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之洞”的思想“至乐”

         ——中国哲人李泽厚、刘再复侧影

    少时读《庄子·至乐》篇，就萌生一个疑问：“人生在世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当时在有“文学家摇篮”之称的北京二中就读，学校文、史、哲氛围浓厚，以艰苦朴素著称，师生之间都是谈学习，谈文章，谈思想，绝无谈吃谈喝、炫富显贵、追求享受之风。恩师韩少华先生就经常穿着条补钉裤子，在大食堂就餐，当时又是男校，清一色的蓝制服、黑棉袄，绝无娇声艳色，所以我以为能像韩师那样用优美的文字表现自己的所感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后来在大学里经过“文革”的磨砺，又在农村学校经受了艰苦的摔打，我长久陷入困惑与沉思之中，进一步感到思想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文字必须包含深刻的思想，如无思想，再好的文字也是苍白的。所以给自己列出了座右铭：

     思想之乐，乃人生最大快乐。

    思想家之境界，乃人生最高境界。

    我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此生是成不了思想家的，然而我“终生不渝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

    什么人才是思想家呢？我不断探讨这个问题。但长期以来只是从书本上仰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在实际生活中很少亲身接触。2006年底在上海拜见了王元化先生，深为他晚年仍然不停的思想探索所感动，觉得这就是思想家。写了《思想家的铜像》一文，刊登在当年12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上。遗憾的是相谈时间过短，2007年又错过与元化先生再谈的机会，不到半年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幸运的是2012年7月25日至8月2日，我再访科罗拉多高原，与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相处一周，才更深入地亲炙了思想家的风范，感受到了“达摩之洞”的思想“至乐”。

    再复把他和李泽厚先生当下所处的环境比喻为“达摩之洞”，说道：“据初唐僧人道宣《续高僧传》记载，禅宗东土第一代大师菩提达摩，当年‘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他的确经过一番面壁的功夫，而且是在‘岩穴’里。远离喧腾的‘岩穴’帮助达摩把思想凝聚，也帮助他穿越精神的隧道，一直到达内心最深的地带。达摩是个大隐，无论在江湖山林，还是在街头闹市，他都可以有所修，有所悟，哪怕是在宫廷之中与梁武帝对话，他的心灵也不会被富丽堂皇的殿宇所遮蔽。借助‘达摩之洞’这一意象，就是督促自己坐下来好好读书、思考，即‘坐定’以修，‘坐定’以求。我相信‘定’即‘慧’、‘慧’即‘定’的说法。达摩一坐就是九年。没有面壁十年的功夫，哪有中国禅宗的草创？我和李泽厚先生一起，生活在‘象牙之塔’中，正像在‘洞’中面壁的达摩，不过我们面对的‘壁’是洛玑山。”
　　我环视他的书屋，见书满四壁，南面墙上的书架上，整整齐齐排列着再复五年来的新著：《红楼四书》、《双典批判》、《师友纪事》、《人性诸相》、《高行健引论》、《李泽厚美学概论》、《读海文存》　……出书已达第九十九种。写字台上摆着一份刚刚收到的Cambria　Press的祝贺信。出版社祝贺他的英文版《红楼梦悟》得到国际性《中国研究书评》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有趣、迷人，富有启发性与吸引力的解读”。另一专著《双典批判》的英译本也很快就会问世。
    翌日傍晚，我又随再复拜访了李泽厚先生，与先生在家里阳台上亲切地聚谈，先生温存地微笑着，如一尊沉厚、稳重的石像。他与再复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中有一句箴言：“会欣赏思想也是一种幸运。” 我恰恰是一位幸运者，欣赏到了思想家的思想。当提到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度”的哲学范畴时，听到了这样的谈话：

        李先生沉思片刻，悠缓地说：“讲‘度’就是反对走极端。”李先生的晚年  创若干哲学大范畴，“度”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的论述中，这个“度”，便是把握中道。这不是概念，而是实践，是主观对客观的把握。它不是语言，而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带有历史本体性。

    再复补充说：“左、右两种极端都是深渊，‘度’让我们避免落入深渊。我和李先生的《告别革命》讨论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并不否认以往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作历史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为了避免落入‘极端’

的深渊。”

    李先生点点头，肯定地说：“所有哲学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和为现实的发展提供思路，我提出的历史本体论和对于历史合理性的‘度’的重视，归根到底就是强调选择改良是目前中国最为合理的政治方案。”(见拙文《再访科罗拉多高原》，载2012年8月31日文汇读书周报5版特稿)

     我听了二位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深切感到人必须有思想。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也在于思想。一个学者如果没有思想，再用功也只能生产垃圾，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看到的廖冰兄的一幅漫画《自嘲》。画的是一个蜷缩成一团的知识分子，看来原来是被囚于罐中的，如今罐虽已被打碎，他却仍然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一听到《告别革命》的书名立刻跳起来反对的人，除个别另有用心者之外，很多人是在所谓“革命”的思维窠臼中蜷缩得惯了，虽然惨遭“革命”之苦，但内心深处仍然视“革命”为唯一“圣物”，一旦有人提出“告别”就神经过敏，非反对不可，生怕再被打入“反革命”的地狱。这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固定化的思维结构”在做怪。《国际歌》里有一句：“让思想冲出牢笼”，我们应该大胆冲破“牢笼”，开拓自己的思维空间，跳出过去的思维窠臼，以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多方面、多方向地想一想，不要再在惯性思维的跑道上滑行了。

    我很想与李先生尽兴长谈下去。但先生到底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9点多，再复拉我告辞。路上，再复告诉我：李泽厚的哲学具有体系性与原创性。所以真正进入了世界哲学史册。美国诺顿公司2010年出版了一部　《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是甄选、介绍、评注从古典时期至现当代的世界各国批评理论、文学理论的权威性著作，入选的篇章皆出自公认的、有定评的、最有影响力的杰出哲学家、理论家和批评家。第一版由艾森特·利奇主编，出版后好评如潮，很快成为全世界各地大学最流行、最重要的批评理论教材之一。本年内此书即出第二版，仍由艾森特主编，并请其他六位世界级教授参编。此版收入一百四十八位著者的一百八十五篇作品，始于古希腊的高尔吉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终于美国女学者朱迪丝，号称“最全面深广”、“最丰富多彩”的选本，成为理论和批评的“黄金标准”。编者在《前言》的开头自豪地宣称，第二版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选入四位非西方学者的著作，包括中国的李泽厚、日本的柄谷行人及阿拉伯和印度的各一位哲学家。此书卷首排列两个目录，其一按著者的生年排序，其二按理论和批评的类别排序。在第二个目录中，李泽厚的名字被分别列举于三种类别之下：美学、马克思主义及身体理论。其中美学一类最引人注目。此类仅仅收入十三位学者，几乎全是声名赫赫的大哲学家，包括休谟、康德、莱辛、席勒、黑格尔等。李泽厚是其中唯一的非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在著者评介中，编者称：“李泽厚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观！他所发展的精致复杂、范围宽广的美学理论持续地值得注意，特别是其中关于‘原始积淀’的独创性论述。”
　　哲人都是孤独的。李先生深爱他的孤独，从来不喜抱团、扎根，不做风气中人、潮流中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众声喧哗中，一语而出众人惊。经过数十年的孤独面壁，形成了他庞大、切实、富有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他晚年为了保持宁静，已经婉拒了许多采访。今晚能和再复一起与我做这样随意的聚谈，是极为稀少的。真是三生有幸！我已经很满足了，不敢再打扰了，只是在再复的“达摩之洞”旁的小屋中，一边凝望窗外的洛基山，一边回味他们的谈话，品读他们的著作。
　　7月29日上午，再复突然来到我的小屋说：“明天上午十点，李泽厚先生来，要在波德的中国饭馆请你吃饭。”一时间，我真的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
　　30日上午，李先生开着一辆红色的轿车，和夫人一起准时来到再复家门口。我赶忙迎出去，见他穿着牛仔裤，黄色黑花短袖衬衣，很有精神，像是六十开外的人。再复曾私下告诉我：这位大理性主义者是很准时的。我看了看手表，果然是十点整，一分钟都不差。
　　饭馆的菜肴很美，但我竟吃不出味儿来，因为觉得能与李先生和再复一起聚谈，比吃什么都美……两位先生站立在精神的高原上，“温和而又坚持，思想之丰富，如霞之绚；软语之温存，如霞之暖”。
    饭后分别，我随再复和菲亚回家休息，久久不能平静，始终沉浸在欣赏思想的欢乐中。下午4点，再复准时外出散步，我也随去。5时许回来，菲亚告诉我们：“李泽厚先生来了，拿着本书，兴冲冲地找再复。见不在家就朝你们散步的方向追去了。”我和再复连忙去追，但没有找到，只好又返回家中。

