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六则）

 
    近来，在多个散点上，我思考了某些历史人物的命运和作用。他们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机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作为。维新乎？守旧乎？改良乎？革命乎？各种主义纷纷登场，各类主张齐齐亮相，结果却弄成了一个大而又大的烂摊子，一度折腾到生灵涂炭、精神窒息的地步。为什么总是事与愿违？究竟是谁在暗地里导演这场傀儡戏？到底是怎样的环境、气候使几代中国人的努力化为梦幻泡影？这样一路思考下来，许多散点聚为平面，若干平面又撑成立体。但仍有一些思考未能顺利转化为文字。

    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并不节省工夫，却能得到一些别处得不到的奖赏。哪怕只是会心一笑，或长舒一口气，也足够了。

  

一、晚清的补天者

  后人研究和对待历史人物，应该有三个基本要求：其一，历史观站得住脚；其二，态度足够宽容；其三，须尝试将自己代入某个特定的时期。倘若研究者的历史观左偏右倒，态度横蛮粗暴，完全不能设身处地，那么历史人物所遭受的误解、薄待和恶攻终将反射到现实中来。类似的悲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反复上演，穷极变态。

  2011年春，我和几位作家去长沙县跳马乡白竹村拜谒左宗棠墓，这座墓园原本规模宏大，清代封侯的一品高官理应运标配的石兽、阡表、祭台、墓志铭应有尽有。文革时，红卫兵用烈性炸药强行轰开墓庐，斫棺抛骨，狼藉之至。多年前，官方将墓庐草草修复，面貌寒伧而格局湫隘。1996年，左宗棠墓才挂牌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许多补葺修理的地方相当刺眼，文物管理单位弃石材而用水泥，工艺全不讲究。“全国百强县”怎会差钱缺钱？所差所缺的乃是对先贤最起码的尊崇敬重的态度。

  同行的一位老作家围绕墓地走了两圈，然后当众发表高见，左宗棠在文革中惨遭奇祸乃是罪有应得。他说：

  “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他与曾国藩都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死后竟然占据着这么大一块风水宝地，还要重点保护，真是不公平。现在长沙的普通陵园每平米都已经标价上万元，一个骨灰盒放进去都叫鬼挤鬼，哪有这样宽敞舒适！”

  此公的历史观显然是极左的，但吊诡得很，他并不偏袒姓左的墓主人，这就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了。且不说左宗棠晚年入疆平叛，捍卫了祖国的金瓯完整，单说他镇压太平军，也不应妄加谴责。太平军横扫南方诸省，致使半个中国民生凋敝，工商业多被削弱，文化教育饱受摧残，名胜古迹惨遭破坏，如果谁称它为“进步力量”的话，世间就真没有什么不进步的力量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持全盘否定的观点，他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的结论毫不客气：“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转引自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后记》）马克思的历史观并未给极左分子一丁点安慰和支持，这说明，对待历史采取任何庸俗的实用主义态度，迟早会捉襟见肘，无地自容。

  近代以来，内忧不绝，外患频仍，清王朝风雨飘摇，江河日下。面对这种乱局和困境，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力挽狂澜于既倒，平定东南，安靖西北，造成短暂的中兴局面。天下百姓渴望过上太平日子，犹如大旱之望甘霖，他们能够得到必要的喘息之机，有何不妥？

  在历史的各种随机选择中，几乎没有“好”和“次好”，通常只有“坏”和“更坏”，这种二选一的活动不可能令人惬意开心。清朝固然很坏，邪教组织太平天国则更坏，爱国者若无所施救，听任清朝灭亡，太平天国取而代之，百姓的生活会如何？水更深，火更热，洗脑更为彻底，自由更为匮乏，经济更加一团糟，刀俎在左，鼎镬在右，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止一次演示给世人看过。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以湘军动全麻手术，切除毒瘤，以洋务运动作调理，固本培元，虽然他们的努力暂时拯救了一个濒死的王朝，但并不足以使那个趋近衰竭的病体恢复壮健。曾国藩死后四十年，清王朝终于油尽灯灭。

  非此即彼的选择永远都是艰难的，你可以肆言抨击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反动立场”，扣帽子如同NBA明星的大灌篮，但实际效果则更具说服力：他们使政治、经济秩序乱而复理，文化、教育命脉断而复续，老百姓是不折不扣的受益者。因此两相比较，通情达理的时人和后人不选择这一“次坏”还真不行。我想，这也是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能够得到后世曲谅和赞赏的原因吧。


