方式去替代价值观，所以坦率来讲，过去我们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现在显然用纯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至少是无法跟我们政治体制不同的朋友们能够信服，在我们意识形态价值观建立，如同儒学和国学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能不能真正说服人，等一下我们在讨论。
姜声扬：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被媒体问到，中国的电视已经出口到英国了，你是否感到危机，撒切尔夫人一笑，等到中国的节目也输出到英国的时候你再来问我这个问题，而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撒切尔夫人中国在没有输出电视节目或者是背后的价值观之前，中国是不足以为惧的，究竟价值观的重要性在哪？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为什么历史说不出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又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请邱先生做回答，当今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
邱震海：中国价值观缺乏现代文明的洗礼
邱震海：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看看在1949年建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在价值观问题上，我们有很多反复，在最早的时候，尤其在文革的时候，把中国传统的国学，传统的儒学的价值观完全一刀切完全推翻，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至上的一种价值观，坦率来讲，这种意识形态至上的价值观，你撇出意识形态的的部分，就他的核心部分也无可非议，你比如雷锋精神，你比如助人乐，你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这个东西，就他的内核部分，他强调的同样是人的一颗善心，但他由于加上了意识形态的外包装，所以使他难以让他说服别人，使人家真正的相信，好，现在到了中国转型的阶段，尤其到最近中国一二十年，尤其最近五六年，我们看看我们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在不断的成长，现在口才好一点的您能够懂一点传统文化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生财之道，有很多人讲，了解，重新捡回由于文革，由于1949年我们丢失的那种国学的传统，这本身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闲心，但这是不够的，未来中国确立这个价值观是远远不够的，首先第一个，我说中国的国学和儒学，中国传统有许多很好的做人道理，这是我们在过去由于意识形态非常缺乏，我们被抛弃掉的，这部分我们要把它捡回来。
虽然他本身，就以前得到哲学家黑格尔说法，说他不是一种哲学，他认为中国儒学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但对今天的转型期的中国人来说，好好的学会这些做人道理也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不要去说他的哲学是不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抽象和思辨，好好学会做人道理已经不错了，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中国的传统国学、儒学或者中国话当中是有许多糟粕在里面，有许多封建主义糟粕在里面，你比如把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比如他讲三纲五常，你比如他强调等等这里面许许多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成份，但他一方面强调人的善良的同时，但他又强调对权威的盲目的尊崇，这我想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出很细心的梳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如果说我们不要走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1949年够的，1966年之后，我们从一个极端推翻原先的传统文化，建议一套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现在我们一下又从另外一个价值观，走向原来原先的一个极端了，我们去全盘捡回儒家文化过这国学当中，把他的好的东西捡回来，把他的封建糟粕同样捡出来，封建糟粕和我们现在需要的现代价值观里面，一步之遥需要是什么东西？需要是提炼，用一个现代文明精神，现代启蒙精神给大家去提炼，而且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世界当中，过去、现在、我不希望未来是很缺乏的一样东西，因为我一直说中国缺乏思想启蒙的精神，我们1919年思想启蒙精神的进程碑已经错过了，80年代思想启蒙的进程同样被错过了，以所以我们许许多多老百姓的心目当中，过去有意识形态价值观，现在又全盘捡回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这个中间如果说没有一种用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去进行细心梳理的话，我们很可能一步之遥又会跌倒封建传统的地方去。
今天我感到一个新闻说，某地出版了一套书叫《官德丛书》，做官要有道德的，这本身是很不错的，为官之德，为官之道，以法治官，以德治官是很不错的， 但是他里面取得了一些大道官德，为官识见，深润官德（音）等等，就某些价值观而言，就孤立的看是没有问题的，为官到底应该怎么为官，但是从一个宏观层面上，坦率来讲，我认为这里面还是充满了许多封建主义的糟粕在里面，封建主义糟粕利民也有很多一些为人为官之道，但他整体上来看，他缺乏一个现代性，缺乏一个现代文明精神的一个犀利和灌输，现在文明精神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市场经济，以前我再这里经常讲到，市场经济他有个四为一体，政府、市场、社会，最主要是法治，市场经济最后要走向一个法治的精神，这个治不是制度的制，一定是三点水的治，我们怎么使全社会真正的，我们的国民在知道为人之道之后，知道怎么做儿子，怎么做父亲，怎么做老板，怎么做一个雇员，为人之道，至于我们同时能够牢牢的在我们心目当中确立一个我们未来要走向法治，只有法才能治理我们所有的东西，我想把传统文化上的精华跟现代的法制的精神结合起来，我想这是未来中国需要的一种真正的价值观。
但如果我们缺乏现代法治精神，倒是把传统文学当中的一些精华加上糟粕一起混合，而误以为这是未来中国价值观，且不说会遗害无穷，至少也是非常危险。
姜声扬：谢谢，邱先生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时事开讲，我们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