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了不起
——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
(1)莫言获奖,以及莫言的诺贝尔颁奖发言稿引发了很多争议,一些批评者评价他为“乡愿”,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的?
答:诺奖影响巨大,莫言获奖后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正常的争议应在“审美判断”的范围内进行,即讨论其文学水平是否名符其实。但目前对莫言的争议中却设置太多“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指责莫言为“乡愿”,就是一种严酷的、肤浅的带政治性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所以浅陋,是因为它完全没有面对莫言的“根本”即莫言的文学创作。莫言的深邃精神内涵和“莫言”这个名字所呈现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只要阅读一下莫言的作品,就会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水平。在政治高压之下,有这种勇气和水平很不简单。从《透明的红萝卜》到《蛙》,他的所有作品都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也都直面中国国民性的黑暗。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的呼唤,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火热的正义感与道德感。莫言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八十多篇短篇小说,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视文学剧本以及两部话剧作品。莫言著述等身,但只要读一部《天堂蒜苔之歌》,就会感受到作品中所磅礴的浩然正气和大悲悯之心。小说中的中国人是那样贫穷,那样可怜,那样卑微,那样悲惨,那样无助;而站在中国人头上的乡村小官僚又是那样凶恶,那么残忍,那样虚伪,那样狡黠。读了莫言小说,再麻木的心也会哭泣。像我这样曾被莫言的道德勇气所感动的人,听到有人说莫言是“乡愿”,觉得这完全是对莫言人格的歪曲。
当然,作家的现实主体性与艺术主体性是有差距的。莫言在写作中把个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发挥到极致。作为作家,莫言时而像大魔术师,笔下的语言魔术、情节魔术、主题魔术、手法魔术等变幻无穷;时而像“撒旦”,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讲起故事更是“颠覆性叙事”,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完全颠覆了。但我们不能要求莫言在现实生活中,也应充当魔术师也应充当撒旦。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些政治性难题确实“不懂”、“不开窍”,确实有些“懦弱”、“幼稚”。然而,恰恰是这种“幼稚”和“混沌”才使莫言成其莫言。倘若他政治非常成熟老练,善于“斗争”也善于迎合,我们这个地球就没有“莫言”这一巨大的文学存在了。我喜欢莫言,正是喜欢他在写作中才华横溢,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点傻,常常会冒傻气。要是莫言太聪明,决不会有今天的文学成就。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大英雄郭靖,正因为他有点傻,所以才能学到“降龙十八掌”的真功夫。黄蓉因为太聪明,所以只能学到“打狗棒”的小功夫。莫言就是文学英雄郭靖。
(2) 被批评者诟病最多的是莫言以作协副主席身份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以此质疑他作为作家的人格,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答:又抄写,又解释,这又是冒傻气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基调是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以政治标准为评价文学的第一标准,甚至要作家诗人成为不穿军装的军队。这种基调导致二十世纪下半叶前三十年的文学严重政治化,以致使文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危害极大。因此,至今还发动作家抄写这篇讲话,坚持“讲话”的精神,显然是荒谬的。莫言参与抄写,显然又犯傻。但他不是投机,而是犯傻。我能理解莫言,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学创作的人,文学写作是他的第一生命,绝对生命。为了保护这一绝对生命,他把其他事情看得不那么重要,也不会认真地动脑筋,甚至没有什么感觉。许多才华横溢的天才面对政治性游戏都很“麻木”、“糊里糊涂”,莫言也是如此。他的这一行动顶多只能算“幼稚”,不应以此对他进行人格裁判。
(3)您如何看待中国作协副主席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
答: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 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威信,是它历来只看“作品”,不看“头衔”。诺贝尔没有势利眼,诺奖没有势利眼,这是诺奖一以贯之的尊严,也是诺奖赢得全世界敬重的原因。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共有十四人),是莫言的世俗角色;而“作家”才是莫言的本真角色。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写作的成功,正是他一直坚守、捍卫住自己的本真角色,让本真角色像天马行空,鲸鱼跃海,充分地放射内心蕴含的光和热,从而写出世纪大画卷式的文学传奇。至于世俗角色的“作副”乌纱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也不足挂齿。他自己曾说:“在中国大陆,高官意味着有车有房,有一切优厚的待遇。但我这个副主席是挂名的,不在职的,所以一切照旧,该骑自行车去买菜,还是得骑自行车去买菜;去医院看病该排队,还是得排队。尽管如此,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了,很多人见到我叫‘莫主席’,我听了以后很不舒服,很不适应。谁若叫我莫主席,我认为他不是我的朋友吧!谁叫我莫老师,我觉得他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引自“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莫言这段表白是真实的,我完全相信。和莫言相遇相处过的朋友都告诉我,只要和莫言有所接触,就会闻到他全身都是作家味,泥土味,根本没有半点“作协副主席”味,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官味。莫言获得这么高的文学成就,他根本不需要作协给予的头衔。是作协需要莫言,而不是莫言需要作协。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当了“作协副主席”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以赤子情怀和大自由的心态,发表痛快淋漓的讲话,毫无八股腔调。这说明,“乌纱帽”根本不在他的脑子里,更没有成为紧箍咒。带上“齐天大圣”名号的孙悟空还是孙悟空,带上“副主席”的魔术师还是魔术师,带上花纹的大鲸鱼还是大鲸鱼,这才是关键所在。把“作协副主席”看得很重要的不是莫言,而是莫言的质疑者和文坛表象的看客。顺便提一句,十五年前,我曾说,一个托尔斯泰比一打苏联作协还重要,千万不要把“作协”看得太重要。