二、以血为荐

  位于长沙市中心的湖南烈士公园占地面积为118公顷，里面有山，有湖，有岛，有桥，春之杨柳，夏之芰荷，秋之菊桂，冬之梅兰，四季风物可观，是运动休闲的绝佳所在。家住公园旁，只要天公作美，我就会找出时间到里面慢跑或徐行。有一次，我在烈士塔附近盘桓，一个猝不及防的念头从脑海中激跳而出：“全国数百万名烈士若是在天有灵，在地有知，是不是依然认定自己当年‘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他疑问也许能得到工具书的驰援，这道难题却胜过哥德巴赫猜想，答案付之阙如。不管怎样，对于烈士（不管他们为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什么目标献出生命）我始终怀有敬意。毕竟偌大的地球上充斥着贪生怕死的活人，把“主义”、“理想”和“目标”当成幌子的多，真正愿意为之流血牺牲的总是极少数。

    我曾听一位老先生发表过高论：“你观察历史，不难发现，三种人最有可能成为烈士：第一种是愣头青，连深浅都没摸清楚，一个猛子就将脑袋扎爆在水底的石头上，这种人居多；第二种是愤青，连状况都没弄明白，一怒之下就赤裸着身子冲进虎穴狼窝，这种人次多；第三种是确确实实拿定了主意的猛士和认定了主义的志士，以身殉道而甘死如饴，这种人较少。”他还告诉我：“盛产烈士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大白天打灯笼也找不见烈士踪影的时代则是堕落的时代。”他的话究竟对不对？大家可以冷静研判，自由裁量。

    在中国近、现代，各个政治集团反复拉锯，斗得你死我活，因此烈士之多，难以计数。我们大致梳理一下，可以断定：这些烈士绝对不是怀疑主义者，他们坚信牺牲是有价值的，献祭是有意义的，这才会视死如归。也许你会说，谭嗣同太天真，居然坚信自己为变法而流血，可以唤醒蒙昧的国民；也许你会说，陈天华太单纯，居然认定自己蹈海而死能够使同盟会空前团结，同胞不再“放纵卑鄙”；也许你会说，秋瑾太轻率，居然以卵击石，仅凭大通学堂的那几支教学用枪就想起事；也许你会说，邵飘萍、林白水太莽撞，居然去捏军阀的痛处，揭强梁的阴私，以此张扬社会正义；也许你会说，闻一多太愤激，居然骂蒋石为“王八蛋”，骂得固然痛快淋漓，但死得未免太冤枉。我想，他们就是鲁迅先生所称赞的“硬气的傻子”，明知前方是火海也要跳，是刀山也要闯，是绞架也要骂。这就说明，做烈士至少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硬”，二是“傻”。在芸芸众生中，往往是硬气的人不够傻气，傻气的人不够硬气，那么能够造就烈士的“特种钢”就不可多得。

    李敖曾在文章中表态，他赞赏梁启超的“走”，不赞赏谭嗣同的“留”，他认为志士只有走了，好好地活着，才能够实现理想，创造功业，一瞑不复视则万事皆休。对此观点我表示认同，但也有所保留。近代以来，爱国志士的血不是流得太少了，而是流得太多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这仍是乐观的情形，有时他们的血流到了沙漠中，流到了阴沟里，这无疑是莫大的悲哀。那些幸存的志士则往往被荣华富贵改造得面目全非，汪精卫年轻时没能做成烈士，晚年却蜕变为汉奸，这个例子太典型了。某些志士侥幸活着，由爱国转而爱权、爱利、爱名、爱女色，不再信奉昔日信奉的主义，他们就像上市公司的老总，将伟大的理想全部套现，变成了个人的奢侈受用。

    倘若烈士真的在天有灵，在地有知，也许他们的失望要远远大过快慰。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梦想的是海市蜃楼，而看到却是蝇营狗苟，二者之间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我们敬仰烈士，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上，意义不大，若能汲取他们的精神气质，更硬一点，更傻一点，才会多长点出息。这个世界上何时何地缺少过软骨的聪明人？倒是一直匮乏硬气的傻子。

