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专题之千古风流 2013年4月
曾国藩名言：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人之处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 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之时。 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
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才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盘根错节，可以验我之才；波流风靡，可以验我之操；艰难险阻，可以验我之思；震撼折衡，可以验我之力；含垢忍辱，可以验我之操。
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平生四辱成就曾国藩（有删减）
第一件事是：道光十二年，到湘乡县考秀才，在应试中被主考官当众斥责，说他写的文章文理不通，秀才没考上。第二年，他再次应县试，仅中背榜(末名)秀才。这对文才甚为自负恨不能与韩愈、柳宗元同代以分上下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但曾国藩对这件事不怨天、不尤人，反而激起他发奋读书的信念。他说，自古以来确实有一些丑陋文章侥幸获取功名的，但好文章绝不会被埋没。这使他定下了每天做一篇文章，写一首诗，看书不少于20页的学习计划。 第二件事是：咸丰元年，已是翰林的曾国藩向咸丰帝汇报工作，为了对工作情况进行详细说明，他还画了一幅图，但这图画得丑陋不堪，引起了满朝大臣的嘲笑。 第三件事是：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在岳州的靖港兵败。当时，他要跳水自杀殉国，幸亏被他的幕僚章寿麟救起，狼狈逃回后搬到城南高峰寺小住，遭到江西全省官绅的鄙夷和耻笑。 第四件事是：咸丰五年(1855年)在九江兵败，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火烧湘军战船100多艘，曾国藩坐船被俘，后来他硬着头皮逃到江西，又弹劾了江西的巡抚、按察使；第二年当他被围困南昌时，江西省的官绅人人都幸灾乐祸。他与江西官员的关系，更是到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容得下他的地步。曾国藩形容自己的处境困窘是：“一听到春风的怒号，心就要碎了；一看见敌人的战船开过来，就急得绕着房子转圈，没有好办法。”后来他的老乡王闿运写《湘军志》时说：“曾国藩在江西实在悲苦，现在想来，仍让人忍不住流泪。”
曾国藩对弟弟说，我平生的长进全在受挫受辱的时候。所以我现在虽然侥幸成了大名人，也不敢自诩为有本领，更不敢自以为是。你一定要咬牙立志，积蓄自己的斗志，增长自己的智慧，千万不要从此气馁。要想立不世之功，成不世之业，离开了“坚忍”二字是不可能的。其实，任何人的成功都是从磨炼中得来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人生中的“意外”，而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的必然，是生活中最珍贵的馈赠。
曾国藩遗嘱四句话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
归来兮，左宗棠
近日，读了一些清史，有正史，也有野史，还翻阅了一些清史小说。我越来越觉得，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有一个伟大的名字最不该被我们遗忘，那就是民族英雄左宗棠。左公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就收复了新疆，为祖国保住了六分之一的疆土。这样的业绩，古往今来，有几个可与之比肩？尤其是他在抵御外侮中表现出来的决不韬光养晦、决不妥协投降的民族气节与精神，在外患频仍的今天，就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我从左宗棠这部煌煌巨著里挑选了若干片段，和诸位一起来见识一下淡出了主流话语的左宗棠到底是何许人也。
左宗棠23岁结婚时，为洞房自撰一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一联语，既是青年左宗棠的理想与追求，也是他毕生传奇经历的生动写照。无论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左氏都做到了情系国家，心忧天下。左宗棠走过的路满布坎坷，遍地荆棘。他出身寒微，品学兼优，但科场屡屡失意，失去了读书人靠正途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就像孟夫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左宗棠在挫折面前从不灰心，他一边务农课徒，一边博览群书，尤其注意下功夫钻研军事、地理、水利、农业等经世济用的学问。因此，当机遇到来的时候，这个有准备的头脑立刻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很多人知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名言出自民族英雄林则徐之诗，而这句名言还和另一位民族英雄左宗棠有关，就不一定都知道了。１８４９年，林则徐因病告老还乡，从云南回福建原籍，途经湖南长沙，停舟朱张渡口。这位誉满天下的名臣，拒绝了许多官场的应酬，却特别邀请当时虽有“楚才第一”之称但也只不过是“湘上农人”的左宗棠相见。一见之下，林则徐对这位37岁的布衣“诧为绝世奇才”。