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少堂按:推荐一篇谈学术争鸣应有的品格的文章。考古大家邹衡先生“攻击”别人的学术观点还能写成文章，毕竟显示出他对自己理论的高度自信。这比对别人的理论不是进行公开的学术争鸣，而是在暗中到处攻讦要高尚得多。)

学问千秋事（旧博）

(2009-07-29 )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4f52770100e302.html

    《考古与文物》2007年1期上有一篇邹衡先生的遗文，是和杜金鹏先生论争的文章，看了之后颇为惊讶，也为之惋惜。 
    邹先生是夏商周考古学界的大家，记得他去世后，一个师弟告诉我，杜在上课时非常动感情，说邹先生是一座高峰，我们都在攀登他！言辞间有无限的难过。


    杜与邹在夏商分界这一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分属两派。邹是前辈，杜是后学。邹先生在夏商周考古学界的贡献自不待言，但是一涉及学术论争，就不同了。杜批评邹的学术观点，还仅限于学术。能在给学生上课时说出“邹先生是座高峰，我们都在攀登他”这话，可见在其心间，对邹先生是非常敬重的。但邹先生则不然，对杜不仅在学术上否定，对其人格乃至基本素质也进行挞伐。邹说，杜“对考古并不太在行”，而且乃至划分地层、分类分型分式、识陶片、做统计一概都不过关。此言若属实，则杜根本不必呆在考古界了。因为谁都知道，划分地层、识别陶片等乃是一个考古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正如公文写作是一个公务员的基本素质一样。连这都被邹先生否定，还能有在考古界存在的资格吗？邹先生真是言辞刻深，把人一捋到底。真不知邹先生有何根据。但邹先生只是赐以语录体的评价，泰山压顶。行文之中，邹先生更斥之“痴人说梦”，言辞之间，似乎少了一点长者的厚道。

    邹与杜的学术之争，学问上的是非其实还可以不论。对于邹先生论定“偃师商城不太多的几座宫殿又如何容得早商五代十个王”之类论断的逻辑，小子自是不敢苟同。对于杜先生的学术观点，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方面甚至还更倾向于邹先生的观点。

    但问学商榷，正如钱大昕所说，“学问乃千秋事，订伪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杜是邹的后学，对邹先生而言，“訾毁前人”是落不到他头上的，但不知对于后学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议论平允”了！

    有人说，中国大陆考古学界只有一个半大师，一个就是夏鼐，半个则是苏秉琦。此言然否可以置之不论。但是我们知道大师是需要有大师的风范的。邹衡先生一辈子感念夏先生，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夏一直给他以支持和动力。即使在夏身为所长的考古所中，多数学者和邹在夏商问题上观点截然分歧，夏也总是热情地鼓励邹。这在邹的文章里是可以看到的。

    邹先生是夏商周考古学界的大家，本应垂范后学。学问之道，到了最后，是学术品格的凸现。无论其学问起初有多么出色，一旦故步自封，听不得异见，他自己是难有进步的。想邹衡先生当初孜孜以求，苦心孤诣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东南西北，上下求索，指导研究生开赴不同地区实施他的学术战略考虑，以致他的学生都各据其荦荦大者一端，自成一家。无论将来后人对其观点如何评价，他在夏商周考古学界示范的这条学术轨途和其问题意识，在那个时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近十余年来，他对夏商周考古学的进展，非但无垂范后学、另开蹊径、深化研究之功，反而多绕进夏商分界之争的漩涡里，少能听进不同的声音。固守自己的学术体系尚可以说是一种坚持，对持异见者横加指责，乱扣帽子，则无论如何只能说是一种学术品格的缺失，让我辈后学无言！

    斯人已矣！邹先生的去世，是中国考古学的损失，考古学界无不为之悲痛。为了未来考古学的进步，我们自应跟随邹先生，师其学术之长，不断开拓新学之径。但邹先生在学术争鸣上如此“垂范”，我辈后学切勿效尤其短，失去“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学问探索的精神。问学商榷，当以钱大昕之语为圭臬。如此，方有考古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气象，才能承前辈之长，开新学之蹊径。多一些问题意识，少一些裹步不前，多一些问学切磋，少一些党同伐异，庶几一代有一代之新学问，一代有一代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