(4)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和机遇在哪里?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
答:我出国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是政治的干扰,现在又多了一个“经济市场”的干扰。但根本的困境并非外部环境,而是作家本身内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给的。只有自己意识到自由,觉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说莫言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正是因为他在一个最贫瘠的乡村里,也是在一个很难生长的土地上,却自己长成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长环境恶劣到极点,“困境”困到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机遇却在苦难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个案。曹雪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隐姓埋名,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红楼梦》。莫言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他告诉人们: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不过,外部人文环境的自由宽松也确实有益于创作。但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有问题。我因为是高行健的挚友和研究者,就切身体验到被禁锢的伤痛。
像高行健这样的汉语写作天才,至今他的作品还不能进入他的祖国,还在被禁锢,连他的名字也不能在书刊上自由出现。我所写的研究高行健的书籍与作品也还不能自由出版。此事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耻辱,也是我的心灵困境。我了解一点“全息论”,从高行健这滴血,我感受到当代文学全身的许多信息。不过,我也看到,像莫言这种“颠覆性写作”和他的批判力如此强大的作品还能在大陆畅通无阻,说明当下写作的自由度比我在国内的那个时期强多了。莫言获奖对于那些真爱文学、真把全生命投入文学的作家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谓积极影响,是指创作心理影响。“彼能往,我亦能往”,这一心理肯定会在当代作家中扩大。
前些天我到李欧梵家,他送我《人文六讲》,便说到西方英美小说想象力的贫乏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其生活体验太有限了,身边的现实不够多姿多彩,对历史的回忆皆从书本中来……唯一可以发挥的就是叙事技巧。然而,技巧没有想象力的支撑和现实的视野,也只能落于玩弄文字的层次。所以有些理论家认为:文学原创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参见《人文六讲》第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教授所说的这一西方文学困境,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机遇。中国当代作家经历的生活不仅多姿多彩而且还经历过莫言似的大苦大难,大爱大恨,生活体验刻骨铭心,倘若能够充分表述,一定会有成就。莫言的代表作全是既有现实的深广度又有想象的视野。其成功的密码正是在这里。他的震撼力来自开掘现实的深度加上非凡的想象力。而凡是刻意经营技巧的作品,如《十三步》,倒不那么动人。莫言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基本经验,乃是敢于冲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性,把苦难化为资源,把困境化为机遇,把“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化作长江黄河似的壮阔审美形式,并非叙事技巧。莫言的成功,不仅启迪了中国作家,恐怕也能启迪欧美作家,也许还能刺激他们从沉迷于“叙事技巧”的傲慢中解脱出来。
(5)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如何看待莫言获奖?
答:我于今年十月来到香港,之后则到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国内的广东、云南旅游,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所以也不知道文化界、知识界对莫言获奖如何看待。但陆陆续续还是读了一些报刊也陆陆续续听到一些香港朋友的评说。我很高兴,看到香港不同派别的报刊都像报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地在头版头条用巨大的篇幅刊登莫言获奖的消息,也很高兴地看到《明报月刊》、《亚洲周刊》、《城市文艺》等刊物出版“莫言专辑”,衷心礼赞莫言。与此同时,也读到一些报刊批评莫言的政治性言论与行为,例如在法兰克福书展时“退场”的政治行为和回应媒体的答卷。莫言的答卷我能理解,香港媒体对他的批评我也能理解。
(6)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意义?
答:这个问题我已在接受《亚洲周刊》江迅兄的采访时说过了。采访录发表在十二月二十日这一期上。我从表层意义谈到深层意义。表层有“关注”意义,即推动和吸引世界更多的眼睛关注中国当代文学;还有“鼓舞”意义,即鼓舞中国当代作家更有信心、更有精神地写作。而主要是“启迪”意义,这是深层意义。莫言给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启迪是: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的创造完全可以像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莫言把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手法均推向极致,这既是他的“文本策略”,也应是文学创作的文本策略。莫言虽说是在“讲故事”,但他却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讲出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讲出巴尔扎克世纪画卷似的大结构,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创造,不把任何教条、任何金科玉律放在眼里地创造。莫言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这不是粗野,而是冲破牢笼的大气魄。鲁迅在一百年前作《摩罗诗力说》,就期待中国能出现敢于蔑视教条的摩罗精神、撒旦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您80年代起就与莫言有交往,对莫言这些年来在文学与文学领域的发展,您有何评价?