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湘江岳麓边。于是他们在星辉月影下，泛舟品茗；波光荡漾中，谈古论今，相见恨晚，不知东方之既白。林则徐将自己被贬新疆时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临别，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左宗棠终身将此联奉为座右铭。一介布衣农夫，栖身草泽，而林则徐就能断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君莫属”，这是何等的眼光！一个封疆大吏，名满天下，却独独垂青一个湘上农人，简直难以想象当时的左宗棠是怎样的血气方刚，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历史证明了林则徐的睿智和迥异于常人的眼光。
其实，还有人比林则徐更早发现了左宗棠的非凡才华，那就是清朝中期湖湘学派代表人物，望重士林、政绩斐然的两江总督陶澍。60岁的一品大员和20多岁的布衣学子偶然一见就相互倾心，这位炙手可热的总督大人竟然和眼前的一介寒儒结为儿女亲家，将自己5岁的幼子托付给一文不名的左宗棠，令海内哗然，左也因此声名鹊起。
清道光年间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潘祖荫一生政绩平平，无足道哉，却因一句“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而惊世骇俗，也因此常常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的左氏不过是湖南巡抚下的一个幕僚，相当于今天的省长秘书，充其量也就是省政府秘书长。一个卑微的巡抚幕僚，居然被朝中重臣敬为国士，这样的事，放眼整个历史长河也极为罕见。
左宗棠后来到底做了什么，是否对得起包括陶澍、林则徐、潘祖荫等众多名臣的青睐？
左宗棠40岁开始发迹，先参幕湖南巡抚，后自组“楚军”，驰骋于大江南北各个战场，44岁巡抚浙江，50岁总督闽浙，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后灭捻军，平回乱，兴洋务，创马尾船政局，办兰州制造局，战功赫赫，业绩惊人，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看，左宗棠的上述任何一项功业都可谓“勋高盖世”，但我以为左氏一生最为辉煌的业绩就在收复新疆。可以这么说，没有左宗棠，我们今天很可能不用再为新疆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操心了。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并建立政权，1871年，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实际上已经从大清的版图上消失了。正在朝野为“塞防”“海防”争议不休的时候，被今天的许多所谓学者崇拜为英雄的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上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朝中大臣、各地疆吏大多随声附和，可有一个人坚决不答应，陕甘总督左宗棠铁骨铮铮，秉笔上书：“……俄人拓境日广……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是左宗棠心里不容有丝毫亵渎的最神圣的情感。当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只有一种选择——为保全祖国疆土、为捍卫民族尊严英勇奋战，直到最后胜利。
左宗棠简直就是上天给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特殊的恩赐！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捍卫国家的尊严不能让步！64岁的左宗棠，统帅6万湖湘子弟，抬着一口棺材，从陕甘朝新疆进发了，一路风沙，一路征尘，左公飘飞的白发和祁连山、天山上的皑皑白雪交相辉映。笔者写到这里，想象当时壮烈的场面，禁不住热泪滚滚而下。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决胜负，而是一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完整、捍卫民族尊严而进行的保家卫国的战争。左宗棠和他的湖湘子弟热血沸腾，在侵略者面前都成了愤怒的雄狮，他们智勇兼备，以少胜多，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一年后，左公统率的湘军收复新疆全境，沙俄和英国侵略势力从此退出了西北边疆。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这是晚清历史上最扬眉吐气的一次战争，左宗棠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了不起的民族英雄。让我们在杨昌浚《恭诵左公西行甘棠》的诗里再一次体会左宗棠和他的湖湘子弟的意气风发吧：“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年近70的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两江总督，当他巡视租界林立的上海时，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他再一次愤怒了，他叫随从把租界门前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砸得粉碎，那些租界里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各国洋人见到左宗棠无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垂手而立，列队相迎，全然没有了在李鸿章们面前的傲慢无礼，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那是何等的风采，何等的风骨啊！