天色昏黄时，又听李先生在门口呼喊，再复赶忙迎接。李先生却不进门，只在门口交给他两本书，兴奋地说了几句就回自己家了。

    再复回转来对我说：“李泽厚这位哲人又发现什么思想线索了。”把李先生给他的书交给我说，“这是李先生自己的《<论语>今读》，这是他刚读完的《维特根斯坦传》。他发现他在《<论语>今译》中对‘太初有为’的解释，维特根斯坦也说过。让我帮他查查歌德《浮士德》中又是怎样说的。”

    于是饭后，再复顾不上休息，就到他的书斋中查阅绿原译的《浮士德》。我回到他们安排的小屋中翻看李先生读过的两本书。

     这两部书都是精装的，很厚很重。我从《<论语>今读》第129页看到李先生对“太初有为”作了这样的解释：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译>

    孔子说：“君子要说话迟顿，做事勤勉。”

    <注>《朱注》谢氏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 

    <记>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反对“佞”、“巧言”、欣赏“木讷”等等，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也许这就是“太初有言”(《新约·约翰1.1》)与“太初有为(道)”的区别？“道”是道路，在儒学首先是行为、活动，并且是由人道而天道，前者出而后者明。歌德《浮士德》说：不是太初有言，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act)，似颇合中国哲理，即有高于和超出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并非“言”、“心”、“力”，而是人的(在浮士德也许是天一上帝的)“行”：实践、行为、活动。《论语》全书贯串着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这样才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塑造出健康的人性，这便是儒学基本精神。正是它，才能不同于纯哲学。一般哲学并不如此要求，只有宗教才要求人的行为必需符合教义。在儒学，它发展为“工夫即本体”的深刻的哲学命题，宋明理学大家尚能时时警惕自己，使言行合一。但其末流以至今日的现代新儒家就未必如此。现代新儒家使儒学为纯课堂的思辨哲学，已失去本应有的准宗教品德了。

    原来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用“太初有为”的观点解释了孔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最近他又读《维特根斯坦传》，看到维特根斯坦也引用过“太初有为”一语，引起了浓厚兴趣，联想起歌德的《浮士德》，要找出“太初有为”的话与之对照。手边没有《浮士德》，就请再复帮他找。

    我又翻阅李先生读过的《维特根斯坦传》，见这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长达六百二十四万字、672页的大部头厚书，有不少折页和夹条，书中屡有重点划线。看来书的主人是逐页逐字细读过了，第582至583页画出了着重号：

      ……维特根斯坦的论述的着力之处，是使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语词、句子上移开，放到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去，放到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中去：

    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于说，最终不能描述逻辑？你必须察看语言的实践，然后你就会看到逻辑。

    歌德《浮士德》里的一句诗概况了他的态度：“A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为”)，维特根斯坦赞赏地引用了这话，而且也有理由把这话视为《论确实性》的题铭----实际上也可把它视为全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题铭。

    看到这里我有些明白李先生为什么那样兴奋了。

    第二天再复起得稍晚，起来后睡眼惺忪，像是熬了夜。询问，他有点儿歉疚地说：“翻阅《浮士德》到半夜，竟没有找到‘太初有为’的话。”

    午前他只好把《浮士德》拿到后边李先生的家里，请他自己再看一看。到了下午4时许，忽然接到李先生的电话，我从旁听到他孩子般欢喜的声音：“找到了！找到了！！是在上册‘书斋’一章。”再复拍拍头说：“噢！我尽在下册找了，怎么能找到。”连忙跑到李先生家里，好一会儿才回来，捧着《浮士德》让我看，原来第33页写着这样的诗句：

    ……我们要学习珍视超尘脱俗的事物，要渴慕只有在《新约》中才燃烧得最高最贵最美丽的“启示录”。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古本，怀着至诚的心情试将神圣的原文翻译成我心爱的德语。(打开一卷，着手翻译)上面写道，“太初有言！”这里给卡住了！谁来帮我译下去？我不能把“言”抬得那么高，如蒙神灵开导，就得把它译成另外一个字。那么，上面可是“太初有意”了。第一行得仔细推敲，你的笔下不能操之过急！难道“意”能够实行和创造一切？我想它应当是“太初有力”！可一写下这一行，我就警觉到，还不能这样定下来。神灵保佑！我可有了主意，于是心安理得地写下：“太初有为！”

    我看了不大理解，再复给我解释道：“李泽厚先生之所以这么兴奋，是因为他在《<论语>今读》中讲解了‘太初有为’之后，还不断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进行思考。昨天看到《维特根斯坦传》里有关于‘太初有为’的话后，就联想到这个问题，从《浮士德》、维特根斯坦等多方面论证儒学首先是行为、活动，不是太初有言，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即有高于和超出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并非‘言’、‘心’、‘力’，而是人的‘行’：实践、行为、活动。《论语》全书贯串着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这样才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塑造出健康的人性，这便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又说李泽厚先生八十有二了，仍然手不释卷，读的多是英文书；不停思考，思考的多是“人类走向”的大问题。他经常在书斋面壁，一言不发，穷根溯底地思索人类和宇宙的根本性难题。有点儿像鲁迅在《出关》中描写的老子，好似木讷的“呆木头”。其实，先秦诸子中只有一个人最具精神定力，这就是老子。他有一种不为世事沧桑所动的定力。当时诸子们都非常繁忙，为了说服君王和传播自己的学说，常常到处奔波，连孔子也是坐着牛车在崎岖路上东西颠波。只有老子具有无可动摇的定力，所以他《道德经》五千言，才写得如此精粹、精辟、精深，这正是精神定力的结晶。老子产生于禅之前，但后代学人却喜欢把‘庄禅’连在一起说，觉得老庄与禅宗的思想方式相通，也就是说，老庄身上早就有一个“达摩之洞”。李泽厚先生的夫人马大姐非常理解和尊重先生的思考与治学习惯，从不打扰，只是一心一意地把房间拾掇得雅洁、明净，将饭做得香软、可口。相夫教子，尽职尽责。李先生风趣地说：从没有看过舞蹈演员的夫人跳舞，夫人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书和文章。俩人各做各事，互不妨碍，相安和谐。李先生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别看他在书斋面壁时，淡定、木讷，但他前几年在波德城洛矶山脉开车穿行时，竟然以海德格尔的激情创下飞奔四百公里的纪录。当马大姐埋怨他时，他竟为自己的记录兴奋不已。因为海德格尔哲学占据着他的头脑，海氏认为一切都可能是虚假的，唯有死亡是绝对真实的。知道死的必然，才能把握充满偶然的人生，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努力进击，不断在思想探索的路上获得真知，也享受思想的“至乐”。