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中文系读书,我与他有一段课堂之缘。出国之后,邀请我到科罗拉多大学的葛浩文教授,罢黜百家,独尊莫言。他不仅翻译莫言作品,而且整天念着莫言的名字,像和尚天天念经,于是,我也跟着念,跟着注视莫言的文学步伐。从一九八四年秋天至今将近三十年中,莫言给了我四次创作的冲击波。第一波是他的中篇小说也是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艺术完整,基调凄楚动人。其主人公黑孩,未说一句话,却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全部苦难和中国人承受苦难的人间最顽强的生命力。其文学价值决不在《阿Q正传》之下。冲击波的第二阶段是小说《红高粱》连同电影《红高粱》的出现。这部小说从语言上说缺少《透明的红萝卜》那种无穷韵味,但在精神上却进一步把生命之火点燃,同时又颠覆了历史,即颠覆了习惯性的权力叙事。第二次冲击波,是《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这两部作品,一部是现实写作,一部是荒诞写作,二者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批判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第三次冲击波是九十年代中期所作的《丰乳肥臀》,此部长篇把《红高粱》的历史解构推向极致,尤其是把中国人种退化的叙事推向极致。这是一部充分莫言化(充分个人化)的百年中国沧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运史。此书像重磅炸弹似地一扫教科书的惯性叙事。最后是新世纪的第四次冲击波,《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蛙》(2009),一部接一部地爆炸,既是在“文坛”的空中爆炸,又是在读者的心中爆炸。我注意到,莫言每一部小说都在突破自己,对于一个已经创造出八部长篇小说的作家,要突破自己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但莫言却不断变幻自己的面目和手法,把想象力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被第四冲击波震撼之后,我已确信,莫言是一个产生于中国的巴尔扎克似的伟大作家。此次他获诺奖,只是给这个大作家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
至于这二、三十年莫言在文学上有什么发展?这是个大题目,恐怕得待莫言研究者去探讨。我只能说说印象:莫言的第四冲击波比前三波写得冷静一些,而且更重审美形式,更可回味。或者说,笔法更成熟,思想性与艺术性更为统一。《蛙》的后半部甚至隐含“我”和“姑姑”的忏悔意识;“姑姑”一生激进,扼杀(强迫流产)了九千多婴儿,晚年却和丈夫捏了九千多个泥娃娃,而且最后捏的那一个,象征的是“我”的精子的婴儿。这种救赎情怀说明莫言在“一泻千里”的写法中已放入“冷观”与“审视”,很值得研究者注意。十月中旬我读了许子东教授评《蛙》的文章,看到他早已注意了这一点,他在阐释“泥娃娃的隐喻”时,指出“这是一种奇特的忏悔”,很有见地,也对我很有启发。他的《生死疲劳》,更是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的完美结合,绝对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
除了小说文本的“发展”。去年十二月二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讲述“贪官也可怜”,把“贪官”也视为一个“人”,也从人性的视角去看。这说明莫言已经不再把批判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而是把“盯着人”、“贴着人”、“抒写人”作为写作的基本点。这种意识的自觉,正是莫言的“发展”。他获得诺奖之后所发表的言论,非常低调,一点也不激愤与亢奋,这也说明他的主体意识比前期冷静。我认为这是他的进步。
(8)问:莫言的英文翻译葛浩文教授,是您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同事与朋友,您对他有所评价吗?
答:葛浩文教授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值得中国人尊敬的翻译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家。他是犹太裔的美国人,除了英文水平高之外,其中文语言能力恐怕没有另一个外国人可以和他相比。他的中文说得比我好。他比我大两岁,数十年来他把全生命投入中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尤其是投入肖红与莫言。他和夫人林丽君教授,都极为勤奋,常为一个字、一个词的翻译而终日苦思苦索,其精神真是令人感动。迄今为止,他们已翻译了鲁迅、肖红、陈若曦、白先勇、王祯和、朱天文、张洁、贾平凹、李锐、杨绛、李昂、黄春明、古华、苏童、阿来、韩少功、虹影、王朔、艾蓓、老鬼等作家的三十多部小说,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他的翻译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部分代表作,不管有没有销路,只要是好作家好作品,他就翻译,完全没有商业需求。他还和他的学生蔡元丰组织翻译我的文学理论,这项工程,只有辛苦,完全无利可图。一个外国人,能够对中国文学如此深情,能够如此为中国文学付出毕生心力,能够翻译出如此大量让西方刮目相看的作家作品,其功绝不在治水的大禹之下。对于这种一个中国文学的伟大朋友,我只能向他表示最高的敬意。至于翻译水平,我因为英文不好,没有发言权,但美国那么多出版社的英文编辑,绝对不是瞎子。他们选择葛浩文,信赖葛浩文,完全选择对了,信赖对了。他们最有发言权。总之,我衷心钦佩老葛这位“性情中人”,这位为中国文学天才双手握笔、两肋插刀、一往情深、一以贯之的语言巨匠。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香港科技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