左宗棠离开我们才127年，尽管那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仍在，尽管从陕甘到新疆的左公柳依然迎风摇曳，但“左宗棠”这个名字却逐渐被国人所遗忘，而那个力主放弃新疆的李鸿章却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这当然不是左宗棠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看看今天被蚕食将尽的南海，倭寇可以肆意妄为的东海，如果性如烈火的左宗棠泉下有知，该会有怎样的悲哀与愤懑！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左宗棠”的确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那个在外敌面前昂首挺立的身影的确是不该远去的背影！如果当初的左宗棠也像李鸿章们那样韬光养晦，如果那时的左氏也赞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今天的中国该是什么样子呢？会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富饶、美丽的土地吗？列强环视、主权受辱、国运危艰的今日中国，还能站出来一个左宗棠吗？
归来兮，左宗棠！
静水深流——写给张居正（有删减）
在荆州市沙市西北张家台，有一个规模不大（15亩）的墓群，这里长眠着一颗孤独而伟大的灵魂。一尊半身雕像安详地屹立在青松之间，一如既往的俯看荆州大地，守护天下的芸芸众生。历史课本的内容换了又换，我们赞叹商君的变法，我们高歌王安石的变法，我们也在惋惜戊戌六君子的大义凌然。在历史发黄的书页中，他的身影拉的那么悠长。而这些，不是写在纸上的。他就是为国为民操劳一生，为理想奋斗不息的一代“名相”——张居正。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遵其遗嘱，千里迢迢，发丧回乡，归葬荆州故土。
世间再无张居正。张居正的病卒意味着大明朝的终结篇来临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悲剧开始了。张居正死后第四年，辽东巡抚周咏注意到在辽东以外的一个一个叫建州的地方，一个女真族部落的首领渐渐坐大，周咏当即上疏朝廷，主张出兵征剿，予以痛击，在没有考成法的的日子里，征剿改为了安抚，北京的高层拿了钱不予理会，那个女真的首领从容坐大，最后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这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假如张居正在，假如考成法在，假如张居正提拔任用的方逢时，戚继光都在，努尔哈赤还会是后来的努尔哈赤吗？可惜历史不相信假如，张居正也不相信假如。我们喜欢让童话完美，但历史总是公平而严苛。我们可以怨恨魏忠贤，可以为孙承宗惋惜，也可以为崇祯皇帝落泪，但是明亡始于居正没，这就是真相。他没有成为一个风花雪月如唐伯虎的才子，因为他知道这样行为对天下苍生没有丝毫用处，他也鄙视读书人的高谈阔论，于是整顿学院，所以他是一个没有被皇帝和读书人记住的名字，而是一个被百姓记住的名字，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政治家。
我常常在想，当先生看着自己的改革成果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学生毁于一旦，看到生前对自己无比尊敬的学生将自己抄家，逼死自己的儿子，看到自己努力了十年，造福了苍生，强大了国家的改革措施在瞬间灰飞烟灭。所有的理想，所有的名誉，所有的心血，所有的一切都被埋在了历史的风头浪尖。是不是朱元璋的子孙们太不够珍惜，在祖庙被掘，家破国亡的时候，方能够想起他呢？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明代朝廷规矩，凡在朝为官者，父母去世必须立即卸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而皇上慰留他继续担任首辅，此举称为夺情。张居正为天下计，为初见成效的"万历新政"考虑，决定夺情。反对新政的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攻击张居正夺情之举是贪恋禄位，一时谤议汹汹。邹元标对张居正夺情也十分愤怒，在已经有四位官员为此被打断了腿的情况下，还冒死上书攻击张居正，作为当年的新科进士，邹元标三次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根本与禽兽无异，万历皇帝当场给他廷杖八十，与他一起受杖梃的还有其他四位大臣。邹元标被落下了终身残疾。这就是“夺情五君子”，后来东林党的领袖。五君子有一个叫吴中行，是张居正的学生，还有一个叫赵用贤的，是张居正的同乡。
这就是张居正最孤独的时候。。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学生攻击自己的老师。同僚是恶狠狠的帮凶。滑稽的残酷。有谁能理解他呢？
