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张爱玲、庄信正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龚静
我一直不以“传奇”眼光看张爱玲，尽管《传奇》里的故事确实峰回路转，仿佛传奇得很，但更愿意以各式人等来认知，虽然由张爱玲亲自设计的《传奇》初版封面上那张没有五官的女人脸，从窗口探身，但见晚清装束的少奶奶玩骨牌佣人抱婴于桌侧的场景，用习惯的张式话语来说———惘惘中有股子莫名不安，新的要来，可是屋里的人尚未准备好。时代交替间人生运命的无法预测和跌宕，过往常态确实难以入悫，只是再怎样的传奇也是战火成全了一对原本探戈般前后左右试探的男女姻缘，个人以为其实已然人之常情。这阵子读了《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和《长镜头下的张爱玲》，自书信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倒是有意味的。后者说起来以张爱玲和其时任职《联合报》副刊的作者苏伟贞通信为媒体宣传点，其实大多还是苏伟贞研究张爱玲的论文，“十年通信，我（苏伟贞）总共收到她十余封信”，而前者实实在在全部张庄两人通信以及庄信正对每封信的笺注。张信84封，自1966年6月26日至1994年10月5日，即张46岁到去世前十一个月。庄信50封（接近原本100余封的一半，有作者自己留底的，也有张保留后来由宋以朗归还的），庄留底的第一封写于1982年7月17日，最后一封则为1994年12月中旬。签注则对信中“内容本身及所涉人物、事件、地点和典故等作了注解”。客观，少主观抒发，当然字里行间也略能体会注释者的情怀，倒很符合“庄信正”这个名字的含意，信正，则庄严。
张爱玲给苏伟贞的信到底是作者和编辑，她是非常有保留的，很客气，在多次收到苏伟贞信后，首次回函（1988/5/8）甚至语带恭维———“您第一封信上自我介绍，我看了不禁笑了。任何看国内报刊的人还有不知道苏伟贞的？以前没读过的全部都拜读了。”不过以后的回信除了回复“联副”为她“出土旧作”的正名工作，并无新作承约。苏伟贞认为张爱玲的书信展示了其“自夸和自鄙”的表演，当然也颇有道理，其实本质上张爱玲的内心始终有一个受伤的小女孩，从小父母失和乃至离婚，成年感情受挫，初婚则胡兰成出轨，再婚则在47岁时比她年长29岁的美国作家丈夫赖雅去世，之后就是孤身异国。显赫身世为她带来很多写作素材，但并未给张爱玲谋来多少财富，反而是“多少恨”，即便晚年写《小团圆》，其实是和纠结内心的往事作一个撕扯凛冽的诉告，尽管在年轻时也享受到了成名的快乐，中年又受文学史家夏志清尊崇，被台湾文学界尊奉（但也有唐文标擅自出版她著作之不快事），但在美国处境并不如意，乃至50年代到香港写剧本，到台湾寻找出版机缘，1969年到1970年间申请到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1969年张爱玲写给庄信正多封信即为此事，张与中心负责人陈世骧不熟，于是诸多事宜委托庄办理，并托庄将履历表转交陈。所申请的职位前任正是庄信正，再前任则为英年早逝的夏济安（夏志清胞弟）。想想张爱玲若能改变一下不与陌生人交往的习惯，何至于要七弯八弯，直接联系陈世骧即可。就职后，张似乎与陈的关系也比较一般，陈教授喜欢交际热闹，但张恰恰相反。“陈家请客我没去只有一次，是真的病着。后来陈先生生日，说吃了饭要赶时间去听演讲。我没去，结果饭后没有演讲，仍旧许多人回陈家，怪我没再打电话去打听（1971/5/7信）”。生病或有事不参加一些聚会也是正常，但张却特地在信中向一个晚辈曲折转弯地絮叨，想必在她周遭有些议论。而她心中有委屈又无法直说。虽然张和陈并没交恶，在她的《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开头就提及陈世骧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并表达认同。