    第二天，是我在科罗拉多的最后一天，分别之际，随再复、菲亚和李泽厚、马大姐在游泳馆会面。年过八旬依然穿着牛仔裤，黄色黑花短袖衬衣，腰板挺直，更有精神了。我觉得他是为在思想岩层的钻探中又有所获而感到极为快乐。

    是的，通过“达摩之洞”，可以和人类最精彩的灵魂相逢。所谓“相逢”，就是思想要点的共商与共鸣。人生的大愉悦就在这种相逢之中。《庄子·至乐》篇实质上讲的就是人的快乐就在人对本体之物的彻底感悟中。只有达到物我同化、主客消融、身心合一的人生在世的绝对之境，在虚空、无我、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从而感到思想的“至乐”。

    在李、刘二先生身边，我也亲身体悟到了思想家在“达摩之洞”的思想“至乐”！

载自《传记文学》二〇一三年第一期

再访科罗拉多高原

                  ——又见中国哲人李泽厚、刘再复 

张梦阳

 来源:刘再复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081e90102dz08.html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山火刚刚熄灭，首府丹佛电影院《蝙蝠侠》首映式上就发生枪案，死伤数十人，震惊全世界。这使我再访科罗拉多高原的心情更为急迫了——崇仰已久的师友、高原上的中国哲人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境况如何呢？真令人揪心。

    而当我在丹佛机场终于见到来接我的再复，看到他满面红光，更加充满活力时，心就放下了一半。及至乘上他的汽车，在茫茫高原上倾听关牧村唱起再复的挚友施光南谱的歌曲，甜美的女中音在莽莽苍苍的荒原与白云间回荡，地平线上的洛基山在云霞间起伏，就感到无比地舒心。进入他的书屋时，紧悬的心完全放下了——再复静谧、温馨的书屋愈加宁静、安然，仿佛周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种宁静使我清醒地记住了再访的时间——2012年7月25日。距2007年初访，写作《科罗拉多的晚霞》，已经整整五年了。地球环绕太阳又运转了五圈。

    朦胧中，我恍然望见再复似乎站立在苍穹的上角，淡定一笑，沉静地说：“我和李泽厚先生一起，生活在‘象牙之塔’中，正像在‘洞’中面壁的达摩，不过我们面对的‘壁’是洛基山。”

    我环视他的书屋，见书满四壁，南面墙上的书架上，整整齐齐排列着再复五年来的新著：《红楼四书》、《双典批判》、《师友纪事》、《人性诸相》、《高行健引论》、《李泽厚美学概论》、《读海文存》……出书已达第99种。写字台上摆着一份刚刚收到的Cambria Press 的祝贺信。出版社祝贺他的英文版《红楼梦悟》得到国际性《中国研究书评》的高度评价，称之“有趣、迷人，富有启发性与吸引力的解读”。另一专著《双典批判》的英译本也很快就会问世。

    这时，一个和蔼的声音呼唤着我，叫我吃饭，是再复的夫人菲亚的呼声。我连忙过去，和她紧紧握手，感到回到了久别的亲人家中。

    再复能够获得这样大的成果，首先得益于他具有极高的天赋，又极度用功。20年如一日，每天“黎明即起”，清晨五、六点钟便开始写作。他说：守持“象牙之塔”，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耐得住清贫。长期坚持下去，修炼出一种定力，才能聚精会神，使读书、写作处于沉浸状态和面壁状态。此外，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状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有位贤内助----克己奉家、总是那么温良、仁爱的菲亚。

    第二天傍晚，我随再复拜访李泽厚先生。

    李先生的家在再复家的后街上，步行五分钟就可到达。

    这是一座西式的雅舍，北半部是红砖砌成的斋舍，南半部是白色的车库自动门，上面是翠绿色的尖顶阁楼。舍前是火红火红的玫瑰花和绿毯似的草地，绿滢滢的草丛中间立起一株圆形的桉树。

    走上台阶，门开了，一位年过七旬却不掩舞蹈演员秀美身姿的女士迎了出来。再复介绍说：“这是大嫂，李先生的夫人马大姐。”我与马大姐握手。她的手很细很软。

进到房里，见宽敞的客厅边上安静地站着一位穿睡衣的老人。我知是李先生，像朝觐一般，躬身与他握手。我感到他的手温暖、宽厚，立时放松下来。

    主人领我参观雅舍，客厅西邻是李先生的书房，不大，但极雅静。北边是先生和夫人的卧室，温软而馨香。再就是厨房、餐厅和楼下儿子自成一体的套房。

    先生引我们来到乳白色的阳台上，坐在早已安排好的藤椅上，中间茶几上摆着切好的红润润的西瓜块和黄滢滢的哈蜜瓜片。

    一坐下，再复笑道：“五年前我和梦阳来时，您不在，只有庙，没有方丈。梦阳只在庙前留了个影。如今可好，有庙，也有方丈了。”

    李先生仍然温存地微笑着，如一尊沉厚、稳重的石像，没有答话。我捧着一叠书送给他：“这是我新写的鲁迅传《苦魂三部曲》之一《会稽耻》。这是刚出的《随笔》第4期，里面有我的《论“文革思维”》。刊物一印出，麦婵主编就快递给我，让我送给您和再复。“

    再复已经看过文章，很感兴趣，向李先生介绍说：“梦阳认为‘文革思维’有四大特征。第一就是极端性。”

    李先生沉思片刻，悠缓地说：“讲‘度’就是反对走极端。”李先生的晚年独创若干哲学大范畴，“度”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的论述中，这个“度”，便是把握中道。这不是概念，而是实践，是主观对客观的把握。它不是语言，而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带有历史本体性。

    再复补充说：“左、右两种极端都是深渊，‘度’让我们避免落入深渊。我和李先生的《告别革命》讨论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并不否认以往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作历史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为了避免落入‘极端’的深渊。”

    李先生点点头，肯定地说：“所有哲学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和为现实的发展提供思路，我提出的历史本体论和对于历史合理性的‘度’的重视，归根到底就是强调选择改良是目前中国最为合理的政治方案。”

    我听了二位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说道：“目前中国问题很多，社会上充满矛盾。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办呢？按照‘文革’的法子‘革命’、‘造反’、‘打倒一切’吗？不能的。倘若这样做，只能使情况更糟！”