在无数的黑夜里，在颤抖的油灯下，在丧父的巨大悲痛中，在无数的恶毒攻击中，为了那个理想，为了自己的良知，为了尚在成长中的万历新政，为了曾经眼前无数的饿死骨，为了水深火热的黎民百姓，为了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我要留下来。于是所有的悲痛，满腔的苦处，将无处诉说。于是所有的误解，所有的讽刺独自面对，于是所有的心血都将成为一杯独饮的苦酒。于是面对张博，张居正发出最凄烈的一声呐喊：你杀了我吧！于是在历史的深处，我听到的满是这声刺耳的回音。这样一个沉毅渊重如张居正的人，这样极端的表现，在大明的历史中，独化成一个人的悲喜剧。但是，没有这种面对孤独与不解的勇气，又怎么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又怎么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呢？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孤独者。
天启年间，钻研阳明之学多年，已是股肱之臣的邹元标，目睹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朝廷的勃勃生机，便深切感到张居正是明朝难得的中兴名臣，因此提出为张居正平反。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意思就是：张居正有功于社稷。国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并为自己年轻时的孟浪忏悔。思宗年间，内忧外患，朱由检恢复了张居正所有的名誉，并希望由此再出一个“张居正”来力挽狂澜。
世间已无张居正。朱由检临死的时候感叹：诸臣误我！他是一个可怜的皇帝。
嘉靖四年，他出生在没有先祖荫庇的穷秀才家，天资聪慧。12岁中秀才。嘉靖十七年，他十三岁，才华横溢。参加人生第一次乡试，湖广巡抚顾辚重之而有意磨练之，未中。嘉靖二十六年，他二十三岁，高中进士，成庶吉士。在明崇德门前，他的一生如今天一样的光彩夺目。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在权臣严嵩看来，这个激愤的年轻人不值一提。而徐阶对他的谈吐和见识，还有无与伦比的聪慧，都惊叹不已。嘉靖三十三年，他三十岁。看到恩师徐阶对严嵩的一味“忍让”，看到严嵩的贪婪败坏，他愤而回家休假。在徐阶看来，这个年轻人还不够成熟。在闲居的三年，他游历天下，目睹了大明天下的真相：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残酷而现实。嘉靖三十六年，他重返政坛，此时的他深不可测。隆庆元年，在徐阶的帮助下，他进入内阁，这一年，他四十三岁。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隆庆六年，穆宗病殁，权宦冯保引其为谋，驱走首辅高拱，他成为帝国的权力中心。此时的明朝已有明朗的覆亡迹象，它已经一个千疮百孔的乱摊子。万历元年，他开始浩浩荡荡的万历新政。对内用考成法，整治官吏，厉行节约，丈量土地，使用一条鞭法，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对外任用戚继光，李成梁，方逢时等名将。国家开始出现生机与活力。他全面超越了徐阶与高拱。万历八年，为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同时为教育自己的接班人万历皇帝呕心沥血。他深感身心疲惫，提出辞职，不被允许。自此他进入了更加疯狂的改革工作中。国富民强。万历十年，大明朝最辉煌的时代，张居正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举国哀之。万历十年，这个改革的接班人朱翊钧下令取消所有新政政策，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抄其家，逼死，流放其儿子，反对派（皇亲权贵地主）兴风作浪。天启二年(1622年)，予以复官复荫。
没有被张居正任用的海瑞评价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李贽评价其“宰相之杰”
多少年过去了，彼岸的你已经跨过叹息桥，进入永恒，与我们鲜活的生命同在。
明朝一哥王阳明
序言
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1872年3月，在晚清政坛叱咤了三十年的风云人物曾国藩去世。一位知他最深的故交送上这样一幅挽联：
尽瘁武乡侯，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武乡侯”是曾国藩，而“新建伯”就是曾国藩的精神导师，人称“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王阳明。
政治上，王阳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湖广、江西四省总督，历任南赣巡抚、江西巡抚，生前封新建伯，身后谥文成公；军事上，王阳明在不费朝廷一兵一饷的前提下，选练民兵，平定了为祸南方四省的大规模叛乱；又在朝廷高层的掣肘下，率领没有实战经验的民兵，仅用35天就击溃了宁王朱宸濠的数万精兵，一举粉碎了其蓄谋几十年的篡位大计；而南赣剿匪、征广西思田更是体现了王阳明抚剿并用、文武兼修的军事思想，将兵家权谋上升到了“此心不动即为术”的化境。王阳明虽然也诱杀过池仲容，但总体来看，被他击败的对手无不对其心服口服。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王阳明破的是心中贼。
王阳明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窠臼，独创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三大命题的阳明心学，信从者上至宰相，下至农夫，流传之速，蔓延之广，不仅有明一代无人能匹，纵观古今中外亦不多见。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计其数，入阁拜相者不乏其人（徐阶、张居正、赵贞吉等），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者更是如过江之鲫（徐文长、汤显祖、徐光启、李贽等）。在明朝，他从祀孔庙；在近代，酱缸文化的最后一剂解药“阳明心学”又成为呼唤民众觉醒、独立、自强的雷霆之声，它像失而复得的飞来石，在黎明前的黑夜撞响了庙前的神钟，激荡着每一颗心灵。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五四”时的陈独秀、胡适之无不从阳明心学中吸取人性解放、自尊无畏的思想，建立了不朽的事功。梁启超认为他“在近代学术界极其伟大，在政治和军事上亦有很大勋业”。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孙中山更是赞叹道：“心之为用大矣哉！”
