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恭喜你获得九歌年度散文奖，愿意说一下“得奖感言”吗？

　　首先想到九歌，一个小出版社，可以这样抵抗外面翻天覆地的商业和政治漩涡，朴朴素素一路走来，多么令人敬重。因此这是一个特别“纯净”的奖，我觉得光荣。

　　和许多成名的文学同行不同，龙应台好像从来没得过什么奖。惟一得过的奖，是1997年的“年度最佳散文奖”，性质和九歌的奖竟然一样，却来自上海。

　　《紫藤庐》是为台北这个城市而写的。这个城市之于我当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我曾经将整个生命投注其中，用一种近乎粉身碎骨的执著和激情。离开刚好满一年，紫藤庐古迹因《紫藤庐》文章而传播海外，而我又回到重新“文艺复兴”的中山堂里接受九歌的盛意，感觉好像……好像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2.这是奖誉年度创作最优秀的散文家，请问散文创作对你这位痴迷的文化说梦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带着梦想前进时，它是我披荆斩棘的剑、照亮夜路的灯，使我不知畏惧到近乎愚笨地往前走。当我想后退时──现实的尘埃滚滚又常使我想后退想躲藏，它是我留着缝的逃生门、“仿佛若有光”的桃花源，使我宁静，使我从容。写作是一个内在大宇宙，使我可以温润地看待本质上悲苦无常的人生。

　　3.早年杨牧曾将中国近代散文分为小品、记述、寓言、抒情、议论、说理、杂文七类。如果请你为散文分类，你会如何分？如何看你自己的散文风格？

　　分类确实很困难，因为被界定为“抒情”体的往往蕴有“说理”，而被认为是“说理”的文章又可以“笔锋常带感情”。以古典散文来说，譬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抒”的是神鬼哭泣的大痛，但是“说”的又是深刻入骨的道理。它究竟是抒情还是说理呢？庄子的“寓言”

　　貌似“抒情”其实在“议论”。在中国的散文传统中，纯粹抒情的———以美文表达意境，属于少数，因为这种表达往往用诗歌更有效；多数，不论是“抒情”体还是“说理”体，其实还是在“说理”，有的选择气势磅薄，有的选择绵密细致。

　　我自己的散文，可能受今人影响少，得古人影响多。虽然用的是白话文，在风格上其实和古典散文是一脉相传的。在写作的逻辑感和修辞“策略”上，譬如说，我自觉和韩非、和苏轼是心灵相通的。

　　4.中文文学有十分壮丽的散文传统，西方如英国以培根为代表也发展出一个平易而不平淡的散文传统。散文体裁多样、笔锋各异，请问能否举出几位你欣赏的散文大家？

　　在中文作家里我欣赏韩非的冷峻，庄子的放肆，柳宗元的内敛，苏轼的舒展，张岱的清澈。外文作家里我觉得柏拉图才气纵横，尼采的文字有性格魅力，写《湖滨散记》的梭罗用文字创意境的本事很高。活着的作家里我欣赏德国的E nzensberger，可惜中文读者不太认识他。

　　5.《在紫藤庐和S tarbucks之间》这篇得奖作展现你对文化的情与识，透彻、犀利，正是龙应台散文本色。以这样的关切主题和行文风格来看，说你是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作家，你赞同吗？

　　如果你说的“知识分子”指的是教育水准较高的人，是的，我的读者比较多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人，不论是在海外或是台湾。但是，真正只为“知识分子”而写的，其实是学者；学者谈“全球化”、“现代化”

　　的著作不知有多少，但读者大多局限于学术圈内的研究者。相形之下，我的文章反而是为“普罗大众”写的；谈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关心的严肃议题，使用的媒介却是文学的语言。如果要打动学术围墙外面的人，文字的感染力是不可或缺的。而所谓文字的感染力或“煽动力”，不就是文学的魅力吗？

　　6.请谈谈你的散文创作观，有何古典理念？有何现代精神？

　　我写批评文章的时候，有几个“坚持”，第一是事实的掌握尽量完备，批评绝不超过事实范围，也就是以事实论断，但不做动机揣测。第二是对自己存疑，保留一个空间：会不会有一个我看不见的死角呢？第三是我自己必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我所高举的道德标准，必须是我自己做得到的，也就是言行的一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都是高标准。一个人往往要被测试了，被诱惑了，才知道自己的品格真正是什么。