    再复接着说：“社会矛盾永远都会有，但是解决矛盾还是用阶级协商的方法比用阶级斗争的法子好。我们的立场是非常理性也是非常中性的。‘价值中立’其实是终极价值关怀，即只对人民负责与对历史负责，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动机与个人动机。”

考虑到李先生已年过八旬，不宜太累，谈到晚上九点多钟，虽谈兴犹浓，再复还是拉我告辞。

    李先生和马大姐一直送我们到门口，在夜色中向我们招手。我回望李先生的身影，恍然感到他宛若洞中的一尊佛像，淡定，坦然，超然……

    路上，再复告诉我：李泽厚的哲学，具有体系性与原创性。所以真正进入了世界哲学史册。美国诺顿公司2010年出版了一部《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是甄选、介绍、评注从古典时期至现当代的世界各国批评理论、文学理论的权威性著作，入选的篇章皆出自公认的、有定评的、最有影响力的杰出哲学家、理论家和批评家。第一版由艾森特·利奇主编，出版后好评如潮，很快成为全世界各地大学最流行、最重要的批评理论教材之一。本年内此书即出第二版，仍由艾森特主编，并请其他六位世界级教授参编。此版收入一百四十八位著者的一百八十五篇作品，始于古希腊的高尔吉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终于美国女学者朱迪丝，号称“最全面深广”、“最丰富多彩”的选本，成为理论和批评的“黄金标准”。编者在《前言》的开头自豪地宣称，第二版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选入四位非西方学者的著作，包括中国的李泽厚、日本的柄谷行人及阿拉伯和印度的各一位哲学家。此书卷首排列两个目录，其一按著者的生年排序，其二按理论和批评的类别排序。在第二个目录中，李泽厚的名字被分别列举于三种类别之下：美学、马克思主义及身体理论。其中美学一类最引人注目。此类仅仅收入十三位学者，几乎全是声名赫赫的大哲学家，包括休谟、康德、莱辛、席勒、黑格尔等。李泽厚是其中唯一的非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在著者评介中，编者称：“李泽厚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观！他所发展的精致复杂、范围宽广的美学理论持续地值得注意，特别是其中关于‘原始积淀’的独创性论述。”

    哲人都是孤独的。李先生深爱他的孤独，从来不喜抱团、扎根，不做风气中人，潮流中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众声喧哗中，一语而出众人惊。经过数十年的孤独面壁，形成了他庞大、切实、富有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他晚年为了保持宁静，已经婉拒了许多采访。今晚能和再复一起与我做这样随意的聚谈，是极为稀少的。真是三生有幸！我已经很满足了，不敢再打扰了，只是在再复的“达摩之洞”旁的小屋中，一边凝望窗外的洛基山，一边回味他们的谈话，品读他们的著作。

    7月29日上午，再复突然来到我的小屋说：“明天上午十点，李泽厚先生来，要在波德的中国饭馆请你吃饭。”一时间，我真的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

    30日上午，李先生开着一辆红色的轿车，和夫人一起准时来到再复家门口。我赶忙迎出去，见他穿着牛仔裤，黄色黑花短袖衬衣，很有精神，像是六十开外的人。再复曾私下告诉我：这位大理性主义者是很准时的。我看了看手表，果然是十点整，一分钟都不差。

    饭馆的菜肴很美，但我竟吃不出味儿来，因为觉得能与李先生和再复一起聚谈，比吃什么都美……二位先生站立在精神的高原上，“温和而又坚持，思想之丰富，如霞之绚；软语之温存，如霞之暖。”

    傍晚，科罗拉多的晚霞又升起了。依然美不胜收，却显得愈加柔和、温润……

                 2012年7月31日于美国科罗拉多

张梦阳简介：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现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学术成果：《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主要编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鲁迅研究书系》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的创作，第一部《会稽耻》26万字已由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于今年1月推出。

科罗拉多的晚霞 

             ——洛矶山下刘再复

张梦阳 

晚霞

   科罗拉多的晚霞美不胜收。浩瀚广漠、苍茫浑黄的高原上，渐渐变暗的蓝天、白云在头上向后疾飞，正前方的西边，黑森森的洛矶山脉像横卧在天宇尽处的一条起伏的兽脊，铁色的脊梁中间背负着橘红的云朵。云朵拥抱着一轮血红的夕阳，放射出神秘而柔和的金红的霞光，把云层染成不同的颜色：瑰红、黄红、红黄、金黄、淡黄、黄白……

    这就是我不远万里去看望再复时，在他的汽车上，从丹佛机场到他洛矶山下家中的路上所看到的美景，简直像一幅名贵的油画，一处天堂边上的仙境。

我和再复自80年代末在那难忘的广场上分别十六年以后，2005年5月才在日本讲学时相晤。两年后，我到美国看望女儿、女婿。他们问这问那，想尽办法尽孝心。我则说：什么都不需要，就是请你们给我订到丹佛的飞机票，我要去科罗拉多大学看你们的刘再复伯伯。

   他们立即照办了。2007年8月5日傍晚，我终于又和再复在丹佛机场拥抱在一起，和他的夫人菲亚一同坐进他的汽车。

书屋

   再复已经能够熟练地开车了。到高速公路关口又谙熟地用英语对话，他业已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但作为深知他性格和习性的老朋友，我心知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黄昏时分，进入社区。一座座精致的洋房，地毯一样的绿草坪，拐了几个弯，开到一所坐西朝东的洋房边上。用遥控器开了车库门，进了车库，下车一看，见三面都重重叠叠罗满了书，成了一座书库。左边里角下台阶是门。再复和菲亚领我进门，开了灯，又见四壁图书，满满当当，茶几上放着一尺多高的蓝色线装《红楼梦》。

   再复指着书亲切地说：“这是李泽厚先生特地从大陆越洋带给我的。送我时还说：‘金粉送美人，宝剑赠壮士。’《红楼梦》送给再复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肯定地说：“《红楼梦》之于再复，比金粉对美人、宝剑对壮士还重要！”

再复会心地笑了。

   大沙发上还堆着看了半截、折了页的《六祖坛经》和报纸。一见便知书房的主人，是在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兴趣集中在《红楼梦》和禅宗上。大书房的左侧是两间卧室，各放着单人床、写字台、靠背椅和大书架，其实也是书房。

   顺楼梯上楼，是生活区。两间舒适的卧室，客厅里是沙发和大电视。隔墙一边是厨房和餐室。餐室一面墙上挂着《世界日报》周刊封面刊载的照片：再复一家四口与金庸夫妇的合影。两个女儿小梅和小莲都已成人，很漂亮，很有出息。小梅是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小莲是东方航空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两人都是靠奖学金，自力更生苦学出来的。