    有一个遗憾显而易见，却无法解决，那就是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将我的想法拿去向诸位烈士求证，究竟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待商榷的。

 

三、佯狂与真狂

    古义的“狂”与今义的“狂”有些不同。古义有六条，除去“狗发疯”和“通‘诳’，欺骗”外，其它四义（放荡，不受拘束；狂妄；急躁；气势猛烈）与今义大致吻合，但今义以“精神失常”替代了古义“急躁”。这里所强调的“佯狂”和“真狂”，盖混合古义今义而用之。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人大言独行，尽管不合儒家的中庸法度，但他们既有是非标准，又有进取目标，仍是孔子较为肯定的一类人。

  两千五百年前，楚国的狂人接舆路遇孔子而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听毕凤歌，赶紧下车，想与这位楚国歌者攀谈数句，切磋一番。接舆却并不待见他，扬长而去。

  楚狂人接舆看透了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世道凌夷，他认为孔子周游列国，不辞劳顿，不畏艰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是不识时务，太过偏执，令他笑喷。他以怜悯的语调称孔子为“衰凤”，说，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者都不可救药了，你又何必弄得一身臭汗，两眼晕黑？从前犯傻就算了，现在醒悟还不迟。孔子身在困境，内心寂寞如沙，遇此高人而未能接谈，想必惆怅万分。

  接舆并非真狂人，他有所不为，却无意进取，是不折不扣的狷者。此类高士寡欲洁身，虽无益于治乱，却同样弥足珍贵，不可多得。

  中国近、现代，内乱如粥，外忧若焚，狂士得罅隙而游刃，机会良多，磕碰亦良多，彼辈愤恨现实，构筑梦想，虽卷刃而无所惧，虽折戟而无所惜。国家存亡，文化绝续，真理通塞，主义抑扬，莫不刺激其心，奋厉其志。

  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西牢获释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讲过一段遐迩流传的“疯”话：“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演讲快结束时，他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章太炎将“狂者进取”的古义发挥到了极致。清末时，他公然辱骂光绪皇帝为“小丑”，鄙视慈禧太后为“先帝一遗妾”，民国时期他冲击总统府，专寻袁世凯的晦气。名师出高徒，章太炎的弟子多为狂生。黄侃目高于顶，饱览古书则“八部书外皆狗屁”，轻视今人则“胡适之辈不过尔尔”。刘文典自谓天下懂庄子者仅有两个半人，其一为庄子本人，其二为刘文典，另外半个解人则尚未出生，他当面怒骂蒋介石为“新军阀”，颇有祢衡击鼓骂曹的冲天胆气。章太炎和章门弟子既有狂者的充足本钱，又有狂者的高明演技，尽管屡屡伤害到敌手，甚至殃及池鱼，但以其大才智、真性情取胜，因此能够博得世人的曲谅和欣赏。

  清代才子汤鹏狂名满天下，他说：“狂者之志，有进无退也。”龚自珍的狂，是“狂来说剑”的狂，一个“说”字，将书生底细泄露无遗。辜鸿铭的狂，在胡适看来，是“立异以为高”的狂，对付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招法很管用。梁漱溟的狂，在冯友兰看来，则是“一代直声”，为农民说话，公然顶撞祖龙，非大仁者、大勇者莫能办。他们的狂法不同，内里的精气神则贯通如一：要开心颜，决不摧眉折腰；只说人话，哪肯俯首帖耳。

  在一个腥膻腐恶更吃香的社会，狂人是烈酒，是胡椒，是芥末，没有他们，那些“佳肴”将难以下咽。在一个池塘丘垤更待见的地方，狂人是江流，是岳峙，是云飞，没有他们，那些“美景”将不堪寓目。


