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天，在完成了《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以后，我在后记中表述了这样的心志:

    思想之乐，乃人生最大快乐。

    思想家之生活，乃人生最高境界。

    下面我紧接着说，我知道自己这一生是成不了思想家的，但是我“终生不渝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

    那么在当代，究竟谁能够称得上是思想家呢？我与钱理群兄不谋而合:“当今若论思想家，非王元化先生莫属。”所以我对元化先生神往已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报刊上一见到他的文章和关于他的介绍，就必定收藏；在书店里，一看到他的书，就必定购买。到现在，所收他的资料已经有一大摞；他的书，也排一长列了。遗憾的是未曾拜会，不能面聆指教，想也想过，但总觉得难以企及。

    这个机会终于有了。2006年10月，夏中义教授邀我到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讲学。电话中做时间安排时说:“王元化先生知道你要来上海，希望见见你。不知意下如何？”

    一时间，我“受宠若惊”得几乎不知所措了，连忙说:“这是我多年所向往的。”

    这样，我就在10月25日上午和中义先生一起来到了元化先生的上海寓所。

    元化先生已经86岁高龄，正在里屋床上休息，一听说我们来到，立即起来，在助手搀扶下走向客厅。这时，我忽觉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了一尊铜铸的塑像——脸庞棱角分明，透出鲜明的个性；眼睛很大，睁得很圆，目光深邃，富有穿透力。虽然显得苍老，却雍容儒雅而又英气逼人，让人感到这是一位思想家型的学者，又是一位学者型的思想家。思想因学术而充实，学术因思想而灵动。我赶忙迎上去，和他握手，又感到他的手很柔软，充满了亲和力。恍然间，就觉得与他的心靠在一起了，宛如相知多年的亲人。

    我捧着《中国文库》版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六册，送给他。他郑重地接过，从助手那里拿过一本《九十年代反思录》送给我。我连忙从提包里掏出同样的一本，说:“我早就买了，这次带来请您题字。”他摆摆手说:“你那本送给别人吧，我这本还是送给你。”说着，就俯下身签字，然后把签了刚劲题字的新书递给我。我又拿出早在1994年购买的《思辨随笔》，请他签字，他又摆摆手，从助手那里接过大开本的精装《思辨录》说:“这是全的，那本不全。”又签了字，递给我。

    坐下后，很快就进入主题。元化先生操着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板地说:

    “我觉得现在不大做刻苦的研究，喜欢说一个既定的观念，翻来翻去，说来说去，不肯去了解历史的实际情况。譬如关于文白之争，鲁迅说过对反对白话的人要用最黑暗最黑暗的咒语诅咒等很激烈的话，唐弢说如果看看当时的情景，知道当时反对白话的人说得更激烈，就会感到鲁迅骂得并不厉害了。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反对白话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激烈、恶毒，鲁迅的说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没有一点过激的呢？其实，当时主张白话的人，有很多的说法，像钱玄同就认为中国书不能看，中国人讲的话也坏透了，不准讲中国话，一律讲世界语，或者讲外语。这种主张实际上并不能说明白话都是合理的，像这样的论调几十年反复地讲，没有分析。我们尊重鲁迅，肯定五四的积极意义，但是不能没有分析，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把五四看成全是对的。这样，对鲁迅研究也好，对我们的思想的推进也好，不能够达到真正的科学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境界，使中国真正实现思想解放，不受任何传统的，包括古的，既定的，包括五四以来所形成的观念的束缚，做到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时代的民主应该以这个为最主要。五四时代的所谓民主，只是从西方传来的一个学说，并没有进行什么研究，是一个口号性的东西。民主应该遵守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少数服从多数，等等，搞得很混乱。人们都可以说自己所认为的民主，千奇百怪，什么都有，真正的民主有多少，恐怕不多。中国很缺乏这种切实的研究。我并不是主张做驼鸟，钻故纸堆，有人这样骂我，要是中国再不把我们急于要实现的理想的东西，从‘意图伦理’的观念上的拥护，变成我们血肉的东西，我们中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鲁迅说过他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煮自己的肉的’，是解剖自己的。我们研究鲁迅缺乏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能像鲁迅所号召的那样切切实实地做学问？不是仅仅喊口号。……很希望张先生你能够把对五四和鲁迅的研究，从一种在既定的观念里面转，在原来的同一版图里不断地延伸，转换为真正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把五四的各方面的东西更扎实地深入下去。鲁迅研究不是对鲁迅先生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国家整个的有关系，假使我们能够从他那里总结出很多现实的东西，包括教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满脑子都是原来的固定的想法，或者小学教科书上来的，或者是老师灌输的，或者朋友当中议论的，而是如启蒙运动那样用理性去衡量一切，把一切，不管是什么东西，涉及到谁，放在理性的法庭上衡量——如果做到这点，我就觉得中国的学术有希望了。”

    我重复道:“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去衡量。但是非常难啊！”

    中义先生说道:“只能说对整个民族不行，但是对个别学人可以尝试。”

    我们又对当前人文精神的没落，人的素质的下降而忧心。元化先生说道:“我常常引鲁迅的一句话。抗战前夕，鲁迅在这风雨飘摇、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秋，说他只有一支笔，五分钱卖来的，叫做‘金不换’。他就靠这支笔来为中国工作。我们现在如能把独立精神引到鲁迅研究中来，用我们的笔来写作，就很好了。”

    我连连称是，感到就是要以元化先生所说的那种“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去衡量”的精神，潜心写作三种版本的鲁迅传。元化先生作为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在启悟我们从思维模式上进行反思，以新的科学的思维去进行研究。

    转眼间已近正午，为了照顾元化先生的健康，我和中义与他合影后即起身告辞。出来后，我想起中义兄在《王元化襟怀解读》尾声中说的一段话:“王元化其实已经成了一尊既融入历史，但仍在我们身边呼吸、行走、敢言敢怒，沉潜而不失英锐，雍容而不失激烈的活的铜像。”

    是的。元化先生是一尊活的铜像，一尊思想家的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