   这一切告诉我：再复夫妇在这座书屋里生活得很踏实、惬意。

   出国之前，朋友们对再复夫妇在海外的生活很担忧，这回我可以向他们报平安了。

    看着再复的美国居室，二十八年前，即1979年五一劳动节，我第一次到再复家做客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那是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老学部大院的8号楼里。黑暗潮湿的楼道里排满了各家的煤炉和炊具，只能侧身而过。再复家只有一间十二平米的房子。过去是单身宿舍，如今住了一家三代五口人：再复的妈妈、再复夫妇、再复的两个女儿小梅和小莲。屋里摆着一张大床，旁边放着小床，床对面的墙边是一张小桌、几把小凳。再复的妈妈，一位精干而慈祥的老人，在楼道里给我们几位客人炸藕合，一种福建小吃。老人炸好一盘后，悄悄端到小桌上，又默默地回到楼道里继续炸。藕合很香。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这样的小吃了。中间我去厕所，菲亚正在楼道里抱着两岁的小莲站着。看见我，连忙躲开。我冲她点了点头。到厕所里，见尿池里满是很厚的棕黄色尿碱，气味难闻，而楼里的人们却要在旁边惟一的水池里洗碗。我真对中国最高学术机关的学者的生活困境感到惊愕！从厕所出来，听到小莲在哭，菲亚抱着她无所适从，我才恍然大悟：她们是为了给客人腾位子，躲到楼道里来了。小梅则是跑到院子里看书了。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连忙回屋示意客人们告辞。再复还一再挽留。菲亚无奈地叹道：“嗨！连个退路都没有。”

   告辞后走在路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既为再复这些知识分子的困境感到难受，又深深体验了这一家人的忠厚和善良：自己生活在如此的环境中，却时时想着别人，不惜一切地帮助别人，接待别人。我不过是一个北京城里人看不起的农村教师，由张琢先生推荐了一篇关于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问题的论文后，再复和我一见如故，竟然一见面就说希望我能到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工作，并和林非先生一起“拔猛将于卒伍”，不遗余力地从廊坊调我来到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最使我难忘的，是廊坊方面不愿放我时，我到他后来借住的东四六条一间小屋里求救。他一听我说明情况，二话不讲，立即放下正在紧张写作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第二天一早就和我一起到廊坊反复劝说。当调动又出现阻力时，他又据理力争，排除一切阻碍，一定要把我调来。给予了这样大的帮助，却不仅未收过我分毫礼物，还总让母亲给我做饭吃。这是多么大的恩德啊！而受过再复无私帮助的，并非我一人，而是许许多多的人。当然里面也有负义的小人，再复也对这种人愤愤不已，但是总不改他的赤子之心，永远对人一片赤诚。他真是有着一颗金子一样的心，银子一样的心。二十八年以来，我之所以始终如一日地沉潜于鲁迅研究，做出一系列成果，并将终生坚持下去，写更大更好的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以实绩证明林非先生和再复当初对我的一调，是非常有眼光，非常正确的。我没有辜负他们的重望。

    菲亚安排我住进楼下靠窗一间书房，再复就在隔壁。我走进书房，见床上被褥全是新换的。菲亚说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我来住了。墙边一个书架上摆着再复到海外以后出版的新著：《漂流手记》九种、《书园思绪》、《告别革命》五版、《人论二十五种》、《现代文学诸子论》、《放逐诸神》、《高行健论》、《罪与文学》、《红楼梦悟》、《思想者十八题》，以及和女儿刘剑梅合写的《共悟人间》，等等，近二十种。一排书架已经放不下了。写字台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他在香港城市大学做“高行健的文学状态”的演讲时的布告，上面有他与高行健的合影，都很精神，很有朝气。书架上还放着一张照片。拿过一看，见是我和他们夫妇在日本的合照。

    我充满感激地道谢，又走到大书房，见旁边一个书架上放着一张老人的照片，尚未上墙。是再复的母亲，五月份刚刚去世。我深深地怀念她。吃过多少次老人做的饭啊！她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再复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两个弟弟，三弟才两个月，全靠母亲的辛劳，把兄弟三人拉扯大。大儿子成为当代中国的大思想者和大文学家，三儿子成为东方航空公司香港分公司的执行董事，都这样有才和漂亮。我知道再复心中是多么思念母亲，不愿引起他的伤痛，有意心照不宣。只是眼望着他母亲的相，却谈起我的父亲，说道：

   “我父亲1996年去世前不久，还向我问起你。说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像再复和林非先生这样在自己人生途程转折关头有过重大帮助的师友，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为人最可耻的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势利小人最可鄙。我是在八宝山与父亲遗体告别时，看到北京市政公司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凡是能走动的，都整整齐齐地在寒风中站着，才明白了自己父亲的价值，他的告诫的分量。深悔自己大学期间为了表现进步，竟然批判父亲。其实，父亲的为人我比不了，那些要求我批判父亲的人更没有可比性。以后要再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散文。”

　再复很感动，他见过我的老父亲，也看过我追思父亲的文章，说道：“要写，就着重写你父亲临终前的叮嘱：‘做好人，写好书。’做人的真理比其他任何真理都重要。”

   是的。首先要做一个好人。

   菲亚叫我们吃饭。我们一边吃着她精心准备的佳肴，喝着科罗拉多当地出产的极可口的啤酒，一边开怀畅谈。

   再复兴奋地说道：“从功利的牢房，概念的牢房中挣脱出来，守持生命的本真，这才是诗意的存在。海德格尔晚年那么崇尚老子，就因为老子告诉他，人应当怎样诗意地栖居在人间大地之上。关于如何‘诗意栖居’这个大哉问，老子比海德格尔所喜爱的荷尔德林回答得更加清楚，而且早了整整两千年。五十而知天命，对我来说，出国后的‘第二人生’，就是知道老子所说的‘返’字，返朴归真，使我找到了生命的大方向，所以我把返回童心视为此生此世最大的凯旋。我已从沉重的阶级债务和民族债务中解脱，完全回到个体独立的状态，孤独的状态。刚出国时，我害怕孤独，现在则充满占有孤独的快乐。这种独立的、孤独的状态，与大众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社会也没有太多关系。我觉得我与大自然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与社会的关系，几乎是自然人，不是社会人。”

    我知道再复是在做极端性的表述，他仍然关心社会，但是生命形态的确发生大变动了，的确得到了大自由。

    我感慨地答道：“我真羡慕你的这种人生大自在。一进门，就感到了这种大自在。”

    我们自由自在地畅谈到深夜。

小城

    黎明即起。天一亮，再复就起来了。我从窗口看见他在后院的绿草地上迎着曙光漫步、沉思，在挂椅上读书。

   我赶紧洗漱完毕，到后院与再复会合。他高兴地让我坐在对面的塑料靠背椅上。

   后院的绿草地很大，中间、南边和西边有三处高大的树木，垂下浓浓的绿荫。荫凉下面都有舒适的椅子和茶几。草地边上放着割草机，再复说他经常在园子里除草劳动，一干就是一个下午。还在东北角种菜。自种的韭菜、茄子自家吃不完，常送给朋友吃。园子后方，可以看到黛青色的洛矶山脉。从山那边开来的汽车，由不远的公路上疾驶而过。

      一谈话就直奔主题，再复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读书：“中国文化整体，具有两大血脉，如同人体有动、静两脉。一脉重秩序、重人伦、重教化。这是以孔孟为灵魂的四书五经和之后的程朱理学，一直延伸到曾国藩、康有为等；另一脉则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此脉以老子、庄禅为灵魂，上可追溯《山海经》，下可连接《红楼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第二脉就是‘我的六经’。包括《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六祖坛经》、《金刚经》和我的文学圣经《红楼梦》。中国的佛教著作虽多，但唯有慧能的《六祖坛经》被尊崇为‘经’。抓住《坛经》则抓住构成中国大文化‘儒、道、释’三维中的释家一维。”