四、名士和高僧

  在中国，“名士风流”这四个字似乎含有褒赞的意思，其实未必尽然。

  清代著名朴学家段玉裁教诲外孙龚自珍，以告诫居多，他有句名言值得我们留意：“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很显然，在段玉裁看来，龚自珍做名儒和名臣要远远好过做名士，因为名儒被读书人敬若神明，名臣被皇帝爷倚为股肱，都有好果子吃。名士衣褐怀宝，张扬个性，炫耀才华，常在醇酒美人间周旋，快活固然快活，但会招忌惹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名臣斥责名士。清末大诗人易顺鼎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三个月，因为反对“裁绿营，停边饷”触怒两广总督岑春煊，被后者定性为“荒唐”，斥骂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于国无用），痛加参劾。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性格决定命运，龚自珍、易顺鼎更乐意做名士，入不了名儒和名臣的队列，丝毫不以为憾。他们在“恣肆”二字上下足工夫，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呼卢喝雉，情及倡优，放浪形骸，自足快意。这种名士若走向极端，就会披猖无忌，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蹈于死地而不旋踵。叶德辉在长沙做街霸，养小白脸，包娼包赌，辱骂维新人士皮锡瑞、熊希龄和革命家黄兴，甚至写对联詈骂共产党的农会会员是“一班杂种”和“六畜成群”，这个“高难度动作”直接断送了他的那条老命。

  还有一种高蹈远举的名士，他们傲岸狷洁，与高官巨贾打交道，词气亦不肯屈折半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们念此口诀，严守底线。王闿运与曾国藩、左宗棠交往，虽礼貌端端，但无一言谀之，无一颜媚之。他在书信中大言不惭地责备这两位当朝大佬一个是“收人材不求人材”，另一个是“用人材不求人材”，而他身居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之必不治也”。王闿运受命（也笑纳了丰厚的润笔费）著《湘军志》，却不肯为豪强之辈隐恶遮丑，最终闹到此书毁版的程度，几乎饱尝那些老将恶狠狠的拳头。由此可见王闿运既有名士之气，亦有董狐之风。迄至耄耋之龄，他被弟子杨度哄到北京，出任国史馆长，袁世凯意欲称帝，想要仰仗于国内耆宿。王翁一看此枭成色太差，立刻挂印南归，险保晚节。王闿运学问好，诗文不赖，平生交游遍天下，《湘绮楼日记》中笑料奇多，他抄书给出嫁的女儿填奁，最是可爱。

  近代以来，名士多于过江之鲫，高僧从名士中化脱而出者亦不乏其人。弘一法师（李叔同）、曼殊上人（苏曼殊）和八指头陀（释敬安）颇为世人所称道。未出家前，李叔同是百分之百的名士，“二十文章惊海内”，绝不是王婆卖瓜，北里名妓为之倾心，南都才子与之结社。一旦禅心开悟，即尽弃人间浮名虚誉，虔诚剃度，皈依三宝，文艺名士终成律宗高僧。苏曼殊身世畸零，少年出家，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彷徨未定，他爱国可以舍命，爱美人爱美食同样可以舍命，这位“兵火头陀”“革命和尚”实则是一位孩子气十足的名士，他自称“天下第一伤心词客”，伤心是因为他在爱情的神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愿望无法实现，心魔难以降服。八指头陀是苦修苦行的高僧，为了奉佛，他在佛像前的长明灯上烧断两根手指，但他最值得称道的却是学诗。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的放牛娃，到了庙里，数年间即成为著名的诗僧，与王闿运、杨度、易顺鼎这些大名家唱和，其白梅诗堪称近代诗坛一绝。“诗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八指头陀的诗就是佛法，他的佛法就是诗，诗禅一味，很可能这是上天有意成全他。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杨杏佛在上海中国公学演讲，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演变归纳为“三士论”：年轻时，心忧天下，是志士；壮年时，有了声誉地位，是名士；到了晚年，吃斋念佛，是居士。表面看去，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倾其所有，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才华，其实百念俱废，一事无成。“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这副联语不仅变成了某些大人物的遮羞布，而且变成了他们的免战牌，将它堂而皇之地挂在家门口，众人就得朝它焚香叩头，赞叹之不足则歆羡之，歆羡之不足则膜拜之。要知道，在龙钟古国里，集志士、名士、居士于一身的皤然老叟必定被尊崇为“国宝”和“人瑞”。

  名士高僧，参差多样，未可一概而论。但也有其共同点：名士的成色越足，则底气越足；高僧的天机越深，则道行越深。这个结论大致是不错的。


五、湖南三杰

    自打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率领湖湘子弟，镇压太平天国，博得显赫功名，作出标准示范之后，湖南蛮子要出人头地，光耀自家门楣，莫不将从政、从戎视为通途捷径，从商、从文之路风险可控，反而其迹如扫，乏人问津。彼时湖湘人才为天下所乐用，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政，乃是举国公认的事实，并非湖南蛮子关起门来的自我吹嘘。