诚如章太炎所言，王阳明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快速步入工业化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数之不尽的日本政治家、企业家对他奉若神明。除此之外，王阳明对毛泽东也影响深远。随着《蒋介石日记》的重见天日，历史学家发现蒋介石对王阳明的崇拜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于是，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这么多人对王阳明顶礼膜拜？
的确，他是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别人博而不精，他却愈博愈精。而且，他的哲学绝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学以致用的利器。用到政治上，他成了第一流的政治家；用到军事上，他又成了最可怕的军事家。因此，被成功学洗了很多年脑的中国人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了：为什么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日夜学胡雪岩仍然一贫如洗？因为你没有经历和他们一样的心路历程。道理人人会讲，诸子百家各有用武之地，但不从心上用力，砥砺出不偏不倚、动转得势的强大心灵，即使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动作也会走形，毕竟相由心生，情随事迁。
阳明心学是炼心的学问，是“乾坤万有基”。 王阳明之所以将中国人宏大而细腻的心理图谱精确地描绘出来，就是要传达一条真理：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在这个基础上，他为世人曝晒出了心体，以自性之光照亮自己，凌驾于意识之上俯察喜怒哀乐，作出准确客观的判断，塑造出一个“情顺万物而无情”、“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坚实心体。首先，“心即理”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倾听内心，树立起强大的主体意识。其次，炼心的目的也不是成为圣贤一了百了。王阳明融三家之长，却归宗于儒家，提出振聋发聩的“知行合一”，就是强调要内圣外王，将心性之学转化为卓越的事功，最终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心理境界。
综上所述，在内，阳明心学让人不把外界的非笑毁谤、个人的进退荣辱看得太重，养成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愤懑，富有弹性的心理状态；在外，由于有了内在的支撑，一事当前，不待思考，所行便能执两用中，恰到好处，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既不过分也无不及，理直气壮又通权达变，最终迈入无内外之分，无人我之间，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
很显然，王阳明做到了，甚至超越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一个人对了，一个国家就对了。一个国家对了，世界就对了。
我依稀听见，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是王门弟子，是王畿、徐爱、王艮、钱德洪、罗汝芳、何心隐、黄宗羲，是中江藤树、佐藤一斋、吉田松阴、木户孝允、佐久间象山、三岛由纪夫……他们穿越历史的风尘，身着青衫，面带微笑，正砸响门环。
王阳明的时代，到了。
劝君免谈陈寅恪 易中天
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七最是文人不自由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
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七最是文人不自由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 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唯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
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的。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
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七最是文人不自由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n, bsp;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