但她在任上写的名词解释文章，并不为“中心”看好是实情：“1970年她的monograph交出以后陈先生告诉我没有像夏济安先生和我那样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成规，而是简短的片段，因此无法出版（1971/5/7信的注释）”，同一注释中，庄接着写道“1973年2月16日夏志清先生给我的信里也说‘她在加大写的论文，我也无法欣赏，无处发表，对她一定是个大打击。希望劝劝她，多写小说，把《海上花》译完，不要灰心’”。显然因性情之故，张在研究中心的工作并不十分如意，颇有些人事上的苦恼。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年。
以前自很多文章看到张爱玲在美国如何因虫患而多次搬迁，乃至随身物品都用一次性的，心生感慨。此番从张爱玲和庄信正的书信中读来更多感同，一个中年渐至老年的女人，拎着简单的行李今天汽车旅馆，明天临时小公寓，身边都没个搭把手的人，只好物品一少再少。搬家租公寓需担保人，庄介绍了林式同（林乃张遗嘱执行人），但张与林的联系还是写信而非电话，她几乎不接任何电话，除非非常情况，这样来来回回的办个事放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折腾哪。性格加上现实际遇，张自然把自己包裹得越来越紧，也越敏感多疑，信件上发现一只蚂蚁都要马上搬家，乃至友人都认为虫患到后来乃源于张的心理问题。其实，张的朋友和张迷们是爱怜张，以我读者观之，窃以为张是有些心理障碍的———这也很正常，现代人中，尤其习惯沉浸在内心和往事中的写作者，多少都有些抑郁兼强迫症候，她童年和成年后的创伤从未真正愈合。想起《异乡记》里，1946年，“我”（张本人）随闵先生去温州，探望避当局追惩躲在那里已有新相好的胡兰成，冬日里的奔波劳顿，投宿陌生人家“像童养媳那样蜷起身子”入睡；路边如厕（恰逢例假又身穿厚棉袍）的尴尬窘迫，更窘的是一车人都在等她完成这一干的悉悉索索；坐独轮车棉袍拖泥时无奈地随它去，虽说这趟旅程到底让张爱玲体会到了城市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中国情状，字里行间也不无随处看随处欣赏的把自己尽量交出去的随遇而安，只是隐藏在文字里的那种苦恼、那种压抑的酸苦，已然能感知。1946年，张26岁，这个年纪的女生难免都有为了一份自己都已经怀疑的情感而奋不顾身的遭际，也许更该说是历练，唯去过，才安心。但对张来说，或许一直没有安心，所以后来又有了《小团圆》。张给庄的第一封信始于1966年，张46岁。20年过去了，人世浮沉，却让人感受到相似的窘迫和内心的紧张。在异国他乡，她写《小团圆》《怨女》《异乡记》等，好多情节其实是反复书写，现在研究者称之为“文本再生产”（当然若换了别人，可能会被评论者视为自我重复），但个人以为也是她的一种疗伤方式，记忆的回旋往复，回旋往复的书写，她的后半生仿佛一直在以这样的方式向前半生倾诉。虫患真正应了她自己说的话“人生是一件爬满虱子的袍子”，无处可甩，直到生命终点。
书中读到很多张爱玲为自己麻烦对方而抱歉感念的文字，每年写圣诞卡，信末总不忘问候其家人，当然庄是张最值得信任的几人之一，张谈居所不易，谈生病骨折，谈公车上被窃，谈写作的顺与不顺，是把庄当作了知己的。其实人情世故张爱玲也是通的，只是性格使然不愿意去做罢了。生活的一减再减是张的选择，与“出名要趁早”的烈火烹油全然轩轾，是深深的无奈，也是深重的无法痊愈的伤痛。所以，读这些信件，我不把张爱玲作为研究对象，而只是以女性对女性的体贴，虽人生的身受各有不同，但其中的感同总有相通。书信中看到的是一个纠结敏感孤单的女子，一个为写出欲写之作焦虑的作者，一个一生没有愈合伤痛的女子，一个拘于他乡一角却时时故乡书写的写作者。
(责任编辑：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