  民国元勋，以湘人、粤人、浙人、闽人、川人为最夥，湘人“敢扎硬寨，敢打死仗”，弋获勇名，尤称籍籍。黄兴、蔡锷、宋教仁，乃是湖湘子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雄才伟略一世无几，正值盛年，竟尔殂谢，民国之损失，莫此为甚。

  黄兴这样的英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他无役不从，屡仆屡起，屡败屡战，长期出没在枪林弹雨中，虽九死其犹未悔，有人以“常败将军”的诨名耻笑他，他却反以为荣。手中的筹码那么少，取胜的几率微乎其微，他居然能够杀出血路，博得生天，这岂是掉舌清谈之辈可以做到的！黄兴身上最可贵的优点，并不是他斩将搴旗、勇冠三军的胆魄，而是他素以大局为重、能容天下难容之物的气量。若非他一再忍让，粤派与湘派之争势必会演变成同盟会中极可忧惧的内讧，导致革命党的分裂，孙中山的威信必将因此大打折扣。

  蔡锷是另类英雄，他特立独行，高飞远翥，不怕别人怀疑，也不怕别人误解。在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高张护国大旗，“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斩断帝制的盘根错节，搠翻袁世凯的妄想迷梦。蔡锷兼资文武，有民胞物与的情怀，以爱国为天职。他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注重军人的文化素质。他坚持“军人不党主义”的主张，移植欧美先进经验。他看好空军的前景，在病榻上仍然为中国军队的建设苦思良策。可叹将星永沉，一瞑而不复视。

  宋教仁是政治奇才，连他的头号劲敌袁世凯也承认“小宋最可怕”。他为国民党的建党出力尤多，对政党内阁的设计堪称完美，一旦切实运行，则猛虎入柙，毒蛇拔牙，袁世凯要想独裁专制，倒行逆施，将无所售其奸，无所用其力，中国的各种危局、乱局或许可以避免，民主宪政或许能够实现。然而宋教仁掉以轻心，对暴政的毒手黑枪疏于防范，在成功的前夜惨遭暗杀，几颗无情的铅弹就阻断了一条光明之路。中华民国失去了这位政治天才，若说是“百身莫赎”，未免言轻。

  对应“湖南三杰”——黄兴、蔡锷、宋教仁，熊希龄、杨度、章士钊均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有数的人物，他们瑕瑜互见，值得后之研究者仔细打量。

  熊希龄参与过戊戌维新，出任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他主持的名流内阁曾风光一时。然而这位以精明著称、极善理财的熊凤凰竟栽倒在袁世凯设下的圈套和陷阱中，其政治生涯以脆败而收场。暮晚时分，熊希龄倾尽个人财力，创办香山慈幼院，将慈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华丽的转身和最漂亮的收官。

  杨度早年满腔热血，仗义慕侠，作《湖南少年歌》，高呼“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中年他误入歧途，将帝王学奉为金科玉律，固守君主立宪的主张。若谓之遇人不淑，未免太客气了。他为袁世凯称帝鼓与呼，居然坚信这位强梁中的强梁、猛人中的猛人能够将中国的老牛破车拽出烂泥潭，其后的轻举妄动（尤以组织筹安会为最丑陋）使他万劫不复，一失足成千古恨。急功近利乃腐心之药，他不幸中招了。

  章士钊参加革命更像是年轻人的孟浪行为。他在译著中自作主张，将孙文命名为“孙中山”。他精力旺盛，办过《甲寅》这样的“老虎刊物”。他骂过袁世凯，巴结过段祺瑞，在法庭上救助过陈独秀。他挤兑过白话文，打压过学生运动，却又帮助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文革期间，他出版过大部头的《柳文指要》，怎么看都是不合时宜。倘若没有毛泽东出面庇护，他在政治风暴中将很难独全其身。章士钊遇大事必败，但他始终保持着古遗直的精神风范，他身上的名士色彩最为驳杂斑斓。

  湖南人以血性著称，但其理性自能调和，在政治未上轨道的黑暗时期，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有的是做无用功，有的则给中国带来了关键的改变。湖南的先贤爱国出自天性，只不过他们的表现方式迥然不同，实际效果相差甚远，有的赢得了荣誉，有的则背上了骂名。

 

