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之死是历史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这个巨大的悲剧留给家人怎样的阴影？王国维身后，他的家人是如何在历史的巨变中生活？如何在时代的激流中沉浮？这是我读《王国维家事》中想要寻找的。
1927年初夏的王国维，走到生还是死的一个路口。长子病故，亲家失和，国事纷扰，文化凋零，诸多因素，让寡言笑的静安先生死意已决。我想他跃入湖中自沉是殉文化。这是陈寅恪的观点——“自殉于传统文化”。的确，在众多王国维之死的说法中，“殉文化”说最能打动读书人的魂魄。
有一位叫米兰扬网友告诉我，在三联版《陈垣往来书信集》中，援庵先生与其子陈约的信函往来提供了王国维的死因，是由于亲家罗振玉索要三千元，静安先生无力支付，故而投湖。此说已见一些学者的文章中。
王国维之死令人悲怆。“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
从王国维的遗书可知，他自沉昆明湖之前，想到了家人的生活：“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王国维一生贫寒，又不擅营生，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受人济助，受人掣肘，非常无奈。因此，他希望子女不走他的老路，能自强自立，有一技之长，不管学术成就如何，生活的安心自足最为重要。这些切身感受，应是与罗振玉打交道过程中产生的。考察王国维一生与罗振玉的关系，可谓成也罗振玉，败也罗振玉。生死的纠结中，有一个叫罗振玉的解不开的死结。
长子王潜明、三子王贞明、四子王纪明陆续进入海关，次子王高明进邮政。长女王东明《王国维家事》一书中说，都是朝王国维希望的方向发展。这些工作待遇较好，“能独立生活”。王氏子女无人能克绍箕裘，“继续父亲的学问，只有二哥高明，在词学方面略有成就”。
王高明爱好诗词，幼承家学，雅好古籍，耳濡目染王国维做学问，博闻强记，他在工作之余做起了学问。痴迷国学和诗词，也有著作，最后却遭逢不幸，令人唏嘘感慨。1957年，王高明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朋友欲办刊物《艺文志》，结果被打成右派，邮局将他开除公职。1960年年代，参加中华书局《全唐诗》的编辑工作、《全宋词》的校订工作。这位痴迷宋史和宋词的王国维的后人，被时人称为“宋朝人”。著有《读词识小》，被钱钟书称为一部奇书，但无法出版。“文革”中，王高明受到冲击，连在中华书局的临时工作也没有了。1969年，在隔离审查中，他喝下敌敌畏自尽。进入邮政系统工作，与世无争，终因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让王高明卷入历史的激流之中。命也？运乎？
王东明说：“我们这一代虽我显赫的学历，但儿孙辈亦有多人获得硕士、博士序文，差可称得上书香传家吧。”
这本《王国维家事》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家族变迁，家事国事天下事，紧密相连，也可以看到历史的潮流之变。这本书，不仅为研究王国维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而且王东明个人的记忆也颇有看点。
王东明和父亲王国维居住在清华园，童年之时，所有在清华的见闻，都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娓娓道来儿时的记忆，那些饱满的生活细节，湮灭在历史深处的学人风范，令人感怀。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性格迥异互相补充，好似神仙眷属。杨步伟谈笑风生，开办小桥食社，一时食客云集，后在杨步伟豪爽的“今天我请客”声中关闭。陈寅恪买了两瓶高级酒，倒掉好酒，洗干净瓶子，送给杨步伟装冰水，成为杨步伟待客时讲的笑话，大家捧腹大笑，“而陈先生在一旁悠然自若地微笑不语”。朱自清在门前的台阶上，与孩子们嬉戏、为孩子讲故事。清华人物的种种生活细节，在王东明的追忆中，拂去岁月的沧桑，仍然鲜活光洁。
最有意味的，当属王国维留辫子的掌故，这是满头银发的王东明写下的。每天早晨，王国维的继室潘丽正为他梳头，有一次，潘丽正对王国维说：“人家的鞭子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王国维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晚年王东明回忆起这个细节，很感慨地写道：“那时的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他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布鞋长袍瓜皮帽），辫子是外表的一部分。自日本返国后，任何事情要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但那绝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情。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的话的含义吧。”
想起留着辫子的辜鸿铭的一个掌故。他走进北大课堂，学生们哄笑，辜鸿铭平静而严肃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西风东渐的潮流中，变革来势凶猛，社会更迭，改朝换代，有没有永恒的东西？辫子不一定是清朝遗老的象征，亦可以看作在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年代里，值得守护的传统文化的精魂。
从王国维后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一个家族的百年飘零，一个国家的百年巨变，的确有一种可贵的精神在世间流转，那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碑文中所写：“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家事》 王东明 著 李秋月整理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