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刘再复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081e90102dxpo.html

 一九〇八年，二十七岁的青年鲁迅就表现出他的思想天才，在《河南》月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此文传至今天，时间已过一百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历史证明，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人类大选择的偏差所作的批评，是多么准确，他在这篇文章中所作的严重警告和伟大呼吁是多么及时，多么重要，以至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人，重读之后仍然激动不已，觉得鲁迅的言论，真是击中时代的要害。

    所谓“文化偏至”，乃是文化偏差、文化偏颇，也可称作“文化偏执”。鲁迅这里所指的文化，不是小文化，而是大文化，即覆盖全球的大文化倾向、大文明倾向，其中既包括物质性的工艺技术层面，也包括精神性的灵魂、思想心理层面。鲁迅的文章写于二十世纪初，他既是对十九世纪的总结，又是对二十世纪的预言。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说：当今的世界的大文化倾向出问题了。整个世界是重“物”不重“人”，重“外”不重“内”（心灵），重物质不重精神。也就是说，地球向物质倾斜了，人间恶质化了。鲁迅用极其鲜明的语言说：“……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盖昭，诸凡事物化，无不质化（此处的质是指物质，不是指质量——引者），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而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鲁迅虽用文言文，但意思极明确，判断极坚定。他认为十九世纪的根本弊端在于整个人类“唯物质世界是趋”，而对于“精神”，却舍之不顾。针对这一历史偏颇，他大声呼吁：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以兴起。

    鲁迅作为热诚的爱国者，他甚至为中国想出了出路，这一出路，便是“掊物质而张灵明”,靠“人”而兴邦，欲要“立国”，必先“立人”。而要立人，则要先立“灵明”，即振作精神、重构灵魂。鲁迅所以弃医学文，选择医治国民劣根性为自己的天职，显然与他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大文化偏差有关。

    重读《文化偏至论》，我真读得内心蹦蹦直跳，觉得鲁迅所批评的十九世纪弊端在二十世纪不仅没有得到克服，而且愈演愈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更是物质主义席卷全球，“旨趣流于平庸”的现象覆盖一切。人类从来也没有这样物质化过，也没有这样庸俗化过。倘若鲁迅还在世，他看到当下世界的“全球化”所派生的物质化与庸俗化，不知会作何感慨。

    当然，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的“文化偏至”，其内涵还是有所不同。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之后，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大现象，或者说是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大倾斜。二十世纪在地球向物质倾斜的总趋势之下，更具体地表现为向技术倾斜，向机器倾斜，向工具理性倾斜。当下的“人”，更不像“人”，它已不是灵明主体，而是模式化客体，即机器的奴隶，电脑的附件，广告的材料，金钱的人质，市场的砝码、权力的附庸等。除此之外，二十世纪的工具理性充分发展，确有成就，但是工具理性却排斥压倒了价值理性，技术的高、精、尖，吞食了心灵的真、善、美。现在人类的童年已经缩短，孩子们面对的是严酷的竞争和技术的压力。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人类儿童赢得了机器，却丢了星辰、月亮、山脉、江河以至整个大自然。孩子们和机器的关系已大于和自然的关系也大于和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战。

    孩子是整个人类状况的信息。如果鲁迅在世，他也许又要呐喊一声“救救孩子”，而我们最好是重温一下鲁迅《文化偏至论》中关于重“明灵”的伟大呼吁，在物质的大斜坡上救救自己。

选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