六、歧路亡羊

    一个人一生中可能会多次面临精神困境，眼前无路可走是一种，眼前歧路纷出则是另一种。这两种精神困境都令人彷徨和苦闷。

  在中国近、现代，知识精英几乎都曾在这两种精神困境中遭遇过鬼打墙，有的最终找到了出路，或自以为找准了出路，有的则在那条“山阴道”上走到两眼晕黑，直至失足坠入深不可测的渊谷，万劫不复，但也有人历尽劫波，实现了自我救赎。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组织强学会，都是为维新变法作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干部储备。他以素王自视，国人则以命世之大儒待之。他若抓紧时机，看清形势，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社会力量，顺乎天而应乎人，戊戌变法又何至于百日夭亡？他玩小臣架空术，挟天子以令诸侯，癫狂操切，疏远中间派，激怒满朝文武，甚至异想天开，罔顾实力对比，企图发动宫廷政变，不偾事，不败事，才真叫奇怪了。康有为逃至海外，利用华侨的同情心，大肆敛财，他允诺资助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却食言自肥，致使二十多位同志白白牺牲。十七年后，康有为罔顾人心向背，支持张勋复辟，连他的大弟子梁启超都看不过眼，骂他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在清朝末期，康有为确实抓到过一手空前绝后的好牌，却打得极烂，输个精光，很难令人同情。

  刘师培是另一种典型，他有出众的天资和学问，少年成才，得到过章太炎的赏识。他在日本改名光汉，以“光复汉室”的抱负骄人，信奉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终因脚底无根，心中多欲，叛离同盟会，倒向清朝大臣端方的怀抱。端方在四川被杀后，刘师培于受惊之余，坐牢之后，并未吸取教训，后来又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做吹鼓手，弄个参政的头衔，享受官福，讲究排场。刘师培自甘堕落，有人为他脱责，将几笔烂账悉数归在他老婆何震名下，这很不公平。蔡元培曾致书吴稚晖，分析刘师培中途颠踬的原因，称他“确是老实，确是书呆”，“未免好用其所短”，甚至不惜用最好的善意猜测刘师培，他投靠端方是想效仿光汉子徐锡麟，先做卧底，再伺机起事。这纯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某些知识精英满腹经纶，书读得太多，结果脑袋不再是自己的了，刘师培就是这种典型。他走上歧路，是他的方向感太差，也是他的主见不明，被欲望穿了牛鼻子，精神已不得自由。

  周作人要做北平的隐士，要做儒家的叛徒，这样的想法原本不赖。抗战期间，隐士不肯挪窝尚可理解，叛徒要投靠日寇就令国人难以接受。他辩护自己出任伪职是受命做卧底，他的贡献则是保全了北大文学院和北平图书馆，救助了不少进步人士，但在很长时间内仅有寥寥数人愿意为他出具证词。周作人被日本文化所化甚至超过了被中国文化所化的程度，这朵“向日葵”不幸生活在那个中日交战的年代，尽管他没有作恶害人的主观故意，却与狼共舞，他走的歧路通向地狱。文革期间，周作人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他的遭遇和结果远比康有为、刘师培更为悲惨，他被定性为“文化汉奸”，乃是最难洗脱的耻辱黥印。

  冯友兰是一位儒者，他有可能成为大儒，也有可能成为犬儒。他具备做大儒的资质，也有追求天地境界的宏愿，但他的弱点是：在逆境中，在高压下，只能“顺着说”，从被动迎合到曲学阿世。在那个非理性的年代，知识精英被折磨成落水的凤凰不如鸡，这种悲剧见者有分。如果说文革的那条歧路是知识精英不得不走的绝路，冯友兰的遭遇就值得同情，可以原宥，毕竟他是在一台巨大的绞肉机中寻找保命的隙罅。他被迫做犬儒，宿命难逃，他不曾抗争，这固然令人遗憾，他没有自杀，则不应受到谴责。冯友兰可贵之处是在耄耋高龄重写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把被迫颠覆的观点扳正过来，把未曾表述过的思想作明确痛快的表达。

  真诚地忏悔和改过，这并不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习惯动作。他们歧路亡羊，丢失的可能是良知，是人格，是思想，也可能是机会，是成果，是名誉，不管是什么，真正的智者都应该像冯友兰那样，只要一息尚存，就实行自我救赎，尽可能将“亡羊”找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