   我说：“我体会，慧能禅宗的精髓就是‘静滤’，过滤人生的渣滓，‘锤尽渣，炼尽灰’。向高境界升华。”

   再复说：“是的。人总得有点精神积极性。总得不断自救，不断提升个体生命的质量。而要向上升华，就要不断冲破窒息生命的概念。慧能发现概念是人的一种终极地狱，人的智慧并非人们熟知的那些概念，其实，许多大概念都是大陷阱，都可能让你产生语障、眼障、心障，让你的慧根善根全然灭绝。‘本来无一物’，是说生命本来是没有概念的，有了概念，才有‘法尘’，才有妄念。你我，正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整个青年时代全在‘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的概念地狱中穿行。如果不是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迷失和地狱体验，如果不是尝尽概念的苦果苦汁，就不能理解《坛经》，也不会认识慧能这个主张‘不立文字’的天才，也就不能跳出旧的思维框架。”说到这里，他感慨道：“我真为自己庆幸，庆幸能从概念网络中跳出来，从20世纪媚俗的思潮中走出来。”

   听他这么一讲，我便说：“这是书本上读不到的，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己的经历。”

   他高兴地回答：“你说得太好了！我们这一代人，是穿越太上老君炼丹炉的一代，经历太特殊，经验太丰富，参照系太强大，西方学者没有这种经验。这正是我们的优势，中国作家和中国学者的优势。有这种优势，我们才不仅有小悟，有大悟，还有彻悟。超乎寻常的经历使我们大彻大悟。”

   我说：“这就是要不断地悟，不断地破障，破除心中许多虚构的东西。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代跋二《大荒原上追“过客”》中说：上世纪80年代末，我忽然觉得过去长期存于头脑中、从未怀疑过的许多概念全都轰毁了，脑际一片空白。于是重新开始反思一切，逐渐悟出一些东西，领会出阿Q的精神启悟意义，又写了《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进一步谈悟性问题。后来《中国鲁迅学通史》理性反思篇的《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也是大悟后的结晶。”

   再复说：“是的。通过这种悟，你是大不一样了。你敢于面对历史悲剧，面对人文变迁的大背景，对奴性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掘与发现。”说到这里，再复强调要敢于正视走过的路，敢于正视那种种奴性的变态，他讲起在五七干校时，一位很老的哲学家讲过臭与香的辩证法。说起初觉得牛粪、猪粪和狗屎都很臭，后来经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思想改造，想到大粪可以增产粮食支援世界革命，便觉得香了。说牛粪变香还有可能，因为里面有草，干了可以烧。燃烧的牛粪饼有一丝香味。猪粪和狗屎怎么变香呢？

   我们都不禁哈哈大笑，感到蜷缩在奴性窠臼中的被扭曲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在可笑极了，对五七干校这种奴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无所觉悟，反倒要发掘出“美”来予以赞赏。而自己当初不也曾这样可笑过吗？不要光笑别人，还须忏悔自己。如再复所说：奴性不仅进入心理，还进入生理，进入潜意识。这是我们曾经共有的故事。

   再复习惯地凝聚一下眉头，深沉地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实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揭示的共同关系的结果，也就是共同犯罪。是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荒诞的时代。”

   菲亚叫我们吃早饭，只好暂停了这场极为有趣的谈话。

  早饭后，再复开车带我去他所任教的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参观，整齐、敦实的楼房，清洁、静谧的图书馆，和善、文雅的管理员，而且地处高原，温度适中，不冷不热，虽值盛夏，却凉爽宜人，真是做学问的好去处。

然后，再复又开车上了山。在科罗拉多气象研究所附近的山腰上俯瞰整个大学城。他说这个小城叫波德(Boulder)，英语是石头城的意思。共十万人，科罗拉多大学就占三万五千。所以全城基本上就是大学里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市民都主张保持小城本真的古朴，反对建高楼。每年市政府征求市民意见，问是否开发时，大家都回答：NO！塞林格(J.D.Salinger)写过一部名著，叫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再复则借题写了《小城的守望者》，说波德(Boulder)居民保守而很有远见，他们就是要守住小城的自然风貌，守住小城的人际温馨，不让浮嚣吞没，但又拥有全部现代化的成果。正是这种小城、小镇，能够有效地调节资本主义的人欲横流。

   我向山下望去，只见恢宏、旷远的高原朝着天际间伸展开去，只是北边的一小片绿树丛中掩映着大学城的红色楼房。真乃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感叹地说：“这就是大自然的本真状态。”

   再复肯定地说：“这也是一种复归，复归于朴，复归于简易，复归于自然，扬弃浮华，扬弃摩天大楼的压迫，扬弃机械财富对人的异化，在现代化俗气泡沫中保持一点古典气息，反而很有价值。走向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倒是‘返回古典’的思路保留了社会的诗意。”然后，再复又由社会谈到人，说：“现代人也应有‘复归于朴’的意识，不仅是回归于简朴的生活，更重要的应是回归于质朴的内心。也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有了权力、财富、名声之后，回归于质朴的内心很难，很难于‘诗意地栖居’。人多半是风气中人，潮流中人。”

   我接着说：“是的。人往往很容易做权力、财富、名声这类虚构物的奴隶。尤其是文人，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评论自己。有时则干脆自我吹嘘，或者找别人帮助吹嘘。听到好话就飘飘然，听到批评就恼羞成怒，不是欲置批评者于死地，就是自己自暴自弃。这其实是为了别人的看法而活，活在他人的评说中，被虚构的幻象所奴役。实际上，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会因不虞之誉而增一分，也不会因求全之毁而减一厘。冲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才能达到不受奴役的自由境界。”

再复说：“对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完全回到个体独立的状态’，实现了人格独立。”

   我说：“也就是你在《红楼梦悟》中对林黛玉所说‘无立足境，是方干净’这八个字的解读：‘一切都求诸自己那含有佛性的干净之心，一切都仰仗于自性的开掘’，‘彻底的依靠自身力量攀登人格巅峰’。照我理解，熊十力所说的‘无所依傍’、‘孤冷到极处’，方能与世相合，也与此意相通。”

再复说：“‘无立足境，是方干净。’这八个字才是《红楼梦》的精神内核和最高哲学境界。曹雪芹把慧能的自性本体论推向极致。”

我说：“是的。那么，延伸到社会问题上，政府也应该只是进行管理，让人民在民主与法制的规范中自由自主地生活。不仅生活上自由，精神上尤其需要自由。因为精神问题只能用精神解决，靠压制和暴力是解决不了精神问题的。思想是压制不了的。像中国‘文革’时期那样，实行全面专政，结果是适得其反。我记得，那时连街道老太太也要参加阶级斗争，斗私批修，挖防空洞。不服从就实行群众专政，使人民不得安生。我的极其老实忠厚的老母亲，就是这样被折腾死的。……”

   山风拂来，我们都陷入深深的沉思……

山中

   山里的风光更美。第二天阴雨待在家里，第三天一放晴，再复和菲亚就开车带我到山里去。

路极平坦。汽车开在这样的山路上舒服极了，没有一丝颠簸，平稳地向前直进。青苍的树丛和赭黄的山石向后边流去，平展的大路在蓝天白云下面朝着前边的山峰延伸。不像在山中行驶，倒宛如在明镜般的平湖上行船
   再复说：“就是半夜在这山路上开车也没事的。”