　　这些原则我当然不见得做得到，但它至少是我在暗室中检验自己的标准。我常觉得，写虚构文类（譬如小说）的作者，是可以言行不一致的，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现实生活里可以是个委琐不堪的人，但是写杂文的作者不可以。

　　至于比较广义的散文，我觉得人们有两个误解，一个是以为说理的文章把道理说出来就好，另一个是以为抒情的文章把感觉抒发出来就是。前者忽视了散文对文字这门艺术的要求，后者忽视了散文对深刻的要求；深刻，可以是思想，可以是感情。

　　议论文章要成为散文，不能只有精辟的论点，见人之所未见，它一定要有文学的标准：逻辑的缜密、字句的精准通畅、结构的呼应关系、气势的拿捏、典故或意象的运用等等，也就是说整体文字的魅力，才是灵魂所在。再好的思想如果没有精炼的文字载体，亦即文采，也进不了散文的领域。

　　至于抒情文章，我没见过好的抒情文章是没有“洞见”的──让读者看见他之前看不见的东西：一阵美的悸动，一个瞬间的顿悟，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一个刹那间的发现。好的抒情散文绝不只是浮面的美文，它以作者感情或思想的深刻为读者带来“发现”，《赤壁赋》如此，《春夜宴桃李园序》也如此。

　　7.请谈谈你的生活美学，什么是你心中永恒的意象，什么是你渴望的探索？

　　40岁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懂历史；不懂得历史，怎么可能懂得现在？于是我开始探索历史，想从历史那个巨大的坐标里找到自己渺小的位置，张大了眼睛想看清楚。

　　51岁的时候，父亲过世，第一次经验至亲的人的死亡。我发现自己不懂死亡；不懂得死亡，怎么可能懂得生命？我才发现，面对深不可测的死亡，连一万年的历史也不过是一粒星尘。

　　那“永恒的意象”就是：我像一粒灰尘在无边无际无终结无起点的空旷里，张望意义。

　　8.最近台湾政治新闻里出现“教养”这一词汇，你愿不愿为广大民众稍加诠释？

　　啊，突然来一个“入世”的问题。让我从“空旷”里先回神过来。

　　在香港不太看台湾新闻，所以不知道政治新闻谈“教养”的意思。

　　在我的理解中，“教养”就是“有所不为”。有些价值，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核心价值，成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根本标准，不容许动摇，那么“再怎么野蛮”也不降低自己的标准，就是“教养”。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固然是教养，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也是。君子不欺暗室是教养，小民因为头上三尺有神明而自制，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教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是。“不以言举人”是教养，“不以言废人”也是。

　　“教养”指的是长时间培养出来的心中不灭的价值标准，作为行为的准则，低于这个标准的事情是宁死不做的。没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就可能为所欲为，降到最低也不为低，坏到最坏也不算坏。

　　9.担负过三年半的公职责任，对你的文学自我有没有影响？

　　有。它加深了我对“人”的认识。对“人”的认识是文学的本金。

　　10.在香港生活的情形如何？

　　很愉快。我带一班硕士学生，旁听的特别多。学生的文学程度不太高，但是很专心很用心地学。在台湾，我大概一年作一场演讲，在香港却平均一个月一次，希望为香港带来多一点人文的关怀吧。原来以为香港人市侩、势利、傲慢奸巧，来了之后发现香港人在复杂的表面下透着单纯与内敛，其实很可爱。

　　来到香港之后，每天的电子信箱里都有各种邀约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上海、北京、南京、成都……发现一个文化的华文世界真的在形成中，而香港处于中心，像个枢纽，很有趣。

　　邀约很多，但我不常去。和14岁的华飞一起生活，打球、下棋、谈天下大事同时洗衣服煮饭拖地，享受做妈妈的幸福感。

　　仍旧有漂泊的感觉，但是暂时是在一只定了锚的小船上。（编辑：祝乃娟）