   菲亚提醒我：“看，旁边山涧下的溪流多清多美！”

   我朝山路边上望去，见山下一条清彻的溪水在向下奔流，激起翡翠般的青绿的水花。与山间青翠的松枝相映照，颇有情趣。

   再复说：“这是洛矶山顶的千秋雪融化而成的。”

   是的。因为是雪水，所以才那样纯洁、晶滢。

   再往前，溪流变成了一道瀑布，从一片湖泊边上倒悬而下。湖面很平，碧绿如染。绿水与青山腰上的绿树融为一片绿雾，笼罩着几处红砖洋房，好像是什么人的别墅。

   我叹道：“如果能在这里有座房子，悄然隐居，就太美了！”

   再复和菲亚都笑了，以为我是痴人说梦。

   驶过湖泊，来到一片平地，有几排房子。再复说这是一个小镇，可以停车看看，就在十字路口左前方的空场上停下来。

   房子很简易，却很美观，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原来是旅游商店。走进一家，见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色石头。再复说因为这里是石头城，所以生产各种各样的石头手工艺品。有磨制的盘、碗、烟碟、健身球，也有藕荷色的色彩斑斓的水晶石，还有珍贵的鸟化石。

   从商店出来，重又上车，直奔这次山中行的目的地----赌城。

再复介绍说：“那里原来是一座金矿，报废后建了赌城。这是个小赌城，起注很低，主要是退休的老人来娱乐、休闲。这是美国典型的世俗自由文化，有必要了解一下。”

   赌城到了。是峡谷中的一片童话世界般的楼房，我们走进一家。里面满是一排排的老虎机，五光十色，彩灯闪烁。菲亚在这里玩，我和再复则走出去了。再复说，七、八年前他还有“斗老虎”的欲望，现在欲望消解了，只爱山色，不爱物色。苏格拉底说过：人应当认识自己的欲望。在赌城山中，再复感到自己离欲望已经很远了。我们都属于一种“精神中人”。总在精神炼狱的深层苦苦熬炼，炼得“只剩下了思想的快乐”，向往简单的生活，对物质生活愈来愈失去感觉，离世俗世界越来越遥远，对精神却愈来愈敏感。我们之所以一见如故，以后数十年来，时间愈久，情谊愈深，就在于精神相通，思想相融相契。

   我们来到一家赌城的阳台上，望着外面的大马路和对面红褐色的山体断层，继续我们的精神对话。再复又从欲望谈到《金刚经》：“《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身体产生欲望，有欲望，才有各种烦恼与妄念，才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媚俗之相。所谓‘空’，就是去掉欲望和它所派生的各种妄念俗相而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对空最大的误解是以为空是空虚，不知‘空’恰恰是拒绝妄念遮蔽的内在智慧的充盈。有了‘空’，才有清明的意识。过去我们以为世界可以妄加改造，人可以作他人的救世主，其实这些都是妄念。清明的意识就是要放下这些妄念，真实地认知世界与认知自己，尤其是要认知人本身。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发疯，也非常容易消沉的生物。而禅宗，尤其是慧能，最能帮助我们赢得清明的意识。”

   我说：“我们实在是相融相契，不谋而合”。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大悟的时候，就想借鉴鲁迅的《病后杂谈》、《“题未定”草》写几篇较长的杂文。其中一篇题为《“人定胜天”质疑》，说的是人只是宇宙间一个很偶然、很渺小的存在，人是胜不了天的，只能顺应自然规律科学，发展自己的生存天地，而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和社会。如果强加的话，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后果不堪设想。”

    再复欣喜地说：“对啊！人绝不可以把自己当成是什么改造世界的救世主。”

    我说：“这就要改变我们的哲学，不是改造世界，而是顺应世界规律逐步改善人类的生活。一个好的哲学，能够拯救一个民族；一个坏的哲学，也能毁灭一个民族。这就是哲学的价值。”

    再复说：“所以我们要汲取六经中精华，融合出更加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哲学。《金刚经》就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我问：“《金刚经》不是产生于印度吗？”

    再复停了一下，接着说：“《金刚经》属大乘般若体系中的佛典，产生于印度，但因为它早在公元402年便由鸠摩罗什从梵文译为中文，一千六百年来在中国广泛流传，不仅中国化，而且中国心灵化，完全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血肉。而禅宗伟大的思想家慧能，则因闻他人诵读《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豁然开悟，投奔弘忍后又以《金刚经》为精神基点，把禅的思想推向顶峰，也才有深刻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坛经》。”

      我接着说：“慧能的确是中国精神史上的伟人。”

      再复欣然首肯：“慧能是个大思想家。他开创了没有逻辑、没有分析的思想的可能性。常人都说风动、幡动，他却发现是‘心动’。此一发现，如同晴空雷霆，力透金刚。慧能的人格力度，不是表现在‘造反’，而是表现在力透金刚的拒绝。高行健的戏剧代表作之一《八月雪》，其主人公便是慧能。他是个宗教领袖，但拒绝任何偶像崇拜；他名满天下之后，唐中宗、武则天请他入宫当‘大师’，更是拒绝。最后他甚至打碎传宗接代的衣钵。慧能很了不起，他拒绝进入任何政治框架，拒绝参与任何权力游戏。他的清明意识告诉他，一旦进入就会失去人间最为宝贵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八月雪》表现的正是人如何得大自由、大自在的真理。去年我在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讲《金刚经》、《六祖坛经》，就把这两者视为个体生命得大自在之经。”

科罗拉多的赌城竟然成了我听再复讲禅的课堂。

   晚上，菲亚与我们在餐厅会面。她竟赢了二百多美元，我玩笑道：“这是因为再复在赌城谈禅带来了好运。”

     吃过有名的免费牛排，已近黄昏，我们坐进车，再复又重开上了山路。不久就出了山，进入荒漠的高原。再复情不自禁吟诵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旷野

    夜里电话铃响，我惊醒后，听到隔壁再复起来接电话，就又睡去。翌日早晨，他关心地对我说：“梦阳，半夜吵醒了吧？真抱歉。是《南方周末》来电话，要登《我的六经》，编辑也不知道美国的时间正是半夜。”

    我知道再复的脾气，总怕对不起朋友，总是责问自己，便说：“哪里话，我睡觉很好，不怕吵的。”

    我走进他的房间，恰好《南方周末》来了传真，把清样传来了。他坐下仔细校核，又把另外一叠手稿交给我看，说：“这是《红楼悟语》新作一百则的前二十则，《万象》杂志这一期登，将分五期登完。”

    我为国内媒体纷纷刊登再复的文章由衷高兴，连连说：“国内读者会高兴的！”

    又看他的手稿，是再复独特的笔迹，刚劲、清晰、整齐。我原来想催促他学电脑。但看到他已经习惯了手写，进行得非常娴熟，又有传真机与媒体联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吃早饭时，嘱咐菲亚说：“一定要好好保存再复的手稿。将来会是宝贵的历史文物。”

    菲亚连声答应。

    我又叹道：“一用电脑。反倒存不下手稿了。”

    再复为李泽厚先生已回北京感到遗憾，我说看看李先生的房子也好。下午，再复就带我去了仅隔一条街的李家，留影纪念。

    我看着这条街，感叹道：“科罗拉多，洛矶山下，波德这个石头小城的这条小街，这相距一分钟的两所房子，会成为历史遗迹的。”

   是的。我有这样的信念：历史是公平的，中国思想史上一定会留下这两位大思想者的足迹。他们都在为中华民族，为全人类进行着历史的反思。他们不是智力游戏者，不是学术姿态表现者，而是有力量正视历史和现实生存状态，有力量跳出老思想框架，有力量诚实地认知时代的人。仁厚的天父地母赐给他们一个天缘地情，让他们住在一城，简化各种社会关系，得以沉浸于思索。

    再复说他经常和李泽厚先生一起，从这里出发，到前面的旷野散步对话。

    我说：“那么，你就带我也走一遭吧！”

    于是，我俩向旷野漫步而去。

    这真是空旷的原野，先是一大片绿草坪。碧绿碧绿的，有好几十公顷，像是把众多人家的绿草坪搬到这里，连在了一起。然后是一个小湖，南岸是一个狗公园，社区居民傍晚可以到这里遛狗，在湖边给狗洗澡；北岸是老年活动中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和桑那浴房。再过去就是广漠的荒原，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在荒草丛中有一条清冽澄碧的小溪，是雪山溪流的分支，在汩汩地流淌着。

再复走得很快，边走边说。说到兴头上时，肩头轻轻地耸动，两腿向前跃步，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他见我有些跟不上，才放慢了脚步，说：“你还是走得少，我们几乎是天天都这样走的。”

   我服气地说：“看来你身体比我好。六十六岁不戴花镜，牙齿也完整。我比你小四岁，今年六十二，眼睛却早就花了，牙齿也缺了一大半。都是因为缺少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锻练。”

    再复笑笑，把前额已经稀疏的黑发往脑后甩了一下，说道：“我不属于‘牙痛党’(鲁迅语)，也不属于眼花党，但属于散步党。在这条路上，和李泽厚散步了无数回，也倾听和讨论了无数回的思想史和美学史。泽厚兄是个很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与他相处十多年，我对中国思想史也娴熟于心了。”他又说，“我和李泽厚对话的第一集是《告别革命》，第二集是《返回古典》，还没有整理出来。《告别革命》书中早已说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必由之路，视为唯一圣物。”

    是的。从言谈中，我深切感到再复对鲁迅充满了敬意，对瞿秋白那样的为中国革命慷慨赴义的革命家，从内心里蕴含着深情。我们都认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20世纪中国最美最真的散文之一。他说自己成为共产党的领袖，是“犬耕”。总结出一条重大的精神教训：一个作家可以关心政治，但是不可以从政。一旦从政，就进入了“绞肉机”，不但改造不了世界，而且还绞杀了自己。我们应该铭记瞿秋白在最后一息时给我们这么真挚的忠告。记住这种忠告，才可能有清明的意识。

    我们还不约而同地坚定认为：鲁迅不仅创造了全新的文体，而且他的思想与精神代表了一个大时代的深度。鲁迅没有过时，包括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至今也没有过时。他高举的人的旗帜，反奴性的旗帜，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应该永远在我们故国的天空中高高飘扬。

    再复又说：“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一条线索的历史，还是两条线索的历史？近代史应当要讲争取民族独立、民族革命的历史，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王朝统治的历史，但能不讲一百多年中国接受现代文明、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吗？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看其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讲的是‘实’，不是‘虚’，这恰恰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求实精神。以往人类的历史是否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暴力革命的历史？历史的主要脉络是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的变革，还是暴力革命？我和李泽厚认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些瞬间，一些短暂时期，主要的脉络应是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出现阶级利益冲突，包括世界秩序冲突时，现在仍有这种冲突，如贫富悬殊不均的冲突，那么，面对矛盾冲突，应采取什么解决办法？是把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作为‘第一优先’的选择，还是把阶级协调、改良改革作为第一选择。我们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能通过协商、调和、妥协的办法解决，总是比火与剑的大规模的流血办法好。”他又说，“思想者与知识人注定是世界公民，天职是为人类服务，为最广大的生命着想。《告别革命》是我们个人心灵的苦汁，但包含着对人类最深的挚爱，当然也包含着对故国同胞最真挚的爱。”

    再复讲得的很激动。停了一会儿，他又悠缓地说道：“现在我已经不大愿意重复这些话题，更不愿反驳有些人的所谓批判。因为我们的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些人没有看《告别革命》这本书，只是看了书皮，看了‘告别革命’四个字，心情就紧张起来，批判起来了。所以就请他们去看我们的书吧，我们还要研究进一步的课题。”

   我说：“是的。我细读了你的新著《红楼梦悟》，感到你所提炼的‘大观’二字就大有文章可做。”

   再复兴奋地说：“对啊！《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的‘大观’二字极有意思。有‘大观’的视角，才有清明的眼睛，清醒的意识。党派的、集团的视角都属小观的视角。争论来争论去，总也辩不清。但如果以‘大观’的眼光去看，用《红楼梦》里的‘天眼’、‘佛眼’、‘慧眼’去看这个世界，就会有新思路、大思路。在西方校园里流行的德里达等，也是小思路。没有大观的眼睛，只有智力游戏。后现代主义，只讲破坏，不讲建树，归根结蒂，也是小观、小知。”

   我说：“是的。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的眼界。我后面所要写的三种版本的鲁迅传和《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就是要以大观的视角，清明的眼睛，清醒的意识，来反观鲁迅和他的时代以及百年来对鲁迅的认知史。”

   再复说：“当我们以大观的眼睛看世界时，就会觉得一个人，不管是谁，都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是到地球上走一遭。因此，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或者处在怎样艰难的境遇中，都会报以平常心。”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再复《独语天涯》中的一段振聋发聩的话：“既然死已确定，那么生就该面对将死必死而选择而思索而奋斗，既然形体化为灰烬已确定，那么未成灰烬之前就该尽情燃烧尽情创造尽情放射光明，既然最后要永远躺下永远睡着永远沉默在坟里，那么此时就该站着醒着坦然地歌哭着。见到暴虐就该抗争，见到妖魔就该诅咒，可不能在死前就躺着睡着跪着和让心性枯萎着。”

又见晚霞

   我们在旷野上漫步、畅谈，谈人生，说历史，讲《红楼梦》，讲如何走出老题目、老框架，无所不及。苍穹在上，大地在下，我们体验到了一种大旷野精神和大宇宙意识。

    不远处传来了墨西哥人的唱歌声，我们意识到已经走得很远，天快黑了，连忙折身往回走。这时，西天边洛矶山脊上又出现了晚霞：橘红的云朵拥抱着一轮血红的夕阳，放射出神秘而柔和的金红的霞光，把云层染成不同的颜色：瑰红、黄红、红黄、金黄、淡黄、黄白……像一幅名贵的油画，一处天堂边上的仙境。

    晚霞之所以有比朝霞更美丽之处，就在于他成熟了，升华了……

2007年8月28日初稿、9月8日修订于美国圣路易斯女儿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